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觀察筆記:近年學運的組織與路線危機

2012/10/29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

責任主編:陳韋綸

2012年初,我的大學生涯進入大四下,脫離東海人間工作坊的幹部運作,自此與學運圈的關係幾乎完全消失。只有從網路與偶爾遇到故舊的談天中,才會知道一些現在圈子裡的訊息。

以上簡短的描述預設了兩點:第一、目前有「學運圈」的存在;第二、我似乎曾經在學運圈裡面。第一點是無庸置疑的,但第二點連我自己都不太確定,由於性格及社團當時路線使然,我本來就不常與大家來往,但另一個原因是:在2009年我擔任人間工作坊幹部以及隨後的一、兩年間,台灣社會根本沒有現在所謂的「學運圈」(但廣泛來說,並非沒有學運)。

這兩年才出現的學運圈

我的意思是,現在所謂的「學運圈」,其實只是這兩年的事情而已。2009、2010年曾在學運社團裡運作的學生應該都體驗過校園如一灘死水的挫敗感,辦講座的時候擔心的不是沒錢給講師與印海報(雖然這也很需要擔心),而是如何把座位排列組合讓場子不要太空蕩難看。

在這裡,我所指的「學運圈」,指的是校園內面對公共議題時思維上較為批判與基進─雖然在行動上傾向不見得完全依循程序─的自治性、異議性或議題性社團成員和周遭積極參與者之間的人際網路。直接參與社會運動、與校園毫無關係的學生,只要被此人際網路接納,也在我談論的對象中(這些學生往往有一定比例會在隨後加入該校的學運社團、甚至自行創社)。

我沒有打算在此談論為什麼2010年後學運社團從「慘澹經營」轉變為「蓬勃發展」,不過大體而言,我認為這件事情受到各種環境外力推升的成份,比原有學運社團成員努力的成果更大。不過也因為這一、兩年內有意參與運動的同學們忽然暴增,出現了很多問題。

我理解的當前主要學運路線

過去人少的時候,比起思考組織,學運社團的成員更多時候在想「有什麼社會議題我們可以直接到現場介入?」,當時由於各校學運社團間的聯繫尚未形成,人數也遠遠沒有現在多,社團運作上的實踐方向、社團定位、校園經營…等路線問題當然還沒有解決的急迫性-因為根本沒有人。反倒是得透過各式各樣的行動參與表現社團的定位。

我對於這段期間各校學運路線的理解大致如下:把自己拔離校園,走進社會的各個問題與矛盾中,用各種技能(如媒體操作、論述等)去對抗敵人,讓議題的能見度變得更高,拉進更多人來聲援議題,並在過程中影響社會的氛圍與想像,使運動的普遍正當性變得更高,製造良性循環,促進「公民社會」發展。

雖然我本身從來不是這條路線的實踐者,但我完全承認這條路線有它的貢獻與時代基礎,包括這個社會對學生運動的觀感的確有所改善,而學生也在各種事件中幫助或陪伴了當事人。更重要的是,這條路線往往是運動者可以轉向其他路線的「初始路線」-在過程中打開自己的視野,學習到各種看世界的方法與做事方式,堅定自己的信念。

但是當參與學運的人數又再次增加時,這條路線就會出現一些問題,同時也有一些人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解決方式。在這裡我想試圖闡述的是,這條路線為什麼已經出現問題?以及試圖提出自己的、並回應其他的解決方式。

當前學運的路線危機

我對「組織」的定義如下:透過平日的經營,使組織者在其組織地帶周圍有一群社會參與者甚至是其他組織者的人脈。

以上述那種運動模式,往往是沒有組織基礎的(因為組織地帶完全無法形成)。沒有組織基礎時,媒體能見度就變得非常重要,所以動員方式一貫只有情感。拔離校園地走進社會,將使自己無法與周邊的同儕形成真正的關係,遑論建立「學生主體性」-屬於學生自己獨立的議題、持續累積的資源(組織擴大、人員增加)、進步意識型態再生產(對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認識與批判)、與社會運動的正面連結(不再純粹收編或是支援)[1]

缺乏主體性與組織,動員方式卻又欠缺新意時,將導致每次行動的聲援者來來去去,讓那些長期「走進社會的各個問題與矛盾中,用各種技能去對抗敵人」的學運社團成員需要付出更多的力氣,也因此更加疲倦。然而這不是因為他們有多強大,而是他們無力培育的那些其他人的弱小所襯托的。最後,生涯規劃的焦慮與這些工作的繁重,將使他們離自己的同儕更遠。

此外,在參與運動學生人數暴增的這一、兩年內,也看到學運社團成員往往在心理、能力上尚未準備充分。不管是校內的新社員,或是校外的生面孔,既然大家都是在運動場合認識的,那麼就下次再到運動場合見,所以我們出現了很多「夥伴」,大家都是「一樣對社會有熱情的學生」。

但是在感到「夥伴溫暖」的同時,檯面上也漸漸出現一些痛苦呢喃,比方說:

  • 社會參與與現實的互相擠壓。
  • 沒有明確的敵人與憤怒點時,完全沒有能動性;就算因此動起來也難以轉向。
  • 反對敵人時矛盾仍然不大,但是對創造未來的願景缺乏共識與想像。
  • 脫離校園之後,大家的位置在哪裡?如何繼續參與?

面對這些問題時,不管形式為何,似乎都走著要讓「這個圈子更團結」的方向,但我自己卻覺得,回到「自己的同儕─其他學生」的時間點似乎已經到了;學運社員與一般參與者應該有更多區分。

學生身分有什麼特別之處?為什麼要回到校內?

學生是社會的一部分,學運屢次獨立於社運被提起,當然有其特別之處。過去的學生運動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學生在社會地位之特殊:他們具備少數人才有的知識、純潔與熱血,更是統治階級的未來接班者。

但如今現實基礎改變,學生社會地位已不再特殊,但其社會位置仍讓他們具有更多的可能。比方說:校園的集體性、生涯壓力普遍較少、可支配時間較多等等,這些因素都讓學生時代時組織周圍同儕的難易度相對而言是最低的。

學運組織者可能組織的對象,除了自己的同儕,還有參與各種議題時的當事者與同儕。然而後者在年齡階層極大的台灣社會,我認為幾乎毫無可能-你可能組織你所聲援的那些工人嗎?的確,他們可能會感謝你的聲援,但他們或許更願意去找他們所相信的力量。

於是,我們能夠組織的,其實只有自己的同學而已,更何況學生是種流動、暫時性的身份,不會維持太久,如果不重視組織,那麼隨著個人學生身份的結束,曾經以個人身份累積、創造出來的許多豐功偉業,也都將消失。

此外,除非在極少見的狀況下,通常只有在經營校園的時候可以讓你在運動中完全獨當一面,學得獨立成為一個組織者的能力與胸襟。一旦出了社會,你我不過就是社會新鮮人而已,如果沒有在校園時獲得視野與組織成果,想要做類似的事情,所要付出的努力將會非常龐大。

想要參與、改變社會的熱情當然要一直維持,但是如果自己身為學生,卻沒有辦法從學生最多的地方凝聚起一批力量,發出以學生為主體的聲音,那麼自己在運動現場時便與其餘聲援的人一樣,不過只是人頭數而已。

如果只在意學生跟社會的連結,而沒有辦法透過自己跟學生的連結、再去連結社會,其實終究還是會離社會很遠。

學運社員與一般社會參與者的區分

我還是試著回應上述提出來的一些困境:學運社員為什麼會面臨社會參與和現實的強烈擠壓?我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角色的缺乏區分所造成的。

明明應該加以區辨的兩種參與角色,卻硬是一概而論,結果造成不停提昇「合格公民」的標準(要反核就得先瞭解一堆東西才可以有正當性的「反」),讓人一見社會參與便怯步,減少自己可以合作的對象;另一方面則是不停下降「學運社員」的標準,只要跑的社運場合夠多,學運界人脈夠廣泛,彷彿就完成了自己的責任。

我的意思並非學運社員們偷懶,事實上很多人所付出的精力與時間均非我所能及,我的意思是,如果一個一般的社會參與者一年會跑五個社運現場,那學運社員跟他們的分別在哪裡?是跑五十次現場?或者在功能角色上根本不該混為一談?我要說的是這個。

我認為學運社團成員與一般的參與者的區別是:他們可以是一群懂得判斷情勢與擁有各種革命技能的人,試著帶動並協助運動(比方說,現在很多人想要反抗權威,卻不得其法)這群人是革命的輸出者,也可以叫做「幹部」、「組織者」或其他名字。

在此我並非打算描繪出一個組織者的模範或是全能的革命輸出者,這樣的區分與其說是完全能力上的,不如說是有志於此的人所應有的精進和傳遞心態。

組織者在運動過程中可能影響很多人對社會參與感到興趣,這時應該給予他們多元的參與想像(包括短片、聲援、畫畫、轉文)等,把合格公民的標準降低,擴大參與,讓社會參與有低成本的可能。目前的狀況是參與較淺者往往不被告知或是鼓勵有其他參與方式(學運社團既有的人只想拉人變成「夥伴」),而自己想要成為組織者也往往不得其門而入,不只缺乏知識來源,也缺乏可能的經驗練習。

而學運社員目前則往往以為自己只是參與者,於是在社團內也往往缺乏實際能力的培力。但事實上因為自己身為學運社團成員,與其他參與者受到的期待(不管是外部或內部)當然不一樣,所以就參與更多運動現場,讓自己符合這個期待,結果當然是過度操勞。

社會參與的開放性與學運社團的培力職能

這邊我也必須回應一開始提到的「學運圈」想像─為什麼是校內社團?如果你是學生,你在工運團體當志工不算學運嗎?在這裡的定義中的確不算。因為你所參與的運動,與學生的主體形成和組織沒有關係,當然作為一個學生,你在外頭的運動可能可以發揮一些特殊功能,不過就跟律師或是其他身份的參與者也有其特殊功能一樣。

當然也有一些模糊地帶,比方說在某個社會議題或團體的參與者中已經有了一定比例的學生群體,得以在運動中充分表現出學生群體的面向時(通常以「某某青年」為外顯模式),在廣泛的意義上便屬於學運,只是仍然不在我的討論範圍內。

學運社團可以做的很多事情是不易取代的,包括組織的過程中提供組織者目標(校內的學生要組織到哪裡去?)以及提供運動場合外的完整培力(使社員皆成為組織者)。

比方說,如果一個運動影響了一百個願意社會參與的人,其中尋找到三、五個願意學習且變成組織者的人,則要以另外的訓練標準來看待。這是組織者本身的繁殖方式,而做這件事情的場域最適合的就是在學運社團內,我甚至認為視野與技能上的培力是學運社團最重要的職能。

尤其是在網路發達的現在,每每我看到網路上一張張精美的運動宣傳圖片時,總覺得當每一張宣傳在網路上出現時,學運社團的必要性就又更下降一些:當參與社運已經不像資訊不發達的20年前那樣,現在大家可以直接看到網路訊息就前往聲援的時候,學運社團不再如20年前一般被當做社運現場與校內的連結帶時,在校內到底還有什麼意義,這是需要思考的。(我在這邊忽略了學運社團內部幹部與社員的區分,因為這並不是每個社團都有的區分,所以不特別闡述。)

另外,雖然社團內的培力幾乎闕如,但的確有些領袖性的人物在一些運動上得以(或被迫)獨當一面,獲得某種「自然培力」,但這個過程實際上培力的人極少。當這些人成為典範,其他參與方式往往便不被當做平等的選擇,而有了階層之分,只有不及他們的人才會選擇其他社會參與者的多種參與方式(如:不能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但是我會拍照...等等)。

在這個過程中,成就的人其實很少,而且對其它參與方式的人缺乏合作感與平等尊重。甚至我認為學運圈的「社科霸權」(不懂社會科學語彙的人被輕視,美宣等技術活尤其被輕視)或許也這種缺乏尊重有關,但是社科霸權甚至更糟糕一些,因為懂得社科語彙甚至與社運技能沒有完全的關係。

確實組織的缺乏

同樣地,關於運動的能動性與轉向不能,以及彼此對「我們需要什麼」缺乏想像,我也認為是組織的問題。

我完全承認,在運動初期時得透過情感的二元對立來喚起群眾的能動性。但若每次都得透過情感動員(眼淚、不合理的迫害等),那就意味著缺乏切實的組織。於是每次運動都以自救式的「反對」、「抵抗」為象徵。由於運動的能量往往與組織者毫無關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去借「勢」,所以當然無法在「反對」中去轉向。

比方說,反對政府威權控制媒體,就很難去跟公共化做連結(因為公共化需要政府在裡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在這種運動邏輯下常常會一撸到底把政府全部趕走,讓資本進駐。

同時以「反對」為形式的運動也保護了運動本身,因為在這樣的架構下,運動實在是太孱弱了,以至於非常急迫地需要臨時、大量的集結所有同樣反對的勢力。也由於集結的臨時性與緊急性,這種沒有組織中心的運動,內部要一起反對還有可能,但是要談清楚大家想要去哪裡,當然相對地困難很多。

其實就算是反對運動,我們仍然還是輸的遠比贏的多。「促進公民社會」的說法,往往是「我們就算沒有達成目標,也沒有確實組織到任何人,但我們至少改變了一些社會氛圍,這個社會跟我們運動前的確有一些不一樣」的代名詞。

我曾經也相信這樣的說法,尤其是在贏多輸少的運動中,被問到類似的問題時,你總得需要有個答案;但如果作為一個組織者,不管對外怎麼說,自己絕不能毫無反思地滿足於這樣的答案,而得更細緻地檢討每次運動的各種得失。

「學生綱領」或「學生聯盟」作為一種解決方式?

最近因為議題很多,大家跟救火隊一樣四處救援議題,所以學運圈裡不停有聲音去反省上述的這些問題。其中被提出的一種作法是:凝聚各校學運社團零散在各地的力量,希望能集結成一個總綱領,或是組成一個大型聯盟,才有更多力量去回應大的議題。

我支持論述的集中與討論,也的確承認他們看到的問題,並且那樣的解決方法在某些情況下是有效的沒有錯。但目前的學運圈中,除了少數人以外,幾乎所有學校的社運社員都還不是組織者(不管在他們所影響、掌握的社會參與者的質量上也好,或是他們的技能、甚至是心理準備上也罷)時,現在的學生真的有力量了嗎?

其實如果我們願意誠實地檢視自身就可以理解:學生現在真的沒有那麼有力量。今年三月的台大學潮論壇後,隔日到教育部前面反高學費,那次的抗議,全台學運社團就算沒來全部也來了一半,教育部前面多少人?三十人?五十人?這樣的人數,講得不好聽一點,不管我們左轉、右轉還是直直走,真的有人在意嗎?

學生是否有力量這件事情,要同時檢視主體性(組織的扎實、路線和議題的明確度)與被影響的人數。否則文林苑或是反旺中,人數是很多,但是那些人下一次運動會在哪裡呢?在目前的運動路線下,除了使各校學運社團的社員稍稍增長以外,我完全看不出來力量在哪裡。

在學生還沒有力量即進行統整,我不認為對那些尚未成為組織者的學運社員是有利的,畢竟統整的過程一定是篩減,而這些社員在過程會是完全的弱勢。在校內幾乎沒有組織網的他們,如果拒絕聯盟的吸納,接下來的路途上將艱辛許多。在這種情形下統整後的力量,往往不是真正的學生力量,而是可以依附於統整者的力量。

這幾年來學生參與社會議題的意願又逐漸增加,但我認為這不是成果,而是機會:我們應該把握目前「學生參與社會意願增加」的機會回到校園,把現在的劍胚打造成精鋼寶劍。如果我們只是把機會以為是力量,肆意的用情感動員把學生帶出校園對抗敵人,那麼很有可能最後留給我們的只有劍毀人傷。

我認為統整這件事情是遲早要做的,但目的並非「把現有、分散的學生力量組織化,擬定綱領回應大議題」,而是以讓所有學運社員真正具有組織者的自覺、技能為目標,使他們真正能組織起一批力量,甚至可以做革命的輸出。只有大家有能力「合作」、「討論」綱領,才能進一步談統整,否則實在近於「收編」-經驗不如你、辯不贏你、沒有自己的群眾、沒有理由不加入,這不是收編是什麼?

這並非在群體上的潔癖,而是得問:這種統整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服務。如果當每個社團每年在校內仍得因為「招到多少新生」、「社團是否會斷掉傳承」等事情膽顫心驚時,不檢討自己與學生的距離,反而把校內社團的人又往更高的地方聚集,到底這樣的「聯盟」或「綱領」可以帶給各校組織者什麼?我實在非常懷疑。

一定要馬上搞校內議題不可?

雖然我認為校內組織是絕對必要的,但對於是否應該馬上去經營校內議題這件事,卻沒有那麼絕對。

因為校內議題的操作,難度往往比校外的社會議題更高。包括對整個校園權力版圖的基本認知、處理群眾內部的分歧(不是把他們戰爆就好,有時候反而比較接近某種服務業)、又拉又打的統一戰線運作、校園資源的掌握能力等等,如果社團體質不夠,貿然在校內開戰,往往灰頭土臉的會是自己。

我在大二時發動的東海大學「廢除落日學生會聯盟」就犯了這種錯誤,當時覷準二十年來學生會以三權分立的運作方式失能,投票率幾乎不超過一成,於是試圖重啟對學生校園民主制度的討論,讓現有的學生會體制退場,但是整套論述過於剛硬,對群眾也缺乏耐心,更嚴重的是沒有對自己的可能盟友與敵人認知清楚。於是我跟當時的夥伴書瑋在校內的人際網路幾乎完全毀滅殆盡。

另一種可能是:由於各校的客觀環境不同,舉凡校園風氣、系所組成甚至是學校的坐落位置,都會造成校內議題經營的難易不一。而這樣的差異在過去多半被拿出來論述各地學運模式的不同,也是學生形成主體性的侷限之一。

但是也正是在學生對校外議題有興趣的當前,出現了一個可能的突破點:在校內辦議題座談會,或是把學生帶到運動現場看看,透過這個過程去組織群眾。

這樣的方式看起來跟現有的路線很像,都是以外面的議題為基礎,把議題帶回學校或是把人拉出去,但是關鍵性的差異在於「一切在校外的亂搞,皆是為了回到學校亂搞」:講座不是辦完、幫助到外面的議題傳播出去了就好,那些來講座的學生是怎樣的人?他們關心什麼?想改變什麼?透過議題開啟一個組織過程,且最終目的還是回到校園,如此才有累積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校園有時候也會爆發你非插手不可的議題。如反學費調漲,若平常在校園沒有經營,當戰場突破政府來到各校時,社團真的有辦法回到校園內分析每校的個別狀況,擬定策略,並且動用一定的資源阻擋下來嗎?

好好搞組織,好好談路線

一言以蔽之,我認為學運社團首先應該深耕,但不是深耕「某個社會議題」。而是以「自身了解此社會問題」的前提下,去理解周圍同儕關心的是什麼,並且帶著他們察覺、體會社會問題,並與他們一起解決切身的問題(不管多麼微小),讓他們擁有力量與視野,那才會是真正的基石。

那麼,組織、組織,組織到最後,到底要幹嘛?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想像,我自己想像的是學生主體性的再次形成,讓學生的聲音與力量真正在社會成為一股力量。更進一步地說,我希望社會視野與組織的能力可以普遍被傳遞下去。

具體來說,要達成上述這個過程,我們得從自己的學校開始,透過一次次的運動與組織,掌握一定程度的資源、實力以及整個校園的輿論。另一方面,透過向外協助其他學校的學運社團成立、站穩腳跟,形成校際聯盟,這種聯盟將是穩固且有力量的,甚至可以對在地議題的利益天秤中,成為一顆足夠份量的砝碼。

或許,從我們的組織成果開始:由於高等教育的淪喪,失去了一切原本光環、又擔負一切社會罵名的學生,可以由參與公共事務開始,再次找到身為一個學生該究竟何去何從的可能性。

當然,事物都有兩面性,這些技能不見得都被用在促進運動上,甚至可能會變成我們的敵人。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與認知,我們要變成一股力量去對抗他們,也會相對簡單-更何況我們現在孱弱之至,而很多敵人早就已經掌握了這些技巧。

同時,就算未來投身選舉、成為政治人物這條路,我也不認為組織的責任是可以逸脫的。要往政治方面走,一定程度上是個人選擇,但是如果沒有培力後繼者,把累積傳承下去,只是靠學運符碼把自己送進政治場域,這除了對學運產生毀滅性的傷害以外,到底為整體運動做了什麼?過去的經驗一向告訴我們,我們不缺那種把其他的運動者和群眾當做火箭推進器釋放完就脫落的代言人。

不管你的想像是什麼,我認為我們應該可以達到共識的是:有了視野與團結起來的能力後,我們在面對各種世間之惡時,便不會迷信地加入某個政黨或是期待某個政治人物來解救我們,就算未來真正進入他們之中做事,也可以保留一些自己,而非完全被吸納進去別人的脈絡。

學生組織者的未來?

最後,我好像沒有回應到「脫離校園」的焦慮?在現在的狀況下,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解決的。因為如果當前的學運本來在運作上就是與校園疏離的,那麼脫離校園的焦慮就不是沒有辦法組織到人的焦慮,而僅是經濟上的壓力而已。若僅是經濟上的壓力,就跟學生運動無關,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我以前的夥伴守禮說過「社運至少要搞到六十歲」,我完全同意這句話,而我上述所說的組織者或許可以達成這種任務。因為上述說的組織者能力,也有太多是在現代社會的職場上好用的能力,不管是策略擬定、時間管理、團隊溝通談判等比比皆是。

如果可以,找尋一個跟社運相關的工作或是乾脆創立一個社會企業,當然是個好選擇,因為工作性質仍然與運動接近,自己的能力、判斷力比較不會退步,找到後輩傳授一些東西也簡單許多。

但不是每個人都有那樣的條件選擇人生的路,如果你只有忙累窮的工作可以做,那麼便在自己偶有空閒的時候,就盡可能去做些社會參與吧,不要讓自己的熱情消失,等到未來有機會再把自己的經驗與技巧往外傳遞。

不要怕自己未來不再如現在一樣有那麼多的時間參與各種議題,我們更須恐懼的是,把自己的火快快燒完後,變成那種「我以前也熱血過,後來覺得還是要回歸實際」的人,更何況,我們這代的火才燒沒兩年而已。

我自己現在所具有的能力,有很大比例上都是以前在社團,、畢業多年但是沒有繼續待在運動圈的學長姐傳授的,雖然同時也得在實踐中把這些能力內化,但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的我。如果他們當年也全部「燒光了」,那是一件多可惜的事情。

當然不管如何,現在仍在這個圈子裡的人,有著最好的時機去做我們所應該做的事情。這不正是我們奮不顧身試著改變這個社會的初衷?好好檢視我們眼前所具有的路,開始擬定組織路線,回到我們的同儕,組織起一批力量吧。

【註釋】 [1] [back] 借用丁穩勝於1998年<尋找學運新核>一文中的定義

回應

東海人間有人作出如此文章,讓人肅然起敬!另外也想聽聽作者對於2010年後學運社團從「慘澹經營」轉變為「蓬勃發展」的分析

........這練習回答,

邏輯學鐵定要重修。

這篇文章老實說莫名奇妙

看不滿意,那就寫一篇文章回擊阿,苦勞網的讀者只剩下嘴砲的能力了嗎?

靠,原來臉書有人自爆樓上的廢文是他發的勒wwwww,我說阿,祇敢匿名嗆後輩裝大佬,自己也沒搞出個什麼東西來。這種社運邊緣人還可以振振有詞說什麼態度,不要笑死人了。

您又何嘗討論了呢?又負責了甚麼?負責把別人的團體名稱打錯跟叫人兄台嗎www

我的回應:

洛書談了他對近年學運組織與路線的觀察。事實上,整篇文章前大半部我幾乎都是同意的,無論是這兩年才有所謂的學運圈可言、組織者與參與者的區分、具有過渡性質的學生身份與非學生之間的不同、組織者養成的重要、各項實用技能的培養,或者是現狀組織者的質與量都不夠...等等。主要的不同意點,是最後一段『「學生綱領」或「學生聯盟」作為一種解決方式?』 -- 尤其是最末的那個問號。我認為,之所以會前半部都同意,但後半部不同意,一個主要原因是對於所謂「學生主體性」有相當不一樣的看法。照洛書的說法:「學生是否有力量這件事情,要同時檢視主體性(組織的扎實、路線和議題的明確度)與被影響的人數。否則文林苑或是反旺中,人數是很多,但是那些人下一次運動會在哪裡呢?在目前的運動路線下,除了使各校學運社團的社員稍稍增長以外,我完全看不出來力量在哪裡。」顯然,洛書預設了幾件事,而這幾件事本身恐怕是有爭議的:一、學生不僅只是一種短暫的、過渡性的身份,而是某種獨立於其它的特殊族群或階級。二、學生,作為一種特殊族群或階級,要能真正展現力量,一個必要條件是背後有紮實的組織以及明確的路線與議題方向。我認為,在台灣的脈絡下,所謂「學生主體性」一詞,本身就是虛妄的,是台灣社會有心人透過媒體、教育與文化,進行分族裂群的手段操作後創造出來的概念。怎麼說呢?讓我們先檢視一下有哪些常見的「主體性」。我們會談「女性」、「勞工」或「同志」的主體性,主要是因為這些身份具有時間上的延伸性,而且存在某一個對立的結構,比方說,女人對立男人、勞工對立資方、同志對立異性戀(霸權)。一個具有這些身份的人,並不會(或至少多半不會)確定在四年、六年內就結束:絕大多數的女性終其一生都是女性,且各種相映的標籤、符碼會跟著她一輩子;勞工,除非他成功「翻身」,否則他至少得帶著這樣的身份好一段日子;同志,類似女性,通常也是自己跟著一輩子的。試問,「學生」作為一個整體,對立的是什麼?老師?學校?政府的教育部門?而跟著學生的種種符碼、標籤,只要我辦退學失去學生身份就能簡單移除 -- 這種一下就可以從根消滅的主體性,不覺得太脆弱了嗎?

如果今天談學生主體性,談得主要是師生之間知識上的不對稱性,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種種問題,或是由此檢討中國文化中師生間的不合理封建上下關係,我沒有意見,雖然奠基於知識不對稱而廣泛延伸出來的種種權力不對稱,其實並非僅限校園內的師生之間,而在社會普遍存在。或者,談得是學生參與校園決策,也就是學生自治 -- 這我也沒有意見。可是,如果把學生主體性放在異議性社團/組織以及橫向串聯的聯盟組織上,我就覺得很有問題了。

想像一種情況,有一天,有一個以大學社團為基礎的聯盟的確做起來了,同時也如洛書所擔憂的,他吸引了許多人加入與投入,但因為時間與精力等有限資源的排擠,部分參與者荒廢了原本各社團本身以各學校學生為經營對象的組織經營工作。部分異議性社團,因此面臨倒社、後繼無人的窘境,或者說,因此「滅種」了!好,滅種了。問題是,倒幾個異議性社團,就表示「學生主體性」在過程中也跟著被消滅?這會不會跳太快了一點?

我基本上認為,如果真遇到這種情況,那就倒社囉!so what!?洛書可能會認為:不,倒社就表示該聯盟因此跟該社團原本既有的校園基層,產生斷裂了。我說:為什麼?為什麼聯盟不能有一個組織部,然後在資源與人力充分的前提下,重返該據點、成立支部?以台灣自由圖博學聯為例,她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聯盟的框架,以進校園設支部為組織目標進行學生族群的經營,目前持續有進展。至少,這說明了這種作法並非不可行。當然,從下而上組成的聯盟,遇到的情況和問題複雜很多。但無論如何,組成聯盟的次團體消失,不表示跟基層將因此不可彌補地斷裂。聯盟可以成立校園支部,以新的樣貌,一樣進入校園進行組織的經營與培力的工作。由此可見,問題並不在組不組聯盟這件事情上,而在於對部分人來說,苦心經營的社團若是就這樣倒了,心理上很不能接受。但我認為,青年學生族群的組織、培力,以及他們的力量能夠集體地展現並成功促成社會顯著的改變 -- 才些是真正的重點。這工作由校內小社團來做,或者由大型聯盟來做,我認為都可以達成該目的。再來。上面這兩段的想像,基本上是預設了洛書擔憂的事情:聯盟會吸納弱小異議性社團的人力與資源,讓既有的新社團無以為繼。但這件事真的一定會發生嗎?我覺得也不一定啊。我一頭賺錢養活自己、一頭帶小孩、一頭有餘力參與一些活動,就表示我之後一定有一樣會搞爛掉,或不可能通通都搞好?這...這得看人吧?而且,所謂經營校園,好,我要怎麼經營?我不可避免得跟著其它社員跑攤救火,同時累積大夥兒現場經驗吧?而現在的情況是,火救不完,大家累得要死不是嗎?好,我知道洛書接著可能會說:所以我才說要設定明確的議題與路線!那,讓我們來做一個比較好了:一年內假設有100件嚴重違反人權、社會正義的議題/事情發生,而台灣有50個異議性社團。一個景象是這100個議題分別都有數個社團關心,每一個議題平均起來有五個社團各自關心著 (因為各社團普遍經過更精密的計算、議題與路線設定,所以不會像現在這樣50個社團100個議題全跑、全關心);另一個景象是,這50個組成一個聯盟,而個聯盟它扮演整合後的主體,以更有效的方式處理這100件議題。好吧,至少我認為啦,後者總的來說對那100個議題產生的影響,會比前者要大,而理由是後者的學生力量,針對單一議題,怎麼比都比前者要大。若非如此,團結力量大的常識就根本是騙人的。回看現在。我認為,與其如洛書所強調的,如此看重既有社團的存續與經營,我反而更擔心眼前隱然成形的「山頭各立、以異議性社團主體性為托詞抗拒整合」情況,會讓橫向的團結以及學生力量的展現,成為更不可能實現的事情。也就是說,洛書文章末段標題『「學生綱領」或「學生聯盟」作為一種解決方式?』最後那個問號所召喚出來的保守、懷疑以及守成態度本身,恐怕才會讓學生力量更沒有展現的可能。畢竟,「學生主體性」作為拒絕團結與合作時的理由,或把團結合作力量集中用「收編」或「收割」一類反動修辭,實在太好用了。但此時,確立主體性所需的對立的結構,也因此從「學生 vs. 社會其他各種各類的惡霸」,悄悄地變成「學生 vs. 學生(或學生明星)」。

誰因此得利?我要是那些惡霸,看到最有時間管閒事的學生自己這樣區分敵我、這樣對事情的重要性排序 (各自的組織經營 >> 團結串聯),我肯定樂歪了!看看那些企業,有利可圖時,誰會在那邊躊躇著要不要併購搞壟斷?人家可懂團結串聯的藝術了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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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鬥爭》 (中文版) - 李民騏
附錄二 大學生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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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不是一個一般的教育機關,也不是專門未來學術自由開闢的伊甸園,而是特殊的社會關係和階級關係綜合作用的產物。在現代社會中,大學既是把被統治階級中的優秀分子選拔到統治階級中來的高級教育機關,又是各種野心勃勃的下層人士進入上流社會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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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統治階級要從被統治階級中選拔優秀分子來變成自己的隊伍呢?這固然是因為,使被統治階級在思想、意志、體力等方面的優秀分子同被統治階級隔離開來,就使後者失去了自己的領袖,從而大大增加了他們覺醒和反抗的難度。但是,更主要的,是因為統治階級本身是一個寄生階級,一個脫離生產勞動的階級。這種寄生性使它智力退化、道德墮落,如果不經常從外面補充優秀分子,它的生機很快就要喪盡。所以,統治階級必須盡可能地從被統治階級中網羅一切優秀分子。但是,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又使它不能接納一切從被統治階級中隔離出來的優秀分子。這正是現代大學自身的矛盾。

大學生考入大學是為了能進入統治階級。但是,考入大學並不等於自動地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毋寧說真正殘酷的個人競爭剛剛開始。有限的人口僅向其中一小部分人敞開。這種矛盾由於現代統治階級承擔的現代化使命而進一步加劇。現代化,要求大學成為一個特殊的工業部門,生產中下級專門技術人才的工業部門。因此,大學生面臨著兩種前途,或者是上升為統治階級,或者是充當現代化所必需的中下級專門技術人才,後者不得不接受被統治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這兩種前途的存在,導致現代大學內部矛盾尖銳化,其結果就是使大學校園中充斥了各種各樣的競爭失敗者。這些失敗者,對現實強烈地怨恨不滿。在這種不滿的基礎上,他們成為各種批判思想的接受者。

但是,正是因為他們對現狀的不滿的真正的心理根源,既不是抽象的信仰,也不是對社會結構的科學認識,恰恰是個人野心的破產。他們對現狀的批判也就不可能是真正科學的、真正革命的,實際上僅僅是表達他們在競爭中被淘汰的滿腔怨恨。他們特別害怕回到勞動人民中去,他們對此越是恐懼就越要標榜自己蔑視世俗,越要千方百計證明精神貴族之優越。所謂有革命傾向的大學生,他們的社會基礎,他們的個人出身,無非是這批在競爭中被淘汰了的大學生。

由此,決定了目前革命的主觀方面的落後性。它有兩個致命的弱點:
(1)脫離勞動人民。大學生在思想上、心理上、生活方式上都不同於勞動人民並且以高於勞動人民自居。現代大學既然以培養統治階級後備軍為己任,它也就努力灌輸精英意識和腦力勞動優越於體力勞動的迷信。在這種大學中教育出來的大學生,即使是革命者,也不能擺脫無視勞動人民偉大歷史創造作用的偏見。這些有革命傾向的大學生,奉行英雄史觀,賦予自己特殊的歷史使命,群眾僅僅是聽候領袖的召喚並在關鍵時刻為領袖增添光彩的配角。
(2)投機性。大學生參加革命,既然是為競爭失敗所迫,那麼,他並沒有放棄個人的野心,並沒有忘記自己日夜夢想的衣錦還鄉。由於革命意味著改天換地,今天的革命者明天可能就是統治者。所以,大學生參加革命,往往帶有強烈的投機性。這種賭徒心理說明了在一九八九年人民民主運動中,學生領袖們在個人意誌上為什麼如此脆弱而在個人品質上為什麼如此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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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鬥爭》- 李民騏
附錄二 大學生與革命
http://content.csbs.utah.edu/~mli/Capitalism%20in%20China/Captalism%20in...(Chinese).doc

轉錄自回應「法西斯不是左派!」
2012/10/20 人民火大行動聯盟 全國關廠工人連線 勞動人權協會 勞動黨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台灣移工聯盟 團結工聯 大高雄總工會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 非典勞動工作坊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
勒我們勞工的褲帶、拚他們財團的經濟
1028「政府混蛋、台灣人民完蛋」大遊行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1160?page=1

德國納粹黨(NAZI)的全名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但是納粹既非工人政黨,又極端反共、反社會主義。納粹代表的是壟斷資產階級、財團的利益,卻口口聲聲「維護全民利益」,納粹的所謂「國家社會主義」其實是壟斷資本主義加福利政策,然而「形左實右」的納粹卻擅長以左翼詞彙包裝右翼思想,以迷惑中下階層,綁架工運,並且混淆左右理論。納粹屬於資本主義下的極右反共法西斯勢力,是右翼民粹的德國版。

台灣的政治環境保守,在長期的反共教育和洗腦下,民眾鑑別右翼民粹的能力極為薄弱,往往左右不分,甚至不少知識分子都誤認為法西斯是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