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按】日前，美國最大遊說團體「AIPAC」（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訪問團首度抵台。外交部長林佳龍表示，AIPAC 此行旨在就區域情勢及「民主夥伴」間的合作進行交流。總統賴清德在致詞時亦強調，台灣將與美國、以色列等「所有珍視自由與安全的國家」站在一起，共同為和平努力。
然而，AIPAC 真的是一個單純的「非政府組織」嗎？還是，它背後代表著更深層的政治力量？以色列「新歷史學派」（New Historians）學者伊蘭・帕佩（Ilan Pappé）去年六月出版的新作《大西洋兩岸的猶太復國主義遊說》（Lobbying for Zionism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或許能提供不同的觀點。
帕佩指出，自 19 世紀以來，猶太復國主義以宗教與民族主義結合的方式，制度化地掩蓋了對巴勒斯坦的殖民與驅逐，同時透過遊說團體影響英美政界，最終促成以色列建國，並延續對巴勒斯坦人民的長期壓迫。
在眾多遊說團體之中，AIPAC 無疑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組織之一。其核心目標在於壓制對以色列殖民政策的批評，掩飾以色列的侵略行為。AIPAC 的主要策略之一，是推動「批評以色列即等同於反猶主義」的觀念，使之深植於美國社會與政治語言之中。
長期以來，以色列以「安全」與「生存」之名，合理化其對巴勒斯坦的種族隔離與暴力鎮壓。若依帕佩的分析，我們或可反思：台灣政府與 AIPAC、以色列之間的互動，真的是「民主夥伴間的合作」嗎？還是無意間助長了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殖民壓迫？
本文是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歷史學教授Ted Steinberg對伊蘭・帕佩（Ilan Pappé）新書的評論，原文 "The Political Force Behind Zionism" 刊載於《Jacobin》雜誌。
猶太復國主義者的道德困境
根據帕佩的洞見，猶太復國主義長期且制度化地掩蓋了對於巴勒斯坦人民的壓迫及驅逐。
帕佩認為猶太復國主義者面臨深刻的道德矛盾：儘管他們成功在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殖民定居者國家，但是這個工程被其血腥的起源及後果所糾纏。巴勒斯坦人民的持續抵抗，確保他們「被剝奪家園的歷史敘事」無法被完全抹去。帕佩指出：「猶太復國主義者之所以進行如此激烈、甚至惡毒的遊說，是因為他們深知自己所維護的整個計畫建立在極為可疑的道德基礎之上。」如果精神分析學者佛洛伊德（他本人對於猶太復國主義本身也抱持複雜而矛盾的看法）閱讀了帕佩的著作，或許會將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團體對其批評者的攻擊解釋為潛意識罪惡感的表現。
猶太復國主義、民族主義與美國猶太人代表大會
根據帕佩，猶太復國主義遊說體系的歷史，起源於十九世紀中葉，當時西方福音派基督徒接受「猶太人回歸」的末世思想，認為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將引發「死者復活及世界終結」。
此一神學後來轉化為政治工程，原因有二：首先，英國認為該理念有助於瓦解鄂圖曼帝國；再者，隨著政治猶太復國主義之父赫茲爾（Theodor Herzl）於 1896 年出版《猶太國家》，英國上層階級的一些猶太人與基督徒開始視其為解決歐洲反猶浪潮的方法。1880 年代初期，歐洲反猶事件的增加，促使少數猶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及英國，儘管猶太人在英國亦備受冷落。
1905 至 1918 年間是猶太復國主義在英美兩地遊說的關鍵時期。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們成功說服英國政府，使其認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據點符合英國的地緣政治利益，最終促成 1917 年臭名昭彰的《貝爾福宣言》，承諾支持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家園」。猶太復國主義者成功克服來自兩群人的反對：一是部分英國政界人士擔心巴勒斯坦人民將如何反應；二是英國猶太社群裡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自認是英國人，而非屬於某個獨立「猶太民族」的成員。
《貝爾福宣言》發表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另一項重要發展也隨之展開。1918 年，當時猶太復國主義在美國猶太人之間的支持仍相當有限，新成立的「美國猶太人代表大會」（American Jewish Congress）在費城的獨立廳（Independence Hall）召開會議。會中，他們重新詮釋「猶太教」（Judaism）的意涵，使它不再只是宗教信仰，而是以民主、進步與猶太復國主義為核心的現代概念。帕佩認為，這標誌著「猶太教首次被賦予民族認同的意義」。
當英國為猶太復國主義者掌控巴勒斯坦鋪平道路後，當地的巴勒斯坦原住民開始反抗。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爆發多次起義，其中 1936 年的大起義遭到英國的殘酷鎮壓。這些反抗迫使英國決策者不時提議限制猶太人移民與購買巴勒斯坦的土地。
然而，像哈伊姆・魏茲曼（Chaim Weizmann）這樣的猶太復國主義領袖透過積極的遊說，加上忌憚改變路線所帶來的經濟及政治代價，這些提議最終不了了之。這為猶太復國主義遊說歷史最重要的階段—— 1942 至 1954 年——鋪下了基礎。
AIPAC 的誕生
1940 年代，隨著納粹暴行逐漸為世界所知，猶太復國主義轉向了強硬路線，明確切斷了早期僅試圖影響英國政策的外交路線。帕佩解釋：1942 年在紐約舉行的猶太復國主義會議上，領導人們「脫離了與英國政策合作的立場，要求佔有整個巴勒斯坦，並排擠了像魏茲曼這樣的猶太復國主義外交人士。外交已經過時——武力行動才是主流策略。」
這是一次關鍵性的轉變，也為巴勒斯坦的原住民預示了巨大的災難。然而，這場會議的影響不僅如此。會議地點選在紐約，象徵著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勢力在美國的崛起。隨著美國猶太人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日益增長，會議的領導層宣布：美國將成為「猶太復國主義政治活動的新核心」。這句話正是出自於美國猶太人代表大會（American Jewish Congress）的正式聲明。
1943 年，一個名為「美國猶太復國主義緊急委員會」（American Zionist Emergency Council）的新組織成立，目標是爭取整個美國社會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該組織以書信與請願方式遊說政客與報社，甚至動員大學校長公開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在以色列建國前夕，這個委員會已發展成為帕佩所稱的「當時美國史上最強大的政治壓力團體之一，使猶太公共生活幾乎完全被猶太復國主義所籠罩」。
這個委員會在 1950 年發展成為今天的「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但早在那之前，它的力量就已經展現出來了。他們成功克服美國國務院內部的反對，促使聯合國大會通過第 181 號決議，也就是巴勒斯坦分割案。這項決議承認猶太國家的建立，卻同時剝奪了巴勒斯坦人民追求自決及建立涵蓋整個歷史巴勒斯坦土地的民主國家的訴求。
1948 年對巴勒斯坦人民的種族清洗，造成超過 75 萬人被驅逐出家園，英美兩國領導人基本上對此保持沈默。然而，美國國務院仍對猶太復國主義計畫抱持懷疑。1953 年，以色列以報復一宗巴勒斯坦游擊隊襲擊（造成一名以色列婦女及其孩子喪生）為由，屠殺了基比亞（Qibya）村的 69 名村民。此後，美國參與起草了聯合國安理會譴責以色列的決議草案，並如歷史學家道格・羅西諾（Doug Rossinow）指出的那樣，宣布暫時中止對以色列的經濟援助。
大劫難後的猶太復國主義遊說
AIPAC 首次重大行動是影響 1954 年美國期中選舉的結果。它當時所使用的策略，至今仍是其運作的核心手法，正如最近涉及賈馬爾・鮑曼（Jamaal Bowman）和科里・布希（Cori Bush）的爭議所表明的那樣。1
猶太復國主義遊說體系在大西洋兩岸的政治菁英圈中一直保持強大的影響力。然而，1967 年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及加薩之後，猶太復國主義的遊說團體逐漸失去英美公民社會的支持。因為以色列不再被視為對抗阿拉伯世界巨人的「大衛」，而是被視為更具侵略性及強大的對手。帕佩指出，在 1967 年之後，美國「反誹謗聯盟」（ADL）甚至擴大了「反猶主義」的定義，將批評以色列的言論也納入其中。
事實上，直到 1970 年代中期之後，「Nakba（大劫難）」（阿拉伯語詞，指 1948 年巴勒斯坦被種族清洗的災難）才開始能夠被公開討論。1976 年，帕佩指出，BBC 播出了「有史以來首部揭露大劫難受害者的紀錄片」。1979 年，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在其名著《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中，以殖民主義的觀點深刻探討了這場浩劫。四年後（1983 年），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也在《宿命的三角》（Fateful Triangle）一書中提起這個議題。若查閱谷歌（Google）的 Ngram Viewer，可以看到「Nakba」一詞在英語世界的使用頻率在 1990 年代中期後急劇上升。
隨著公民社會對大劫難的認識逐漸增加，遊說團體開始調整策略。就在 BBC 報導巴勒斯坦種族清洗之際，美國選出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為總統。卡特認為巴勒斯坦人和非裔美國人一樣，都是被剝奪公民權的群體，因此他在任內提出難民問題，儘管他仍支持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但是此舉卻引發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團體的不滿。為了回應卡特的政策，猶太復國主義遊說體系新增了一項策略：「打擊任何試圖使巴勒斯坦敘事合法化的企圖。」
儘管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團體最終成功利用卡特對巴勒斯坦領導層的不耐煩，迫使他放棄支持巴勒斯坦事業，但自 1980 年代末與 1990 年代以來，它越來越難掌控輿論。特別是在「以色列新歷史學派」（New Historians，帕佩也是成員之一）崛起之後。新歷史學派的研究聚焦大劫難事件，揭露以色列建國背後被掩蓋的真相。
批評以色列即是反猶主義
雪上加霜的是，美國猶太社群內部也出現了異議，例如 1996 年成立的「猶太人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該組織把大劫難放在其行動主義的核心位置。2005 年，他們在重型機具公司「開拓重工」（Caterpillar）的股東會上提出一項決議，要求調查該公司推土機是否被以色列用來摧毀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帕佩指出，四年後，巴拉克・歐巴馬成為第一位在公開場合提及 1948 年大劫難的美國總統。
沒有任何發展比 2005 年成立的「抵制、撤資與制裁運動」（BDS）更能喚起世人對大劫難的關注。超過 170 個巴勒斯坦組織呼籲全球有良知的人士加入，效法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以結束以色列的佔領並迫使其遵守國際法。
帕佩指出，英國是最早支持 BDS 運動的國家之一，許多人要求政府承認自己在巴勒斯坦受壓迫歷史中所扮演的責任。BDS 運動批評定居殖民主義與種族隔離，使人們逐漸認識到：解決巴勒斯坦困境的唯一途徑，是去殖民化，而不是空洞的「和平談判」。
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團體的反應不僅是試圖控制輿論，更嘗試打壓異議。帕佩指出，2013 年，以色列「挾持了」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重新定義反猶主義的工作，將其改寫為：「反猶太復國主義（anti-Zionism）——甚至對以色列的溫和批評——也都算作反猶主義（antisemitism）。」
兩年後，該遊說體系發動了針對英國工黨新任黨魁傑瑞米・柯賓（Jeremy Corbyn）的成功攻勢，指控他助長甚至直接推動反猶主義的擴散。到了 2019 年，這場運動終於將他拉下台。帕佩認為，這次勝利讓「批評以色列」幾乎等同於「反猶主義」的觀念，深深烙印在大眾心中，成為難以消除的既定印象。
猶太復國主義體系正在崩裂
最終，以色列及其遊說團體仍深陷於一場關於「猶太復國主義計畫是否具有道德正當性」的激烈爭論。正如帕佩所說：
「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團體最想爭取的對象是那些難以完全相信『猶太教不是宗教而是民族身份』的猶太人與猶太復國主義者——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接受這種重新定義的猶太身份，足以正當化在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土地建立殖民定居國家的行徑。」
自 2023 年加薩發生大屠殺之後，這項挑戰變得更加艱鉅。然而，儘管在全球公民社會的輿論戰中節節敗退，猶太復國主義遊說體系依然在美國政治體系中保持驚人的影響力。美國政界仍堅信與以色列的關係「牢不可破」——即使面對種族滅絕的現實也不為所動。這無疑有力地證明了該猶太復國主義遊說體系持續至今的強大力量。
然而，帕佩認為，我們正見證一個歷史進程的開端，這個進程最終可能導致猶太復國主義計畫的崩塌。儘管巴勒斯坦人在短期內仍可能面臨難以想像的苦難，但他指出，以色列社會內部的裂痕、經濟不穩，以及其在國際上日益孤立的處境，都預示猶太復國主義的終結。
帕佩的看法是否正確，仍有待時間驗證。但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深知一件事——所有的壓迫都有開始、有過程，而最終，無論人們願不願意承認，它們終將結束。
- 1. 2024年，AIPAC 投入鉅資，對賈馬爾・鮑曼（Jamaal Bowman）和科里・布希（Cori Bush）展開廣告攻勢，導致兩人在民主黨初選敗北。賈馬爾・鮑曼使用「種族隔離」、「種族滅絕」等辭彙，公開批評以色列在加薩的軍事行動，科里・布希也明確支持巴勒斯坦，並與其他進步派議員提出「加薩立即停火」決議。
回應
難共鳴美國學潮、也難共情巴勒斯坦─曾經「撐香港」的台灣
難共鳴美國學潮、也難共情巴勒斯坦─曾經「撐香港」的台灣
2024-05-17 風傳媒 劉燕婷/《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
去年10月爆發的新一輪以巴衝突，正讓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輿論困境。不只聯合國中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票數創新高，美國境內也爆發了大規模反戰學潮。且隨著校方祭出強力手段，學生被毆打逮捕的畫面反覆播送，這股學潮又在其他國家遍地開花。
例如美國隔壁的加拿大，就有卑詩省、多倫多等10所以上大學出現支持巴勒斯坦的營地；在拉美地區，則有阿根廷、巴西、古巴、哥斯大黎加、墨西哥等地大學響應；歐洲除了學潮傳統悠久的法國、長期關注以巴議題的英國外，還有比利時、奧地利、荷蘭、芬蘭、德國、愛爾蘭、西班牙、瑞士等地大學加入；另外美國近年積極布局的印太地區，也有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印度、印尼等地大學參與。
整體來說，這波學潮雖在美國遭受鎮壓，卻也激發反戰群體的跨界共鳴。不論是政策上同樣親以色列的歐洲，或是對外政策整體親美的印太地區，都有大學生踴躍參與，更不用說阿拉伯世界。
當然，熱烈與冷眼往往相伴而生。從學潮的地理分布來看，在積極響應的板塊旁，總有難以共情的冷淡地帶，例如東歐國家與位處印太的台灣，後者尤其戲劇化。畢竟從「太陽花」、「撐香港」等過去事件來看，台灣並不缺乏學運能量，也曾因域外衝突產生「共同體」意識，但這些能量與意識這次似乎都無用武之地：面對涉及「種族滅絕」爭議的戰爭，台灣在全球沸騰中冷淡自持；見到美國警察暴力鎮壓反戰大學生，也毫無「撐美國學生」的吶喊。
這種神奇的「有所為、有所不為」，背後原因相當值得探究。
首先觀察台灣面對加薩戰爭的輿論樣態。
平心而論，台灣不是沒有人關注以巴衝突，也有部分民眾持同情巴勒斯坦的立場。只是這些聲音無法形成系統性的憤怒與反抗，而是散落在新聞評論、社群媒體的字裡行間，無法在現實世界形成動員。
再來，相較於同情巴勒斯坦方的「人微言輕」，台灣主流觀點倒是一致且強勁：這是一場「恐怖主義V.S.反恐行動」的小型區域衝突。所以去年10月哈馬斯閃擊的第一時間，台灣主流輿論首先關注的就是以色列的死傷、人質的安危；以軍攻入加薩後，台灣對衝突的討論反而顯著降低，沒有再追蹤加薩走廊的人道危機；一直到今年4月美國反戰學潮爆發後，輿論才似乎又想起這場衝突。
如果這個現象出現在西方，除部分民眾立場本就如此外，還有許多背景因素可供解讀，包括民眾對「反猶」指責的擔憂、媒體對猶太財團的唯唯諾諾；但這兩點在台灣並不顯著，關鍵就是台灣的文化生成與西方、尤其歐陸不同。台灣過去並不存在針對猶太人的長期仇視，許多民眾甚至不清楚猶太人的歷史，只知道：二戰期間發生過猶太大屠殺，是極其慘烈的人道浩劫。但這種認知還不至於讓整個社會「聞納粹色變」，也不至於讓希特勒（Adolf Hitler）成為極度禁忌的存在。
例如2011年台灣軍方舉辦暑期戰鬥營時，就有3名學生出於耍帥心態，穿著納粹黨衛軍軍服來報到；但台灣軍方沒有意識到納粹軍服的敏感性，還為其拍照、放上網站宣傳。結果被以色列駐台辦事處發現後引起軒然大波，最後以軍方向前者致歉、撤下照片作結；學生則在事後無辜表示，自己作為軍事迷，「只是喜歡德國軍服」。
不過最經典的還是2016年的新竹光復高中納粹事件：某班師生在全校變裝遊行時扮成納粹進場，不僅學生高舉納粹旗幟，老師還站在紙箱做的戰車中行納粹禮，結果被以色列駐台辦事處強烈抗議。學校雖然立刻致歉，事後卻有各方為學生鳴不平，例如：學校時任家長會長就稱，「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這起事件是非常單純的，更何況這些東西已經距離我們這麼遙遠；站在家長角度，我們認為，我們不是生活在非民主的國度」；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負責人張正也投書媒體，表示「納粹不是研究、展演的禁區」、「我沒有在演出中看到崇尚殺戮與殘暴的意圖，倒是隨後把光復中學往死裡打的輿論比較殺氣騰騰。」
從前述事件來看，台灣社會在猶太人、納粹議題上，其實沒有完全浸淫到西方政治正確，卻還是在以巴衝突中直觀同情以色列。這種現象的背後成因，或許在衝突爆發前不容易看出，甚至在衝突爆發之初也不容易分析理解；但今年4月美國學潮升級後，從網友圍繞「台灣要怎麼反應」的討論來看，倒是可以觀察一二。
其實，會關注美國學潮、提問「台灣要怎麼做」者，本身就處在相對同情巴勒斯坦、共情美國反戰學潮的光譜中，所以才認為台灣「應該要做更多」；而其關注點也在一定程度上，關乎台灣的現實處境：「世界各地的知識份子都站出來為巴勒斯坦聲援，台灣在此議題上依舊沉默。若未來台灣遭受同樣被軍事欺壓的處境，是否也希望國際對台灣同樣的沉默？」
只是，儘管這種問法已經相對符合台灣「政治正確」，多數網友的回覆還是毫不留情，且這股怒氣主要又可分成三大類：堅持反恐、反對站在道德制高點的美國知識份子、現實考量。
首先是「堅持反恐」派。這派輿論，顧名思義，還是維持衝突之初的既定思維，認為這次衝突就是「恐怖主義V.S.反恐行動」，不因美國發生反戰學潮而改變。相關論述例如「如果當初哈馬斯不恐攻以色列，巴勒斯坦也不會遭到以色列報復」。甚至還有與俄烏戰爭相比較的版本，例如「反恐是普世價值，是哈馬斯的主動攻擊增加了以色列的正當性，這就是為何台灣人支持烏克蘭遠勝巴勒斯坦」。
平心而論，「恐攻導致報復」的說法或許能解釋這次衝突，卻很難通過「歷史」這一關，因為哈馬斯同樣可以用類似邏輯主張：如果以色列不強佔巴勒斯坦人土地、系統性對平民濫用暴力、對加薩走廊執行漫長的不人道封鎖，自己也不會對以色列平民發動無差別攻擊。事實上，這也是哈馬斯一直以來的敘事。甚至聯合國秘書長也曾隱晦表示，「哈馬斯的攻擊並非發生在真空裡」。問題是，這些敘事顯然說服不了「堅持反恐」派，因為後者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以色列的視角，把這次事件當成衝突起點，拒絕理解背後的漫長脈絡。
再來是「反對站在道德制高點的美國知識份子」這一派。這派輿論的立場較複雜，看起來是要全面顛覆美式話語，其實更大程度是要反對「來自美國的雜音」。例如「站以色列一方就代表邪惡？站巴勒斯坦一方就代表正義？沒必要隨著美國政治正確的風向起舞吧」、「美國的知識份子是有活在某國將導彈對準你，每年恐嚇說要攻打你、留島不留人的環境嗎？」、「我想，美國的知識份子站在道德的制高點，當然可以譴責自己的政府，但台灣人不能，台灣甚至還不是國家，然後一堆島民以為中華民國是自己的國家」、「在安全民主穩定的社會環境，要展現高道德的偽善，總是有股星巴克的香味。台灣如果搞不清楚自己是怎麼可以安穩在咖啡店裡喝咖啡聊是非，下場絕對不會比加薩好」。
顯然，上述言論看似在對以巴衝突進行表態，其實大部分說的還是「抗中保台」。當然，不少外於台灣輿論場的人可能會困惑：台海局勢其實並不連動以巴衝突，「反對北京武嚇」跟「支持巴勒斯坦」怎麼會是互斥選項？
不過，這種疑惑在觀察第三派「現實考量」的敘事後，應該就能迎刃而解。因為「現實考量」這一派，其實就是說出「反對站在道德制高點的美國知識份子」這派的真心話：「我支持停戰跟支持國家和平。但支持巴勒斯坦的話，請問美國政府會把軍備跟金援給台灣嗎？」、「反戰跟反美國政府，只會讓沒讀書的民眾認為美國好壞、美國賣武器欸，接著就會主張台灣要和平、台灣不要買美國武器」、「呼應反戰，只會強化疑美論，讓台灣民眾認為美國是壞人、美國挑起戰爭，最後可能拒絕美國軍售」。
說得更直接，這派的核心論點其實根本無關以巴衝突，而是在陳述他們認知中的美台關係：台灣要獨立、要有「抗中保台」的能量，就只有「親美」這個選項；而美國政府這次明顯支持以色列，所以就算反戰示威有理，台灣也絕不能因為一時的理念共鳴而得罪美國政府。
從這裡回看前三派的輿論取態，一切便明朗起來。「堅持反恐」派看似聚焦以巴衝突、不論及「台灣必須親美」的地緣議題，其實是從一開始就接受了美國背書的以色列官方敘事，在潛意識中臨摹「不反美」的忠誠姿態。而「反對站在道德制高點的美國知識份子」派則相當虛偽，因為這群人的真心話明明是「現實考量」派的核心論述，卻總是迂迴前進、顧左右而言他，滿嘴嘲諷聲援反戰者是「展現高道德的偽善，總是有股星巴克的香味」，卻沒有覺察自己才是笨拙滑稽地附庸風雅；與這派人相比，「現實考量」派的說法雖粗暴且直接，卻至少快人快語、不矯揉造作。
而從台灣對以巴衝突的主流輿論出發，許多以前被認為「雙標」的態度也都有了解釋。
例如早在俄烏戰爭爆發前，台灣就有研究俄羅斯的學者感嘆：從自身處境出發，台灣應該更同情被壓迫的頓巴斯才對，為何反而站在烏克蘭政府一方？類似疑問也能貫通到這次以巴戰爭，部分同情巴勒斯坦者同樣發出大哉問：台灣人為何無法共情巴勒斯坦的建國夢，為何要站在作為壓迫者的以色列這邊？
無獨有偶，過去香港反修例騷亂期間，台灣主流輿論同樣高喊「撐香港」，一副香港將被血洗屠城的末日倒數；台灣校園還出現不少聲援香港的「連儂牆」（Lennon Wall），「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更是隨處可見。但面對這次比香港騷亂嚴重千萬倍的加薩人道浩劫，台灣主流輿論卻集體噤聲；看到美國大學生被警方暴力鎮壓、教授被無理解聘、校長被逼下台，也沒有人喊出「撐美國學生」，更沒有一個校園出現聲援這場學潮的標語。少數輿論也只能感嘆：當年面對香港的「反政府示威」，台灣全島高呼要「撐香港」，怎麼這次發生在美國就裝聾作啞？
坦白說，在筆者看來，前面這些凸顯台灣「雙標」的案例，其實恰恰證明了台灣的「前後一致」：對一心親美、不敢反美的主流輿論來說，凡是美國支持的，自己就要跟隨；凡是美國反對的，自己就算同情也不能太明顯，且最好跟著批評。
正因在前面提到的三場衝突中，台灣主流輿論都義無反顧追隨了美國政府的敘事，在香港反修例騷亂時強烈反中，在俄烏戰爭中積極聲援烏克蘭，在加薩戰爭中同情以色列，這才導致所謂「雙標」行為的層出不窮：前一秒還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轟炸平民；下一秒看到以色列轟炸加薩，就一副「反恐行動很正常」的表情。前幾年還高喊要「撐香港」；現在看到美國大學生被警察暴力電擊，就口出「美國畢竟是講秩序的國家」，真是「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
而台灣這種面對衝突的「有所為、有所不為」，與其說是真的關心國際議題，不如說是為了不斷確認、鞏固與美國的主從關係。只不過「唯美是從」會被暴露到什麼程度、用什麼樣的姿態暴露，很大程度還是取決於台灣本土脈絡。
其中，對香港反修例騷亂的聲援堪稱經典，因為這場衝突調動了「中美博弈、抗中保台」這兩種台灣最熟悉的敘事，且又剛好遇上2020年大選，基本上台灣民眾不需要了解什麼背景知識，只要觀看媒體報導、名嘴評論、KOL的社群分享、政治人物的公開發言，立刻就能自動代入情境，且真心認為自己是在與全數香港人同情共感、要反抗同一個敵人。基本上在這個案例中，「唯美是從」的機制暴露得並不明顯，因為社會的集體憤怒實在太「渾然天成」，自然到看不出動員機制。
而俄烏戰爭距離台灣較遙遠，一般民眾其實不太了解兩國的歷史糾結，許多人甚至不知道烏克蘭發生過顏色革命。不過最後還是形成了對烏克蘭的大規模聲援，背後機制除了「唯美是從」的單純召喚外，還是因為多數人在這個機制下，產生了對於「抗中保台」的情境臨摹，也就是：把烏克蘭想像成東歐的台灣，把俄羅斯想像成東歐的中國。尤其中俄關係近年又不斷升溫，更讓這些人認為：「抗俄保烏」等於「抗中保台」，反對俄羅斯就是反對「中俄邪惡軸心」。至於頓巴斯衝突等前塵往事，自己既然不理解，想必也是不重要。
而加薩戰爭則直接暴露「唯美是從」這一機制的作用，原因在於：多數台灣人並不了解中東局勢，且以巴衝突實在太難與「抗中保台」產生連結。雖說少數台灣親美輿論曾在衝突之初，嘗試要把哈馬斯與其背後勢力類比為中國，把以色列類比為台灣，形塑「全中東都在打壓以色列，以色列好可憐就像台灣」的敘事；但這種說法實在太難服眾，因為衝突爆發後連續數月，被屠殺血洗的都是巴勒斯坦人。
所以台灣主流輿論最終只能走向以下的自我說服：為什麼以色列殺人有理？因為他們在反恐。而當這種說法經過這幾個月的屠殺，似乎已經開始站不住腳，新的自我說服又出現：為什麼就算以色列殺人無理，我們也不能反對？因為台灣要靠美國，而美國這次支持以色列。
在這種架構的框限下，台灣主流輿論自然形成了「以美國政府標準為標準」的人命衡量機制：某些民族的命更高貴，某些民族的命就注定更低賤。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前21個月，導致超過1萬名平民死亡、18,500人受傷，就是「戰爭罪」與「種族滅絕」；以色列進攻加薩100天，導致25,490人死亡、63,354人受傷，且70%的傷亡者是婦女與孩童，加薩地帶留下的瓦礫需要至少14年才能清除完畢，就是正常「反恐行動」。
這種看對象的「團結」、看地點的「反戰」、看情況的「聲援」，或許能讓部分政治人物趁機樹立人設、擦亮「道德光環」；但其行動，一不來自對衝突背景的了解，二不來自對共同體意識的真正關懷，三不來自對人間苦難的悲憫，所以也往往雷聲大雨點小、對議題用過就丟。例如蔡政府雖在2019年狂蹭香港反修例騷亂，卻在事後始終避談黃之鋒等人千呼萬喚的《難民法》；至於民間情緒，其或許在騷亂當下真的同仇敵愾，但事後論及「該給來台港人多少公共資源」時又開始支支吾吾。
說到底，從香港騷亂、俄烏戰爭到以巴衝突，台灣主流輿論的選擇性聲援、間歇性憤慨，除了政治人物出於選票私利的推波助瀾，其實更多還是社會集體被美國精神殖民下，出於地緣考量的情境式表演，也就是：潛意識中先確認了自己該怎麼做才符合美國政府需求，接著才在安全領域內盡情表現。
因此，如果有人疑問：為何台灣主流輿論會同情被侵略的烏克蘭、會高喊要「撐香港」，但就是無法共情巴勒斯坦的建國夢、也無法共鳴美國學潮？其實倒也不用過度認真，因為台灣主流輿論看似「雙標」，其實從頭到尾「只有一標」：所謂「反戰」，就是只反美國也反對的戰爭；所謂「撐XX」，也是只撐美國暫時需要的對象。至於其他的，等你們也被美國政府接受，自然就能有同樣待遇了。
脫離現實 華府對台灣失去信心
脫離現實 華府對台灣失去信心
2025-10-26 中國時報 翁履中/作者為美國德州Sam Houston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時代》雜誌刊出一篇引發爭議的評論，警告美國應避免因「台灣政治人物的魯莽行為」而被拖入戰爭。文中直指，賴總統過度強調台灣主體性與去中化論述，可能使兩岸及區域局勢更加不穩。文章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但若從華府政策圈角度觀察，這並非惡意攻擊，而是對民進黨政府外交與安全路線的深層憂慮。
該文作者、美國智庫學者高德斯坦在遭台灣網民批評後，於社群媒體發文回應，透露他「應民進黨特別要求，在華府與幾位台灣代表見面」。他形容對方「友善而有禮」，但坦言「脫離地緣政治與軍事現實」，甚至以烏克蘭為例批評台灣代表的想法：「聽起來就像2021年的基輔當局——自信地說威懾一定有效、北京不敢、再給我們幾批武器就能撐住。」最後，他無奈地補上一句：「算了。」這段話或許刺耳，卻深刻揭示台灣在對美溝通上出現的結構性問題。
高德斯坦並非孤立的聲音，他代表的是華府戰略社群日益擴散的觀感：台灣政府過於追求政治肯定，而非面對戰略現實。民進黨政府的對美工作傾向「形象導向」，積極爭取學者與智庫替台灣「說好話」而非「講實話」。結果是，國際社會看到的不是一個有戰略判斷力的夥伴，而是一個試圖取悅華府、願意當抗中前線的民主樣板。
這樣的偏差，在賴清德上任後愈加明顯。賴總統不斷強調台灣主體性，甚至將台灣身分與反共意識綁在一起，固然能鞏固內部支持，但在華府戰略圈眼中意味：台灣不再維持「戰略模糊」，而是走向「去模糊化」的高風險路線。對美國而言，模糊並非軟弱，而是一種穩定機制，能讓各方有退場空間。一旦台灣以明確的政治語言挑戰現狀，美中平衡就會被打破，讓台海變得更危險。
近期台灣推動美國各州議會通過友台決議案，雖有象徵意義，卻缺乏實質外交影響力。美國政策圈的反應明確：他們不理解，為何台灣在外部威脅升高之際仍將外交能量耗在象徵性操作，而非強化國防準備或安全對話。這種「話術取代戰略」的傾向，只會令華府戰略圈對台灣更沒有信心。
高德斯坦和部分學者的評論雖不中聽，卻提醒台灣必須反思：台灣為何一直追求被美國「喜歡」，而不是爭取「尊重」？尊重來自對自己的信心和可預測與務實的行為，但絕非政治宣傳。若繼續高舉意識形態、操作民主價值，卻無視川普時代的「交易式外交」新現實，恐怕不僅無法強化台美關係、無法贏得尊重，更會讓美方對台信任進一步流失。
台灣該堅守民主與自主，但更應懂得戰略平衡。真正成熟的外交，不是大聲說「我們和中國不同」，而是讓世界相信「我們能穩定區域」。沒有任何國家會為一個只想被聽見、卻不願面對現實的夥伴而戰。
台灣的外交挑戰，不在於取悅美國，而在於說服世界相信：我們願意理性處理兩岸、負責任地維護和平。這才是台灣該展現的自信，也是政府真正應該努力的方向。
台灣長久對於巴勒斯坦處境的忽視與矛盾
台灣長久對於巴勒斯坦處境的忽視與矛盾：同樣是在聯合國缺乏席位，但不見一心想要加入聯合國的民進黨政府有過對巴勒斯坦的同情或聲援，關注程度遠不如民間，反倒是默認「強權即公理」的現實，甚至在加薩戰爭期間捐款以色列政府興建醫院，引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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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薩戰爭兩年回顧：沉默不會讓世界變得安全
2025-10-07 梅花新聞網 衣冠城/梅花新聞網主筆
加薩戰爭自2023年10月7日爆發，至今已逾兩年，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以及造成的嚴重人道災難，使其成為中東地區近年來最具破壞性的武裝衝突之一。從戰爭始於哈馬斯對以色列的突襲，到以色列展開大規模反擊，雙方在人員、政治與心理層面均付出了巨大代價。
巴勒斯坦贏得更多國家對其建國的同情與支持，但付出重大的人命代價，真正建國之路仍然漫長。以色列雖然軍事上有壓倒性的力量，並趁機攻擊黎巴嫩、敘利亞、伊朗、葉門等周邊的反抗勢力，取得相當的成果；但是失去國際輿論的正當性，甚至讓全世界的猶太人面臨更大的危險，逐漸失去支持。這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雖然哈瑪斯願意接受川普的和平提議，但離真正的和平還不知道何時能夠實現。
以色列在武裝力量上取得了顯著優勢，通過精確空襲、地面攻勢和封鎖行動，有效摧毀了哈瑪斯的重要指揮中心、武器庫和隧道網絡，切斷了其部分能力；並大幅降低了哈馬斯對以色列領土的火箭攻擊威脅，同時對哈瑪斯的領導中樞也造成嚴重的打擊。以色列安全威脅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以色列國內對軍事行動的支持度也依然堅固。
然而，從更長遠和宏觀的角度來看，以色列並未完成其最終目標：即徹底根除哈馬斯、實現全面的和平與安全。哈馬斯依然存在，且其政治與軍事影響未因戰爭而消失。此外，以色列長期對加薩地區的封鎖及局部佔領政策，導致巴勒斯坦民眾深陷極端貧困與人道危機；這次的軍事行動更導致加薩超過6萬人喪生，其中有大量兒童與婦女傷亡，超過90%的住宅被毀，約190萬人流離失所。巴勒斯坦人民的慘狀，以及以色列對於救援組織的攻擊，通過不同管道傳送到世界角落，引起同情與公憤。
截至2025年9月，已有約157個聯合國會員國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其中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以及大多數南亞、東南亞、中東、中南美洲和非洲國家。西方國家則出現分裂，這幾個月以來，包括法國、英國、加拿大、澳洲、葡萄牙等一些西方國家相繼表態或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相對軍事上的成功，更凸顯以色列外交的重大挫敗。
國際社會對這場戰爭的反應呈現多元與複雜，尤其面對加薩極端的人道災難與種族滅絕指控，西方多國政府雖然形式上支持以色列自衛權，但也對砲火對平民的破壞提出批評。部分國際組織堅稱以色列應為加薩人道災難負責。另一方面，媒體對戰爭的持續報導，尤其是多元媒體直播與平民視角的曝光，使公眾情感飽受考驗，產生廣泛的心理和道德創傷，引發全球範圍內對約束軍事行動和保護人權的呼籲。
在台灣，相較於俄烏戰爭受到的關注，中東的情況被討論的少了許多，也不像「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的切身感受。更重要的是，台灣長久對於巴勒斯坦處境的忽視與矛盾：同樣是在聯合國缺乏席位，但不見一心想要加入聯合國的民進黨政府有過對巴勒斯坦的同情或聲援，關注程度遠不如民間，反倒是默認「強權即公理」的現實，甚至在加薩戰爭期間捐款以色列政府興建醫院，引起爭議。在加薩，種族滅絕的悲劇還在上演。在暴力下，許多聲音會被砲聲淹沒，但是沉默不會讓世界變得更安全。當我們身為弱者時，我們對弱者的態度終將也會回到我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