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巴勒斯坦】系列報導（七）
信仰與身份的夾縫：巴勒斯坦酷兒的內在離散

為了接觸巴勒斯坦本地的酷兒族群，記者在約旦河西岸透過男同志交友軟體 Grindr 尋找受訪者。啟動軟體時，螢幕跳出警示：「根據你所在的地理位置，你似乎處於一個 LGBTQ 社群可能會受到懲罰的地點。我們希望你玩得開心，但你的安全是我們最首要的考量。」這段訊息點出當地性少數面臨的潛在危險，也為這篇報導揭示的現實困境提供了起點。

這篇報導聚焦於巴勒斯坦穆斯林酷兒所處的多重壓迫環境：一方面，他們承受來自以色列軍事侵略與長期封鎖的外部壓力；另一方面，亦面對自身社會內部宗教對其性傾向的規訓與排斥。

對穆斯林社群而言，伊斯蘭信仰長期以來是支撐他們度過戰亂與流離的精神支柱，是一切物質條件被戰爭摧毀時僅存的依靠。當宗教信仰與性身份之間出現扞格時，巴勒斯坦穆斯林酷兒的生命經驗，折射出其關於認同、信仰與歸屬感交織的複雜處境。

針對以下採訪對象，記者在採訪前都有明確揭露記者身份並告知採訪目的，部分受訪者在報導中以化名方式呈現。

以色列的國族敘事與穆斯林酷兒

以色列政府長期將「同志友善」作為政治操作的一環。近期總理納坦雅胡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便以哈瑪斯迫害同志為由，為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辯護，聲稱其目的是「幫助巴勒斯坦人擺脫哈瑪斯統治」。

學者賈斯比爾・普爾（Jasbir Puar）曾分析指出，以色列透過包裝自身為同志友善國家，建構出進步開明的文化形象，並藉此凸顯與巴勒斯坦的文化差異，將穆斯林污名化為父權制、恐同的同義詞，進而形塑「同志友善的以色列 vs. 恐同的巴勒斯坦」的二元對立框架，作為回應國際批評與正當化戰爭手段的敘事工具。

然而，這種二元框架不僅掩蓋了以色列自身的人權爭議，也忽略了穆斯林世界內部多元複雜的宗教經驗。訪談中，23 歲的約旦籍巴勒斯坦男同志奧馬爾（Omar）便以自身經歷指出，穆斯林酷兒的存在，處在這些既定敘事的縫隙之中。

奧馬爾稱自己「是穆斯林，但並不特別虔誠」（muslim, but not a religious person），他說，《古蘭經》裡的確存在認為同性戀是罪惡的段落，但同樣段落也出現在《聖經》上。如果基督徒同志不會被《聖經》上的「所多瑪與蛾摩拉」段落所困擾，那麼穆斯林同志也不該被《古蘭經》困擾。

在《創世紀》中，上帝要毀滅所多瑪與蛾摩拉這兩座荒淫無度的城市，天使偽裝成男人到訪先知羅得（Lot）的家，所多瑪城的男人卻要求羅得交出偽裝成男人的天使，任由他們玩弄擺佈。天使為保護羅得一家人，讓他們往山上跑，不可回頭，接著上帝就對所多瑪與蛾摩拉降下硫磺與火，將一切都毀滅。羅得的太太因為沒有遵從天使吩咐，回頭一看，立刻被燒成一根鹽柱。

上面這段故事，是當代保守基督教右翼仍不時宣稱「同性戀會遭致上帝降下火球懲罰」的根源。這段故事，同時記載在基督教《聖經》、伊斯蘭《古蘭經》與猶太教《希伯來聖經》裡，內容只存在一些細節差異。

奧馬爾說，後來研究指出，所多瑪與蛾摩拉的位置，就在約旦河東岸，是如今約旦所在位置。他笑得合不攏嘴，說要為自己所生長的這個「荒淫無度的國家」乾一杯。

我問奧馬爾，既然說自己不虔誠，為何對經文知之甚詳。他回答：「說到底，我還是一個巴勒斯坦穆斯林。」然後有點心虛的笑了笑：「只是真的沒有特別虔誠。」

是穆斯林，但並不特別虔誠

住在伯利恆的 19 歲男同志薩米（Sami），同樣稱自己是不特別虔誠的穆斯林，儘管如此，還是不斷強調自己無法想像一個沒有神的世界。他晃了晃手上的玻璃杯：「如果沒有神，誰創造這個？誰又創造了創造這個的人與條件？」

我問他怎麼調和宗教信仰與男同志身份，他想都沒想就回答：這（男同志身份）對他而言仍然是個「罪惡」（sin），但他只能接受這個現實，live with it。

薩米口中的「罪惡」不都是十惡不赦的事。他舉例，按照嚴格戒律，穆斯林不能喝酒，但在相對世俗化的地方，喝酒已經漸漸普遍，就連在伯利恆，年輕人都知道上哪能買酒，更不用說約旦、土耳其這些世俗化的穆斯林國家。忘了提，剛剛薩米手裡晃的玻璃杯，就是個啤酒杯。

「我不會因為我是男同志，就放棄我的穆斯林身份。如果我在一個地方犯了罪，我就要在別的地方做一個更好的人。」薩米在描述這個「更好的人」的時候，用了一個阿拉伯語「Khuluq Hasan」，意思是美好的品格，經常被穆斯林用於勸勉自己與他人。

儘管看上去樂觀，薩米仍然表達了對於所處環境對酷兒的不寬容感到沮喪。面向以色列時，他的巴勒斯坦穆斯林身份無庸置疑；可面向自己社群內的阿拉伯同胞時，他心中始終抱持了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秘密。

「穆斯林，但並不特別虔誠」，似乎成為部份穆斯林婉轉表述自己「世俗化穆斯林」身份的修辭。然而「世俗化穆斯林」隱含著「宗教」與「世俗」之間的斷裂，支持神權或者世俗化，只能擇一。而「穆斯林，但並不特別虔誠」，則在其中保留了個人游移挪動的彈性與空間。

內在離散

在伯利恆，34 歲的納賽爾（Nasser）獨自住在伯利恆的拜特賈拉（Beit Jala）。他擔任巴勒斯坦警方與以色列軍警之間的協調官，負責協調兩個群體避免雙方發生衝突。

巴勒斯坦警方的執勤範圍僅限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管理的 A 區、B 區，然而在 B 區，任何巡邏也必須經過以色列的授權與許可。根據《奧斯陸協議》，以色列與 PA 存在安全合作與情報共享機制，內容包含共同打擊極端主義與武裝團體（如哈瑪斯）。

我問納賽爾，怎麼看待以色列軍方對巴勒斯坦人層出不窮的暴力，我稍早剛訪問了另一座西岸城市拉馬拉，那裡當天又有一名兒童被以色列軍方殺害。

他說：「這是非常艱難的處境，我為受害的孩子們感到非常難過。」隨後立即提起在北部城市傑寧（Jenin），也曾有巴勒斯坦武裝份子殺害猶太兒童。

納賽爾自認是雙性戀，目前單身。同時，他是在孤兒院長大，沒有其他親人。在非常重視家族團聚的阿拉伯人社會裡，他顯得很孤獨。

納賽爾在 Grindr 自介欄上寫著自己是「深櫃」（Closeted，指沒有公開出櫃的同志）。他說這裡大家都是「深櫃」，他只有非常少數的幾個同志朋友，彼此之間有出櫃。這些朋友有時會到他家聚會，因為其他人都與家人同住，只有他獨居。幾年前一個朋友結了婚，此後再沒有出現在聚會上。

我問他，沒有家人的他，會覺得這群朋友就像是家人嗎？「或許吧。」他說。

因為工作緣故，納賽爾經常往返約旦河西岸與以色列，也非常熟悉特拉維夫的同志文化。我和他分享幾天前在特拉維夫的經驗：凌晨兩點鐘，夜店街羅斯柴爾德大道（Sderot Rothschild）人聲鼎沸，到處都是大麻的味道。我告訴他那很像台北的同志場景「大縱酒」，只差台北沒有滿街大麻味。

他笑了笑，從茶几抽屜拿出一包煙草，熟練地塞進煙紙捲好。「巴勒斯坦人還是比較保守，他們不喜歡外來的事物。」說完，把手上點燃的煙遞向我：「放心，我不是緝毒組的，而且你是我朋友。」

他從嘴裡吐出一絲灰白色細長煙霧後繼續剛剛的話題：

納賽爾說，他覺得巴勒斯坦保守、封閉，但也不喜歡特拉維夫的同志文化，總覺得自己在那格格不入。

他身上再度流露出一股深深的孤獨感，這次是因為他那介於巴勒斯坦與以色列之間，在兩邊都無法融入的狀態。

國際人權論述中使用「國內流離失所」（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來指涉那些因戰爭被迫逃離家園卻未離開國境的人。他們也是難民，卻不受國際法的難民保障，是「國家內在的難民」。納賽爾的狀態讓我發現，部分巴勒斯坦穆斯林酷兒的處境，是一種「內在離散」（Internally Diaspora），他們不是離散海外的巴勒斯坦難民，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與原屬社群若即若離的存在。

宗教是巴勒斯坦人面對殖民與屠殺暴力時，得以獲得精神支持的重要力量來源，但巴勒斯坦酷兒卻可能因為自身的同志身份，使他們與包含宗教話語在內的民族向心力量間存在著隔膜。

與前面的受訪者一樣，納賽爾也認為自己「是穆斯林，但並不特別虔誠」。他與以色列人接觸得多，似乎也對以色列抱持更多同情，表示以色列設置隔離牆和檢查哨也有好處：

我說，他對以色列侵佔巴勒斯坦土地的根本問題，似乎沒有共鳴，他的語氣忽然嚴肅起來：

最後我問納賽爾，警察職涯中遇過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以下是他的回覆：

聽完後，我很懊惱自己稍早質疑他對隔離牆和檢查哨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