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利比亞

責任主編：王顥中

中東風起雲湧的革命浪潮，已經改變人們長久認為這個地區無法變革的觀念。那些曾被認為沒有能力主宰自己命運的人民，成為革命的推動力量。「革命只是歷史的過氣事物」這種觀念已經被徹底扭轉，青年們勇敢的反抗，已經將幾十年來的欺騙和高壓統治砸得粉碎。整個中東地區的「青年人革命」都有共同的訴求：工作、尊嚴、自由、民主，結束鎮壓和腐敗。他們的鬥爭已經使沉睡的巨人──阿拉伯工人階級給喚醒起來了。

阿拉伯國家政權的穩定性建立在三個基礎上，一個是政府對人民的許諾，保證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穩定，但這一基礎已經被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政策嚴重削弱了；第二個基礎是滿足帝國主義的和平條件，在解決巴勒斯坦問題上同時承認巴以兩國的平等地位，但這被證明只是空話，隨著這些國家經濟的混亂和政治上的失敗，它們只能依賴第三個基礎了──強權鎮壓。毫無疑問，在過去十年裡由於深刻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的變化，這三個基礎都已經被嚴重削弱了。

革命在埃及和突尼斯的戲劇性突破，證明大規模的群眾起義與罷工的結合是可以打破舊政權並趕走統治者的。雖然革命也波及到了利比亞，但由於其政權的性質，以及缺少有組織的反抗運動，革命並沒有擊敗政府的鎮壓機器。利比亞的革命條件遠不如埃及和突尼斯，突尼斯的工會組織可以在政府允許的範圍內活動，並成為表達不滿聲音的渠道；埃及的反抗運動能夠和政治運動以及工人階級結合起來；但利比亞國內卻沒出現有組織的抵抗運動，這也使得其政府不願意採取妥協態度，進行對話和改革。我們不能採取死板單一的方式來描述中東地區的革命運動。這是一種不平衡的發展，無論是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勝利，還是巴林和利比亞的革命失敗；正是這種不平衡的發展，人們對革命的期望和當前的革命任務之間產生巨大的鴻溝，而這些問題攸關生死，足以影響整代人的命運。

2011年2月17日，利比亞班加西（Benghazi）反抗運動的目的並不是把國家交給西方帝國主義。但對於真誠反對帝國主義的左派而言，利比亞的革命面臨著一些兩難的情況。突尼斯、巴林、埃及和葉門這些國家的政權都是站在帝國主義那一邊的，因此這些國家的革命，可以被當作掙脫西方控制的解放運動；但利比亞和敘利亞，雖然它們的政權都是極權統治，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對帝國主義，革命者應該對這兩國的反抗運動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呢？

利比亞的革命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左派雖然一開始對反抗運動普遍抱有同情和支持的態度，但當帝國主義介入的時候，他們有些人就轉而支持格達費，另一些人則忽視帝國主義的真實意圖，支持「人道主義干涉」的口號。當時很多支持革命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認為革命被迫要和帝國主義達成某種妥協，畢竟西方的軍事干預迫在眉睫。我們當時認為儘管利比亞革命會有很多困難，但它還可以向其鄰國求助，然而，無論如何這都顯得非常空洞，因為西方的干預很現實，而且確實使革命偏離軌道了。隨著格達費的死亡和其政權的垮台，革命方向的問題又重新提出來了。

革命本身就是一個進程，它是舊秩序與日益強烈的變革渴望之間直接衝突的展現。革命預示的是一個新時代，一種新的社會關係。就其本質而言，革命就是在一系列危機爆發的過程中，控制街道、工廠、政府機關、學校以及經濟和社會資源的挑戰行動。在革命過程中，成千上萬的人們都在塑造和改變自己周圍的世界，同時也在提高著自己的意識水平。利比亞前期的反抗運動所經歷的就是這個過程，內戰結束後黎波里的反抗運動，又重新經歷了這一個過程。但革命中的重大妥協將使得利比亞革命不會像其鄰國那樣前進。

本文並不想為利比亞的歷史、反抗運動或內戰進行最後定性。我想展示的是，格達費政權起家於後殖民時代的群眾運動，並用政變的方式結束了那波革命浪潮。無論如何為他的政權美言，但它始終是建立在鎮壓任何反對力量、並創造了一個新的統治階級。在1980年代，格達費與西方相處的時期，儘管革命社會主義者反對帝國主義對該國的規劃，但格達費的反帝國主義，實際上是阻礙真正的巴勒斯坦與黎巴嫩解放運動的發展，他繼續與西方維持著石油貿易。同樣地格達費後來轉向泛非主義也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佔領查德（Chad）北部。當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提出「反恐戰爭」口號時，格達費選擇了與英、法、美三國和平共處，直至今次人民的反抗運動前，格達費及其家人一直是西方國家的常客，其政權也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

義大利的佔領地：「第四海岸」

今天利比亞的版圖是20世紀初西方列強規劃的結果。它的西部地區是的黎波里塔尼亞（Tripolitania），首府是的黎波里（Tripoli）；東部地區是昔蘭尼加（Cyrenaica），首府是班加西；南部是費贊（Fezzan），大片的沙漠。這些地區有著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種族，都曾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被遺忘的邊遠地區。西方殖民者到來後，這塊廣袤而貧瘠的土地（只有1%屬可耕地）起初並沒有引起他們的興趣，它是殖民者在非洲爭奪的最後一塊土地。

1911年，義大利作為殖民後來者抓住機會佔領了該地區，並將其納入帝國的版圖，稱之為「第四海岸」。大約有7萬義大利人定居在西部的的黎波里塔尼亞地區，有4萬多人居住在東部地區。義大利的殖民統治引起了東部地區部落的反抗，領導人穆赫塔爾（Omar al-Mukhtar）是賽努西穆斯林運動（Sanussi Muslim，類似於沙烏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 Wahhabism）的追隨者。穆赫塔爾領導的遊擊隊和殖民者鬥爭了八年多，直到1931年他被捕並被絞死在其2萬名支持者面前。墨索里尼時期義大利對利比亞的戰爭所達到的血腥程度，在一次野蠻的屠殺中，大約有1.2萬昔蘭尼加人被殺害。在1912至1943年之間，有30萬利比亞人被義大利軍隊殺害（當時全國人口估計只有一百萬）。

隨著盟軍的到來，義大利在北非的統治終結。1951年利比亞在聯合國的認可下，成立了由國王伊德里斯一世（Idris I）領導的聯合王國。國王是賽努西運動創立者的後裔，他所繼承的國家由於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掠奪和兩次世界大戰的破壞，極端貧困、滿目瘡痍（班加西總共遭受過1000多次的空襲）。獨立時利比亞的人均國民收入是一年16英鎊，95%以上的人是文盲，國民收入嚴重依賴英國和美國在地中海沿岸軍事基地的租金。1952年，蘇爾特盆地（Sirte basin）被發現石油，使利比亞一舉成為世界第四大產油國。國王向西方石油公司敞開了國門，廉價優質的石油改變了國家的經濟結構，但石油帶來的財富卻只在國王周圍的一小撮人之間分配。到1960年代石油經濟繁榮的時候，反抗運動產生了。1960年代初青年學生的示威和騷亂標誌著反抗國王時代的到來。這一運動也受到埃及納瑟（Nasser）革命的深刻影響。

1952年納瑟掌權後，在埃及大規模地推進國有化運動，包括收回具有戰略意義的蘇伊士運河。納瑟的國有化運動和與英法帝國主義的正面對抗，在利比亞人心中引起了強烈共鳴。廣大利比亞人強烈希望新的石油財富能成為本國經濟發展的動力。1969年群眾示威活動引發了一場全國石油行業大罷工。參與運動的群眾與國王的安全部隊發生衝突，最後軍隊背叛了國王。1969年9月1日格達費和一些年輕的軍官（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廢黜了國王。他們對外宣稱利比亞要站在阿拉伯世界的一邊，反對帝國主義和以色列，他們要求美國和英國軍隊撤離利比亞，關閉他們的軍事基地。

格達費「民眾國」（Jamahiriya）的神話

政變贏得了民眾的支持，人民希望利比亞能夠追隨埃及的步伐。但政變卻也中斷了正常的革命進程。以格達費為中心的軍官們，立志要利用石油財富，把利比亞建立成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和現代化的社會。因為當時利比亞仍然是一個由遊牧和農耕村社組成的部落社會。政變的領導者提出了一套國有化方案，先是針對義大利資產，保險公司和銀行，然後是西方主要國家的石油公司。

利比亞革命是當時發展中國家政權變革的一種模式，它的一個特徵就是舊的秩序已經無法繼續維持其統治，但工人階級的力量又太弱小，無力承擔奪權的任務。這就為其它來自新中產階級的力量，提供了機會來領導鬥爭。自由軍官的革命並沒有廣大的群眾參與，他們也只是利比亞軍隊中的一個小團體。范德沃爾（Dirk Vandewalle）說：「這些軍官們......都畢業於軍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於君主專制的限制，他們沒有資格接受大學教育。」

自由軍官組織介入革命就是為了掌權，並仿效納瑟建立其一黨（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主導的國家政權。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被宣佈為全國唯一的合法政黨，在1972年，利比亞通過立法取締了工人的罷工權、禁止工人建立工會、鎮壓任何有組織的反抗活動。許多曾經參加政變的人，包括一些自由軍官，他們認為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的行為背棄了人民革命的初衷。革命指揮委員會內部的緊張局勢引發了一場未遂的政變。為了應對不滿情緒並削弱任何有組織的反對勢力，格達費決定通過重構政權，建設一個「無政府的人民政權」。他解散了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並在他的綠皮書裡宣揚他關於「社會主義」、「民主」和「伊斯蘭」的新教義。他建立了「人民委員會」（後來更名為革命委員會）並用它取代了各級政府的功能。

這些未經選舉而產生的委員會構成了新政權的基石，新政權成為「民眾國」──一個建立在人民民主控制基礎上的制度神話。委員會接管了所有的新聞媒體、工廠、學校與政府機關，但是約占全國財政收入99%的石油工業卻仍然被新統治集團的一小撮人牢牢的掌握著。在革命委員會和綠皮書的謊言背後，屹立的是一個完全忠實於格達費的政權體系。格達費自封為「兄弟領袖」，利用巨額的石油收益，創立了一個獨立於部落體系之外的支持體系，使他能夠不受任何人民民主的約束。

1970年代中期，大學生對格達費政權產生了新的不滿。1975年，革命委員會企圖建立官方的學生會組織，引發了人們第一次反抗格達費統治的抗議運動。抗議運動主要集中在班加西和的黎波里，學生們通過選舉組建了自己的學生會。革命委員會鎮壓了學生的抗議活動，但小規模的學生運動持續了一年。1977年，當局又鎮壓了學生們的抗議紀念活動，當場絞死了一些被指控煽動不滿情緒的教師。格達費譴責這些抗議者是「迷途的小狗」、矢志要粉碎任何反對勢力。在1980年代，他又大規模重新建構政權體系，為防範潛在對手，格達費將大部分機要部門轉移到他的家鄉蘇爾特（Sirte），那些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軍隊被重新整頓以及調離人口中心的地區，雇傭兵和國家安全組織成為替代力量，軍隊被降格為只例行巡邏邊境線和保衛石油基礎設施。

發展的局限

1970年的石油危機，使利比亞獲得可觀的石油收入，這為格達費的發展計劃提供了資金的支援，也導致了新一輪的國有化運動。石油收入也幫助格達費政權能夠在國內其他勢力範圍內推行自己的統治。在其打著「人民控制」旗號的國有化運動中，格達費要求人們燒毀所有的財產契約，徵用了豪華的房地產，並將其分給自己的親信。他定期就會將石油美元分給他的支持者，讓他們可以到鄰國突尼斯大肆消費（突尼斯人戲稱為「綠蝗蟲來了」）。利比亞人民採取了一種消極對抗的鬥爭策略。人們很少去參加那些為慶祝革命勝利成果的「綠色集會」，只有當政府強迫參加時才會有上規模的群眾表演秀，但群眾都以沉默來回應格達費發表的奇談怪論。

由於石油經濟的持續發展，利比亞的經濟確實高速增長，其教育事業和其他社會服務方面也確實有了明顯的提高。但利比亞的經濟嚴重依賴石油出口，石油價格方面的絲毫波動都會影響到這個國家。儘管有著多年來的石油財富積累，大多數的利比亞人生活依然艱難，年輕人工資水準低，失業率卻很高。

反帝國主義，泛阿拉伯主義和泛非主義

納瑟1970年去世後，格達費就宣稱自己是納瑟的政治繼承人，立志要成為阿拉伯抵抗運動的指路明燈。由於埃及新的領導人薩達特（Sadat）與美國友好，背棄了埃及的盟國蘇聯，所以格達費的「兄弟領袖」角色就更加耀眼了。格達費與華沙國家簽署了一系列的武器購買協定，雖然他還會搬弄「社會主義」的語言，但他仍然繼續透過由與前國王合作的西方小石油公司，向歐洲供應石油。

整個20世紀70、80年代，格達費一直致力於用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語言，把利比亞包裝成反西方的堡壘。實際上利比亞介入阿拉伯地區的抵抗運動聲名狼藉，經常施以暗殺和汽車炸彈的手段。利比亞雖然提供了大量的金錢和武器支援巴勒斯坦的反以色列鬥爭，但格達費卻把這些援助交給了那些並非真誠從事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組織。這些組織用來攻擊西方目標，以及那些反對格達費政策的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因此利比亞是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生前唯一拒絕訪問的阿拉伯國家。

1978年格達費干預阿拉伯抵抗運動達到了高峰，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領袖薩德爾（Musa al-Sadr. Sadr）和幾位同事到的黎波里參加研討會，但很快就失蹤了。有人認為他們被格達費在其辦公室殺害了。他們的失蹤對黎巴嫩的抵抗運動造成重大打擊。薩德爾是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主要組織阿邁勒運動（Amal Movement）的領導人，而該運動就是黎巴嫩真主黨的前身。2011年，在聯合國討論在利比亞設立禁飛區的議案上，黎巴嫩真主黨對黎巴嫩內閣施加最大的影響，要求黎巴嫩代表團在促成有關的議案上，做了不少推波助瀾的外交工作。

格達費插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抵抗運動的後果，被證明是災難性的，隨著其它阿拉伯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修好，格達費在阿拉伯世界的影響力驟然衰退。80年代，格達費又將注意力轉向非洲並提出了泛非主義的新論調，但在其花言巧語的背後，同樣是赤裸裸的野心──佔領查德北部，掠奪那裡的礦產資源，包括鈾礦。利比亞在查德與法國雇傭軍的戰爭也被證明是個錯誤，格達費最後也被趕出了查德。這是一場恥辱的失敗。格達費在非洲冒險的失利又在國內引起了新一輪的不滿和抗議運動，隨之而來的就是新一輪的鎮壓。利比亞與帝國主義的鬥爭逐漸使自己在國際上處於嚴重孤立的境地。

於是，美國發起通過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禁止向利比亞進行新的投資，試圖扼殺其石油產業。1986年，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 Reagan）下令空襲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企圖炸死格達費。這次轟炸也是美國政府試圖擺脫「越南症候群」的標誌性事件。利比亞被指責在1988年製造了泛美航空103號航班的洛克比空難（Pan Am Flight 103），作為報復。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使帝國主義將主要敵對目標轉移，在格達費移交了洛克比空難的犯罪嫌疑人後，雙方的緊張關係結束。格達費最後還對西方受害人進行了慷慨的賠償。在90年代，格達費仿照70年代埃及薩達特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了對外開放政策。

伊斯蘭反對派

在90年代，正是由於國內東部地區出現了伊斯蘭叛亂，格達費政權才最終決定向西方敞開大門。這些新的伊斯蘭流派的成員，主要是那些在80年代參加過阿富汗戰爭的利比亞人。回國後，他們組成了利比亞伊斯蘭戰鬥組織（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簡寫為LIFG）。LIFG雖然淵源於阿富汗，但它並不鼓吹「全球聖戰」，而是清楚地聲明自己的使命就是推翻格達費的獨裁統治。LIFG成員經常進攻政府軍，甚至還策劃兩次暗殺格達費。到90年代中期，在東部地區成功組織的起義達到高峰，但不幸的是其主要成員被政府逮捕並殺害。最終LIFG被清理出利比亞，其成員一部分逃到蘇丹，一部分去了伊拉克參加那裡的抗美鬥爭，還有一些被捕的成員由於格達費次子賽義夫（Saif al-Islam）和著名的伊斯蘭宗教領袖Sheikh Ali Sallabi的協定而被釋放。Sallabi現在也是利比亞過渡政府的革命的領袖之一。

「9·11」以後，LIFG被定性為蓋達組織的一部分，但它堅決否認這一點。反恐戰爭的進行為格達費提供了一個與西方和解的機會，2004年他和英國首相布萊爾（Anthony C. L. Blair）舉行「沙漠會談」。對西方國家來說，隨著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進行，格達費政權隨時都會準備與其做交易。這次沙漠會談，也證明伊拉克戰爭的積極效果，格達費已經決定在反恐戰爭上與西方合作。據詹姆士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的刊物《恐怖主義監察》（Terrorism Monitor）：

「9·11事件幾週後，美國中情局就有一個調查組飛往倫敦，面見了被認為曾策劃1988年洛克比空難的利比亞情報部門負責人Musa Kusa。Kusa向中情局（以及英國軍情六處）提供了LIFG的成員名單以及其他曾在阿富汗受訓的利比亞伊斯蘭主義者名單，還提供了生活在英國的LIFG領導人的檔案。這對布希政府來說可謂意外的橫財。美國政府很快就正式認定LIFG是恐怖主義組織。」

中情局和軍情六處抓捕了LIFG的主要成員，並將他們移交給利比亞政府。這些人中就有現任的黎波里反抗軍指揮官Abdel Hakim Belhaj。利比亞東部城市班加西和德納（Derma）仍然是伊斯蘭主義運動的核心地區，也是西方情報部門高度關注的地方，尤其是人民在起義後掠奪了那裡的軍火庫。

空洞的改革

隨著聯合國的制裁在2004年終結，格達費許諾將由其次子賽義夫（Saif al-Islam Gaddafi）主持改革。賽義夫提出了漸進民主的思路，伴隨著向西方開放的政策，利比亞將可以利用自己的巨大石油財富推進實質性的變革。政府放鬆了一些鎮壓政策、允許一些反對派參與政權，但這主要是口頭上的，實權仍然掌握在以格達費為核心的小圈子裡。私有化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受益者，都是那些忠實於格達費政權的人，他們大部份購買了70年代被國有化的優質物業。格達費宣稱新自由主義改革「擴大了人民控制的範圍」，和他綠皮書的意識形態是一致的。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說：

「這個反復無常的領導人戲劇性的轉變所獲得的利益比起西方盟友要來得更多。自1988年格達費移交了兩名洛克比空難的犯罪嫌疑人以後，2003年格達費又宣佈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作為美歐石油公司一直履行著與利比亞的合約的回報。西方金融機構在金融危機的硝煙裡，突然發現利比亞是一個新的生財之地。」

聯合國制裁結束後，很快就有大石油公司紛紛過來簽約，石油開採和煉油設備升級的合約價值足有幾百億英鎊；軍火商也不甘落後，法國、義大利、德國和英國僅在2009年，就向格達費政權提供了價值約3億英鎊的武器，包括噴氣式戰鬥機、彈藥、電子設備、軍用移動電話和催淚瓦斯等。

據反軍火貿易運動組織（Campaign Against Arms Trade）的調查，2011年2月17日（也就是利比亞革命的開始日）「英國政府批准向利比亞和巴林（Bahrain）出口了大量的催淚瓦斯等控制大規模人群的武器和狙擊槍，以及大量的其它軍事裝備。」英國政府認為，通過「高品質的政治干預」，就可以把利比亞當作其軍火商「優先供應的市場」。這樣合作的前提就是利比亞扮演了歐洲南海岸邊界警察的角色。利比亞和義大利的雙邊協定明確指出，義大利境內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將直接「遣返到利比亞」。我們知道在2000年利比亞當局對非洲黑人移民進行了一次大屠殺。

2月17日的人民起義

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點燃了利比亞人壓抑幾十年的怒火。利比亞革命的發起是由一些青年活躍份子組成的一個較為鬆散的組織，他們與一些法官和律師，聯合號召2月17日在班加西的法院門口進行和平示威。儘管這次示威活動提出的口號非常溫和，但這卻是新一代青年人第一次公開表達對格達費政權的不滿。示威者本希望在城市的廣場搭建帳篷，並迎候防暴警察的驅逐。但意想不到的是，他們迎來的是政權派來的暴徒和屠殺，導致很多和平示威者犧牲。第二天大規模的人群出現在青年人的葬禮上，當他們經過國家安全部大樓時，政府軍再次開火。就這樣，屠殺、葬禮、更多的屠殺，不斷地循環發生著。在當週週五，憤怒的群眾轉向革命行動，大規模的群眾悼念犧牲者的葬禮及示威活動遍及班加西，人們解除了安全部隊的武裝，焚燒了政府的安全部大樓。利比亞全國很多地方都出現了類似的情形，在距離的黎波里較近的扎維亞（Zawiya），憤怒的人們還點焚燒了格達費的一處行宮。

在第二週，示威抗議活動又波及到首都的黎波里和西北部戰略工業城市米蘇拉塔（Misrata）。在全國人民的抗議浪潮壓力下，利比亞的外交官們首先「變節」，很多軍官也發表聲明要求軍隊不再聽從格達費的命令，很多城市和鄉村也宣佈支持革命，石油工人則宣佈罷工。埃及和突尼斯革命勝利的進程也在利比亞發生了，先是小規模的抗議活動，隨後是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活動，安全部隊被擊退，部分軍隊變節和工人的大規模罷工，這一切都宣佈了格達費政權的命運。格達費的兒子賽義夫在國家電視台發表了一份語無倫次的聲明，譴責「由吸毒和喝咖啡的阿拉伯人、移民和外國人所做」的暴力行為。當他聲明結束時，國家電視台也被人民攻佔了。由於人們謠傳格達費已經逃離了，人們就湧向了市中心的綠色廣場慶祝，但卻遭到了親格達費部隊的伏擊。格達費充實了首都的部隊並武裝了其支持者，結果的黎波里的起義就失敗了。

國家過渡委員會（NTC）的誕生

國家過渡委員會（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 NTC）誕生於革命的發源地班加西，其成員組成最初主要包括反對派領袖、社會名流、法官、叛軍指揮官和部落代表。它的誕生主要就是為了滿足東部起義城市的直接需要，因為舊政權的垮台已經使國家機器（包括監獄、軍隊、警察、法院和埃及邊境的巡邏等）轉到人民的控制之下。NTC組織起貨幣和食品的分發，照顧起被雇主拋棄的貧困的移民勞工，組建了一家國家電視台和廣播台，發行了第一份宣傳革命的報紙。工人和經理人委員會則接管了關鍵的公共服務部門，如發電廠、港口和機場。許多觀察人士包括西方記者，都讚嘆NTC的高效率和能力，以及這個城市釋放出來的「自由」空氣。儘管班加西食物短缺，但最貧困的市民還是聲稱自己吃的比革命前好多了。

NTC還和東部的其它城市、米蘇拉塔、奈富塞山（Western Mountains），以及的黎波里西部的一些城市建立起合作關係。在一天裡有八個城市組建了委員會並宣佈支持革命。NTC的成立有助於把革命深入地推向全國並使之置於人民的控制之下，但NTC很快就面臨一個直接的威脅。格達費政權的前司法部長賈利勒（Mustafa Abdel-Jalil）在起義的前期辭職，然後他來到班加西宣稱自己是「臨時政府」的首腦，網羅了一批前外交官以及其他一些希望與歐美做交易的前政府官員。

賈利勒的聲明激起了NTC的憤怒，NTC隨即宣佈「臨時政府」毫無法律效力，除了凍結格達費政權的國外財產和堵截運載「雇傭兵」的航機外，NTC拒絕任何外來的軍事干預。他們擔心西方國家以幫助自己為藉口實際來作幕後交易，這會違背人民的意願。NTC的軍事戰略不是求助於外國軍隊或西方的空軍，而是設法勸降前來鎮壓的格達費軍隊。它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補充了很多兵員。但實力雄厚和裝備精良的部隊都由格達費的兒子們控制著，他們是不會投降的。

格達費的反革命

儘管有大規模的武裝起義，但格達費政權依然擁有強大的支持力量。他動員其支持者並分發給他們武器，還清理了軍隊和安全部隊，將幾百名官兵和政府官員槍決，同時又逮捕或殺害了幾千名普通市民。格達費的反革命暴行似乎在說明這個政權只能靠暴力來挽救了，而正是這種殘暴行徑把和平的示威運動轉變成了武裝起義。這是一場不對等的戰爭，格達費迅速的反革命行動使得革命者來不及建立最基本的軍事組織。

在起義的前兩週裡，革命是在為生存而戰鬥。革命者的首要優勢，就是可以暢通地在東部的自由區和西部被圍攻的城市之間穿梭，來自東部的青年們，在近期取得的不可思議的勝利鼓舞下，奮勇地向西部挺進。但由於裝備較差和缺乏訓練，最後他們只能在格達費的要塞蘇爾特周圍打伏擊。革命危在旦夕，不僅西部危急，東部也不能倖免。格達費的軍隊控制了主要的公路，這有利他將其裝備精良的軍隊小規模地在各城市之間調動。後來革命者由大挺進變成了大撤退，格達費的軍隊包圍了起義城市，並宣稱「將毫不手軟」。在奈富塞山和米蘇拉塔，革命者雖然擊退了政府軍的首次進攻，但卻代價高昂。格達費仍將班加西視為頭號目標，並斷言佔領了班加西就是對起義的致命一擊。

埃及和突尼斯現在已經成為利比亞革命的依靠，生死存亡的利比亞革命急需鄰邦的支持。事實證明埃及和突尼斯革命者確實也向利比亞提供了一些物資和武器，但他們由於自身力量弱小，其支持力度還遠遠不夠，而這也就為西方的干預提供了機會。由於確信革命終將勝利，西方領導人宣佈支持革命；革命者則由於被圍攻、沒有過多選擇的餘地，只能求諸西方的憐憫。儘管NTC堅持反對任何外來干涉，但也被迫呼籲國際制裁、設立禁飛區和西方的空中打擊，希望以此擋住格達費的攻勢。NTC由於軍事上的挫折，被迫將革命抵押給西方集團，於是賈利勒被任命為NTC的領導人，而NTC的性質也開始轉變。

被劫持的革命

許多利比亞人非常歡迎西方幫助他們保衛勝利成果，但英、法、美三國在這方面卻很吝嗇，他們就是希望革命不能按照它自己的意願進行。NTC在起義之初曾向西方國家提出了一些簡單請求，包括國際社會承認其地位，獲得格達費政權在國外被凍結的資產以便購買武器和物資。但西方國家卻宣佈他們只承認「國家」，不承認「政府」，他們拒絕阻止所謂的運載「雇傭兵航機」，拒絕提供任何武器援助，說是害怕武器流入「恐怖主義者」手中。最後他們還「冠冕堂皇地」拒絕將格達費政權被扣押的資產還給NTC。

相反西方列強卻向NTC提出了一系列的條件，他們要求任何未來的利比亞政府都必須要繼續履行格達費政權簽署的合約。新任的NTC領導人邁德‧傑哈尼（Ahmed Jehani）在2011年8月一再地對外承諾這一點。他在一次新聞記者會上講：「石油合約是絕對神聖不可更改的……我們不會背棄任何合約」，任何新的利比亞政府都將尊重所有「國際協定」，包括利比亞與義大利關於阻止撒哈拉以南非洲人進入南歐的條約。NTC還一再地表態自己「反對恐怖主義」。新的利比亞將和以前一樣，只是沒有了格達費及其親信。這是NTC無法拒絕的條件。

內戰和二次起義

北約空襲的效果不應過分誇大，因為決定性的勝利還是在地面戰鬥中取得的。當東部反對派進攻至石油港口布雷加（Brega）後，戰爭的重心就轉至米蘇拉塔和奈富塞山。奈富塞山是柏柏爾人（Berber）的聚居地，長期以來飽受格達費的壓迫。這場革命的突破就是在夏天柏柏爾人成功佔領了奈富塞山並控制了與突尼斯的邊界地區。這時候從首都的黎波里與西部城市逃離出來的利比亞人紛紛加入戰鬥，而由於有了外來的幫助，包括卡塔爾（Qatar）的軍事顧問和特種部隊，反對派部隊的組織性和戰鬥力大大提高了。

米蘇拉塔遭遇了殘酷的拉鋸戰，這個工業城市坐落在連接首都和蘇爾特要塞之間的海岸公路上，並且米蘇拉塔有圍繞一座現代化的鋼鐵廠為基礎的強大工人階級。米蘇拉塔的起義部隊可以利用這工廠生產裝甲設備。但是它和東部聯繫的主要海上補給線，經常受到格達費海軍和北約武器禁運的影響。不過米蘇拉塔起義部隊最終還是在北約空襲的前夕擊敗了政府軍。

米蘇拉塔戰鬥的勝利在叛軍中產生巨大影響，也對班加西的NTC造成壓力。米蘇拉塔的領導人譴責西方支持的NTC領導人，並要求NTC清除內部的前政府高官。他們拒絕接受來自班加西的指揮，並宣稱如果格達費垮台了，他們將在新的政府中謀求一種半獨立的地位。儘管這樣，米蘇拉塔的叛軍此後還是依賴北約的空襲，為其開闢反攻政府軍的道路。而且米蘇拉塔叛軍還得到了侵犯非洲黑人（他們被指控為支持格達費政權的非洲黑人雇傭兵）人權的惡名。

8月20日，的黎波里再次發生起義。這次起義者佔領了首都。但據路透社的報導，外國特種兵在其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叛軍的戰鬥並不是孤立進行的，英國特務早已潛入的黎波里，利用美國和其它盟國的資源，通過電台向北約提供空襲的目標，以免誤炸平民。美國則在關鍵時刻向的黎波里上空派去了兩架「捕食者無人偵察機」幫助北約提高空襲命中率。當然，阿拉伯國家（像阿聯酋和卡塔爾）的秘密支援也是很關鍵的，卡塔爾向反對派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軍事訓練和資金。」

但是在最後的決戰中，人民群眾的力量是決定性的。據一位NTC官員說：「在我們準備對的黎波里發起最後攻擊的時刻，城裡的人們已經決定由清真寺組織人民起義。這不是個軍事計劃，也不是一個官方計劃，而是一個人民的計劃。的黎波里的人們確實做到了和我們裡應外合」。在最後時刻，人民群眾力量的再現，發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當時反對派軍隊還沒有到達的黎波里。人們湧向了綠色廣場、設立街壘，並解除了無心戀戰的政府軍的武裝。格達費政權的失敗只是時間問題。10月20日，格達費及其親信被捕並被處死。他的死亡也標誌著其軍隊的徹底瓦解。

人道主義戰爭和「軟軍事力量」

西方干預利比亞事務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維護「人道主義」，對人道主義更新的說法是「軟軍事力量」和「強實的自由主義」（muscular liberalism）。這個詞最初是用來為西方干預1990年代的巴爾幹戰爭辯護的，但西方並沒能阻止波斯尼亞血腥的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大屠殺。這個詞在後來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又被拿出來，因為人道主義干預可以和西方意識形態裡的自由人權相關聯。這種提法在左派人士中還頗受歡迎，迷惑了人們的視線，使人們忽視了西方軍隊對當地民眾的行徑。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災難後果也暴露了人道主義戰爭的缺點，不過利比亞革命卻又為這個詞的再度輝煌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因為據報導，西方的這次的干預，是應利比亞反對派的要求開展的，還得到了阿拉伯聯盟的支援，以及一直反對帝國主義的黎巴嫩真主黨的默許。

塞韋爾（Daneil Serwer）很快就確認了這一點，他在美國雜誌《大西洋》（Atlantic）上寫道：

「進攻一個阿拉伯國家的想法──法國戰機轟炸裝甲車輛、美國巡航導彈摧毀防空設施──所有這一切聽起來很像是伊拉克戰爭的景象，但這次不是。正確的分析邏輯應該是為了阻止類似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的發生，這是國際組織依據國際法出面阻止對民眾的屠殺。」

塞韋爾是完全贊同採取干預措施的，但這裡有一個風險，美國Stratfor在其出版的戰略雜誌上頗帶諷刺意味說：

「在歐洲，『軟力量』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意識形態。但具體到利比亞，軟力量很難實施。單純的制裁和譴責根本阻止不了格達費，而使用武力又與軟力量的原則相違背。於是就出了一個新說法──軟軍事力量。設立禁飛區就是一個使用軟軍事力量好方法，它不會傷及任何平民，既能對格達費施加壓力，又能將西方干預利比亞和入侵與佔領伊拉克在性質上區分開來。

當然設立禁飛區的效果並不明顯，於是法國在當天就開始轟炸格達費的部隊，地面有不少利比亞平民傷亡。從西方宣佈設立禁飛區到開展空襲之間，並沒有一個明顯的決策點，這讓人權主義者關注的是，空襲總是很難精確到位的。而對西方來說，這樣的效果簡直就是我所說的『完美干預』。 」

對於是否軍事干預一個穆斯林國家的爭論，把右派評論家分成兩派。但這一爭論也在左派內部浮現出來，因為一些左派人士也擔心如果格達費成功鎮壓了起義，將會給同樣面臨革命威脅的獨裁者一劑強心劑。這是一個受歡迎及有力的論據，但大家都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帝國主義的意圖。阿胥喀（Gilbert Achcar）是一位堅決的反帝國主義者，他在Znet網站的一篇文章認為：

「任何一個自稱是左派的人，對一場人民運動發出迫切需要保護的請求時──即使借助於帝國主義強盜警察之手，但要求保護的形式不是任由人家來控制自己的國土──能無動於衷嗎？就我個人理解左派的觀點來看，當然不是。因為任何進步力量都不能漠視起義民眾尋求保護的願望。」

支持西方干預的人認為，當時班加西處於極度危險之中，有可能成為新的斯雷布雷尼察，如果西方不能阻止這場大屠殺，將會對利比亞的革命造成致命的威脅。在這種條件下，只有最無情的人才會反對西方干預。但他們只說對了一半，產生於血腥的巴爾幹戰爭的人道主義干預理念，又為更血腥的伊拉克戰爭進行辯護，因為伊拉克有一百多萬人被殺。如果按照這一邏輯思考問題，原本道德層面的爭論就變成死亡數字大小的比較了。我們更應該考慮的是，為什麼西方國家要用人道主義干預的合理性，來為一系列戰爭作辯護呢？

我們反對西方干預還有更深刻的原因。由於埃及和突尼斯兩個重要的阿拉伯國家發生革命，倍受刺激的西方國家看到了一個插手北非事務的好機會。利比亞就是一塊誘人的肥肉，除了石油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革命的埃及和突尼斯之間建立起一個親西方的政權。目前這場賭博似乎已經贏定了。派翠克史都華（Stewart Patrick）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雜誌網頁的一篇文章，認為這對美國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個重大的勝利，但也蘊含著一個警示：

「格達費的垮台，是美國總統奧巴馬（Barack H. Obama）外交政策的重大勝利。美國通過修訂其全球戰略，允許別國分擔自己的責任，奧巴馬政府輕鬆達到了阻止格達費暴政的短期目標和打倒格達費的長期目標，而美國只花了一點點錢，沒有出動地面部隊、沒有傷亡。同時由於這是第一次是明確執行聯合國的軍事保護標準，格達費的垮台也為人道主義干預理念揚威助力了。但我們提醒大家，不要過分迷戀利比亞的經驗，因為利比亞是個特例，是一個以後再也不會重複的特例。」

西方國家在利比亞上演的「軟軍事力量」已經為該地區的其它國家帶來影響。利比亞反對派的勝利，鼓舞了西方對敘利亞干預的信心，而敘利亞反對派的一部分人也要求設立「禁飛區」，並模仿利比亞建立NTC。雖然敘利亞反對派內部也在就是否需要外來干預爭論不斷，但敘利亞的特殊情況以及所承受的風險，令西方相較於介入利比亞的誘因較少。現在是土耳其正積極地支援敘利亞反對派，以顯示其作為區域性大國的角色。而由於 「後格達費時代」利比亞出現了新的緊張局勢，使北約的軍事勝利大打折扣，所以西方帝國主義對軍事干預敘利亞也有所顧忌。

利比亞革命新形勢下的原則問題

現在，利比亞需要一個新的鬥爭方向。格達費政權垮台後，NTC的領導人已經完全倒向了西方國家，聲稱「卡塔爾出錢支持的」反對派的基層武裝，大多是伊斯蘭主義者，並警告伊斯蘭主義者即將奪權，在利比亞建立「塔利班政權」。這些論調嚴重忽略了伊斯蘭運動各種自相矛盾的特徵。雖然伊斯蘭主義者反對獨裁政權以及其幕後的西方國家，但他們最終也是要建立穩定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他們希望通過控制和疏導的方式，避免利比亞發生根本性的社會變革，他們理想的政體就是土耳其模式。LIFG在1990年代採取「恐怖主義」的戰略，是由當時政治環境決定的。一旦人民爆發起義威脅到伊斯蘭運動，即使是在利比亞東部地區，LIFG也會與那些不認同他們理念的人共同戰鬥的。

從NTC的情況來看，除了格達費及其黨羽被剪除，以及向人民許諾未來將進行選舉以外，新的利比亞和舊的利比亞變化不大。當的黎波里發生第二次人民起義後，NTC就煞費苦心確保舊政權機構及其人員的穩定。相反地，伊斯蘭主義的重要領導人像Sheikh Sallabi則譴責NTC在西方的支持下「竊取」了革命的勝利果實，試圖在新政府安插自己派系親信，包括柏柏爾族的代表。很明顯，許多叛軍派別與西方的合作，只是一時的利益需要，西方國家想按照自己反對「伊斯蘭主義」的意願重建利比亞政權。

西方軍事干預有兩個目的，一個是加速格達費政權的垮台，確保自己在北非地區的主導地位；另一個是重塑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中名聲敗壞的「人道主義干預」。顯然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西方達到了這兩個目的，但他們在利比亞的地位還非常不穩定。革命的力量，尤其是大量已經被武裝起來的民眾，很難被NTC控制。由於西方國家「沒有駐軍」，所以其在利比亞的勝利成果只能靠NTC獨自維護，而這要比靠投放炸彈難得多。NTC的西方老闆也確實不希望出現人民再度起義的情景。

如果NTC政府採取新自由主義改革，或企圖解除曾經在內戰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民兵武裝，我們很難預測將會引發怎樣的反應，但有一點是無庸置疑的──人民不會輕易就範。利比亞的革命還沒有結束，的黎波里民眾的二次起義令人民再度走上街頭，而舊政權垮台後，利比亞石油工人又繼續罷工，要求改革舊政權制度下的管理體制，這一點頗像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後，埃及工人的罷工情景。阿拉伯世界的革命鬥爭仍然處在前期的探索階段，但革命已經釋放出難以駕馭的變革力量。

利比亞的革命道路雖然和埃及與突尼斯不一樣，但也有一些突出的共同點。那就是革命後的成果和當初的預期有巨大落差。比如埃及人民就發現，新的軍政權努力在維持舊的政治結構和舊的政策方針，其中就包括人民普遍痛恨的緊急法案和新自由主義。另外埃及和利比亞都有繼續深化革命的相似跡象（利比亞的石油工人罷工的例子）。但總的來說，埃及的革命發展，能為利比亞革命的未來發展指引道路。目前的利比亞，NTC、武裝起來的民眾以及企圖擴大利益的帝國主義，三方之間關係緊張，到底「革命是為誰」的問題，必將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