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秋鬥再起,從哪裡再起?

2009/11/20
苦勞網特約記者

如果從1988年「二法一案(苗客一案、《工會法》、《勞動基準法》二法修正案)」大遊行起算,「秋鬥」這一個台灣工運史上的重要活動,今年已經是第二十一年了,如果從歷史來看,秋鬥從早期抗議官、資對工運的打壓,到90年代中後期「關廠失業」的主軸,到2000年之後,「廢票」與「直接民權」等「新政治」的號召,順應著政治、社會與社運的情勢,而不斷變動著,2005年之後,受限於運動的能量與運動方向的調整,4年的時間沒有舉辦,而今年「秋鬥再起」,除了自1993年起推動籌辦「春秋鬥」的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之外,加入了更多主導的團體與議題,它們以共同對抗的「國家」與「資本」為共同點,與過去的秋鬥有著相當的差異。

秋鬥「主體的轉置」

2000年秋鬥「40工時」,得到當時所有五組總統候選人的承諾,各組候選人之間只有「實施時間」上的差別,但是在民進黨上台、陳菊接任勞委會主委之後,還要經過抗爭之後才拿到東減西扣的「兩週84工時」,在當時,工運的力量轉由兩大總工會系統(全國總工會、全國產業總工會)主導的協商有關,工運的戰果無以為繼。(攝影:孫窮理)


首先讓人注意到的是在議題的「多元」與參與,甚至主導著,已經不再是過去的工運團體,主要的行動主體,也不再是「工人」這一個單一的身份認同,「今年五一遊行雖然來了一萬人,但是最後卻沒有什麼效果。」這一次「秋鬥再起」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的林子文說,「大家覺得鳥鳥的,有動力想要做一些事」,他所謂的「大家」,有河岸部落原住民的組織者、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老師、資深的工運幹部…「工會仍然是本位主義的,以自己的利益為優先」,這位身經百戰的工運老將不諱言以工會為主的行動,有它的保守性,林子文希望以這一次秋鬥參與者重新定義「運動者」和對立面。

「工運」和「工會」是分離的,林子文說,工會無法組織更多不同的勞動者,也因此,現階段很難以「工會運動」作為「階級運動」的核心;工人立法委員會的賴香伶也持相同的看法,她認為,過去工會很難從外面看到自己,在運動的「邊緣性、政治性和尖銳度」上不足,因此,這一次「秋鬥」嘗試著進行「主體的轉置」,「在自己職場內的經濟生活和外面社會的變化是綁在一起的」賴香伶說,「過去的工會運動形式,透過『工會相挺』,撐出運動的對立性的物質條件已經發生改變了」,現在的工人身份可能隨時流動,「外面」的變化,隨時會帶給工人新的刺激和衝撞,「現在不只是談工資、工時這些問題」賴香伶說,「得發展出新的方向出來」。

具體訴求與群眾認識的課題

方向上有差異,動員的形式也會發生改變嗎?過去,工會的動員,不可能不去考慮「如何設計具體拿到的訴求,以回應群眾的需求」,以及「花時間把議題帶到基層去做動員,以拉高群眾的認識」這兩點上,但是這一次「秋鬥」,並沒有花太多的功夫,這可能與這一次行動籌辦的時間不夠,以及對象零散,很難聚焦有關;在這種條件下,賴香伶認為,「辦秋鬥,就是為了要做這兩件事」;以目前的力量,大的東西換不到,小的在平常就又一直在提了,工會動員花功夫在對應群眾的需要、提出具體訴求,賴香伶說,在2000年「40工時抗爭」已經碰上侷限,力量,無以為繼;當然,群眾如何看待行動的意義、是不是「拿到」了什麼,與他們的認識有關;至於群眾教育的工作,賴香伶希望在新的群眾看到彼此之後的差異性之後,能夠刺激他們之間的對話,「群眾的認識,不可能是個案性的,要往上衝」。

「差異」可能是今年秋鬥最大的特色,除此之外,要在這些人中間找到共通點,仍然使用了主流容易接受的「弱勢」這一個名詞,11月19號,在行政院前的記者會裡,唱出在樂生保存運動中,由「勞動者戰歌」改編而來的「弱勢者戰歌」;賴香伶對此,也並不滿意,「弱勢這個自我命名必須是要被顛覆掉的」,但是在如此短時間串聯起來的這些團體裡,除了有共同對抗的敵人外,實在很難找到政治集中的符號,這也反映了今年秋鬥只是串出這些不同的人,卻並沒有能處理它們如何成為一個「政治主體」的議題。

秋鬥—儀式性集體行動

在這些團體裡,綠黨和工委會(火盟)過去是有其政治立場與實踐的,不過其他的團體則依其背景、議題的進展,而沒有共同的政治進程,在這一次串聯的過程裡,這一個問題也幾乎沒有被處理到,林子文認為,「社運結盟的問題不可迴避,不過現在這樣的組合,還沒有考慮到政治上的出路」,他認為,這一次「朋友」很多,但還談不上「戰友」,他希望未來秋鬥可以這樣一年年辦下去,從「參與中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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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8、1989、1992台灣各工運團體工同參與的「二法一案」、「反惡法」、「三法一案」,到1993年之後,由工人立法委員會主導的「秋鬥」,今年「再起」,也產生了新的方向;圖為2003年,工委會在立法院中舉行的、非街頭形式的「秋鬥」:「工人鬥總統」座談,不同的工運/工會指標人物,在政治路線上,發生激烈辯論,圖右至左為曾茂興、吳榮元(勞動黨)、鄭村棋(工委會)、盧天麟(全產總,後來成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及勞委會主委)、張緒中(中華電信工會)、呂秀菊(全國教師會)、劉庸(自主工聯)。(攝影:孫窮理)


2003年,林子文曾以「秋鬥—台灣勞工運動的儀式性集體行動」為題發表學位論文,今年他與論文指導老師陳信行同為秋鬥的主要推手;在該論文中,林子文比較了「秋鬥」與全產總、勞權會在「五一」行動的符號意義,他認為,「秋鬥」的符號化意義在「參與者對『工委會』這個組織,以及『秋鬥』的抗爭行動產生集體認同,並藉以區別不同的主辦團體」;這一個頗引起爭議的觀點,或許起自他從一個工會幹部的角度,所觀看的台灣工運派系生態,但是,今年秋鬥卻吊詭地突破了他所觀察到的這一個格局,「舊」論辯的消解,也或許突出的「新」思維的出現。

「它就像民間的廟會一樣,不同的神,每年出來『代天巡狩』,議題每一次不一樣,但是相似性很高」,而「儀式」的意義在「強化認同、鼓起力量再往前推」;至於工會,在林子文的眼中,仍然是重要的力量,「20多年前,自主工運的力量,本來就是靠著整個社會運動的力量帶起來的」,林子文希望這些東西能夠重新被創造起來,「秋鬥再起、跨出第一步」,林子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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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一案是新光士林紡織廠關廠案

樓上的朋友:1988年當時的確在新光士林紡織廠抗爭期間,他們也的確是該次動員的重要隊伍,不過「一案」只的卻不是這一個關場抗爭,你可以再check看看。

看了子文講「工會無法組織更多不同的勞動者」,看起來也似乎逐漸成為自主工運的共識。在此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這可以分兩個層次談:
第一、「工會」這樣的組織概念,這當代還有沒有意義?
第二、「台灣目前的工會」,在當代台灣社會還有沒有意義?

就第一個層次,在左翼陣營中,認為該把工會丟進歷史灰燼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迄今為止,也提不出有效的替代概念。當然有一些實驗性的作法,但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挑戰,我認為仍然比不上許多國家中出現的新工會運動。

第二個層次,我倒是不會那麼一刀切得乾淨。台灣的產業(廠場)工會的保守化是不意外的,因為規模太小,加上過於依循著資本的定義在決定組織規模,以及與外在進步力量的組織距離。但是,我們無法忽略廠場工會運動培養了許多好幹部,也無法忽略廠場層次的戰鬥性往往是最強的。

大概有幾個問題是自主工運不能迴避的:為甚麼一些激進的廠場工會(與幹部)到後來會保守化?現有自主工運的「自主」概念是什麼?到底能不能說服工人,或者貼近工人的需求?過去的組訓概念有沒有需要檢討的地方?為甚麼二十年來沒有出現新的有效組織型態?說要組織新的「流動性高」的工人,那該是什麼樣的組織?我很遺憾當年籌組全產總時,這些問題大家其實都沒有想清楚。

我覺得新的出路會在於,這些問題的解答/辯論並與進步的廠場工會運動結合的過程中找到答案。換句話說,我不認為新的出路不會是與現有組織切斷的。所以,工會法修正的準備、辯論與動員,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實踐場域--我其實天天祈禱工會法快修過--只要組織大鬆綁,其他的我實在沒啥大意見 : )

中研院從1990年到現在的調查顯示,台灣社會有穩定超過六成的大眾希望看到更強的工會。現在的運動低潮,就看工運(當然不是指去北京進貢朝聖的那堆幹部)能不能主動回應這個需求了,因為顯然沒有其他人會來回應人民的這個期待。

對了,1988年二法一案的確是指同年八月的苗客罷工案。(到了1992年的三法一案,當然就是遠化罷工案了。)

三法一案是1992年的基客罷工案

更,對,是基客案。(罰自己去撞牆)

講到這,基隆客運罷工當年為沈寂兩三年的工運帶來一股振奮的力量,和當時另外一群嘉隆失業女工都令人印象深刻。二十年後,屬於當代的、振奮人心的「基客罷工」,仍有待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