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影展獲得評審團特別獎的以色列紀錄片《NAZA》，目前在以色列不僅找不到發行商公開放映，更在國內掀起政治風暴。文化部長指控兩名導演「叛國」，要求撤銷他們的公民身分；以軍追查片中的軍方與情報消息來源；極右翼人士甚至前往導演家人住所外集會，高喊「叛徒應處死」。
《NAZA》揭露了什麼？
《NAZA》是以色列軍方使用的希伯來文縮寫，意指「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用來指稱軍事攻擊預期造成的平民傷亡。影片匿名訪問 24 名以色列軍方與情報人員，揭露軍方如何利用人工智慧等系統生成、辨識攻擊目標，並在決策過程中預先估算可接受的平民傷亡。
片中一名匿名情報人員聲稱，軍方曾批准一場預估可能造成 500 名平民死亡的攻擊。他表示，事後究竟死了多少人並不清楚，「因為他們從來不檢查」。以色列軍方則否認這項指控，稱從未計畫、批准或執行過預期造成 500 名、甚至接近這個數字平民死亡的攻擊。
《NAZA》由以色列導演尤瓦爾・亞伯拉罕（Yuval Abraham）與瑞秋・索爾（Rachel Szor）共同執導。兩人也是《你的國，我的家》（No Other Land）的 4 名共同導演之一；該片記錄約旦河西岸馬薩費爾亞塔（Masafer Yatta）巴勒斯坦社區面臨以軍拆屋、驅逐及墾殖者暴力的處境，並於 2025 年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今年《NAZA》入選威尼斯影展主競賽，是該屆唯一進入主競賽的紀錄片。首映後獲得近 25 分鐘的起立鼓掌，隨後獲頒評審團特別獎。
身兼記者的亞伯拉罕，早在 2024 年便透過《+972》雜誌、希伯來文媒體《Local Call》與英國《衛報》的系列調查，揭露以色列軍方利用人工智慧系統「薰衣草」（Lavender）大量生成攻擊目標。《苦勞網》當時也曾編譯相關報導。
根據當時《+972》與《Local Call》的調查，以軍即使知道「薰衣草」辨識結果存在約 10％的誤差，仍大量使用系統生成的名單。消息來源並稱，戰爭初期為了攻擊一名被認定為哈瑪斯低階成員的人員，軍方一度容許造成最多 15 至 20 名平民死亡；若目標是較高階指揮官，可容許的平民傷亡數字甚至超過 100 人。
調查還揭露另一套名為「爸爸在哪裡？」（Where's Daddy?）的追蹤系統，用來確認目標何時返家，再於夜間轟炸其住所。這使攻擊不只殺死被鎖定者，也可能波及其家人。受訪的國際法專家指出，這類攻擊方式可能違反國際人道法的區分與比例原則，部分情況甚至可能構成戰爭罪。
以色列官員指控導演「叛國」
在威尼斯受到熱烈歡迎的《NAZA》，回到以色列政治場域卻遭遇截然不同的反應。
以色列文化部長佐哈爾（Miki Zohar）要求撤銷兩名導演的公民身分，並以「背叛國家」為由要求安全機構調查；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扎米爾（Eyal Zamir）則指控該片建立在「血祭誹謗」（blood libel）、刻意扭曲事實與對以軍的虛假指控之上，要求軍方法律單位調查影片的消息來源。
「血祭誹謗」是歷史悠久的反猶太陰謀論，誣指猶太人殺害非猶太人並使用其血液進行宗教儀式。扎米爾使用這個詞形容《NAZA》，等於將對以軍戰爭行為的指控放進反猶太主義的歷史框架。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也公開譴責該片為「全球反猶太煽動浪潮的一部分」，並進一步主張修法，撤銷在海外「誹謗」以軍者的公民身分。
極右翼人士更將攻擊延伸至導演及其家人。抗議者前往索爾父母住所外，高喊「叛徒應處死」；南部城市阿什杜德（Ashdod）也出現畫有兩名導演肖像的大型壁畫，上面印著「叛徒」並加上瞄準用的十字準星，相關影片下方甚至出現要求殺害兩人的留言。
值得注意的是，對影片的批評跨越了以色列主要政治陣營，不僅是納坦雅胡政府與極右翼人士。前參謀總長、反對派政治人物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批評導演「道德盲目、脫離現實」，並稱影片在國家「艱難時刻傷害以色列」；前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則將影片稱為「針對我們兒女的可怕血祭誹謗」。以色列政治社會學家丹尼爾・巴塔爾（Daniel Bar-Tal）指出，就連平時支持反納坦雅胡陣營的記者，也加入了批評導演的行列。
為什麼一部「舊聞」會引爆政治風暴？
知名調查記者德魯克（Raviv Drucker）在第 13 頻道訪問亞伯拉罕時，質疑影片大量使用匿名證詞，使外界難以獨立查證。亞伯拉罕則表示，受訪者身分及證詞已與《衛報》合作查核，並反問：為什麼以色列媒體此前沒有主動訪問這些曾參與加薩軍事行動的情報人員，也極少深入報導軍方如何計算「附帶損害」及巴勒斯坦平民傷亡？
這個問題點出了《NAZA》在以色列引發震撼的另一層原因。
半島電視台指出，2025 年底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調查以色列新聞環境時，已有以色列記者形容，國內媒體的報導方式已經成為戰爭的一環，並深刻影響民眾如何理解加薩戰爭。
以色列智庫 Molad 2025 年 10 月公布的研究發現，全國收視率最高的第 12 頻道在戰爭最初 6 個月的報導中，只有 3％提到加薩人道危機；研究分析的 206 張戰爭相關影像與影片中，更只有兩個呈現巴勒斯坦平民傷亡。儘管如此，在《NAZA》上映以前，多數以色列受訪者仍認為國內媒體對軍方在加薩行動的報導是平衡的。
從媒體失語到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以色列法學家暨記者薩拉古斯蒂（Anat Saragusti）認為，以色列主流媒體很少調查軍方在加薩的行為，也幾乎不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報導戰爭。民眾的認知落差與一套根深柢固的戰爭敘事彼此強化：戰爭是哈瑪斯在 2023 年 10 月 7 日強加給以色列的；哈瑪斯利用平民作為人體盾牌，因此加薩的大量平民死傷，被理解成以色列不得不承受的「附帶損害」，而不是需要追究的軍事決策結果。
以色列研究機構 aChord 中心 2025 年 8 月的民調顯示，76％ 猶太裔以色列受訪者完全或部分同意，在加薩戰前約 220 萬人口中「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以色列人權組織卜采萊姆（B'Tselem）發言人德維爾（Yair Dvir）指出，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在生活和教育上長期分隔，學生很少接觸巴勒斯坦人的語言、文化與歷史，許多人甚至不了解巴勒斯坦人的「大劫難」（Nakba）。在這套教育與國家敘事中，巴勒斯坦人往往首先被理解為「他者」與安全威脅。
《半島電視台》回顧相關研究指出，1985 年一項分析數百本希伯來文童書的研究，發現數十本書將巴勒斯坦人描繪成好戰、嗜血的怪物、狗、狼或毒蛇；約 20 年後的另一項研究則發現，每 10 名以色列學童中，就有一人在被要求畫出巴勒斯坦人時將其描繪成動物。
與此同時，以色列政府對記者、消息來源與異議者的壓力，也進一步限縮不同戰爭敘事出現的空間。保護記者委員會警告，政府高層威脅撤銷記者公民身分，可能造成寒蟬效應，不只危及亞伯拉罕與索爾，也向其他考慮調查國家機構的記者與消息來源發出危險訊號。
自 2023 年 10 月戰爭爆發以來，巴勒斯坦記者大量遭到殺害、拘捕及限制採訪；以色列及國際記者也曾因批判性報導面臨威脅與攻擊。亞伯拉罕任職的《+972》雜誌與《Local Call》特拉維夫辦公室日前更遭極右翼人士闖入騷擾，工作人員基於安全考量被迫撤離。
截至 2026 年 9 月，以色列自 2023 年以來對加薩的軍事行動已造成超過 73,00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過 174,000 人受傷，死亡與受傷人數合計相當於加薩戰前人口的一成以上。
陳韋綸
苦勞網特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