【譯按】1916年,列寧完成《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歸納出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包括:(一)生產和資本的高度集中造成壟斷性組織;(二)銀行和工業資本融合形成金融寡頭;(三)有別於商品輸出的資本輸出變得特別重要;(四)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國際壟斷同盟的形成;(五)資本主義大國已把世界上領土瓜分完畢。
一百多年過去,隨著諸如金磚國家(BRICS)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帝國主義國家的板塊有所變動了嗎?英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羅勃茲(Michael Roberts)從實證研究角度出發,將帝國主義的經濟面向定義為高技術先進國家對被支配國家持續且長期的剩餘價值佔有。羅勃茲首先指出,從列寧提出帝國主義一直到今日,帝國主義集團的成員基本上沒變,甚至從BRICS等發展中經濟體榨取的財富仍不斷增加。第二部分,羅勃茲置疑了近年由史密斯(John Smith)等學者主張「超級剝削」(super-exploitation)——將工資壓到勞動力價值以下——乃榨取剩餘價值的第三種機制、且是當代全球南方工人剩餘價值流向北方的主因。羅勃茲認為,富國更具生產力的技術以及窮國較高的剝削率,就足以解釋當前的剩餘價值移轉。
原文標題為"Further thoughts on 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於2024年4月23日刊載於作者的個人部落格,經作者同意授權中譯與刊登。
2021年,卡爾切迪(Guglielmo Carchedi)和我在《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現代帝國主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Modern Imperialism)的論文。該篇論文特別聚焦於帝國主義的經濟面向。我們將其定義為高技術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從低技術被支配國家轉移而來的,持續且長期的剩餘價值的淨佔有。我們確認了剩餘價值流向帝國主義國家的四個管道:貨幣的鑄幣稅、資本投資的所得流量、貿易中的不平等交換、以及匯率的變動。
我們並不否認帝國主義支配世界多數區域的其他面向,特別是軍事力量、對國際機構(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的政治控制、以及「國際外交」的力量。但在該文中我們專注於經濟面向,因為我們認為經濟是最終的決定因子,驅動了這些其他極其重要但被經濟所決定的特徵,例如軍事和政治宰制,以及文化和意識型態的優越地位。
在該文中,我們特別注意不平等交換的量化,即國際出口貿易中的剩餘價值移轉。我們在不平等交換的分析中使用了兩個變數:資本有機構成(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以及剝削率,我們測量了這兩個變數中哪個對不平等交換轉移的貢獻更為重要。
我們發現自二戰結束以來,帝國主義集團每年約有1%的GDP,是透過國際貿易從二十大工業國(G20)其餘的主要「發展中」經濟體轉移剩餘價值而來的;後者因為剩餘價值被轉移到帝國主義集團而失去約1%的GDP。而這些比例正在上升。
所得移轉的另一個主要部分,來自帝國主義集團在邊陲的資產投資(包括有形的和金融的)而佔有的利潤、利息、以及租金等國際流量。我們透過比較流向帝國主義集團與G20其他國家的利潤、利息、以及租金的流量淨額——IMF稱之為初次所得收入淨額(net primary credit income)——來衡量這個面向。
在這篇文章中,我決定首先比較七大工業國(G7)和金磚國家(BRICS)經濟體的初次所得收入流量總額,來更新經濟支配的這個面向。我剛查看了21世紀的年份。G7的總收入流量現在已經是BRICS的七倍之多。
我還發現,在把支出(即流出的所得)考慮進去後,淨流向甚至變得更嚴重。G7經濟體每年的所得流量淨額,約佔G7 GDP的0.5%。事實上,排行前五的帝國主義經濟體(G5)每年從這樣的流入淨額中,獲得驚人的GDP的1.7%。相反地,BRICS經濟體在流出淨額當中,每年失去GDP的1.2%。
如果你看G7和BRICS各國的所得流量淨額,過去二十年來最大的獲利者是持有大量國外資產的日本和英國——金融市場的食利中心。損失最大(佔GDP的比重)的BRICS是南非和俄羅斯。
現在,如果你將前述國際貿易而來的,佔GDP 1%的所得收益/損失加上去,那麼帝國主義集團從BRICS——「全球南方」的主要經濟體——的剝削中,每年獲益約GDP的2-3%,這實際就相當於它們在21世紀實質GDP的平均年成長率。
世界不平等資料庫(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WID)——位於巴黎的「不平等」經濟學家團體,包括皮凱提(Thomas Piketty)和祖克曼(Gabriel Zucman)——剛發表了一份深入分析,關於富有的帝國主義集團從海外資產獲得他們所謂的「超額收益」(excess yield)。WID發現,幾乎所有地方的國外資產和負債總額都在增加,但特別是富有國家,而國外財富已達到約全球GDP兩倍的規模,或全球財富的五分之一。帝國主義集團控制了這個外部財富的絕大部分,前20%富有的國家佔據了超過90%的總國外財富1。WID也納入了隱藏在避稅天堂裡的財富以及由此積累的資本所得。
超額收益被定義為「國外資產和國外負債的報酬差額」。WID發現自2000年以來,前20%富有的國家的超額收益顯著增加。從貧國移轉到富國的所得淨額,現在相當於前20%有錢國家GDP的1%(前10%國家GDP的2%),而底層的80%國家則因此折損它們GDP的2-3%。這些結果與我從所得收入流量淨額得到的上述結果非常相似。
在我們本來的論文中令我們震驚的是,我們在2021年定義為帝國主義集團的國家,幾乎跟那些在1915年被列寧確定為帝國主義集團的先進資本主義經濟體相同——大約13個國家左右。俱樂部幾乎沒有增加任何成員——它不對新成員開放。上個世紀的新興資本主義經濟體註定要被帝國主義集團支配。WID的這項新研究證實了這個結論。在他們的調查中,過去50年來,帝國主義集團並沒有改變,並且從其餘國家——包括像中國、印度、巴西、以及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榨取而來的財富正在增加。從這個意義上來看,BRICS甚至並不能被視為次帝國主義國家,更別提帝國主義國家。
這讓我對超級剝削(super-exploitation)的議題產生了一些想法。超級剝削被定義為工資太低以致低於勞動力價值,即維持工人運作和再生產以繼續工作所必需的價值份額。工資和福利水平低於此價值的工人實際上就是貧窮戶。有人主張這是帝國主義國家剝削全球南方國家的主要特徵2。那裡的工資低於勞動力價值。超級剝削使帝國主義跨國公司得以在貿易、發票以及投資的所得當中獲取超額利潤。
在我們最初的論文中,我們對「超級剝削」——毫無疑問它存在——是否必然是剩餘價值從貧國移轉到富國的主要趨力,提出了疑問。在我們看來,資本主義剝削和剩餘價值移轉的機制,不必依靠超級剝削作為主要因素就能發揮作用。
此外,國際超級剝削意味存在平均國際工資水平,可以作為全球勞動力價值的測量標準。但是,儘管有出口貨物和服務的國際市場價格,卻沒有國際工資。工資很大程度取決於每個國家內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力量平衡。的確,存在國際間的壓力,而全球南方國內資本家的公司在世界市場中要跟帝國主義集團技術更先進的公司競爭,往往只能透過壓低他們工人的工資來生存。然而,這意味著剩餘價值率或剝削率的上升來彌補跟帝國主義公司進行國際貿易損失的剩餘價值,因為它們擁有更具生產力的技術。
事實上,在我們最初的論文中,我們發現是兩個因素的結合——富有經濟體有更好的技術來降低每單位成本、加上貧窮國家更高的剝削率——導致每年佔GDP 1%的利潤從BRICS轉移到帝國主義集團。我們發現,更具生產力的技術和更高的剝削率貢獻窮國到富國的剩餘價值移轉的比例,大約是6比4。
我們能不能衡量價值的轉移是否歸因於「超級剝削」?一種方法是看國家的貧窮工資水平。它們在各國、在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異很大。如果這些水平能夠被視為工資高於或低於勞動力價值的臨界點,那麼在富國與窮國中收入低於這些國家水平的工人所佔的比例,都能被視為被「超級剝削」。
這裡有一個重點,即帝國主義「富有」經濟體中的一些工人按照這個標準,也受到了「超級剝削」。反之,也有許多貧窮國家的工人收入高於他們國家的貧窮工資水平。
看我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計算出的G7和BRIC經濟體的貧窮工資水平。根據各國收入低於貧窮工資的工人比例(由世界銀行提供),我估計G7的工人約有5-10%被「超級剝削」,而BRIC中大概有25-30%。但這代表BRICS中仍然有70%的工人,儘管賺得遠低於G7的工人,在國內的基準下收入並沒有低於其勞動力價值。對全球南方工人的剝削是巨大的,但像這樣的超級剝削不是主因。
總而言之,這些新研究證實了,帝國主義可以用經濟術語來量化:它是透過國際貿易的不平等交換、以及富國在窮國擁有的投資和財富所產生的利潤、利息、以及租金等流量淨額,造成剩餘價值從窮國到富國的持續轉移。這個過程在150年前就已經成形,至今依然持續。
- 1. 【譯註】根據WID的該篇研究報告,前20%富有的國家指的是涵蓋了全世界20%人口的擁有最高人均國民所得的國家。研究擷取2022年的數據,這些國家包括澳洲、加拿大、芬蘭、法國、德國、日本、瑞士、美國、以及英國。
- 2. 【譯註】關於「超級剝削」,首先可參考希金博頓(Andy Higginbottom)奠基於拉美經濟學和社會學家馬里尼(Ruy Mauro Marini)的思想,於2009年發表的論文〈增加剩餘價值的第三種形式〉(The Third Form of Surplus Value Increase)、以及希金博頓介紹馬里尼理論的文章〈超級剝削與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驅力〉(由周世瑀中譯)。此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者史密斯(John Smith)亦在專書《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主張,對全球南方工人的超級剝削是當代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徵。關於史密斯的觀點,可參考林封良和周世瑀翻譯的系列文章:〈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剝削與超級剝削〉。本文作者羅勃茲在當時評論史密斯的專書,亦提出了超級剝削是否為當代帝國主義主旋律的疑問,可見〈帝國主義與超級剝削〉(Imperialism and super exploitation)、〈關於帝國主義辯論的思考〉(Thoughts on the debate on imperi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