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思想與學運

2014/03/26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論述的缺乏或無法提升是這次「太陽花學運」的顯著特徵。

論述的缺乏，其實弔詭地又是運動之所以能繼續的「動力」之一。因為運動所依賴的更是某種「我群」的情緒，而非現實的分析──這只要想到「懶人包」就思過半了。老實說，如果運動是建立在冷酷的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分析的話，馬英九政權的思維模式──經濟與政治二分，經濟上利用中國大陸崛起尋找台灣發展機會，政治上繼續親美親日反共──，又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是運動的敵人呢？

核心在族類主義

情感與確信，固然讓持有者因他者邪惡而自我感覺良善，但是否有可能良善的自我感覺恰恰是指向一個更悲慘的地獄之境呢？未來不可知。退一步而言，運動話語或懶人包所指出的那些未來如何如何的恐懼，是否是讓已經不待未來，而在過去這20年來已經存在並步步加深的各種社會問題，找到一種懸置或麻木的方式呢？

長期以來，台灣的知識界，尤其是社會科學界，更尤其是社會學界，已經成為政治正確的「學界」。在學生以及廣大公眾需要它提供論述時，它曠職缺守。但在學生情大於理，憤而上街之時，站出來不害羞地高調支持，甚至還街頭授課。如果在教室裡提不出論述，移到街頭也不能解決問題，只多了一點表演。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社會學教授」並不是「解決」的一部分，而是「問題」的一部分。

學生要上街頭，不需要你教授運用特權不計曠課，因為運動參與者本就應該要為他的行動付出他自己的代價。學生要罷課，你教授不是要便宜地支持學生罷課，你更應該要付出你自己的代價，你要罷教──假如這已經是一個「社會運動」的話，如某些教授所言。大家都不要為自己的政治選擇付出代價，那誰要付呢？

這場學運的源流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清楚的。它是台灣社會一直沒有解決日本殖民、國共內戰、白色恐怖、兩岸分斷，以及特定的民主化路徑，這些歷史遺留的周期展現。我們的民主化路徑出了某些問題。這個路徑把論述僅僅聚焦在「反威權」與「出頭天」，從而抄了一條「我群vs.他群」的短路，而這個短路造成了認同政治乃至族類主義狂飆，從而使得任何關於全局、關於未來的論證都高度被壓制。但是，沒有全局怎麼謀一隅？沒有千秋怎麼爭一時？現在「雞回到牠們的窩了」，我們自作就得自受。

既然族類主義（也就是「自家人」的界定）以及反中、反華，其實是這個運動的核心「底氣」，而「服貿」其實在某個意義上僅是一個暗喻的話──畢竟有誰會關心台紐台新乃至TPP的自由貿易協定？那麼，就現實而言，解決當今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國民黨該下台了，換民進黨「當家」。到那時，也許島嶼上的人才能真正清明地面對自身的慾望與感情，以及──所願意付出的代價。

思想獨立是前提

這恐怕是台灣的宿命。但是，宿命也者並非知識分子所當言。作為知識分子，學生們，尤其是老師們，是否應該要面對我們自己無法脫卸的職責：為這個島嶼的前途提供思想論述──而這與行動本就不應相互排斥。國家機器有禁區，但思想應無禁區。23日發生的事件，或許能讓我們重新思考民族國家這整個體制，及其作為知識、道德與政治範式的更深刻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是無法繞過區域與歷史。最終而言，思想上的獨立自主才是任何形式獨立自主的前提。

【苦勞網按】下為文章完整版（來源）

發生在24日凌晨的事件是不幸的。國家暴力是要譴責的。然而（還是必須然而），這個暴力歸根究底並非來自肉身個人，而是源自民族國家體制。換句話說，不論是資本主義政權或是社會主義政權，當面對這樣的挑戰，暴力或非暴力，反應大致如此。相對於台灣知識圈所向來崇奉的歐美日，就以警察為代表的國家暴力而言，台灣的國家暴力客觀地說還是最「文明的」，或最「軟弱的」──這應是無爭議的。如果藉此機會讓對暴力的訴苦譴責能夠上升到「民族國家與暴力」的論述高度，那或許應該是更有意義。

但論述的缺乏或無法提升，恰恰是這次「太陽花學運」的一個顯著特徵，無言且客觀地反映在運動訴求的朝夕變騰。原因至少可以從兩方面探索。首先，這是在「歷史終結」或「意識型態終結」的當代社會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尤其發生在諸多第三世界前威權國家的「顏色革命」，就都是嚴重缺乏論述的。其次，若從在地歷史來看，從野百合到野草莓到太陽花，也有一個缺乏論述的祖孫系譜。在常識中，反威權爭自由，一如反惡霸強梁，固然「不需要」論述，但在台灣這些年來的主流論述裡，特別是在與中國大陸在進行志得意滿的對照時，台灣不早就不是威權體制了嗎？那麼，為何運動一起，還是得繼續沉浸在這種論述缺乏的狀態中呢？這個運動裡的某一側翼，雖然位居邊緣而且有其一定的進步性，但如果只靠舉著一個不分疏的「反新自由主義」旗幟發聲或發願，也一樣反映了論述的缺乏，但這一翼可以另外討論。

論述的缺乏，其實弔詭地又是運動之所以能繼續的「動力」之一。因為運動所依賴的更是某種「我群」的情緒，而非現實的分析──這只要想到「懶人包」就思過半了。老實說，如果運動是建立在冷酷的現實主義基礎上分析的話，馬英九政權的思維模式──經濟與政治二分，經濟上利用中國崛起尋找台灣發展機會，政治上繼續親美親日反共──又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是運動的敵人呢？除非運動堅稱台灣必須在政治與經濟與所有其他議題上，都要與「中國」完全切割；他們做他們的「支那人」，我們做我們的「台灣人」。設若並非如此，那麼運動的論述是什麼呢？如何看待台灣依存於貿易的現實？如何立足於東亞地緣政治？如何追求兩岸和平？如何凝和分裂社會？……。這些問題所需要的不是情感或是「確信」，而是「責任倫理」。

不客氣地說，情感與確信，固然讓持有者因他者邪惡而自我感覺良善，但是否有可能良善的自我感覺恰恰是指向一個更悲慘的地獄之境呢？未來不可知。退一步而言，運動話語或懶人包所指出的那些未來如何如何恐懼，是否是讓已經不待未來，而在過去這二十年來已經存在並步步加深的各種社會問題，找到一種懸置或麻木的方式呢？在這種感覺結構裡，最可怕的是台灣年輕人將來要向大陸人租房子，而非現在早已買不起、早已只能租房住，而且薪水也早就不夠了。

但這當然並非僅是學生的責任，嚴格說來也更非學生的問題，而是老師的問題，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問題，是台灣的道德肌理問題。長期以來，台灣的知識界，尤其是社會科學界，更尤其是社會學界，已經成了政治正確的「學界」。在學生以及廣大公眾需要它提供論述時，它曠職缺守；但在學生情大於理，憤而上街之時，站出來不害羞地高調支持，甚至還街頭授課的，也是它。如果在教室裡提不出論述，移到街頭也不能解決問題，只多了一點表演。包括我自己在內的「社會學教授」並不是「解決」的一部份，而是「問題」的一部份。學生要上街頭，不需要你教授運用特權不計曠課，因為運動參與者本就應該要為他的行動付出他自己的代價。學生要罷課，你教授不是要便宜地支持學生罷課，你更應該要付出你自己的代價，你要罷教──假如這已經是一個「社會運動」的話，如某些教授所言。大家都不要為自己的政治選擇付出代價，那誰要付呢？長期以來，從政的知識分子翻攪了一通，下了台，就是「回學校教書」！但話說回來，學生也要為自己的行動在歷史中負責。學運參與者對於充斥於運動空間中的種族主義或準法西斯語言，有沒有試著提出自我批判呢？如果放任種族主義的歧視話語飆漲，而整天猶自滿於「多元」、「異質」或是「公民社會」，我們這個社會是否也太偽善了呢？

這場學運將要把台灣引向何方，沒人知道。但它的源流相對來說還是比較清楚的。它是台灣社會一直沒有解決日本殖民、國共內戰、白色恐怖、兩岸分斷，以及特定的民主化路徑這些歷史遺留的週期展現。如果大家認為現今的「民主化」出問題了，那是對的，但問題不在於找出一個具體的人當代罪羔羊，而應該要認識到我們的民主化路徑出了某些問題。這個路徑把論述僅僅聚焦在「反威權」與「出頭天」，從而抄了一條「我群vs.他群」的短路，而這個短路造成了認同政治乃至族類主義乃至類法西斯主義的暴漲，從而使得任何關於全局、關於未來的論證都高度被壓制。但是，沒有全局怎麼謀一隅？沒有千秋怎麼爭一時？現在「雞回到窩了」，我們自作就得自受。

既然族類主義（也就是「自家人」的界定）以及反中、反華，其實是這個運動的核心「底氣」，而「服貿」其實在某個意義上僅是一個暗喻──畢竟有誰會關心台紐、台新、乃至TPP的自由貿易協定？──那麼，就現實的氛圍而言，解決當今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國民黨該下台，換民進黨「當家」了。到那時，也許島嶼上的人才能真正清明地面對自身的慾望與感情，以及──所願意付出的代價，這才是真正的政治的開始。而那時，我猜想，我們的激昂的社會學界恐怕將又將繼李登輝執政後的長期潛伏而再度潛伏了。台灣的社會學最需要的，是關於它自己的社會學。但誰又在乎呢？

這恐怕是台灣的宿命。但是，宿命也者並非知識分子所當言。作為知識分子，學生們，尤其是老師們，是否應該要面對我們自己無法脫卸的職責：為這個島嶼的前途提供思想論述──而這個思想工作與街頭行動本就不應相互排斥。國家機器有禁區，但思想應無禁區。24日所發生的國家機器暴力事件，或許能讓我們重新思考民族國家這整個體制，及其作為知識、道德與政治範式的更深刻問題，而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是無法繞過區域與歷史。最終而言，思想上的獨立自主才是任何形式獨立自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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