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生工──全球供應鏈下的廉價勞力

責任主編：王顥中

說明：本文英文版發表於Asian Labour Update第78期。

Asian Labour Update原編按：作為到處尋求利潤的企業典型，雇主們無時不刻在想著新方法以規避勞動法令及較高的工資，這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也是一樣，即使面臨著勞動力短缺，但上述情況還是在中國的工業區中屢見不鮮。其中一個不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都讓大眾媒體廣為注意的現象，那就是大量使用學生工。如此對於學生工或者說實習生的剝削，在亞洲並非偶然之事（例如在日本及韓國都有以實習為名義而進入工作的移工）；這個現象經常可見，尤其是在富士康的工廠中──去年在這家企業發生許多年輕工人連續自殺的事件，直至最近仍然間斷可聞。作者作為中國勞動議題的研究者，其文章聚焦在此現象於中國運行的機制，並做出結論說，這是當前中國勞權運動必須面對的一項基本議題，因為此現象不僅剝削學生工，它亦危害了一般工人。

職業學校發展與民工荒

職業技術學校作為產業計劃的一部分，配合著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反映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中國職業教育在1949年前的發展相當緩慢，之後經歷兩次大的發展高峰，分別是文革前的1965年和改革開放後的1998年。（註1）

1965年中國各類中等職業學校加起來6萬所，在校生499.5萬人，1978年文革後，減至4700多所，在校生130萬人。1980年開始，為配合改革開放的工業化發展，中國政府改革職業教育並加大推動的力度，到1999年中國各類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共有17106所，在校生達1126萬人（註2）。其後，隨著國有經濟改革，大量公有制經濟體的被瓦解，工人被迫下崗，就業機會下降，大量國有或集體企業單位經營的職校倒閉，職業學校發展出現停滯。

2002年，中國加入世貿，隨著工業化的擴張，產業工人的需求大增，中國政府為此又再提出職業學校的重要性，並且加大經費投入。計劃之中，十分明確地指出要「農村勞動力轉移」向工業。從2004年民工荒出現後，政府更大範圍地擴張職業學校，同時私有化原先由不同部門經營的職業學校，擴大私人辦學的數量。2008年金融風暴，為解決就業機會的下降，政府加大對職業學校學生的補貼，又通過校企合作、勤工儉學計劃等減省教育成本，以職業培訓的擴張來舒緩就業壓力。進入2010和2011年，經濟恢復及因西部大開發而帶來的另一波工業擴張，民工荒更廣泛地影響中國，地方政府均致力擴大職校學額及資助，同時操控學生的實習分配，利用學生作為短期勞動力，解決企業的用工需要。根據教育部統計，全國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人數，從2003年的1256萬上升到2009年的2195萬。

政府在2006年開始大量鼓勵民辦（私人）職業學校，2008年底佔了整體學校數量的10%，2010年已上升到28.2%，增長速度非常快。然而盲目的擴大，加上政府監察和管理不到位，這些學校良莠不齊，師資不足也致導致教學質量偏低，教課改革也跟不上發展。

學生工，廉假勞動力的代替品

對比起中國職業教育的質量問題，另一個趨勢更令人憂慮，學生工正被廣泛利用，成為企業缺工之下的廉價勞動力的代替品。自2006年起，政府鼓勵所謂的「前廠後校」的校企合作或校企合一模式，以政府補貼及半工半讀的學生實習兩種方式達到學費全免，為這一趨勢開了方便大門。

由於勞動力成本上漲，及沿海城市不間斷的缺工潮，不少企業開始大量採用職業學校學生作為短期勞工，學生工沒有最低工資，也不需繳交社會保險，成本較低，低技術勞動密集的電子業和玩具業最多。去年罷工的佛山本田，學生工佔了工人總數的70%，遠超過法律規定的30%。一些黑學校，亦利用學生打工從中賺取回扣，甚至扣押學生工資，變相利用學生賺錢，儼然成為勞動力輸出中介，而且是沒規管的「黑中介」。我們曾遇到一間學校，學生三年內共實習四次，總實習時間累積達到24個月，扣去放假時間，學生在校學習的時間只有半年多一點，整整三年，學生其實都是在為「學校」而打工。

這些學生工，不受勞動法的保護，也不受社保的覆蓋，一旦出現侵權或工傷事件，當地的勞動監察部門並不處理，亦不對企業進行監察。而本來應為監察部門的教育部門，多數時候都不作為，再者大部分實習是跨省份的，他們不具備跨省執法權力，形成了個三不管的狀態。在珠三角不時會遇到學生工工傷個案，然而，數字是不可被統計的，因為從來沒有被當成「工傷」來處理，多是私下協商解決，而且賠償不足。政府雖然要求學校為學生購買實習責任的私人保險，可是，私人保險一來保障低，二來政府也無從監管。

一群即將進入富士康成都廠工作的學生工，在門口聆聽管理人員的指示。（照片來源：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

全球供應鏈的惡性根源

中國一些學者指中國正面臨「劉易斯拐点」（註3），勞動力由過餘走向短缺，伴隨而來的是工人工資的上升，2010年的罷工潮和工資上漲似乎也印證著這一現實。如此形勢，勞資搏奕的天平，理應向勞方傾斜，資方願意妥協讓步，此時應是工人爭取提升福利待遇，同時也是走向工人權利制度化的好時機，如工會組織權、集體談判權等。

然而，作為全球生產鏈的低端加工出口地，中國產業升級並沒有取得實質的成果，廉價的勞動力仍然是中國產業的最大「必要優勢」，可是，過去一年工人集體訴求和集體行動顯示，中國的在職工人已對於不合理的工資的不滿，已難以被壓制。再加上沿海城市地價上漲，原材料和運輸成本上升等壓力，中國的加工出口業，正面臨著與過去香港、台灣等相同的產業轉移壓力。這一轉移一方面是向更便宜的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地域跨度大，更多企業嘗試向更便宜的中國中西部城市遷移。中國沿海發展的勞動力不少來自於中西部，故這一趨勢也造成了不同區域對勞動力更激烈的競爭。

面對維持低生產成本和競爭勞動力的雙重壓力，廠家急切尋求可以維持廉價勞動力供給的途徑，同時中國政府為維持經濟的發展，地方政府為了地方經濟利益，也配合著資本的需求，龐大的技校學生成了他們利用的對象。2010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關於應對企業技工荒進一步做好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工作的通知》，明確顯示中國政府是以職業學校學生實習作為解決企業用工需求的手段。

在中央政府層面，以政策放寬職校學生實習的規限，為企業開方便之門。而地方政府對學生工實習的行政干預，則更赤裸裸。中西部城市工業化步伐加快，用工需求增大，為解決民工荒，吸引外商投資，這些內陸省政府以行政手段，強制職業學校將學生送到指定工業區及企業。例如從媒體報導得知，富士康分別與重慶、鄭州、武漢等政府都簽了學生實習及就業輸送的協議。重慶市政府向所有職業學校下行政命令，60%的學生必須要安全留在本市的高新科技園實習，武漢也有類似的規定。勞動力市場裡，工人是自由的（選擇被哪家工廠剝削的自由），政府不能用行政手段直接強制勞動，卻可以直接控制學校，學生無法選擇之下「被擇業」了。

大約60名學生工剛抵達富士康成都廠的情形。（照片來源：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

回到工人權益

制定低於勞動法標準的實習／見習制度，名義上是給予學生學習的機會。然而，中國整體產業所需要的只是非技術勞工，大部分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不管學習的專業是什麼，最後都被派到生產線上工作，據不少學生說，那些崗位的工作只需要一天就能熟習，根本不需要任何專業的知識。故此，以學生實習為名，實質上只是為求將他們排除在勞動關係以外，不受勞動法的保障，降低勞動成本。

這現象不但剝奪了學生的勞動權利，同時，也對整體勞動力市場產生負面的影響。不少企業長期利用學生工，有些甚至高達70%，也有些工廠利用學生工解決旺季用工需求，當成臨時工使用，減少正式工人的比例，達致靈活用工，這無疑助長了勞動力市的彈散化，對於工人權利的爭取也是不利的。未來如何規範學生工的實習，提高學生實習的權益保障，杜絕企業濫用實習，也應該列入勞工權利爭取的議程之中。

註釋：

1. 《30年中國職業教育的回顧、思考和展望》，王繼平，2011年2月13日。

2. 《中國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狀況分析》，2011年2月13日。

3. 編者註：關於「劉易斯拐點」，可參考百度百科的條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