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服貿】324占政院 警暴力致流血
司改會譴責 籲民眾出面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陳逸婷

3月24日凌晨反服貿占領行政院行動(相關報導),警方動用特勤與保警,以水車、警棍與盾牌,攻擊並驅趕群眾,起碼造成60名民眾受傷。當日占領議院的學生與義務律師團,已發表聲明譴責警方執法過當。今天(3/27)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進一步呼籲:當天參與行動而遭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出面,與司改會聯絡,共同商討未來提起刑、民事訴訟的可能。

324當晚在政院後門遭警察踹擊的陳同學,眼角留有明顯的瘀傷。(攝影:陳韋綸)

司改會記者會上,共有10名參與行動卻遭警察攻擊的民眾現身說法,其中大部分當天位在政院後門的北平東路上,陳同學回憶,當晚警察並未先柔性勸離,反而直接對民眾施用暴力。眼角可見明顯瘀傷的陳同學表示,當天警方先是趁抬人時踹他、打他,接著將他丟在地上,叫他自己離開,「但當我要離開時,後面又有警察把我推倒,補踹一腳」,踹得他眼鏡斷裂,眼睛因此受傷。他質疑,「難道警方所受的教育,是把人民當敵人傷害?」除了陳同學,同樣在後門的尹先生表示,他只是加入靜坐,卻遭警察從群眾中拖行到後面,接著就以警棍敲頭,「警察好像跟我們有仇。」

當天在後門的群眾回憶,警方第一時間將媒體驅趕,之後並以「手機很貴重」為由,要求群眾將手機收好。「警察真的很卑鄙!」李先生表示,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不想要我們自行蒐證」,記錄警方現場的暴行。

被警方口頭恫嚇、抬腳後空翻、盾牌砍腿、拳頭攻擊太陽穴...,民眾在台上,述說各自當晚的親身經歷,對他們而言,現場的情況,「絕對不是江宜樺宣稱:以抬離、甚至是『拍肩』的方式驅離民眾」,當天在政院後門遭警方盾牌敲擊腿部的江先生表示。

司改會執行長高榮志批評,當天出動鎮暴警察,已嚴重違反比例原則。他認為當天警方可以用不同方式處理,例如先勸導,「但是警方卻拿警棍,擺明不是要抬人」,而是將現場群眾一律以暴民處理之。

「我們知道還有更多受害者」高榮志表示,目前已與40位民眾取得聯繫,目前律師團正討論,可能不針對個別員警,而是下令、有指揮權限的人,提出傷害的刑事訴訟,或者協助申請國家賠償的民事訴訟。司改會也公布聯絡方式,呼籲更多人提供當天影片與驗傷單。義務律師團成員尤伯祥表示,當天警方行徑,絕非「按《警察職權行使法》的合法施暴」就可一語帶過,他鼓勵當天受害者勇敢站出,到法院說出真相,「沒有受害者聲音,真相就不會完整」。

司改會公布聯絡方式,呼籲更多民眾出面。(攝影:陳韋綸)

【兩岸服貿協議】系列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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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teral damage

劉屏專欄-美明批學生暗挺服貿
中國時報 劉屏 2014年3月27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27001037-260109

台灣學生進占公署,美國政府講話了,寓有深意,可以總結為兩句:「明批學生,暗挺服貿」。可是再一細想,學生在台灣被批,我們在海外也難堪。

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哈福女士表示,希望台灣各以和平、文明方式議決《兩岸服貿協議》,同時美國鼓勵台海兩岸繼續進行建設性的對話,繼續改善兩岸關係。美國國務院的談話分為兩部分。前者肯定台灣的民主體制,後者肯定台海兩岸改善關係。在肯定台灣民主的同時,美國希望台灣討論《服貿協議》時,能夠「和平、文明(peacefully and civilly)」。

美國評論與台灣事務,「和平」一詞常用,「文明」一詞罕見。什麼是「文明」?韋氏大辭典的解釋是「politely」,就是「有禮貌」。誰沒有禮貌了,需要美國來提醒?不正是暴力闖占立法院、攻占行政院的學生?

民主社會裡,不點人頭,卻比拳頭,難怪被美國人視為不文明。莫說進占公署,莫說丟鞋子,只要別人在台上講話,你在台下嚷嚷,就會成為千夫所指。美國南卡羅萊納州選出的共和黨眾議員威爾遜(Joe Wilson,父親曾經是飛虎航空隊的一員,參加過中國的抗日戰爭),在聆聽歐巴馬演講時,突然冒出一句「你說謊!」,至今受人議論。再怎麼懊悔,過程已經上了youtube。而且只要Google他的名字,馬上就會跳出這段不光彩的歷程。

暴力闖占非文明社會

美國人批台灣這些學生不文明,固然是這些學生罪有應得,可是台灣人,聽到這種評語是很難過的。這就好像1960年9月,雷震因為爭取組黨自由而在台灣被捕,胡適在美國「不敢到任何酒會去,我躲到普林斯頓大學去過雙十節,因為我抬不起頭來見人」。他在日記兩度寫道「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

在威權體制下,出現了政治迫害,令胡適在海外抬不起頭來。在民主體制下,出現了反民主的暴力事件,同樣令同胞在海外抬不起頭來。

稍堪告慰者,面對不文明,台灣的警察很克制,沒有像美國的國會警察連開12槍,打死試圖闖進的婦女;也沒有像美國的軍隊開進校園(請注意,不是學生霸占公署)開槍射殺;更沒有像名將麥克阿瑟那樣調動戰車驅散人群並造成死傷。

美國政府後半部談話,聽來並不新鮮,諸如「樂見台海兩岸採取具體步驟以降低緊張、改善關係」;又如美國「鼓勵兩岸繼續進行建設性對話」;都是過去說過的話。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評論學生抗爭一事時,最初沒有這幾句,是後來才加上的。

根據幾個不同的消息來源,都證實美國從未對《服貿協議》表達過任何關切、憂慮,相反的,美國一再肯定兩岸藉由各種協議增加互動、降低緊張。而且美國既然讚揚兩岸簽署ECFA,又怎會對在ECFA架構之下的服貿等後續協議有意見呢?

憑什麼談TPP和RCEP?

尤其美國(和台灣的有識之士)很清楚,台灣口口聲聲要加入TPP,要加入RCEP,可是卻連《服貿協議》都搞不定,談什麼貿易自由化,又憑什麼談TPP和RCEP?最讓美國人瞧不起的,是反服貿的很多論述不是基於事實。例如擔心大陸勞工大舉登台,其實《服貿協議》根本沒有開放就業,也沒有開放投資移民。反對者如果不是沒有好好讀過《服貿協議》,就是明目張膽的胡言亂語。這種不以事實為依據的論述,在台灣騙過清純的學生,可瞞不了美國人。

美國與韓國簽了FTA,台灣更加怨嘆愈來愈拚不過韓國。美國很清楚台灣的心理與苦楚。只是台灣如果喪失了上一代的拚搏精神,如今只想關起門來賺自己人的錢,又憑什麼與志在四方的韓國競爭呢?

我們不妨簡單來探討ㄧ個問題:
這次“學生抗爭行動” (我不認為稱得上"學運”) 的保守主義性質。

關於這個問題可從好幾個層面切入,我們現在姑且只談ㄧ個層面-體制的破壞與依賴

學生ㄧ開始就衝向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結構的“大腦”-立法機構-立法院,將之佔領並拆下牌匾。當他們如此幹的時候,當然是無視於這個機構的體制權威和意義的。
隨後,他們將這個民主殿堂當成公共俱樂部,在裏面演講、開會、吃喝、玩樂、睡覺…ㄧ連好幾天。

幾天後,他們又ㄧ不做二不休,攻佔了資產階級國家結構的“心臟”-行政院,其效果在理論上足以窒息整個國家。

以上兩個具體實踐在性質上都是道地的衝擊和破壞體制行動,相當具有震撼性和威懾性。但他們之中不少人卻以嘻樂態度對之,蒙然無知於其嚴重性。

但在遭受強迫性和壓倒性的鎮壓以後,他們的行為模式突然作出了相反的改變-急切而積極的尋求律師和法律支持,進行體制內的司法報復行動,企求法官為他們復仇-陡然間就毫無掙扎的回返體制而且高度依賴體制。

這種極端化的戲劇性表現意味了什麼?-貌似反體制(甚至自以為在“革命”),實則從未走出體制,無論在思維上還是心理上,都是內化的高度依戀體制,根本跟"革命”二字沾不上邊!

其荒謬性尤其突出的表現在他們對待“法治”的矛盾態度上,充分顯示出台灣社會並不清楚資產階級政體“民主”與“法治”的本質依存關係。

例如,學生只認為他們闖撞立法院和行政院的行為是"民主”的體現,而對於警察的執法行為(“法治”)卻完全採取否定的態度,其所要求於警察者幾乎等於剝奪警察的職能-不能動手。動則以執法過度和比例原則拘束之,而他們假“民主”之名以行的任何行為都不受限制。這就是他們的老師們教給他們的不及格的民主與法治關係的認知!

然而古怪的是,ㄧ旦他們挨了警察執法行為(法治)的打,他們首先想到的竟還是他們原先所否定的"法治”-告警察!-依賴法庭所擁有的高於警察執法權的“法治大棒”來為他們復仇。

有如小鬼在外被混家族幫派的堂兄揍了,哭著回家向大人告狀-都是ㄧ家人。

ㄧ股荒謬透頂的的反動保守主義逆流演出的試圖政變爛戲!

咦?果然是中國時報...

不敢辯論,只敢胡鬧。
狼披羊皮,為虎作猖。

1. 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蔡英文訂的,為何到了別人手裡就變黑箱賣台?
因為"時空已改變"(ie,我不當家了?)
.
2. 蔡英文當年當對美談判代表時,是逐條表決? 還是"一體表決"?
是"白箱"? 是"黑箱"? 老實說!
(沒充分授權、底牌全攤,談判代表豈不註定"喪權辱國"?)
.
3. 兩岸經貿談判 要"法制化""立法監督"?
那請問:
.
開放狂牛肉、瘦肉精、基因改造農產品、甚至放棄釣魚台,難道不會"賣台"?
跟其他國家談判,就不要"法制化""立法監督"?
為何立法還有刻意針對性?
.
4. 刻意針對中國處處設關卡,所作所為符合WTO"最惠國待遇原則"規範?
台灣還想在FTA路上繼續混下去?

不滿意可以上街頭阿,大家都上街頭了,在這裡抱怨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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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6>
——2004年2月2日於廣西南寧「楊逵作品研討會」

二二八期間的楊逵與張志忠

楊逵在接受何咰的訪談中還提到:1949年4月6日,他因為先前起草的「和平宣言」而與葉陶同時被捕後,在獄中偶然得知,事變期間,在嘉義領導民主聯軍的張志忠,曾經託人帶信給他轉交蔡孝乾。
楊逵說:

「有一段時間,我被送到情報處。對面的牢房有人叫我。我一看,原來是在嘉義鐵路局機關庫的火車駕駛員。他告訴我,在二二八期間,火車全都停駛。當時應張志忠之求,他特別開火車要交一封信給我,由我轉交給蔡孝乾。當時他(張志忠)負責攻佔嘉義飛機場,由於情勢不利,因此寫信向蔡孝乾呼援,希望從台中開飛機去嘉義助陣。這個事件,我過去並不知道,也沒有人提出過。⋯⋯」

楊逵上述關於張志忠託火車駕駛員帶信給他轉交蔡孝乾的證言,說明:
當時,地下黨,或者說張志忠是充份信任楊逵的。
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並沒有看到任何能夠直接說明楊逵曾與張志忠會面的史料。雖然如此,通過張志忠返台以後的工作情況及其周邊的人際關係,我們仍可瞭解上述證言的背景。

這裡,先要介紹一個在台中市中山路、中華路交叉口開設永豐商行的地下黨員謝富。
謝富與楊逵是舊農組的同志。永豐商行原為獨資經營的雜貨店,謝富入黨後,便擴充為地下黨背後支持的一家批發商店。據說,楊逵被捕後,生活陷入困境的楊逵家屬於是藉著向永豐商行賒取黃豆,製造豆腐出售,得以勉強維生。此事一直持續到謝富被捕(1951年4月3日槍決)為止。

如果此說確實的話,我們有必要進一步瞭解,謝富在地下黨的組織身分。
楊逵身邊的朋友許分說,「謝富是蔡孝乾與張志忠的聯絡人」。

許分在協助楊逵創刊《一陽週報》後,回到嘉義開設「一陽書局」,並通過辜金良介紹,經由張志忠吸收,於1947年2月27日,寫好自傳交給張志忠。第二天,從收音機聽到台北暴動的消息後,他就跟隨張志忠,全力投入組織群眾武裝鬥爭的工作。

「據我所知,」許分說:「事件當時,張志忠把嘉義地區自發的武裝群眾組織起來,組成『民主聯軍』,並統籌南部的武裝鬥爭。其中,台南地區由舊農組出身的李媽兜負責;斗六地區由陳篡地負責;嘉義地區則由我負責。我們彼此知道,但互相沒有橫的聯繫。張志忠則通過嘉義林務局課長張朝邦與我聯繫。
張朝邦是南投竹山人,光復後從大陸回來,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人。一陽書局是聯絡中心。」

李媽兜,台南人,1946年由張志忠吸收入黨。同年11月成立台南市工委會,自任書記,陳福星、陳文山則分任市委。張志忠並介紹李媽兜與省委書記蔡孝乾相識。⋯⋯李的組織,深入鄉鎮基層,主要行政幹部,大部為其吸收⋯⋯

陳篡地,雲林斗六人;祖父和父親是反日的中農,所以從少年時代就抱有反日觀念。1921年,25歲時,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壓迫,開始研究共產主義,並從外圍組織,進而加入日本共產黨。1933年,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被捕兩次,坐牢至1935年始被釋放。抗戰末期,當過日本海軍軍醫一年;其後,一直在斗六鎮經營眼科醫院,約10年之久。

然而,張志忠為何要託火車駕駛員帶信給楊逵轉交蔡孝乾呢?
為了究明其中情況,有必要稍稍瞭解二二八期間張志忠在嘉義和台中的活動內容。

首先,跟隨謝雪紅的古瑞雲說:
三月四日,一度鳥獸散的台中處委會委員們,重新集合,再次掛牌,並邀請謝雪紅加入處委會當委員;他們企圖控制人民武裝,於是設作戰部(或「武裝部」?),任命吳振武為部長,謝雪紅為參謀。
謝雪紅無實戰經驗,正苦於無力指揮迅速擴大的大部隊時,她所盼望的張志忠來了。盡管蔡孝乾不承認謝為中共黨員,謝卻自以為加入了黨,並願置身於張志忠領導之下。張志忠有實戰的豐富經驗。他於1946年帶著中共使命回家鄉後,除積極準備建立游擊基地外,在工農中發展黨員,在嘉義電台職員中建立了一個以黃文輝(現在上海)為核心的外圍組織。所以他能夠在事件發生後迅速裡應外合佔領電台,同時組成「嘉義自治【民主】聯軍」。謝渴望他來台中指揮戰鬥,但張已在嘉義紮根,無法脫身。對處委會,謝原想不理,可是張勸她與之合作。理由是處委會中有一些人有聲望,有影響力。可借助他們的社會地位籌糧籌款。她同意張的規勸,參加了處委會。

與此同時,在台灣民主聯軍各部隊大規模的進攻之後,「嘉義市的軍、黨、政各機關,以及水道、電力、電報、廣播電台、鐵路交通,均掌握在人民手中。」其後,「經三晝夜激戰,蔣軍終於把(紅毛碑)軍械庫炸毀,全部退到飛機場。⋯⋯於是,嘉義飛機場的攻防戰開始了。」

張志忠和舊農組領導人簡吉也一起前去進攻飛機場。

《安全局機密文件》載稱:
簡吉,高雄鳳山人,台南師範畢業。日據時代,即已參加台共組織,且曾發動農民運動,任台共農民組合中央委員長,被日本政府先後逮捕多次,禁錮十餘年。台灣光復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高雄分團書記,新竹桃園水利協會理事,台灣革命先烈救援會總幹事等職。1946年9月,「台灣省工委會武工部長」張志忠,持書記蔡孝乾之介函往晤(蔡與簡係遠在「台共農民組合」時相識),簡吉於是與張志忠開始聯絡,並協助其建立嘉義、台南等地區群眾工作,「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又幫同張志忠組織「自治【民主】聯軍」。10月,轉往新竹地區活動。1948年2月,經張志忠介紹,正式入黨,充任新竹地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受張志忠指揮。1949年春轉移台北,由蔡孝乾直接領導;同年10月,山地工作委員會建立,任書記。

3月5日,「過午時分,由台北飛來一架飛機,向蔣軍陣地投擲相當數量的彈藥和糧食。蔣軍⋯⋯立即⋯⋯突圍衝出,向人民軍開火」。

因此,當時的情況可能是這樣:
由於情勢對人民軍不利,張志忠於是「寫信向蔡孝乾呼援,希望從台中開飛機去嘉義助陣」;因為當時「火車全都停駛」了,張志忠於是要求一個「在嘉義鐵路局機關庫的火車駕駛員」,「特別開火車」到台中,要他把這一封信交給楊逵,然後由楊逵「轉交給蔡孝乾」。

然而,「勝利的中部地方人民,也因在四日下午被處理委員會奪去武裝領導權,無法繼續再對南部地方派出支援武裝」。

3月6日,張志忠親臨台中,建議謝雪紅、楊克煌,挑選最精良的自發群眾,「組織基幹的正規自治軍」——「二七部隊」,並商定,一旦蔣軍反撲,就將二七部隊和民主聯軍分別撤入埔里和竹山,「建立自治運動的根據地」。

此時,楊逵和葉陶夫婦也裝扮成農夫農婦,到台中「鄰近的鄉鎮遊走,傳佈消息,鼓勵農村青年起來參加,並加以編組,三三五五一組組的投向市內編制(二七)部隊報到。」

綜合上述種種關於二二八的回憶史料,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楊逵和台灣地下黨之間是保持一定的聯繫的,而且他和葉陶也從側面支持了地下黨人張志忠領導的人民武裝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