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主編：張心華
翻譯：陳韋綸（苦勞網記者）、王顥中（苦勞網記者）、胡清雅（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譯按】本文原載於《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原標題為"The Rumour Machine: Wang Hui on the dismissal of Bo Xilai"，經作者同意後翻譯刊登。
「314」 在中國原是2008年西藏動盪的簡稱，現在它則用來指稱2012年的「重慶事件」。一個城市的政策，到最後對全國產生衝擊，並不尋常；更不用說一個城市領導人的去職到頭來演變成國際新聞。有論者認為，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撤除職務，是中國自1989年以來，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故事從2月6日開始流傳；那天，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逃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中美雙方當局對於事件的後續，都不願透露任何風聲，美方僅表示，王立軍確實在領事館與人碰面，隔天自願離開。之後，王立軍便遭到中國政府的羈押持續至今。國外媒體的報導加速了網路上的各種揣測，結果各種謠言開始甚囂塵上，其中一些後來被證實為真。這些傳言包括：薄熙來及王立軍之間的權力鬥爭；薄家的貪污（他們怎有能力負擔其子薄瓜瓜就讀哈洛公學、牛津與哈佛大學的學費？）；薄熙來與中國公安部部長周永康的政變意圖；薄家的商業交易往來與商業間諜事件；以及薄熙來與11月英國商人尼爾‧海武德（Neil Heywood）離奇死亡之間的關聯。甚至，當初支持薄熙來推動「重慶試驗」的人（薄熙來於2007年任重慶黨委書記），也不願保證從未發生貪瀆情形。在今天的中國，這些謠言都成為攻擊政敵的方便藉口。
隨著故事的倍增，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解讀。第一種，認為重慶事件只是一個地方領導人犯了法，許多外洩的資料支持這個解讀。第二種，則將事件連結到政治上的分歧。重慶市有3200萬人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由中央管理的直轄市之一（其他三個分別是北京、上海和天津）。1930與1940年代，重慶市是國民黨重要的軍火製造中心，而今天，它則是中國西南方的重要樞紐。重慶模式在中國既有的政治制度與發展結構中運作著，它一方面著重吸引外商與投資，另一方面也帶著鮮明的社會改革。大規模的產業與基礎建設發展，與「追求平等」的意識形態同步而行──官員下基層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及大規模的打黑行動。它也鼓勵民眾的公開辯論與公共參與，施政也因此逐步調整。自毛澤東逝世後旋即於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如此大規模的政治與經濟計劃，像重慶模式這般公開地實施了。
這兩種解讀──一個否定、另一個則在重慶事件上特別賦予政治性質──都是偏頗的。重要的問題是，醜聞本身是否有助於發展一個民主參與的政治，或者到頭只是來強化了中國行之有年的「幕後政治」。北京舉行的「兩會」──全國人民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於3月14日結束後，溫家寶總理召開了一場記者會，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兩會」應是討論如何處理對於王立軍事件的不同看法、薄熙來及薄家行為相關問題的適當場合，但這樣的討論並未發生。
根據媒體報導，3月3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紀律委員會書記賀國強，到「兩會」拜會了重慶的代表團，並受到薄熙來與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熱切歡迎。3月8日，另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也是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的周永康，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重慶代表團政策審議會中發表談話。3月9日，重慶代表團召開了一場記者會，薄熙來與黃奇帆在會中接受提問長達兩個小時。然而，在3月14日的「兩會」閉會記者會中，面對最後一個來自路透社記者的提問，溫家寶針對重慶情勢的回答已經有所準備。
溫家寶首先肯定重慶「歷任」政府的改革建設事業取得了明顯的成就，但隨即改變語氣指出：「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汲取教訓。」他提到1978年中全會宣布改革開放政策，更進一步尖銳地提到1981年中共通過《關於建國以來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這份決議將文化大革命定調為中國國家及人民的「嚴重災難」。他接著說：「（我們）已確立了思想解放、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
特別是中央作出關於正確處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來，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黨的基本路線，並且做出了改革開放這一決定中國命運和前途的重大抉擇。歷史告訴我們，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實踐，都要認真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且經受住歷史和實踐的考驗。這個道理全國人民懂得。因此，我們對未來抱有信心。
文化大革命結束至今已將近40年，中國今天的情勢並無法與1970年代相比。那麼，溫家寶為何要把重慶與文化大革命之間做連結？重慶模式確實有它的缺陷，並因而引致許多實在的爭論，但批評應當指向改進；在其他區域，譬如廣東與溫州，也有類似的問題，是可以進行相互比較的。然而，溫家寶一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修辭，卻特別標明重慶試驗並予以查封，正好比本身也是禁忌話題的文化大革命一般，被關閉了公共辯論或是作歷史性的分析的可能，只供政治譴責。那些與重慶試驗有所關連的人，現在被詆毀成權謀者、陰謀家、煽動者，或者一心想要「將歷史巨輪往後推進」的反動份子。
隔天上午大約9點，《人民日報》在微博（中國版的twitter）上暗示即將有「重大的新聞宣布」（王立軍事件的發佈也遵循同樣方式）；10點03分，新華社就在微博上報導薄熙來被革除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接下來，幾個左派網站不約而同地經歷了為期6天的伺服器問題，而行動者也被禁止在微博上談論此事。一位《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記者在中文網站上表示，「2012年3月14日下午13時45分之後兩天裡發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用『宮廷政變』來概括。」約莫3月15日凌晨，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和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抵達重慶，宣佈了薄熙來去職的消息。
年紀夠長的人，應記得1971年在毛澤東所指名的接班人林彪離奇死亡後的氛圍。資訊依據政治需求被經過篩選或杜撰，然後透過特定頻道播放。謠言在中國內外擴散開來，到處充滿陰謀論。謠言是幕後政治的產物，同時又是幕後政治公開化的一個手段。4月10日，又傳出另一個謠言──政府即將有重大宣布。這個重大宣布並沒有在7點的晚間新聞播出，而是在11點的夜間新聞：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因涉嫌謀殺海伍德而遭逮捕。而薄熙來被停止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委員職務的消息也發佈了──據稱他因為嚴重違反黨紀而遭到調查。至於海伍德，也有許多相關的矛盾說法，官方宣稱他是一名商人，但有些英國記者則影射他可能是一名間諜。
批判政府的網站，例如「烏有之鄉」，在谷開來被捕之前即被關閉，以避免任何關於谷開來的評論未經審查就流出；儘管表面上關閉網站的理由，是要移除有關全國人民大會決議的不當討論。當左派網站被關閉的同時，外國網站──包括被認為是「帶有敵意的網站」如經常被封鎖的法輪功網站──卻突然被選擇性地解除封鎖，提供讓更多謠言進入中國的管道。資訊傳輸的管道本身透露了很多事情，包括中國與美國當局的合作，以及國內、外媒體的互動。要區辨出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和大紀元（法輪功網站）之間的報導，或者，要區辨它們與中國報紙、網站間的差異，變得越來越困難了。這裡的問題是，究竟是單一個情報機關在運作，還是由許多股不同力量的網絡彼此合作以達到一個特定結果。
在這個事件上，看來政府並不總是確定該採取哪個方法。一方面，在溫家寶的記者會上，薄熙來的去職與谷開來被逮捕最初被說成是「單一事件」，但後來情勢卻演變為高度政治重心。溫家寶將重慶改革喻為重蹈文革覆轍的談話，也似乎指出了開放的政治──即社會試驗及不同政治立場間的競爭──在中國將不再被允許（如同許多網路評論所指出的，此事件與文化大革命主要的相似之處，就是薄熙來被除掉的速度）。
事件的重要性續步升溫後，政府又試圖降溫，透過各種渠道發佈訊息指博曦熙來及其家屬行為違法，企圖把事件定性為一般的犯罪案件。《金融時報》稱此事件顯示「掩蓋著中國領導層最高機密的簾幕，已不再如此嚴密。」然而，一直以來，這道簾幕每到關鍵時刻都會打開縫隙，洩出片段消息。這起事件是個演習，目的在於壓制政治自由，使並不受歡迎的新自由主義措施得以闖關。1980年代末，政府曾企圖推行多項基本商品的「價格改革」但都宣告失敗；之後，前任黨領導人胡耀邦逝世（胡耀邦在幾年之前被免職，部分原因是他對於學生示威的寬容態度），社會的不滿於是點燃於天安門廣場及各地。學生被鎮壓後，價格改革於是在沒有遭到進一步抗議的情況下被推行了。鄧小平「南巡」、號召加快改革已屆二十周年，在當前一片誌慶活動之中，卻沒人提及正是1989年的大鎮壓創造了1992年加速市場化的前提，這實在令人遺憾。
鄧小平「南巡」為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鋪路，導致大規模的裁員和系統性貪污。農業改革在農村地區引發危機，而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醫療保險）的市場化，則導致貧富、城鄉間資源分配差距的不斷擴大。這些，都引致致社會動盪：2008年，國務院公佈該年一共發生128,000「群體事件」，此後，數字上升到每年180,000起。社會上已廣泛討論被稱為「新三座大山」的國有企業問題、農地問題和教育、住房及醫療成本上漲問題。為了回應這些問題，中共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已經以「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註1]取代1990年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註2]。然而，現在新一代國家領導人代表胡錦濤和溫家寶的權力已經鞏固，卻一再擱置政治改革，國家結構更是持續加速地官療化。
而不同地方模式的浮現，則是對此潮流明確地提出反對。在過去幾年之間，世界各地的觀察者紛紛對重慶、廣東、成都、肅南等地的實驗進行研究，而其中，重慶模式最引人注目。這些城市模式經常調整，一方面是他們之間競爭激烈，而另方面，則是因為不滿於勞工處境以及貧富、城鄉住民間差距的在地民眾，參與了政策辯論。
相較於其他地方，重慶模式更強調重新分配、正義以及平等；由於重慶已經高度工業化，國有企業對此模式而言，相當重要。在「國家部門進步，私人部門發展」的指導原則之下，重慶模式的實驗，包括廉價公租房、地票交易，以及鼓勵企業走向全球，都對社會的辯論有所貢獻。重慶或許沒有提出一個完美藍圖，對於薄熙來究竟貪汙與否我們也無從得知，但它的設計者的確強調了平等、共富的重要性，並朝向這些目標運作。
2007年展開的重慶模式恰逢全球金融危機，新一代人不再對自由市場意識型態充滿信心。重慶所施行的政策（重慶模式），在國家領導權發現新自由主義改革愈加難以為繼的時候，正是一個走離新自由主義的示範。而對當局而言，重慶事件正好提供一個返回新自由主義議程的機會。在薄熙來遭到解職之後，國務院發展與研究中心於北京召開論壇，中國最有名的新自由主義者如經濟學者吳敬璉、張維迎皆與會並發表其議程──國有企業私有化、土地私有化、財經部門自由化。幾乎同時，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於3月18日發佈報告，以「深化經濟結構改革優先性的重點和遠景」為題，提出鐵路、教育、醫療保健、傳播、能源資源等部門的大規模私有化計畫。現在，即便左翼網站已遭關閉，而新自由主義潮流再次高漲，但它並不會暢行無礙，過去十天之內，《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都以大版面報導國有企業的成就，並提出反對私有化的爭論。
汪暉
中國大陸學者，被稱為新左派領袖。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唐弢先生，現任清華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清華人文與社會高等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博士後研究、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華盛頓大學訪問學者，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學研究員。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
回應
Re: 謠言機器──談薄熙來事件
我的角度剛剛好有一點歪。
作為一個睿智的台灣人，其實會想到，重慶模式是民眾社會運動還是一個打紅旗的造神運動，加上現場街頭畫面不足，難免懷疑那些民眾中會不會有些人被薄熙來等打紅旗的政客利用、動員，重演政治鬥爭戲碼。
對薄熙來認知也只有媒體報導的表面，重慶模式源自2007年金融風暴，執政者只有兩種選擇；一個是繼續印鈔票、樽節、安撫民眾情緒，期待好轉；另一個就是左轉，擴大福利及就業；民主國家要經歷一場四年的選舉才能換人，中國領導階級左底右腦，玩真的還玩假的你也不知道，可以確定是地方諸侯市委書記、太子黨權力很大，想搞什麼經濟就會被老爺稱為什麼模式，這大概也算一種權力平衡。
薄熙來在大連時代造成極大貧富差距，大連被人戲稱「市中心像歐洲，鄉村像非洲」，更何抗他只在重慶待5年，就是紅？難道不是黑道漂白？聽說他小時候很變態會批鬥長輩，他的身上看不出尊重女性竟是性沉癮叫到處叫小姐。作為一個睿智的台灣人，其實會想到一句吹喇叭的評論「薄熙來是陸版馬英九」，薄熙來善用媒體，就像馬英九一樣，偽善，厲害是他連女主播都搞。
重慶模式是個經濟制度，但只以5年觀察，媒體將一個人捧到左派明星，有必要嗎？問問法輪功、圖博人，左右派的信條都是鎮壓的藉口。這本來就是精神分裂的制度。5年無法證明什麼，以太子黨的實力，軍警權、媒體、行政權，治國就好像玩模擬城市，但重慶以外的人用放大鏡看注定要神話了薄熙來，讓他在這一波金融危機中成為明星。比起查維茲，薄熙來身上只有紅色貴氣；比起阿扁，薄熙來沒有作過甘苦人；薄熙來到是跟馬英九很像，都是公子哥；作為一個睿智的台灣人，我怎麼可能會相信一個紅色公子哥搞五年的一場秀，除非用總體經濟分析說服我。
Re: 謠言機器──談薄熙來事件
我覺得汪暉的說法避開了對薄自身的評價，比如，「大規模的打黑行動」完整口號是「打黑反腐」，但在文中沒有完整引用，該是在寫作策略上不直接討論薄的貪腐問題以免落入謠言蒐證的詭圈，他也繞開了圍繞薄的傳言，而從胡錦濤發言，從改革開放時期對文革評價回看中共對重慶事件的公開定調，在中國新自由主義進程中，將重慶模式到重慶事件在其中可能的意義指出來。貪腐問題是關鍵，但我想，在這麼多傳聞圍繞薄的情況下，有效的評論是去討論的是政治制度設計如何不使貪腐成為左右模式成敗的關鍵問題，而不是把原因都歸結到單一個人的道德問題，不然模式無法普遍化（在中國這種特權階級地方權力集團堅固的情況下就更難了）。在這個前提下，汪暉這個寫作策略是可以接受的。但我認為現在還沒辦法就這篇文章定調出汪暉對重慶模式、薄事件的完整想法，加上重慶模式不是唯一提出在地試驗的地方，其他地方怎麼綜合評估，也還沒、不知能否看到相關討論。
如果連烏有之鄉都會被關，我想現在對薄熙來、重慶模式、重慶事件的發言需要選時間，這篇文章是擷取部分的短寫，汪暉還有篇更常的文章正在進行中，也在等發表實機。等著看。
另篇可搭配看的汪暉的文章：<a href="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243">http://wen.org....。
Re: 謠言機器──談薄熙來事件
小小更正，第六段開頭應是「溫家寶」（文中誤植為胡錦濤）；這篇文章似對重慶模式有平反意味，但提及「設計者的確強調了平等、共富的重要性，並朝向這些目標運作」，唯並沒有論及詳實數據（中國的統計可不可信是另一回事），換句話說，僅憑臆測或選擇性用詞推論，實在很難直接將所謂重慶模式與平等共富深刻連結，偏左的政經路線也要有物質基礎。
Re: 謠言機器──談薄熙來事件
汪暉甘陽原是國家主義者
作者： 薛利山
更新於︰2011-04-06
● 被稱為新左派的一些中國學者長期攻擊普世價值，為專制政權提供統治理論，利用西方同道的無知和誤解，內外通吃。但在艾未未等真左派崛起後，他們國家主義者的面目逐漸被識穿。
最近，大陸學者徐友漁在一次採訪中說，以前與自由派爭論的所謂新左派，實質上是擁護專制極權的國家主義者，中國大陸真正的新左派實際上另有其人，他們 在深層思想理論上固然與自由派有分歧，但在對待現實的態度方面，在反對專制、維護公民權利的問題上和自由派是一致的。這個說法得到一些觀察者的注意和贊 同，真正新左派開始浮出水面，假的新左派面目逐漸清晰，使得中國大陸社會思想派別的分野回歸本位，魚龍混雜的局面得以澄清。
假新左派反市場經濟不反專制
中國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大約始於一九九七年，那時大陸的社會不公正問題漸趨嚴重，貪污腐敗、貧富分化日益突出，社會矛盾不斷加劇，而知識界對於中國社會弊病的診斷和開出的治療藥方卻截然對立。
新左派認為弊病產生的原因在於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轉型，也在於中國參與了全球化的進程，其代表人物汪暉斷言，中國的社會弊病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社會不 公正起源於國際資本在全球的流動，賄賂、腐敗發生於外資公司；他們大力主張加強國家干預、控制的能力，歌頌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認為現在就算有一定 成績，也是因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打下了基礎；他們批評自由派對文革和毛澤東時代極左做法作清算時輕率地拋棄了「一筆寶貴的社會主義遺產」。
自由主義的立場與此截然對立，認為今日中國的弊病來源於壟斷的、不受制約的權力，來源於這種權力對市場的干擾和破壞，認為實行真正平等、自由競爭的市 場機制是消解專制權力、維護公民權利的力量，賄賂、腐敗、不公正是由於市場不規範引起，解決的方法是要使市場規範，把濫用、獨斷的權力從市場排除，而不是 倒退到國家計劃一切、控制一切的時代。
一些外部觀察人士對於兩派的鮮明對立和激烈爭論感到不理解，他們認為即使在對待市場方面觀點不同，雙方仍應有許多共同點，比如在對現實的批判、維護公 民權利、捍衛言論自由等方面；甚至有好心人企圖把兩派拉在一起，求同存異、消除分歧。但事實證明，兩派既沒有共同的看法，更沒有一致的行動。
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中發生了許多考驗人們社會良知的事件，比如孫志剛事件、太石村事件、鄧玉嬌事件等等，如果新左派如人們期望的那樣能有所表示、有所 行動，那麼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聯合或統一戰線自然就會形成，但在一系列的維權事件中，何時、何地出現過諸如汪暉、甘陽、崔之元、王紹光等新左派代表人物的身 影呢？
最明顯的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被封殺一事，當中共當局在二○○六年因為《冰點》發表客觀講述歷史事實的文章而將該周刊封殺時，激起海內外的強烈抗 議，連一些原中共黨內高官都發表聲明，維護言論自由，譴責新聞審查。但新左派卻大唱反調，批評《冰點周刊》，支持封殺。被新左派把持的重要刊物《讀書》是 唯一一家出版物，膽敢發表文章譴責《冰點》，支持封殺。
陸興華指汪暉不是真正的左派
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對立如此不可調和，相互態度如此敵視，使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以至於有人認為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是無謂之爭，是不該發生的， 因為面對中國的現實，兩派應該有不少共同之處。問題在於人們用新左派「理應如此」來代替了他們的實際所作所為，就看不清事情的本來面目和實質。
新左派的理念和思潮發源於西方社會，在那裡新左派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持尖銳批判態度，他們生活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以他們千方百計找市場 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毛病來痛加批判，而中國的新左派生活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行一黨專政的社會中，他們像西方的新左派那樣把市場經濟和 資本主義作為批判對象，完全是捨近求遠、避實就虛。
新左派的言行使人想起一個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一個議員代表團訪問蘇聯，交談中美國人說蘇聯沒有民主，蘇聯人極力否認，美國人將了一軍：「我們可 以喊『打倒里根』，你們敢嗎？」蘇聯人應聲回答：「我們當然可以喊「打倒里根」！」中國新左派自我標榜的「批判精神」也是如此，他們在北京大做反對美國、 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文章，安全又可邀功。
● 甘陽曾是1989年5月25日天安門學運中各界聯席會議十點聲明的起草人，力主學生在廣場至少堅持到6月20日人大會議召開。現在脫胎換骨成為中國新左派代表人物，廣州中大高等研究院院長，博雅學院院長，通職教育總監。（本刊資料）
在新左派陣營中，那些堅持真正新左立場，自命為「原教旨主義新左派」的人對上述虛假的新左立場作了揭露和批判，青年學者陸興華在二○○四年就寫了一系 列文章。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汪暉是中國新左派的棋手，但「汪暉也必須記住，西方新左派不是中國新左派，兩者分屬不同的思想、政治、機構譜系，重合的地方不 多，其所繼承的遺產、政治行動綱領、話語和機構傳統之間，也很有不同甚至違逆的地方。」他還指責說，汪暉等新左派關心中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狀態是假的， 他們的「人民」和「弱勢群體」還只是他們的貼身跟童、人質，只是送來方便而已。
在陸興華的眼中，那些「認真負責的自由主義者往往也是左得很好的」，比如自由主義者王怡身上的一些「左」，左得比幾乎所有中國新左派都好。在討論中國 大陸的社會弊病時，陸興華認為前提條件是要有民主憲政、法治框架、民意表達和民眾參與，問題的癥結是政治改革嚴重滯後，這些主張與自由主義完全一致。可見 如果新左的立場是真的，與自由主義的共同點就會相當多。
甘陽為中共專制辯護紙包不住火
有大約十年的時間，新左派們一面在國內抗議對手給他們戴帽子、貼標簽，一面在國際上盡情享受「新左派」這個名稱帶來的好處。他們一邊捍衛「社會主義的 寶貴遺產」，攻擊普世價值，一邊利用西方同道的無知、誤解和讚譽，頂著「中國大陸的重要維權人士」、「主要的持不同政見者」等桂冠，內外通吃。他們的得 手，在於西方的左派不瞭解中國真情和自己的一廂情願，也在於他們在國內說一套，在西方說另一套。
但是紙裡包不住火，真相畢竟會顯露出來，特別是近年來國內外大事一件件發生，中共當局侵犯人權的行徑日益加劇，新左派的虛假立場很難繼續維持。
暴露得最充分的是甘陽。他以前為了混淆視聽，把自己稱為「自由左派」，即自由派的左翼，但他在二○○四年到二○○八年的言論表明，他的立場與中共當局 沒有差別，有的只是把當局的「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綱領理論化、系統化的雄心。他在二○○七年用自己的「中國道路」來闡發官方目標，將此定義建立一個 「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他大力歌頌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而「中國的改 革今後需要達成新時代的『通三統』，亦即認為今天要強調，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
二○○八年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後，汪暉發表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他嚴厲譴責西方媒體對事件的報道，譴責「外來勢力的組織、策劃」，把藏民的遊行抗議說成 是「暴動」，歌頌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甘陽一樣，汪暉力圖以更加理論化的言說，來做到官方宣傳不能做到的事情。
很明顯這幾年新左派表現出一種新的動向：在取悅於西方新左派和取悅於中共當局之間，他們比以前大幅度地傾向於後者。
艾未未錢理群才是真正的左派
與此同時，像艾未未、錢理群這樣的在思想立場上有新左派傾向的人，在維權運動中表現得越來越積極，在關於六四鎮壓、零八憲章、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等問題上的態度和言論，在維護言論自由、反對文化專制等問題上的鮮明表態，說明持新左立場與反對專制極權不但不矛盾，而且是題中應有之義，說明新左與自由 派在批判中國現實的活動中不但應該，而且很自然地站在一起。艾未未、錢理群這類人的影響日益增大，關於新左與自由派關係的疑問就日益消失。
由於中國新左派在反對專制和維權活動中長期缺位，更由於其中一些人明顯甚至過份的親政府言論，以前對他們欣賞有加的歐美、台灣的新左派中已經有人開始對他們的真實立場產生懷疑和警惕。
在今日中國，判斷一個知識分子立場是否可取，首先是看他是否反對專制極權，是否捍衛公民的基本權利，比如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財產權等等，其他在 社會、思想、文化方面的觀點在其次。對於前者要存大同，對於後者可以存小異。新左和自由派的深層次分歧，應該在一個憲政民主平台已經搭建好了之後，以自由 討論的方式解決。
（薛利山，北京學者）
小辭典：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Statism）是一種提倡以國家力量達至經濟或社會目標的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是指以國家權力為核心,以權力至上為價值基礎的一種社會觀念體系。把民族 國家吹捧為理想的政治組織形式,要求公民把對它的忠誠看得高於一切。國家主義19世紀前首先在西歐隨著民族國家的鞏固而發展起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集 體主義是其派生物。國家主義的兩個高潮是20世紀採行中央計劃的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蘇聯、中國）。（參考維基百科）
Re: 謠言機器──談薄熙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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