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5-21 * 旺報 * 【記者王超群／整理】
評論解讀針對富士康集團的「九連跳」事件，9位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直指大陸以「世界工廠」樣逐步積累的財富，其實是踩踏在「原子」般無尊嚴的勞工身上。當年中國共產黨員高唱〈國際歌〉：「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而今思之，格外諷刺；改革開放、經濟轉軌過程確實「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難道另外大部分的人只能墮入無法翻身的絕境嗎？
自今年1月分以來，富士康集團已經發生員工跳樓事件9起，造成7死2傷的慘劇。這些20歲左右的年青人，為什麼在人生最美好的時期選擇離開這個世界？逝去的生命讓我們痛心不已，更讓我們在個體心理層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廠」及新生代農民工的前途問題。
在過去卅年裡，中國依靠數億主要來自農村的廉價勞動力打造了一個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實現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但與此同時，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權利長期被忽略：我們以「農民工」的身分為藉口，以平均低於第三世界的工資水平來支付他們的勞動報酬，使他們無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於城市與農村之間，過著無根無助、家庭分離、父母無人照顧、孩子缺乏關愛的沒有尊嚴的生活。
勞動者被長期忽視
我們從富士康發生的悲劇，聽到了新生代農民工以生命發出的吶喊，警示全社會共同反思。我們呼籲國家立即終結以犧牲人的基本尊嚴為代價的發展模式。
當我國的一些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低端占有越來越多的市場份額之時，我們注意到與GDP增長並存的貧富差距擴大現象，以及勞動力價格隨就業壓力被壓低、勞動者話語權被持續忽視的社會事實。
如果說，以廉價勞動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是改革初期中國在資本匱乏等歷史條件制約下的一種策略性選擇的話，走到今天，這種發展戰略已經暴露出種種弊端。勞動所得的低下導致了國內消費需求的長期不振，削弱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內在動力。
低人權難持續發展
發生在富士康的悲劇，更說明了這種發展模式在勞動者這一方的難以為繼。對於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來說，自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像其父母輩那樣想過再回家做農民，就此而言，他們是踏上了一條進城打工的不歸之路。當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時候，打工的意義轟然坍塌，前進之路已經堵死，後退之路早已關閉，身陷這種處境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身分認同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由此帶來一系列心理和情緒問題─這正是我們從富士康員工走上「不歸路」背後看到的深層的社會和結構性原因。
我們認為，以「低人權優勢」維持的發展是不可持續。今天的中國資本充足、國力強盛，已經具備了轉變發展模式的條件和能力，依靠國家、企業與勞動者共同的努力，切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一定能夠有效防止類似的悲劇重演。
我們呼籲所有企業在提高農民工待遇和權利方面做出切實努力，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
富士康集團自1988在中國深圳建廠以來，迅速發展壯大，工廠已遍及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區，擁有60餘萬員工。富士康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業製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強的第 109位，連續7年雄踞中國大陸出口企業榜首。富士康的今天，離不開廣大農民工的心血汗水。
農民工成真公民
作為一個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回饋社會、關愛員工的行業領袖，富士康理應還給勞動者一份有尊嚴的工資，為勞動者過上正常的、有尊嚴的生活創造基礎的物質條件，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企業公民」。
我們呼籲地方政府為農民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社會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讓農民工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
農民工的待遇和尊嚴不限於一個企業，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國問題。農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礙是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等問題。我們呼籲國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實的舉措，為農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創造條件，讓他們成為真正的「社區公民」，分享他們親手創造的經濟發展的成果。作為改革的實驗區，深圳的崛起離不開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的艱苦付出。
深圳市2008年底實際人口超過1200萬，其中戶籍人口只有228萬，正是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外來人口的貢獻，才創造了深圳市今天的繁榮富強。作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政府理應改善農民工的生存處境，拿出解決農民工住房、教育和醫療等各個方面的具體方案，繼80年代作為經濟發展的領頭羊之後，再次爭當新世紀社會發展與社會公正的垂範者。
最後，我們呼籲新生代農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積極的方式來回應勞動者今天的困境，爭取基本的勞動權益，保護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權利。像兄弟姐妹一樣團結互助，提高自我救助、自我保護與自我管理的能力。並與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參與到推動社會進步的宏業中，共建一個讓每個勞動者都活出尊嚴的和諧社會。
（簽名：沈原、郭于華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臨為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潘毅為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戴建中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譚深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沈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任焰為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敦福為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回應
Re: 終結犧牲尊嚴的經濟發展
大國崛起，不忘人性和尊嚴
Re: 終結犧牲尊嚴的經濟發展
富士康勞工已經十連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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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nfzm.com/content/44878
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编者按：""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在“六连跳”时，南方周末的实习生刘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南方周末记者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
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 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即使像自杀员工卢新这样多才艺的 “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 “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 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员工李祥庆说。"
难以用统计解释的“八连跳”
"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三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在“被追杀”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乐观、多才艺，2008年，他曾参加过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
“被追杀”的幻觉产生于五一期间。即使是和卢新关系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红领，也不知道幻觉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5月9日上午，卢新的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他残疾的父亲——为了供卢新上大学，2006年父亲在煤矿打工时腿被砸断——并未到场。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
才过一天，刘坤即一语成谶。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9楼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边。据富士康通报称，4月30日该女工已向工厂请了假，其自杀可能与情感纠纷有关。“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样成为了自杀的借口。”自杀学研究的创始人涂尔干在一百年前说，“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
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体因牵涉死者隐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人群构成，主要是指80 后、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刘坤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死亡掠过的富士康园区，生活仍在精确地继续着。在距离卢新跳楼处不远的大道上，人一样高的车轮轰然碾过。银行、咖啡馆、食堂、商店对大雨中匆匆而过的青年们张着大门。在生产电脑主板的车间里，白色工作帽下一双双眼睛秀丽明澈，他们像往日一样快速在主板上插进电阻、线圈。等到17点30分下班，刷卡机依例给每个人一个纽扣大小的笑脸标记。
在过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万人，其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县城，如城中之城。这个工业社区已很难用单纯的“工厂”来定义，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行政经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称为“郭台铭紫禁城里的市长”。
卢新死后第二日，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李金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顶级心理学专家此行，是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安排。
在专家的分析里，卢新以及稍早的、同样跳楼身亡的他的湘潭大学校友刘志军和其他四名死者（“八连跳”中田玉和饶淑琴重伤），跳进了一个统计数据里。他们称，由于时间仓促，自杀的原因还无数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 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
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
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在龙华街道富士康维稳综治办公室门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排队应征，通过集合、形体查验、填表、照相、考试、身份证查验、体检、分发八个程序后，即可成为富士康员工。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并没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在“六连跳”后的4月13日，便有超过3500人进入。即使排上七小时的队伍等候招工，他们中也仍有不少人谈笑风生，满眼期待。
而那八名自杀者中的多数，想必当年也曾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富士康。
碎片一样活着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几个同学和校友之中。"
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双手不时使劲地“干洗”着脸，盯着前方一动不动。
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觉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意思”，出来了。大约20天后，湘潭大学机电专业的应届生卢新进入富士康工作。卢新的大学班主任汪洋回忆，毕业前，卢新也去考过公务员，没考上。后来找到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还认为这是上天眷顾他的幸运事。
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即使认识，也应该会粗口互称对方为“屌毛”。在厂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屌毛”和“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在马向前死后（死于2010 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认定死因为猝死），他宿舍的几个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
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李金明语）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李金明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宿舍里一个新的“屌毛”来了，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等到某天下班，发现10个人一间的宿舍空了一个铺位，才知道一个“屌毛”走了。“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说。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
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为感情跳楼）。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
“我真想去跳楼了。”李祥庆用刚发的劳保鞋踹着金属柜子。刚进富士康，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机QQ上的责骂几乎让他哭了出来。外边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运转，周遭的一切也都若无其事。那几天里，李祥庆甚至看见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侣就烦。
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态强硬地向“胖子”（管理他的线长）请了半天假，去车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没想到这一切这么快，女友原本还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点吃的给她，反倒还从她那里拿了一点回程的路费，“太对不起她了，真的很难受，本来让她拿走的钱她也没拿”。
在这样的人口密度里，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而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据曾红领回忆，卢新在去年8月进富士康以来，也尚未恋爱。尽管他多才多艺，并且也经常和曾红领聊起爱情。
黑网吧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冲动。它们隐藏在“餐馆”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专人负责拉客，拉客的会把他们安排到具体的电脑上，这里有不少“毛片”。在发工资之前，一些工友有时候也在这里轻微地“解决一下问题”。但是他们说“看得难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资发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价格，应该也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
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
“没钱没车没房”，“没有钱你会爱我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李祥庆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歌曲。
他又操着湖北口音说，“妈的，老子十年之后攒够钱了开车到她家去！开真的宝马，反正不是仓库的那种。”
李祥庆所说的“仓库的那种”，指的是仓库常见的油压车。它们大多有毛病，状况最好的那台，被他称为“宝马”，其它的，则只能算作“丰田”“吉利”和“奥拓”。
Re: 終結犧牲尊嚴的經濟發展
中國文化的本質是強盜帝王和剝削資本奴主共犯集團，在邪惡無人性的儒家階級倫理奴役主義的孔教制度下的吃人文化，中國共產黨揪集農工民兵趕走邪惡資本奴主犯罪幫派中國國民黨，卻又把中國人的生活交到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特權集團裡頭，和中國國民黨逃來台灣時的國民黨人以兵力軍人的槍桿子掠奪台灣人的身家性命一樣，富士康的資本家是中國人，是中國的邪惡資本奴主，和中國的軍權帝國主義政治本來就是一家人，由中國歷史演變來看，中國的下一次動亂的柴火正在準備當中，反正中國共產黨不可能放棄已經到手的一黨專政特權，中國的農工又怎能除了跳樓之外，還能跳出什麼輪迴呢！
中國共產黨當年批孔揚秦，其實也只是欺騙人民的手段，中國政治文化內涵沒有誠信的因子，不脫騙賴打殺，勝王敗寇，如今郭某企業的作為如果在台灣存在得下去，又哪裡會到中國去呢？富士康的下一步，絕不可能回到台灣社會來，下一個血汗剝削奴役的工廠，在非洲、在印度、在中國內陸，中國走資派的政客氣焰正囂張的呢！社會學者們且等等，還輪不到各位出頭的時機，中國的下一次農民革命的氣候，還在醞釀，而且還得等軍閥們野心發動，九個社會學者，就算是九萬個社會學者，沒有軍方的槍桿子，也一樣無用啦！
別忘了，你是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