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領土爭議，根植於 20 世紀初歐洲殖民帝國主義的遺緒。這片地中海東岸的土地，因宗教、地緣政治與歷史交織，成為強權博弈的焦點。從一戰時期的秘密協定，到以色列建國後的「大劫難」（Nakba），再到當今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與加薩實施的種族隔離與屠殺，巴勒斯坦的命運始終被外力與暴力重塑。本文梳理自 1910 年代以來，殖民歷史如何形塑今日的巴勒斯坦困境。
列強瓜分與英國的兩手策略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期間，強權國家坐在圓桌上拿著地圖劃分戰後土地歸屬。 1916 年，英、法、俄秘密簽署《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將巴勒斯坦劃入英國掌控。為動員阿拉伯人反抗鄂圖曼帝國，英國在 1915-1916 年間與阿拉伯領袖達成《麥克馬洪－海珊協定》（McMahon–Hussein Correspondence），承諾戰後支持建立獨立阿拉伯國家。然而，英國同時向錫安主義者——主張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的猶太人——發出承諾。1917 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明確表示，英國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國。
這一兩手策略埋下衝突種子。發佈宣言的時任英國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曾支持 1905 年限制東歐猶太移民入境英國的法案，顯示其反猶立場與支持猶太人建國並不矛盾。對許多歐洲反猶主義者而言，鼓勵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是將猶太人驅離歐洲的手段。英國的雙重承諾，導致戰後大量猶太人移民湧入，在同一塊土地上點燃阿拉伯與猶太民族主義的對立，為後續數十年的衝突奠定基礎。
錫安主義與「大劫難」
19 世紀末，錫安主義（Zionism）興起，主張猶太人應返回《希伯來聖經》中所記的「應許之地」——巴勒斯坦，建立「猶太民族家園」。根據 1878 年鄂圖曼帝國的人口普查，當時巴勒斯坦約有 47 萬居民，其中 86% 為阿拉伯人，猶太人僅佔約 3%。然而，自 1917 年英國發布《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人建國以來，猶太移民開始大量湧入。至 1948 年以色列宣告建國時，猶太人口已增至約 80 萬人；截至 2025 年，以色列總人口約 1,000 萬人，其中猶太人約佔七成，超過 700 萬人。
錫安主義者以「沒有人民的土地，給沒有土地的人民」為口號，無視數百年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此居住的事實。為實現猶太多數國家的目標，移民之外，驅逐原住民成為策略。1948 年，以色列首任總理大衛・班－古里昂實施「達萊特計畫」（Plan Dalet），系統性摧毀巴勒斯坦村莊。1947-1949 年間，530 個村莊被毀，約 1.5 萬名巴勒斯坦人喪生，75 萬人流亡，僅 15 萬人留下，淪為以色列境內的二等公民。這段歷史被巴勒斯坦人稱為「大劫難」（Nakba），成為民族傷痛的代名詞。
建國與暴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鄂圖曼帝國瓦解，巴勒斯坦成為英國的託管地。英國託管巴勒斯坦（1920-1948）期間，錫安主義者對英國的「一國方案」（1939年《麥克唐納白皮書》）——即建立猶太與阿拉伯共存的巴勒斯坦國——表示反對，認為違背《貝爾福宣言》的建立「猶太民族家園」的承諾。他們組建「伊爾貢」（Irgun）、「萊希」（Lehi）等準軍事組織，與正規軍「哈加拿」（Haganah）合作，採取暴力手段推進建國。
初期，攻擊目標為巴勒斯坦平民，如 1936-1939 年間的爆炸事件，造成約 3,232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940 年代中期，目標轉向英國當局。1944 年，「萊希」暗殺英國中東事務大臣沃爾特・吉尼斯（Walter Guinness）；1946 年，「伊爾貢」炸毀耶路撒冷大衛王酒店，造成 91 人死亡，震驚國際。這些行動被批評為恐怖攻擊，卻為錫安主義者贏得政治籌碼。
錫安主義者採取的暴力，外觀上與同時期其它第三世界反殖民運動相似，在肯亞、阿爾及利亞、越南、安哥拉等反殖民鬥爭中，都包含以游擊隊、武裝暴力攻擊殖民者以爭取解放的元素。差別在於，上述反殖民鬥爭都是被殖民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反抗外來殖民者，而以色列卻是唯一在別人的土地上實施民族自決的國家。相對巴勒斯坦原住民，猶太人在此是新移民，其對土地所有權的主張只是根據《希伯來聖經》中上帝的允諾。為建立「猶太民族家園」，錫安主義者的暴力不止針對英國殖民者，也更多是針對巴勒斯坦人。
聯合國的「兩國方案」
二戰後，英國無力應對巴勒斯坦的暴力與政治僵局，於 1947 年將問題交由聯合國。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181 號決議》，提出「兩國方案」，將巴勒斯坦分割為猶太國（57% 土地）與阿拉伯國（43% 土地），耶路撒冷由聯合國管理。然而，猶太人僅佔人口三分之一，土地分配的不公引發爭議。歐洲對二戰猶太大屠殺的負罪感，驅使多數國家支持猶太人建國，卻讓巴勒斯坦人承擔代價。
1947-1948 年間，錫安主義者的暴力行動加劇，包括 1948 年 4 月的代爾亞辛村大屠殺，254 名巴勒斯坦平民喪生。聯合國調停官福克・伯納多特（Folke Bernadotte）提出修正方案，主張巴勒斯坦難民「回歸權」，卻於 1948 年 9 月被「萊希」成員暗殺。伯納多特在二戰期間以人道工作聞名，曾從納粹德國集中營解救萬名猶太人，暗殺事件震驚各界。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宣佈建國，聯合國多數成員國迅速承認。
以色列建國後的巴勒斯坦命運
以色列建國後，75 萬流亡的巴勒斯坦人成為難民。聯合國 1948 年《第 194 號決議》確立其「回歸權」，卻遭以色列拒絕，擔心人口結構改變。1949-1950 年間，3 至 4 萬名巴勒斯坦人與貝都因人被驅逐。聯合國成立「近東救濟工程處」（UNRWA），在約旦河西岸、加薩等地設難民營，作為臨時安置，卻因衝突未解而長期運作。
留下的 15 萬巴勒斯坦人，1948-1966 年間受軍法統治，行動、就業受限，形同二等公民。1950 年《不在地主財產法》與 1953 年《土地徵收法》使巴勒斯坦人失去 80% 私有土地。1956 年，加西姆村 49 名平民因違反宵禁被射殺，凸顯軍法統治的殘酷。
六日戰爭與佔領擴張
1967 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併吞約旦河西岸、加薩、東耶路撒冷及西奈半島、戈蘭高地，領土擴大三倍，巴勒斯坦難民被迫二次逃難。聯合國安理會《第 242 號決議》要求以色列撤軍，卻未獲執行。以色列以《第二號軍法公告》統治新佔領區，實施軍事法庭與無限期拘留，限制巴勒斯坦人自由。土地徵收與猶太墾殖區建設加速，1980 年《耶路撒冷法》宣稱耶路撒冷為「統一首都」，違反國際法。
當代困境：墾殖區與隔離牆
1993 年《奧斯陸協議》成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1995 年《奧斯陸二號協議》將約旦河西岸分為 A、B、C 三區，但以色列保留軍事控制權。PA 自治受限，稅收仰賴以色列，形同附庸。近年以色列扣留稅款，導致約旦河西岸的公部門員工薪資僅剩 35%，生活困苦。
2002 年起，以色列修建約旦河西岸隔離牆，長達 708 公里，遠超 1967 年停火線，多併吞 10% 巴勒斯坦土地。聯合國國際法院 2004 年與 2024 年兩度裁定隔離牆與墾殖區違反國際法，構成種族隔離，卻未獲以色列遵行。
加薩危機與哈瑪斯的崛起
2005 年起，以色列對加薩實施全面封鎖，200 萬居民面臨物資短缺，被稱為「全球最大露天監獄」。2023 年 10 月 7 日哈瑪斯襲擊後，以色列報復行動造成至少 5.9 萬人死亡，間接死亡或達 18.6 萬。聯合國人道停火提案屢遭否決，2024 年南非指控以色列種族滅絕，國際法院裁定存在風險。2025 年，以色列關閉聯合國物資分發點，進一步加劇人道危機，甚至被抨擊為「種族滅絕」。
加薩困局與巴勒斯坦內部政治分裂相關。1970 年代，法塔赫（Fatah）主導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從武裝抵抗轉向外交談判，與本土草根運動脫節。1987 年的第一次大起義（First Intifada）由約旦河西岸與加薩民眾自發發起，就凸顯出這一裂痕。1988 年，哈瑪斯（Hamas）在加薩崛起，以慈善服務贏得民心，兼具社會救助與武裝抵抗功能，強調抵抗以色列佔領。2006 年，哈瑪斯在立法選舉中大勝法塔赫，卻遭美國與以色列杯葛。2007 年，哈瑪斯與法塔赫內戰導致分治：哈瑪斯控制加薩，法塔赫主導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這一分裂讓以色列得以「分而治之」。PA 在以色列控制下運作受限，加薩則面臨封鎖與軍事打擊，巴勒斯坦的團結與自決之路愈發艱難。
小結：殖民遺緒的持續影響
從英國託管到今日的佔領，巴勒斯坦的歷史是一場殖民強權書寫的悲劇。聯合國決議與國際法屢被地緣政治掩蓋，巴勒斯坦人在土地喪失與暴力陰影中掙扎，殖民遺緒桎梏其未來。《苦勞網》製作「走入巴勒斯坦」系列報導，旨在揭露這些未解傷痕，邀請讀者一同關注巴勒斯坦的正義議題。
王顥中
苦勞網資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