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來沿海私企工人的生存與集體抗爭

責任主編：樓乃潔

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並非一蹴而就。市場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土地逐漸包產到戶，到 80 年代初，基本每戶農民都分到了土地。最初幾年，因為農民積極性的提高，建國後的水利累積，化肥農藥與生物技術的使用，促使糧食增產。而農產品提價，讓農民一度增收。但被打散了的農民，並非立即過上了好日子。農業增收雖能滿足溫飽，但還需要額外收入來補給家用。八十年代初期，鄉鎮企業的發展，給農民提供了新的收入途徑。九十年代初，農業發展的潛力已到頭，稅費的增加逐漸給農民帶來日益沉重的負擔。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流入城市，成為市場經濟時代的第一代工人。

1979 年，國家開始在深圳等地試辦經濟特區，招商引資興辦企業。這些地方逐步成為第一代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首選之地。這一代工人是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工”，他們有的成為了工廠產線工人；有的在建築工地；有的進入服務業。他們大多有過務農經驗，在外打工，只是“額外創收”，所以很能忍耐工廠工作的高強度，無保障與低工資。他們並未融入城市，往往一到了結婚年齡就回家；女工生小孩之後，就會在家待上幾年。直到小孩讀書，過低的務農收入迫使她們再次外出……有人做了幾年掙了點小錢，就嘗試創業；有的年齡稍大無法入廠了，就回家種地。總之，第一代的沿海私企工人，與農村有著血脈聯繫。

90 年代之前，沿海工人的抗爭記載很少，暫且不提。本文重點論述九十年代以後，沿海工人的生存與抗爭。論述的事實基礎，首先來自勞工服務 NGO 的經驗感受，其次取材於筆者對珠三角產業工人的系列訪談。沿海私企工人階級（以下簡稱沿海工人）的形成，它的生存與反抗，與不同時期的經濟形勢、工業發展、政府政策密切相關。本文將分階段予以總結。不足之處，敬請指正。

1. 92 － 03 年

92 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極大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他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激勵了官僚階層和新生有產群體進一步投入到資本主義建設中。外資開始大量湧入，私營企業也獲得發展。而此時農村矛盾開始凸顯，越來越多人開始進入城市打工。

1.1 工人生存狀況

這一時期的沿海工人生存狀況很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生產環境很糟糕，工傷、職業病頻發，甚至經常發生火災之類的重大職業災害。 1990 年以來，廣東省“三資”和鄉鎮企業火災損失占全省火災總損失的一半以上， 1994 年 1 － 8 月，全省發生火災 869 起，死亡 133 人，傷 153 人（註一）。 1993 年 11 月 19 日，深圳智麗玩具廠發生火災， 84 名工人被燒死； 1993 年 12 月 13 日，福建省高福紡織廠發生火災，死亡 61 人； 1994 年 6 月 16 日，珠海市前山紡織廠發生火災，死亡 93 人； 1996 年， 1 月 1 日淩晨 3 時 15 分，深圳市勝立聖誕飾品公司發生火災，死亡 19 入，受傷 37 人。（註二）這還只是官方媒體報導和記錄的很小一部分。這麼多重大職業災害發生的根本原因，在於工廠為了追逐利潤，漠視工人生命。同時，國家一味強調招商引資，幾乎沒有任何監管。

2 ）工資低，實行計件或包月制，克扣、拖欠工資是家常便飯。筆者曾在長三角某工業鎮待過一段時間，當地的羊毛衫行業，甚至一年發一次工資，每月「借給」員工生活費二、三百元不等，年底結算全年工資。這個問題，在建築行業尤為突出和嚴重。

3 ）超負荷加班，休息少，勞動強度大；管理粗暴，打罵員工的現象普遍。 95 年 1 月 1 日實施的《勞動法》更是成為一紙空文，幾乎沒 有得到執行。（註三）

1.2 隱蔽的反抗

這一階段，因經濟發展的限制，以及國家機器希望能夠更大程度地控制工人，使得外來人口進入城市打工遭遇種種限制。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暫住證制度，對於“三無”人員（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無正常工作）進行清退和遣散回家。公安部門及相關的治保人員則利用這一制度，通過合法、非法手段——辦證、拘留、罰款和強迫勞動——從外來務工者身上榨取了大量錢財，並造成無數悲劇。外來務工人員沒有遷徙自由，時刻擔心被遣送，一旦找到工作，即便待遇很差，他們也會相對穩定地做下去，因為打工好歹比在家裏種地掙錢多。一位工人如是談到他 92 年在深圳打工的經歷： “一個月下來能拿到一百二、三十塊錢，那個時候在家裏種地最多搞得到三四十塊錢，打工就比在家裏好得多。”

出於上述原因，工人階級對有產秩序的反抗，往往表現為工人與管理之間的個體激烈衝突。有的管理人員在上班時間打罵、侮辱工人；工人在車間，或廠外對相關管理人員進行報復或威脅，在當時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筆者訪談的一位 92 年來深圳打工的工人說道： “以前很多管理、老闆打人的，有些打你（工人）打得缺胳膊斷腿，最後還不是都打到自己頭上。我以前遇到一個老闆，很缺德，他不把你打工的當人看，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最後還不就是被人操刀砍了嘛。……不過他後來還是跑掉了，如果不是跑掉了，那肯定就被砍死了……最後還是放過他了嘛，工人也不想鬧大嘛，畢竟還是膽小的。” 另一位工人說： “那時候管理人員凶得不得了，動不動就打人、罵人，下班了他們走在黑暗的地方，就被人（在頭上）罩上東西，狠狠地打一頓。”

正因為如此，工人的反抗才顯得相當隱蔽和間接。在工人中有很多關於“同鄉會”、“黑社會”發動罷工的傳說。一方面是因為這些“非正式組織”確實對組織工人集體反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工人對自身力量缺乏自覺和自信——即便罷工成功了，也是因為某些偶然的因素（例如黑社會介入），而不是完全由工人自身的反抗力量促成的。

1.3 集體抗爭

這一時期的集體抗爭，主要發生在待遇相對較好的外資企業，形式多種多樣。 2000 年深圳市龍崗區勞動局的一篇文章如是總結當時的罷工形式： “第一種情況是集體罷工、集體上訪的，這種類型占案件的絕大多數。第二種情況是越級上訪（編按：意即找上面層級的官府陳情、告狀）。第三種情況是集體沖關。第四種情況是手持橫標、打著小旗等形式進行遊行示威。第五種情況是因法院依法查封工廠而引起工人的集體停工和集體上訪，這種情況比較多。” （註四）

罷工的原因，主要是工資低，拖欠克扣工資、強制加班、管理粗暴等。有資料表明：“ 1992 年，深圳市寶安區受理的 3607 件外資企業的工人投拆中，有 1114 件是因為工資低。”

93 年 3 － 5 月珠海三資企業工潮簡介（註五）

93 年 3 月 31 日－ 4 月 5 日，珠海佳能發生罷工，並引發了一系列的罷工。在 3 月 9 日 05 月 23 日，短短 75 天內，全市共 10 家三資企業先後發生 12 宗罷工事件，直接參與罷工的共有 7263 人次。

這次工潮集中發生在外商獨資企業，尤其日資和台資企業，有十家企業發生了十二次罷工，外商獨資占八家，其中日資四家，台資兩家，港資與澳資各一家，另兩家系台商承包的企業。罷工涉及面廣，有六家公司是全廠職工集體罷工，罷工的要求都是加薪，改善生產生活條件，有的對加薪幅度要求過高，有三家公司要求加薪幅度達到 50% 。

據說“佳能員工的薪資與福利待遇在珠海三資企業中是最好的。以月薪為例，最低為工人 620 元，管理人員 884 元；最高 1300 元。”可是為什麼這樣的“好工廠”還會發生如此大規模的罷工呢？

根據當時的調查，發現有以下原因：

1 ）物價漲幅高，加薪幅度低，珠海市 93 年第一季度物價的漲幅為 22% ，而此次外資企業的加薪方案普遍不到 10% ，引起工人的不滿。

2 ）勞動條件差，加班過多。有的外資企業超時加班加點。如裕元工業公司前山鞋廠經常超時加班，五月份上半月每天連續加班超過四小時，有時工人從早上七點一直幹到深夜一兩點，廠方還不提供夜餐，工人疲勞不堪，引發 460 名工人停工抗議。有的公司車間不通風，有害氣體影響工人健康。

3 ）不少外資企業工人生活條件差，儘管珠海市要求企業開業要有配套的職工生活設施，但許多外資企業沒有職工宿舍，工人要租房住，房價高，只能多人擠一屋，有的十多人住一屋，睡雙層鋪，有的兩人睡一床 . 擁擠不堪，陰暗潮濕。每人每月要花住房費 50 ～ 100 元，而公司只給補貼二三十元，有的職工反映食堂伙食差，用水困難。

結果：市政府出面協調，要求工人先復工後談判，工廠改變不合理制度，說服了工人放棄高於當地最低標準的“不合理”要求，要求公司調整或增加了工人的房租、伙食、交通補貼。這些做法使三資企業的罷工浪潮較快平息下來了。

上述案例，算是比較成功的主動抗爭。而同一時期的罷工，更多的則是被逼無奈之下的反抗。

2. 03 － 07 年

2.1 背景介紹

隨著中國加入 WTO 並進一步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高速的發展，外資大量湧入，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也不斷增加。原有的戶籍制度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礙。 03 年孫志剛事件之後，取消了限制工人自由流動的《收容遣送條例》。從此農村戶籍的工人，也能相對穩定地留在城市工作了。這樣工人就有了更高的期待：在城市穩定工作、定居。同時 04 年開始的“民工荒””（即低薪產線崗位需求增長），讓工人發現有更多的工作機會，如果工人權益受損，也就更容易行動起來。

隨著抗爭的增多，工人的基本狀況有所改善，相對 90 年代，部分行業的勞動強度有所下降，尤其是大規模的電子廠，不再拼命加班，一般來講每天加班不超過 3 小時，但仍然大大超過勞動法規定關於每月加班不得超過 36 小時的規定 （註六）。工傷職業病的情況有所改善； 90 年代比較突出的管理人員打罵員工、體罰的情況也大大減少了。

01 － 07 年 GDP 年年大幅增長， 03 － 07 更是保持兩位元數以上的記錄（見表一），同期工人工資上升卻很慢。以深圳為例， 01 － 04 年，特區內最低工資增加僅 36 元，特區外也僅 40 元。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工人們，要靠不停的加班加點，才能維持最基本的生存。一旦有了抗爭的空間，他們會創造另一種奇跡。

表一 深圳市 1999 － 2005 年最低工資標準

年度	月工資（元 / 月）
	特區內	特區外
2001	574	440
2002	595	460
2003	600	460
2004	610	480
2005	690	580
2006	810	700
2007	850	750
2008	1000	900

表二 中國 2003 － 2008 年 GDP 增長率

年份	GDP 增長率
2001	8.3%
2002	9.1%
2003	10.0%
2004	10.1%
2005	10.4%
2006	11.6%
2007	13.0%
2008	8.9%

在工人的不斷抗爭之下，加之經濟形勢良好，國家被迫制定較高的工資標準，以安撫工人。這就是為什麼看起來 05 － 08 年工資有較大增長。可是這些數字並不能說明工人的物質待遇有了明顯改善。任何一個有沿海打工經驗的工人都會告訴我們：雖然工資漲了，可是物價漲得更快——每年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之前，附近的房租、速食，日用品價格就已經漲價了，並且往往超過工資上漲幅度。而且仍然有很多中小規模的工廠，甚至沒有按照當地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勞動報酬。工人的抗爭並沒有因為名義工資的提高而停止，而是走向另一個開始……

這一階段， 工人積累多年的怒氣，傾瀉而出。 工人的抗爭開始走向集中爆發。 04 － 06 年之間，是外資工廠密集爆發工潮的時期。 成規模、有影響的罷工，多半發生在工資、福利待遇較好的大電子廠。原因如下： 1 ）這類工廠效益較好、利潤較高，相較那些規模小、利潤低的工廠，它們更有條件改善工人待遇； 2 ）這類工廠的工人，也因瞭解工廠利潤的內情，而更有信心爭取改良； 3 ）儘管這類企業工人待遇相對較好，但與企業的較高利潤相比，易於激發工人的不公平感。

這一時期罷工的主要特點：女工為主，多是無組織的自發工潮，經常採取堵路、示威遊行、堵政府大門、集體上訪等手段。這些罷工往往發生在規模較大的外資企業， 04 年深圳日資友利電廠一萬六千人大罷工 （註七），採取了堵路、集會的方式； 04 年 10 月深圳海燕廠三千多名員工罷工堵路； 04 年 4 月長營廠 5000 員工因勞資糾紛集體罷工，衝擊南頭關（註八）；幾乎是同一時期，還發生了 台資興昂集團旗下四家東莞鞋廠工潮、 偉創利罷工、飛煌罷工、艾美麗罷工、寶信廠罷工、愛默生罷工……在這一波罷工中，各工廠互相激勵，互為呼應。這些罷工的消息多半被封鎖，但工人的行動和覺悟，正在悄悄發生變化。

沒有太多的經驗可吸取，沒有很好的案例可效仿，工人抗爭表現得頗為即興而暴烈。 政府暫時也欠缺處理這種突發而劇烈的大罷工的“成熟”經驗 ，在這一階段工人集體抗爭事件中，政府採取的是高壓，乃至直接鎮壓的角色。幾乎稍有規模的罷工，都會遭遇大量警力。它們內容龐雜，包括武警、武警、防暴部隊、治安巡防、民兵甚至交通協管。他們的作用不僅是為了從精神上震懾罷工工人，還會對工人進行暴力打擊。堵路、示威遊行現場，“員警打工人”的現象並不少見，有時還會逮捕帶頭工人或不聽話的工人。

2.2 案例介紹

2.2.1 工廠簡介

某港資廠， 59 年建廠， 82 年到深圳。主要生產各類馬達，用於汽車配件、家用電器、電動工具及其他產品。 2007 年時員工兩萬人左右，目前大約有三萬人。這家廠以女工為主，男工極少，本廠工人戲稱“尼姑庵”。工人普遍年齡 20 歲左右，員工流動性大，也有很多做了七八年、十來年的。當時這個廠的底薪比其他廠高幾十塊。

工人住在工廠提供的宿舍樓裏。宿舍衛生條件好，房子較新，有洗手間、陽臺、風扇。總體上，工人對衛生、居住很滿意。食堂也不錯，比較乾淨衛生。有員工自己買電腦的。

為了緩解工人情緒，廠內設有心理諮詢室。工廠還提供其他娛樂設施和場所，包括溜冰場、籃球場、羽毛球場、乒乓球、檯球、網吧等。逢年過節搞晚會，還有發獎金，每年有運動會。

2.2.2 罷工過程

這家看上去還不錯的廠，卻在 2007 年 7 月發生了罷工。珠三角一般都是 7 月左右調整工資標準。該公司早在 2007 年 7 月份以前就承諾為員工加底薪，可到 9 月份發 8 月工資的時候，普工沒有加工資，非普工（品質部、文員、技術人員等）加了 50 元。普工非常不滿意，於是罷工。

罷工最先從 B 部門開始，該部門生產汽車馬達，是核心部門，訂單最穩定，工人數量也最大，有五千人左右，對全廠影響也最大。該部門有五層生產車間，二樓車間最先開始罷工，員工大部分人是河南、湖北的，罷工消息靠手機短信在老鄉之間傳遞。

9 月 12 日夜班，有人放假消息說白班的人罷工了（實際沒有），說夜班的也應該罷工。不同樓層都有假消息放出， 3 樓的工人起哄說 4 樓罷工了。大家心不在焉，做事的速度很慢，並且一邊做事，一邊紛紛議論罷工的事。做著做著，一個女孩把手中的半製品扔掉，把手套也脫下來扔掉了，大家受到鼓動，陸續走出車間。保安前來阻攔，但沒攔住。廠方立即召集基層管理開會，要求他們回生產線組織生產。一名馬來西亞經理勸解工人：“算我求你們了，我第一次來中國打工，如果不開工，老闆知道了會炒掉我。”基層管理人員回到拉上向工人施壓，主管也走到車間來說：“你們要做就做，不做馬上給你們結工資”。

很多工人是第一次參加罷工，平常很辛苦，終於有機會休息一下，非常高興，下樓後在草坪集會，唱歌跳舞。行動慢的工人被鎖在車間裏不讓出門。第二天，政府馬上派來很多武警和政府不同部門的人。市工會拿著喇叭到處喊，說有事好商量，不要罷工，罷工是違法的，叫工人回去做事，有要求向廠裏提。當時就有人說要加工資，工會幹部問加多少工資，工人說了一個數目，他又說現在深圳市的最低工資標準是 750 元，該廠已經達到標準，沒可能加那麼多工資。

廠方沒回應加工資，政府也說工廠守法。工人很無奈，於是走出廠門，走向高速公路上。剛開始車快，堵不上，後來工人越來越多，就把國道堵上了。前面的女工手拉手站在前面，後來的就站在後面。車使勁按喇叭，但是沒人理。該廠基層管理和技術員對調整後的工資也不滿意，也混在隊伍中去堵路。當時每個人周圍都是不認識的工友。

堵了五六分鐘，當地政府的武裝力量就出來了，他們要把工人趕離國道。其中一個治安很凶，用一根很長的竹竿，像撥鴨子一樣，把工人撥到路邊，如果不聽就搶廠牌。堵路者大部分都是女工，比較怕，也不敢跟他對著幹。把工人都撥開之後，治安人員手拉手把工人攔在國道外面。

當時很多工人去罷工都是覺得好玩。既然政府不讓堵路，就回到廠內草坪玩。經理讓班長來找工人上班，班長看到自己線上的工人後，工人就馬上跑到別的地方去，班長們也是例行公事，假裝沒看到。當時行政辦公室旁邊有一條拉，在我們罷工期間一直在正常生產。主要是那個班長挺霸道蠻橫，跟工人說要做就做，不做就走。大家不敢不做。他帶著自己班上的人一直在工作，這個班組的工人就沒有罷工。馬來西亞經理很滿意那個班長，後來提拔他做了主管。

罷工後，工會人員、廠方問工人的要求，大家沒有統一的意見和加薪標準。第三天，廠方主動提出加底薪 30 元，即底薪由 750 元上調到 780 ，並且補發 7 、 8 月份的底薪和加班費。工人們覺得一是加薪了，再鬧也沒意思；二是看到有人還在生產，所以就復工了。工廠要求工人簽協議書承諾不再罷工，每人發 50 元的獎勵。

2.2.3. 罷工後果

簽復工協議後，工人回到流水線，大家都乖乖呆著，但不做事。只見手在動，不見產品下拉。主管不停巡拉，他看到了，工人就動一下。主管平時兇神惡煞，此時卻笑咪咪的，俗話說“伸手不打笑臉人”，工人們覺得不做事都不好意思。夜班中途吃夜宵，廠方怕工人下去就不上來了，不讓大家去食堂，主動送飯到車間，由班長派發夜宵。有人吃有人不吃。那些不吃的人覺得“不吃你的東西，不做事也不會良心上過不去”。後來班組長開始要求產量，就慢慢恢復秩序了。

這次罷工取得了一些成果。工廠不僅上調了底薪，也改善了車間管理。工廠管理之前兇神惡煞，現在有了笑臉。工廠成立員工意見箱，設立員工關係組，員工有意見可以反映。每個宿舍都配了熱水。工廠成立安全生產委員會，每月進行一次安全大檢查，發放勞保用品監督安全生產。

罷工後，資方對工人進行了報復。罷工結束後第二天，廠方把某些工人叫去開會，一個女工被開除。另外二樓某條拉上的人都離廠，這條線的工人大部分不想做了，早就打算辭工。當大家都回車間時，他們不願意回去上班，提了更多的要求，這樣才被廠裏“批准離職”或解雇。也有工人說，工廠認為這條拉的工人是帶頭罷工的，所以全部炒掉。

2.3 這一階段罷工的特點：

第一，罷工的原因。 上述案例的主角是一個萬人大廠，他們罷工的原因是資方承諾加薪而沒有加。 03 － 08 年間，罷工頻發，有的是因為工廠支付的工資、加班費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工人不滿而罷工；有的是因為工廠倒閉、老闆逃逸、遷廠等，引發工人要求經濟補償金、補發欠薪；也有因為調休、伙食太差等引發的罷工。罷工原因多種多樣，甚至可能由極小的事件引發，例如某次台資廠罷工，是因為工人在飯裏吃到蟲子，而發起停工。貌似偶然的事件引起罷工，背後有其必然的原因——廠方的減薪進攻和工人長期累積的憤懣。

二，罷工中的工人代表。 帶頭人有時是基層管理或技術員。這類罷工，往往勝算更大，因為工人能更好地被組織起來。但這類領頭者也更容易被老闆收買，私下達成某些交易。有的罷工則是由工人秘密發動，他們一般在廠裏工作的時間長、人緣好、對工廠瞭解、比較有權威。當罷工發生後，廠方往往要求工人選談判代表。而大量工人代表被報復的案例，讓工人不敢輕易選派代表，廠方只好指定一些人參與談判，所以核心的組織者往往不一定成為談判代表。代表選出來之後，問題再次凸顯：老闆願意談判，代表卻時常無法清晰地提出改良訴求。這也表明了罷工的原始狀態——無組織、無計畫；另外，工人嚴重缺乏集體鬥爭的自覺意識，雖然很多人有過罷工經歷，但意識和行動都處於朦朧狀態，沒有信心。

第三，罷工中不同群體的表現。 這類廠以女工為主，數量上占絕大多數，生產上掌握工廠命脈的女工，正是罷工的主體。年紀較大，尤其是家庭負擔較重的工人，表現相對消極。他們因為擔心失業，而不敢衝在罷工的最前面。基層管理、技術人員則較少參加，他們在罷工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或積極，或消極地）說服工人復工。上述案例中，基層管理扮演了比較消極的角色，除了那位後來被提拔做了主管的班長，大部分基層管理既沒有積極罷工，也沒有強硬要求復工。當被要求去找工人復工時，他們也只是敷衍了事。

第四，罷工中消息的傳遞。 手機、網路等媒介的使用，使得工人之間資訊交流渠道通暢。在上引罷工案例中，罷工消息主要通過短信，首先傳播於 H 省的老鄉網路。影響較大的罷工，時而能看到工人自拍的照片，論壇發言等。在部分的罷工案例中，有帶頭者製作傳單，紙條，進行鼓動和傳遞罷工消息。遺憾的是，這種記錄往往只是為了“見證”和“控訴”，基本沒有自覺地記錄罷工過程，以及總結經驗教訓。

第五 ，罷工經驗的傳播。 爭取到較好結果的集體抗爭事件，往往成為附近工廠的效仿榜樣——它們不僅給其他工人帶去信心，也提供了參考經驗。在一位 03 年罷工者的訪談中，她說到， “在我們罷工之前，工廠附近早有兩個廠罷工了，而那時罷工都流行走公路。” 她還總結出如下經驗： “罷工期間，要是男工和員警起衝突，就會被抓起來；相反，員警卻不敢碰女孩子（如果他們敢碰，女工們就會尖叫‘非禮'）。” 還有工人總結道： “趕貨的時候罷工，老闆很著急，會很快同意我們的要求” 。可惜，這些經驗往往只是口耳相傳。一時一地、一人一廠的抗爭，尚未成為地區性聯合的契機。罷工被局限在本廠內，即便同一地區不同工廠同時發生罷工，工人之間會有交流，但並無可信資料證明有過自覺的跨廠聯合行動。

第六，罷工中的工人團結互助。 在工人中有威信的代表，如果在罷工中被抓，其他工人往往會自覺保護他們。另外，很多女工為主的罷工中，當資方試圖找出帶頭者時，女工們就自覺地保護帶頭者、男工。 04 年 12 月深圳友利電罷工中，女工們奮勇保護代表不被抓，在這一階段的罷工中並非特例。很多罷工事件中，工人自覺捐款，用於代表上訪的路費、食宿費、律師費，表現出一定的犧牲精神和團結性。談到 08 年《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後刺激的那一撥工潮時說，一位工人說，那時候很多工廠有堵路現象，往往被抓或遭攔截。後來他們就選派代表，穿便衣去市政府上訪，工人們還紛紛捐款，作為上訪費用。

3. 08 － 09 年

3.1 國家政策法規與工人抗爭

08 年之前工人自發隨意的“非理性”抗爭方式，往往採取一些較為暴烈的行動，宣洩怒氣並爭取社會關注，以期更快更好地解決問題。較常用的手段是堵路與上訪，讓政府和資方十分頭疼。因為這不僅影響 “生產秩序”，還影響“社會秩序”，不利於資本安穩剝削工人的和諧大局。政府開始出臺一系列法律，包括《勞動合同法》和《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試圖在一定程度的改良之余，將工人的抗爭納入國家機器及有產階級認可的法制渠道，避免因生產中斷給資方帶來經濟損失。

《勞動合同法》的頒佈，引起了資方、主流學界與媒體的高度關注。資方大喊《勞動合同法》增加用工成本，同時悄悄做好準備：華為要求員工先辭職，再重新競聘上崗 （註九），意在避免跟老員工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沃爾瑪粗暴裁員。（註十）除此之外，很多工廠重新與員工簽訂動合同，把之前的工齡抹零，也激發了一波罷工潮。筆者在一次訪談中瞭解到，受訪者所在的深圳龍崗某鎮，在 07 年底、 08 年發生了一大串罷工， “ 07 年底的時候，幾乎天天都有罷工。很多行業都有，天天都有幾家廠子罷工。很多都是我親眼看到的。一個個的都不上班，堵在門口或者浩浩蕩蕩遊行在廣場上面。罷工的都是大規模的工廠，基本都是 200 、 300 人以上的。運昌、大華、景宏啊，這些廠都是些上千人的大廠。那個時候新《勞動合同法》出臺了，老闆跟你解除合同之後工齡就沒有了。工人不滿意，就鬧。”

《勞動合同法》的頒佈，激發了中國資產階級公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後來的《廣東省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公開徵求意見，在華投資的港資、日資商會都曾公開表達反對意見。中國本土老闆雖然只是躲在“有關方面” （註十一）的含糊說法之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但至少說明 中國資產階級越來越自覺和有組織地捍衛本階級的利益。與此同時，工人局限于見招拆招地零散捍衛自己的利益——由於工人既無組織也無自己的媒體，尚未公開表達本階級訴求。

除了出臺新法引導工人的行動之外，還必須限制工人的“破壞性”行動。這表現在有產國家通過實際行動，嚴厲壓制上述行為，堵路、集體上訪都被定義為非法。 09 年底，深圳市出臺了《關於依法處理非正常上訪行為的通知》（註十二），規定了 14 種“非正常上訪行為”。同時，對於很多通過堵路的方式罷工的工人，進行抓捕，並拘留“帶頭鬧事者”。因此，工人集體抗爭的方式，逐漸轉向自我克制，儘量限制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主要標誌是上馬路、靜坐、示威，集體上訪等方式減少，在廠內的罷工、怠工增多。

3.2 經濟危機與工人抗爭

始於 08 年下半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緩慢而深遠的。當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因經濟危機而爆發街頭示威時，中國工人則用腳投票，找不到工作只好被迫返鄉——當企業效益不好，開始減少加班的時候，工人就會因為工資低而主動離開工廠；也有一些工廠主動裁員。據筆者 09 年在深圳某工業區的觀察，許多工廠員工人數減少一半以上。同時，工廠在找人的時候，也相應提高標準，對工人學歷、工作經驗、能力，甚至個人形象有了更高的要求。 08 － 09 年經濟危機之下，工人的生存現狀，可參考《金融風暴以來珠三角工人處境及勞資矛盾走向》（註十三）（沈梅， 2010 ），在此不再贅述。

經濟危機期間，老闆大喊企業寒冬到來，要求政府暫緩實施各項法律，出臺優惠政策。例如，香港壓鑄及鑄造業總會會長李遠發撰寫了公開信《金融海嘯政府政策的立場》，要求政府採取措施——如出口退稅應回復 05 年度水平； 停止在未來一年內增加最低工資 ；暫緩新勞動合同法實施——讓勞資雙方協力共渡“寒冬”等 （註十四）雖然本土資產階級還沒有公開和有組織地表達自己的訴求，但作為與他們“心有靈犀”的有產國家，很懂得主動為其“減負”： 11 月 6 日，東莞市副市長江淩公開表示，為協助中小企度過 “ 寒冬 ” ，東莞市政府向中央及廣東省政府建議，放緩《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力度及最低工資增幅。 （註十五）同時，人保部表示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 09 年，全國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沒有上調。

這一時期的工人集體抗爭，主要緣由是經濟危機下工廠倒閉、破產、遷廠，或老闆逃逸。由於很多地方出臺了政府墊付工資的政策，這些集體行動的社會影響大大降低。例如深圳市在 96 年頒佈實施， 08 年修訂的《深圳經濟特區欠薪保障條例》，規定了由社保部門向企業征繳“欠薪保障金”，如果有企業倒閉、老闆逃逸的情況發生，由政府墊付工人工資，這類抗爭往往就畫上句號。

為了應對危機，中央於 08 年底撥款數萬億用於擴大投資和拉動內需，各地方財政也分頭融資，大搞基建，這為返鄉的工人提供了就業崗位。上述多種原因作用下，工人的集體抗爭有所減緩。

3.3 經濟危機期間的一次罷工案例

一個台資變壓器廠的罷工情況簡介

背景介紹

該廠生產各類電機的小型低頻變壓器，位於深圳。產品大部分外銷，少部分內銷。老闆工友三個廠，其餘兩個在江蘇和臺灣。三個廠一共有五、六千員工，我們的受訪者——該廠的一位拉長，此次罷工的帶頭人（簡稱 J ）——所在的廠有工人 1500 人左右。工人為女工；主要是 80 後、 90 後年輕工人，一個車間的三、四十歲工人少於十分之一。

2009 年 1 月初，該廠發生了一次大轉折。 1 、經常調休，加班費減少。 2 、管理收緊，處罰更多了。 3 、許多福利被取消。因為經濟形勢不好，工人敢怒不敢言。

據 J 聽來的小道消息，說是金融風暴之後，當地台資廠老闆開會商定，各廠統一取消福利。很多工人採取了消極抗議——離職。在 2009 年 1 月之前，公司的流動性不大；大轉折之後，流動性很大。

罷工

有一天，經理協理巡視車間，發現一名女工未戴防護用品，就拿過女工廠牌，責令 J 記過處理。 J 不同意處罰，與協理大吵，協理不停罵 J 。最後 J 忍無可忍了，關掉幾條拉，吆喝著罷工了。一直以來累積了諸多不滿的工人，積極回應了 J 的號召，罷工開始了。 J 又鼓動其他樓層的工人罷工，工人們陸續走出車間，來到廠內操場。

聚集在操場上的罷工工人，包括基層管理人員（班長、助拉等）、生產工、甚至包括車間裏的清潔工。他們都很高興，有的在議論，有的在玩手機，還有的在唱歌，大家都把這次突發罷工當作難得的休息。

罷工不久後，協理弄來一個高音喇叭，讓大家提意見，不提意見就回去上班。工人都沒有動。

罷工 40 分鐘後，平時很少出現的老闆開車趕來了，在辦公樓裏與高管們談了半小時。然後，人事主管跑出來，要求所有基層管理和工人推選代表，到辦公樓協商解決問題。

選代表、談判

工人們完全沒有準備，選不出代表。 J 和一些老員工被指定為“代表”。老闆問代表有什麼要求，代表們面面相覷，即興說了一些次要訴求：“宿舍有臭蟲”、“住宿條件改善！”、 “吃飯加餐！”等，老闆滿口答應。

這些要求都得到同意後，工人仍不復工。當時是生產旺季，工人們既提不出要求，又不復工，讓老闆十分焦慮。此時 J 提了一些關於工資待遇的要求：

① 加班按勞動法，不能搞調休；

② 補發高溫補貼

③ 公司保證提供防護用品

④ 不能胡亂罰款，只有員工自願認可、簽名之後才能罰款。

老闆同意要求，並列印公告，貼在廠裏。

引發鄰廠罷工

J 所在廠罷工之後，鄰廠也罷工了。鄰廠是一家約 500 多員工的港資企業，生產高頻變壓器。該廠生產樓與 J 所在廠的生產樓隔得很近，而且兩邊都是文職人員與生產部管理人員，不僅可以隔空對話，甚至可以遞東西。

罷工發生當天，該廠老闆二話不說，很快把 500 多名員工都帶進了工廠食堂，叫來一大車“紅牛”飲料，人手一罐。 老闆主動提出提高加班費，罷工結束。

3.4 這一階段工人集體抗爭的特點

上面這個例子，可能在經濟危機期間比較典型，具有的以下特點：

•  防禦性和經濟性：經濟危機期間，老闆組織共同商討應對危機辦法。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將危機損失盡可能轉嫁給工人。工人處於被動狀態，只有面臨種種工作壓力，減薪壓力時，才被迫反應。

•  而工人要求方面，也主要是反對導致減薪的不合理制度（如罰款，調休）；要求支付欠薪、加班費。而對於工廠倒閉、老闆逃逸的，則主要是通過堵路、攔廠門等方式，要求當地政府支付欠薪、加班費。

•  老闆群體的利益自覺與團結性明顯增強：他們的協調組織程度向前邁了一大步。另外，老闆對工人的態度也更帶偽善性。衝突期間，老闆表演愛護工人，批評直接引發矛盾的管理人員（例如制定工資制度的經理），對工人提的要求滿口答應，這種偽善會讓工人放鬆警惕，容易被老闆牽著鼻子走，掩蓋了勞資對立的本質。

•  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使得工友有更多途經公開表達自己的訴求。這一階段，工人開始更加迷信媒體的報導，部分出於對媒體“正義性”、“中立性”的認可；部分由於媒體報導過的罷工，多半得到較利於工人的結果。近年來在筆者接觸過的大部分罷工案例中，工人都有在罷工期間聯繫媒體。

4. 2010 年至今

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 09 年“ 工業生產逐季回升，實現利潤由大幅下降轉為增長”（註十六）。 10 年之初，沿海各大城市主流媒體再次炒作“用工荒”，加之投資基建的若干萬億資金，提供了一定的就業崗位，工人普遍對工資待遇有較高的期望。 但現實是，工人待遇遲遲沒有提升，這引起了 5 、 6 月的全國罷工小高潮，最為矚目的莫過於 5 月 17 日－ 6 月 1 日的南海本田大罷工，以及此後汽車業要求加薪的一波工潮。

廣州市花都區總工會的一篇調查報告（註十七）披露，在 10 年 2 月底到 3 月中旬，廣州花都汽車城園區，就有數起因要求加薪而發動的罷工： 2 月 27 日萬寶井罷工； 3 月 11 日，阿爾法、河西、西川、泰李等企業員工也效仿萬寶井做法開始停工； 3 月 12 日，馬勒、力知茂、南條全興等企業也相繼罷工。 該報告揭示了這一波罷工的根本原因： “ 企業的效益和規模連年增長，為之做出巨大貢獻的企業員工，其工資幾乎八年沒有增加，加之本地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不斷攀升，部分工人的實際收入甚至有所下降” 。另外，超時加班、不按規定支付加班費也是罷工的重要原因。

罷工不僅發生在珠三角，也發生在其他工業區。 “從 2005 年到 2009 年，大連開發區的工人工資，每年漲幅為 5.7% ，也就是每年增長 45 元左右。” 這也引發了 5 月末到 8 月末，大連開發區 70 多個工廠 7 萬工人大罷工（註十八），罷工後， 工人工資平均上漲 300 元 。

在此之前， 10 年 1 月份蘇州聯建科技，因傳言公司取消年終獎，發生了兩千人的大罷工。罷工的背後，是“ 員工長期超負荷工作但薪酬明顯偏低。獎金、福利也時常遭到克扣。”，另外， 09 年出現的正己烷中毒風波亦是罷工重要原因。 2 月東莞台升家俱數千員工罷工； 3 月東莞大邦鞋業，珠海佳能罷工……我們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工廠、工人投入到 10 年上半年的罷工中。

下面簡單分析這一階段罷工的特點：

•  更強的進取性。以前的罷工，往往以防禦為主，在被欠薪，降薪等情況下發生；這次罷工浪潮，有著更為積極的要求，首要一條是提高基本工資。

•  本田罷工歷時半個月，過程曲折艱難，工人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團結和堅持；工人提出重組工會需求，是一大進步。罷工工人成功加薪，激勵和引發了各地同業工廠的罷工，包括豐富汽配、佛山變速器廠、小欖本田、武漢艾派克、南沙電裝、天津豐田、阿雷斯提、日正彈簧、阿茲米特歐姆龍等。因汽車行業利潤高，資方作出有限讓步，因此這一波罷工全部獲得加薪。

•  在本田罷工中，官方態度總體強硬， 31 日還發生了“工會人員”毆打工人的醜劇。後來的南沙電裝罷工中，當地工會標榜“代表工人”，口頭反對使用警力對付罷工者，還發出談判要約， 6 天後平息了罷工。南沙工會的角色有這樣的轉變，是因為吸取了本田罷工的教訓（ 5 月 22 日資方強硬解雇罷工代表，激起工人怒火，罷工擴大到全廠； 5 月 31 日“工會人員”毆打工人，使本已復工的大部分工人，再一次憤怒離崗——對工會來說，這都是前車之鑒）。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工會需要確立自己在工人中的權威，從而更好地控制工人，為此他們開始努力嘗試扮演紅臉的角色。

•  資方的態度。以南沙電裝罷工為例，工人早在春節就提出了多項要求，但資方並無積極回應。 南沙區總工會某幹部 說： “ 工會收集了工人的四大意見，並提交給了公司，包括： 1 、提高工資 100 元； 2 、宿舍安排暖氣； 3 、晚上加班費加倍。意見提出後，公司沒有積極面對，只對晚上加班的晚餐免費供應。” 6 月 21 日開始的罷工，員工並沒有事先提出訴求。這位幹部接著說： “公司老闆很積極，老闆表態說：‘如果馬上復工，不追究責任，馬上安裝空調，並每月增加 450 多元工資。'……並說 10 分鐘內完成表決，否則實行 強硬措施 。” 據這位幹部後來還說，老闆態度強硬，說如果十分鐘內工人不同意，就出警力。老闆的壓力並沒奏效，工會幹部擔心老闆一味強硬會激化矛盾，促使工人更堅決地罷工，於是從中斡旋，設法找出罷工帶頭人。剛以“調停人”面目擺平了本田罷工的廣 汽公司老總曾慶洪，也前來助力。或許出於階級本能，老闆更傾向于扮演黑臉角色；或許老闆照舊以為只要一威嚇，工人就洩氣了；或許老闆跟有產國家有著不言自明的默契：一個扮紅臉，一個扮黑臉。無論如何，這一次罷工顯示的鬥爭性、堅持和團結，令老闆始料未及。

•  兩個新角色：曾慶洪和常凱。曾慶洪本是本田的 董事、執行副總經理， 廣汽集團的副總，卻在此次工潮中扮演中立、溫和的權威角色，以公司老總加人大代表的身份博取工人信任，進行斡旋。工人也因為“人家畢竟是人大代表，大老闆，應該說話算話”，對他寄予希望。在談判中，他扮演的角色是說服工人降低要求： “ 他一再向工人代表強調，佛山機械加工業的平均工資是 1810 元，給他們漲到 2100 元已經是當地同行業的最高水準，不能再提出任何其他要求了。 ” （註十九）

常凱教授是勞動關係研究的專家。此次罷工中，常教授擔任工人的法律顧問，他力圖影響工人接受以下觀點： 1 ）漲工資不是最重要的， “工資能增長得更高一些當然最好，但具體漲幾十元甚至幾百元都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資方必須承認工人的地位和權利。”（註二十）2 ）談判過程中，罷工工人必須復工： “ 常凱對工人代表說，按照國際慣例，在集體談判進行過程中，工人絕對不能罷工，這種罷工在規則和法律方面都是不允許的 。”（註二十一）關於罷工，常教授一方面表示同情和理解工人：“ 對於工人而言，發起罷工或者參加罷工，絕不是一種輕率的舉動，而是反復斟酌痛下決心才決定的。 ”（註二十二）另一方面建議政府 扮演勞資中立角色：“ 應該站在公正的和中立的第三方立場，具體分析事件發生的原因，在勞資之間斡旋調解，促進和主持勞資雙方通過集體談判來解決爭議。” （註二十三）

•  工人方面。近年來，隨著抗爭的增多，經驗的積累，工人階級也越來越多自信。工人文化程度的整體提高，新媒體的使用，也使工人鬥爭的形式靈活多變。 在 10 年上半年的這一波工潮中，大部分罷工都有工人嘗試通過網路發聲，包括論壇， qq 發言；上傳各種罷工現場照片與錄影，讓外界瞭解罷工資訊。 但對於媒體、政府、權威專業人士作為老闆階級助手的本質，尚未能看清。

5. 結語

幾代工人在創造巨大財富的同時，遭受了怎樣的待遇，又有著怎樣的反抗實踐？如何與他們更好地結合起來，共同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而奮鬥？本文粗略描繪了中國工人二十多年來的生存和抗爭景象，因為篇幅的限制，以及筆者經驗、認識的局限，很多方面沒法展開。奈何事情太多，而精力又有限……能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業餘的 NGO 探訪、工人訪談，乃至入廠融工。如果這些都不想做，也可協助零星整理錄音，舊材料。希望更多有志于投身工人革命事業的朋友，在各自的位置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2011/7/1

註釋：

1.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7-11/02/content_6995564.htm 華為補償 10 億鼓勵員工辭職 以規避勞動合同法

2. http://news.dayoo.com/finance/news/2007-11/05/content_3128725.htm 沃爾瑪中國裁員 110 人 勞動合同法衝擊波

3. http://www.labournews.com.cn/html/report/29112-1.htm 粵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徵求意見 讓 1/3 員工提出工資協商幾乎不可能？。該文指出“ 有關方面 也提出了不少意見和建議，主要體現為‘六個擔心'”，以此要求新法修改。

4. http://www.newsus.com.cn/wangwen/DoNewsList.Asp?lable=6740 關於依法處理非正常上訪行為的通知

5.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9/180266.html 金融風暴以來珠三角工人處境及勞資矛盾走向

6. http://business.sohu.com/20081110/n260550390.shtml 香港鑄業總會：暫緩新勞動合同法實施應對經濟危機

7. http://news.sina.com.cn/c/2008-11-26/031016723907.shtml 東莞副市長建議放緩勞動合同法實施力度

8. 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00121_402615506.htm 2009 年國民經濟總體回升向好

9. 關於廣州花都汽車城園區多家企業勞資糾紛的調研與思考，黃桂福 王志廣 中國工運 2010 年第 5 期

10.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cxcmzk/20100919/2636845.shtml 大連停工潮 7 萬人參與波及 73 家企業 以工資漲 34.5% 告終

11. http://www.chineseworkers.com.cn/_d271079595.htm 南海本田集體談判始末

12. 同 15

13. 同 15

14. http://www.caijing.com.cn/2010-08-05/110492061.html 常凱：政府如何處理工人罷工

15. 同上

16. 讓祝融不再肆虐 - 廣東省部署“三資”和鄉鎮企業消防安全專項治理工作》，《創業者》 1994 年 第 11 期  

17. 這些重大事故，都可通過在網上搜索關鍵字查詢。

18. 中國勞工通訊網的報告《勞資矛盾何以成為社會的憂患：對勞動關係轉型及調整機制的回顧與探討》第四節有詳細論述。

19. 當前勞資糾紛的案情分析，勞動論壇 2000 年第 5 期 總第 190 期

20. 節選自《珠海三資企業罷工事件透視》，顧萬明，《記者觀察》 1993 年第 11 期。

21. 《勞動法》第四十一條 用人單位由於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後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一般每日不得超過 1 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 3 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 36 小時。  

22. http://www.laborpoetr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0&extra=page%3D1 友利電工人抗爭事件始末

23. http://www.szrd.gov.cn/viewyfzsnews.do?id=122 西鄉街道勞動管理辦依法協調 標本兼治 構建和諧勞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