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全球正義運動之一環
「一種革命之最確實現象，就是群眾的直接干涉歷史事件。在平時，國家——不問它是君主的或民主的——總超出於人民之上，而歷史則由這一行業的專門家：君王，大臣，官僚，議員，新聞記者所造成。但在這些緊急關頭，即當群眾再不能忍受舊制度之時，他們就打破那排斥他們於政治舞台之外的一些藩籬，掃清他們傳統的代表，以他們自己的干預來替一種新制度創造最初的基地了。」托洛茨基在《俄國革命史》的序言裡如是說。
革命和反叛對今日的人們而言，除了印在T恤上的圖案外，似乎早已模糊的難以辨認，然而，今天為何又有重談革命之必要？只因為早在我們不知不覺間，二十一世紀的革命之火已在全世界蔓延，2010至2011年中東北非「阿拉伯之春」和美國「佔領華爾街」就是引信，燒毀了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必將我們帶向民主繁榮的幻象。
歷史並未終結，資本主義的危機以金融泡沫、國家債務等形式相繼爆發，危機的爆發伴隨著長期的經濟不景氣，在全世界各國造成了諸如青年失業率升高、生活水準較上個世代下降等現象。這些問題最鮮明的作用在青年身上，反映出來的則是對未來充滿不安定感，而對生活的不滿逐漸轉向對社會不正義的不滿，任何一點來自上面的刺激，過去可能安然無事的現在都會引燃熊熊烈火，革命已不再是過去式，而是未來式或者現在進行式了。
如果我們把太陽花運動當作「佔領立法院」和「台北之春」，放在2010年之後這一波全球運動浪潮的脈絡下進行觀察，無疑會發現不少共通點，除了反對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以外，這些運動皆同時反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張狂和肆虐，青年覺醒的「春天」意象依舊，但與上個世紀民主化運動的社會內涵已截然不同。
太陽花運動期間，立法院高牆上「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的斗大標語，儼然是運動的象徵。不過相較於突尼西亞和埃及等國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推翻既有政權，太陽花運動與佔領華爾街運動一樣，雖然皆有大量群眾直接介入政治，滿足革命的必要條件，卻缺乏革命的充分條件：創造一個新的社會制度，所以遠遠稱不上一場真正的革命。
服貿協議：弊大於利的自由貿易毒藥
雖然如今媒體大眾已習慣於太陽花運動這個名稱，但另一名稱「反黑箱服貿運動」，就表達其目標而言更為明白。回到2013年6月21日，台灣與中國雙方簽訂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即「服貿」）說起，此協議延續2010年6月29日簽訂的《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簡稱ECFA），根據此協議的內容，台灣與中國政府將共同推動：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促進雙方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及便利化，繼續擴展服務貿易的廣度與深度，增進雙方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合作。
台灣政府之所以極力爭取服貿協議的簽訂，著眼點在於：互相開放並擴大彼此市場，以便向中國輸出台灣的各項服務業，中國對台灣的開放重點則包括：減少台商投資限制、擴大服務提供的範圍，讓台商能夠以更好的條件進入中國市場，掌握優勢、擴大經濟規模。
這一切以「去管制」為手段促進資本自由流動的政策，正是資本家階級挾國家之力，由上而下對薪資勞動者發動的階級進攻，也是對國內資本過度積累而導致利潤率下降的反動，透過資本外移的威脅，資本家階級成功弱化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讓各國勞動條件無止盡的「比賤」，並從中謀取最大的利益。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及一批親官方的經濟學者，宣傳服貿協議不遺餘力，聲稱更徹底的貿易自由化意味著更多的經濟成長、更多的就業，經濟繁榮的果實可以讓中下階層的民眾雨露均霑。
但是，官員、學者信奉市場至上的經濟理論有兩大明顯的缺陷：首先，它建立在一系列不切實際的假設之上，例如勞工可以在不同產業間自由移動，而不會陷入結構性失業或低度就業云云；其次，這種理論根本就和過去經濟發展的實際結果不符，依據世界銀行的調查研究，自1980年至2000年這段時間，每日生活支出不到2美元的人口增加了50％，達到28億人，幾乎是全世界人口的一半，而這段時間正是自由化程度最深的時期，且貿易自由化與人口中最貧窮的40％的收入成長呈負相關，但與中高收入群體呈正相關，換言之，它讓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台灣與中國簽訂的服貿協議，其貿易自由化的本質和背後推動的驅力並無不同，都是為了服務資本的利益而不惜犧牲其他階級，因此是不折不扣的階級問題。
捲起風波：台灣印刷業與中小型資本
資本家階級、政府官僚等統治集團，當然不可能預料到尚深埋土壤中的太陽花運動，但他們無疑親自點燃了這場運動的「星火」，而看似平靜的台灣社會，早已在各個社會階層佈滿了各式各樣的「乾柴」，話雖如此，各個社會階層反應的快慢和強弱各不相同，這個差異構成了太陽花運動實際的面貌。
在服貿協議簽署前夕（2013年6月20日），引爆輿論的第一槍首推身兼國策顧問一職的出版界名人郝明義，公開發表文章反對兩岸簽署服貿協議，在〈我們剩不到二十四小時了〉裡，他反對台灣全面開放中國投資印刷業，理由是中國印刷和出版等行業高度統整，經濟規模龐大，一旦開放將導致大陸出版品大量登台，讓小資本、小人力的台灣印刷業生存空間受到擠壓，難逃被消滅或併購的命運，再者，台灣與中國官方對出版自由的管控程度差異極大，台灣印刷業縱使到對岸投資，也拿不到官方發給的「書刊准印證」，形成兩邊不對等，且談判過程也無意和深受影響的社會大眾公開討論，政府的作為實為「愚昧、無能、粗魯而自我感覺良好」。郝明義口中的出版業，儼然是台灣中小型資本和基層產業的縮影，從中亦不難看出服貿協議對台灣不僅造成經濟方面的衝擊（對中小企業、勞工不利），
在政治方面，中國人民至今仍缺乏起碼的民主權利，官僚資本主義化又有霸權野心的中共政權，不論是出於維持自身統治的合法性還是擴張其對台灣的影響力，勢必用盡各種手段「同化」台灣社會，一言以蔽之，腐化台灣人民的民主自由，簽署涵蓋眾多產業部門、影響範圍廣大的服貿協議，只會令這種滲透更加防不勝防。郝明義個人的「國策顧問」身份也具有相當意義，站在親官方的位置發表如此強烈的批判，除了予人「窩裏反」之感，也給國民黨政府統治的正當性重重一擊，列寧講過一句饒富深意的話：「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若放在這裡來看，可以發現背後反映著由跨海峽大資本策動的貿易自由化政策，和國內中小資本的利益存在著激烈衝突，台灣資本家階級連自己的側翼都搞不定，無怪乎後來反對服貿協議的太陽花運動聲勢會迅速壯大。
政治團體：群眾和先鋒的辯證
如果只是一個國策顧問出來撰文抨擊服貿協議，那麼或許可以讓國民黨政府的支持率大大降低，但也絕不可能促成捲動全台的太陽花運動，如果沒有政治團體（取其廣義，泛指除政黨以外的倡議、社運和非政府組織）的中介作用，群眾的不滿和怨恨只會化作深深的無力感和絕望，轉向情緒的宣洩而非積極行動。
當然，群眾不是能夠隨意召喚的，一切取決於當下社會的客觀形勢和群眾的主觀情緒，這些條件無時無刻都在變動，而且經常出現爆炸性的轉折，幾乎無法被政治團體準確預測，換言之，當群眾突然大規模動員起來時，政治團體常常也處在驚訝之中。而群眾自身亦然，他們懷抱著對現行制度和統治者的極度厭惡，欲除之而後快，但平時被隔絕於政治之外的人們，此刻也驚訝於自己的茫然無措，因此政治團體的重要性便顯現出來了，政治團體扮演著將群眾的能量導入軌道的作用，群眾之回應或拒絕政治團體的號召，也反映其變化中的政治面貌，因此對被推上風頭浪尖的政治團體進行評估，是分析一場運動的必要功課。
對抗跨海峽資本：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
談到對太陽花運動至關重要的政治團體，不能不提「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簡稱「民主陣線」），此團體成立於2013年7月28日，大約是服貿協議簽訂後一個多月，此團體是諸多活躍於台灣的社運組織之聯合，包括：兩岸協議監督聯盟、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台灣人權促進會、台灣勞工陣線、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
民主陣線成員多以律師、學者教授和專業社運工作者為主，以深化反對服貿協議的論述和提出具體政策解方為己任，自服貿簽訂以後，民主陣線便積極推動輿論，以召開記者會等方式呼籲大眾關心服貿協議的簽訂，在2013年12月22日總統府前的集會，民主陣線明確要求國會先完成《兩岸協議簽訂與監督條例》、《經貿自由化衝擊影響評估與救濟法》、《中資來台投資條例》以及完善就業安全網等立法工作，再來審查服貿協議。
此即自始至終貫徹整場太陽花學運的「先立法、再審查」訴求之濫觴，希冀透過立法的方式，確保未來台灣與中國簽訂任何協議時，資訊皆公開透明且開放民眾參與，讓受影響的產業和勞工代表能有知情和發聲的機會，敏感產業則禁止開放。2014年3月17日，在學生攻佔立法院前夕，民主陣線亦於立法院外進行集會，並發表〈「捍衛民主120小時」行動聲明〉，這應該是最能代表民主陣線基本立場的文獻，裡面寫道「服貿協議不能為滿足少數政商壟斷利益，而犧牲大多數人民生存權益。各黨立法委員不能屈從『包裹表決』……程序上應遵循民主原則，並正視服貿協議對台灣的衝擊涉及台灣基層民生產業的生存、廣大國民的就業機會……言論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甚而國家安全等，進而在確保民生、民主、人權與國家安全的前提下謹慎審查協議內容。」
應當怎樣理解民主陣線在太陽花運動裡扮演的角色？這是個複雜的問題，但我們至少可以做出下列幾點總結：第一，民主陣線其實不反對服貿協議和貿易自由化，更精確地說，是要求在貿易自由化政策下可能受害的中小型資本，其利益能夠被納入談判的考量，第二，民主陣線也並不否定國會和現行的代議民主，對他們而言，社會運動是為了向立法委員施予壓力，以便讓立法職能回到理想的「常軌」，第三，民主陣線以專業人士等社會中間階層為核心，代表的是除跨海峽大資本以外所有階級的聯合，提出的訴求不乏建設性，但若放在左右政治光譜下觀之，仍算較為溫和。
奪回未來：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在太陽花運動中，另一支重要的力量，則是以青年學生為主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簡稱「黑島青」），觀諸近幾年全球各地的社會運動，都可以看到青年活躍的身影，源源不絕的為運動注入新能量，他們今日的思想和情緒，將形塑一整個世代的政治氛圍，單憑這點，對其意義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黑島青之名，靈感或源自於1920年代台灣尚處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左翼組織：台灣黑色青年聯盟。
黑島青成立的時間與民主陣線相仿，都是在台灣與中國簽訂服貿協議後不久（黑島青成立於2013年8月），早在同年7月31日，後來的黑島青核心成員就曾經在立法院發起過一場名為「佔領立院，奪回未來」的反服貿行動，學生欲進入立法院參與公聽會被拒，遂強行翻過立法院圍牆，過程中與警察發生推擠而造成流血事件，但由於學生的行動，也成功阻擋了立法院將服貿排入審查，這次行動宛如次年太陽花學運的小規模練兵，雖然尚不敵優勢警力，但以高強度的佔領行動作為必要的抗爭手段，對他們而言至此不再陌生了。
2014年3月17日下午，由於國民黨立委在國會一片混亂中宣布服貿協議視為已審查，在眾多反對服貿協議的團體間引發一陣譁然，隔日（3月18日）傍晚六點，黑島青成員與諸多團體在立法院外舉行集會，約莫到晚上九點時，各團體按照事先預定好的計畫分進合擊，以聲東擊西的方式分散警力，順利使兩三百人成功進入國會議場，消息傳出，數千名群眾蜂擁而至，抵達議場外聲援，場內更擋下警察一波波的驅離行動，讓3月18日成為太陽花運動的序幕。當晚十一點，身為此次行動主導團體之一的黑島青發表了〈318青年占領立法院 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這也是少數由太陽花運動發起團體親自起草、闡述抗爭理念的文獻之一，值得探個究竟。
這篇宣言的開頭寫道：「我們不願看見台灣青年十年後，還過著22K的生活，台灣是個可以讓青年實現創業夢想、開咖啡廳、開個人公司、可以靠自己打拼變『頭家』的創業天堂。……未來，台灣的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即將面臨資金充裕、整合上中下游一條龍模式的中資企業來台競爭，不管是上班族、小農、工人、商人，生存都將面臨威脅。除了個人飯碗難保，台灣對中國開放……印刷和出版發行通路，讓我們的言論自由受到嚴重威脅。」
有些論者據此為太陽花運動定調，說這是場小資產階級性質的運動，因此必然是保守的，然而，縱使宣言中提及「讓青年實現創業夢想」是種小資情懷，就必然代表整個宣言的立場都是小資嗎？縱使是小資，難道小資就必然代表保守，而不可能有進步的立場嗎？忽略了這些問題的層次，只會令這種貼標籤式的分析流於僵化、表面。
在台灣的資本主義民主制之下，維繫資本主義的力量除了強制以外，還有對於「機會平等」烏托邦的迷思，這種迷思相信：只要努力，雖然不可能人人都成為大資本家，但皆可以在不剝削別人的情況下，提升社會地位至中高收入群體的位置。
然而，這二十年來，由於台灣逐漸走向壟斷資本主義，資本日益集中在大財團手裡，階級的兩極分化這個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現象，也造成白領職業「低薪化」或「無產化」。這一代台灣青年（尤其是大學生）獨有的徬徨感，即源自於此，年少懵懂時對人生的憧憬，一個一個被資本主義堵死，有些青年或繼續力爭上游，或在令人深感無力的環境裡載浮載沉，但也有越來越多的青年，因為在一整套崇尚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經濟話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開始積極參與政治討論，也因此才會有這一波感於中共霸權主義興起，走上街頭反對國家與跨海峽資本合謀、捍衛台灣民主的浪潮。
由於「大學生」僅僅是個過渡的身分，並非確定的社會位置，因此學生這個群體內部包含著各種非均一成分，想成為小資的願望固然非反動，但也非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更重要的是，這種一廂情願的希望與資本主義下階級兩極分化的趨勢背道而馳。雖然如此，青年之投入太陽花運動和資本主義發展導致的不平等息息相關，絕非保守的因子，而是對社會的強烈控訴，也是把太陽花運動向左推的主要動力。
在簡短的開場白之後，宣言緊接著寫道：「反對服貿，不是『逢中必反』，服貿最大的問題在於，自由化下只讓大資本受益，巨大的財團可以無限制的、跨海峽的擴張，這些跨海峽的財團將侵害台灣本土小型的自營作業者。……服務貿易協定的本質，和WTO、FTA、TPP一樣，這些國與國的經濟協議，都是在去除國家對人民的保護。服貿協議，不管統獨，不管藍綠，這是一個少數大資本吞噬多數小農小工小商的階級問題，更是所有台灣青年未來都將面臨的嚴苛生存問題。」
這段論述，對貿易自由化的批判堪稱透徹，依照這個立場，任何形式的自由貿易協定都應該反對，但是在攻佔立法院的行動成功之後，以及後續各場由眾多團體共同召開的記者會上（例如3月20、23日），太陽花運動的主要訴求卻是：要求立法院於本會期通過《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在法制化完成前，應先退回服貿協議不予審議。
顯然，這與黑島青的立場不盡相同，而是和民主陣線所提出來的較為相符，可見民主陣線在太陽花運動中，由於組織程度較高和論述準備較充分，因此起到了政治領導的作用，雖然在後來整個運動期間，似乎不見黑島青對外公開批評主流訴求，但經由上述梳理，可以確定太陽花運動內部亦存著差異與衝突，雖然現場有極端反中的訴求零星曝光，但整個運動的基調卻不是右翼民族主義，而是反對「目前簽署的」服貿協議，要求透過立法等回歸體制內的手段，對服貿協議嚴格審查、監督，而更左翼的反自由貿易主張，雖然出現在主導團體黑島青的行動宣言裡，最後仍然從主要訴求中被排擠了出去，在國會「場內」得不到表達，最後只得在「場外」徘徊了。
沈默現身：集體消音的服務業工作者
總而言之，在服貿「監督法制化」和根本「反自由貿易」之間，而力量的天平之側重於監督法制化這頭，其另一個可能的原因，也許能夠從運動的參與群眾中窺見端倪。根據台北大學社會系陳副教授的研究〈誰來「學運」？太陽花學運參與者的基本人口圖像〉，太陽花運動的參與者中，有56％是學生，其餘不具學生身份的44％社會人士的職業分佈，來自製造業的比例僅有16.3％，換句話說，絕大多數來自服務業。這場運動的參與群眾，可以說由大學生和職業青年構成，按道理說，這些來自服務業的工作者，受到服貿的直接影響，不是部分資本外移就是產業競爭、併吞加劇，應該更反對服貿協議才對，但是為什麼他們的聲音沒有得到表達呢？
問題的癥結或許在於，這些服務業工作者的參與大多是「原子化」的，他們不像大學生，有閒暇和心力組織異議性學生社團，並思考政治問題，而且台灣的工會組織率，幾乎全是由國公營事業和有一定規模的製造業撐起來的，若談到私營部門的服務業、中小企業，可以說工會化程度幾近於零，缺乏集體行動和思考的組織載體，大多數前來參與太陽花運動的職業青年，往往是感動於學生改變社會的熱情與對民主自由的堅持，抱著「守護學生」的心態而來，跟自己職場上的同事仍維持疏離的關係，對他們而言，甚至連把積極的政治討論帶入職場都可能是奢望，然而，不少來到現場的參與者們，在短暫的24天裡結識了夥伴，也相約以後有什麼運動都願意再來「幫忙」，這些經歷對他們個人的生命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也鼓舞著他們繼續關注政治、投入形形色色的社會實踐，但這些影響都是很「個人」的，薪資勞動者的集體面貌在太陽花運動裡，自始至終都是模糊的，甚至可以說幾乎不存在。
事實上，不論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利益如何在兩國之間分配，對薪資勞動者必然不利，只有徹底反對貿易自由化，才是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方法，理應與服貿協議最切身相關的服務業工作者們，卻在這場運動裡扮演沈默的參與者和聲援者。
總檢視：從「佔領」到「退場」
撼動了全台的太陽花運動，造成的外部漣漪無法估量，前述的討論只是試著標誌出運動內部的幾股主要動力，無意窮盡運動引發的一切後續效應。釐清各個社會階級在太陽花運動中的政治比重後，讓本文回到一開始的命題，這也是此番探討的核心，如果太陽花運動並非革命，僅僅是一場者「半」革命，那麼它究竟是一場怎樣的半革命呢？
太陽花運動為期共24天，始自3月18日的佔領立法院，接下來以立院為基地的各團體，和政府之間展開了一連串的攻防，然而政府始終站穩立場，於最核心的「退回服貿，中止審議」之議題上寸步不讓，也因為政府採取的拖延戰術，讓一派學生急於突破頹勢，因此發動了3月23日的攻佔行政院行動，這次行動召喚出了大量學生未曾預見的群眾，最後以在混亂中被強力鎮壓而收場，然其中仍有值得我們細細回顧之處，延續這場挫敗，領導團體遂捨原本順利的高強度抗爭行動，「以進為退」的號召了3月30日的50萬人上街示威，群眾聚集於總統府前和平表達訴求。
然而領導團體在330大遊行之後，已經沒有其他提高壓力的手段，陷入低潮的運動於4月1日又遭逢來自左翼人士的批評，一部分議場內成員出走，與場外人士共組「賤民解放區」，痛批議場內的決策權和發言權被少數人壟斷，也許是感於這股壓力，議場內的團體於4月5日發起「人民議會」活動，秉參與式民主之精神，讓現場民眾參與兩岸協議監督法制的討論，4月6日，國民黨籍的立法院院長口頭向抗議學生承諾，在監督法制完成立法前，不召集黨團協商會議，對於退意已決的少數領導核心而言，這無非是場及時雨，便以此為運動主要成果之一，宣布於4月10日「光榮退場」，結束為期24天的太陽花運動，然而，正是在運動結束之時，場內工作人員以「二樓奴工」的身份，再次抗議場內有關退場的決策機制不民主、黑箱，可以說，決策權嚴重集中於少數核心之手的問題，至運動結束都沒有解決。運動結束後，服貿協議成了執政黨手中的燙手山芋，縱使行政和立法大權在手，暫且不敢再輕舉妄動。
瓶頸與不足：在矛盾中擺盪的太陽花
太陽花運動的本質是矛盾的，我們可以從這組數字中看出重要的線索，根據TVBS電視台於去年3月24日所做的民調，當被問到支不支持學生佔領立法院時，有51％的民眾表示支持，僅有38％的民眾表示反對，但是當問到支不支持學生佔領行政院的抗議行動時，卻僅有30％的民眾表示支持，表示反對的民眾則高達58％，為何會有如此差別，這個問題本身背後的意義又是什麼？
在民眾意識的一進一退之間，是不是蘊含著太陽花運動的瓶頸與不足？打從起初二、三百名群眾衝入立法院時，原先他們預期的是迅即遭到驅離，是由於大批的聲援群眾湧入場外，又引起社會輿論沸騰，對政府不滿達到最高點，概括而言，是一定規模的群眾壓力，才打開了統治集團內部不願急於清場一派的空間，這股龐大的群眾壓力，宛如一記重擊，狠狠的打在了台灣的資本主義民主制上，可見台灣社會在資本主義發展下累積的社會危機，已經突破了現有議會民主的框架，再不能透過這個框架解決了，今後這一代青年除了透過體制內的手段，例如選票來監督執政黨以外，必要時定會響應回到街頭的號召，重新佔領被政客壟斷的政治舞台，因為唯有如此才是可靠的，唯有群眾自己的力量才能帶來改變，這是太陽花運動顛撲不破的教訓。
當聲援者起身實際跨出的一步，願意投入體制外抗爭行動，但是太陽花運動的主要訴求，在經歷可能的內部折衝以後，卻圍繞在回到「先立法、再審查」之常規的議會民主之內，除此之外，並無更進一步的政治想像，顯然，可見聲援者與領導團體的思維之間，已經出現些微的落差了。
也許這就是民調顯示對於佔領行政院的行動多持保留態度的原因，試想，如果今日之佔領立法院只是為了喚起立法委員的注意，那麼又何須採用更高強度的抗爭手段？如果只是為了通過更完備的兩岸協議監督法制，而非根本反對一切貿易自由化進程，又何須衝著行政部門而去？
最盤繞社會大眾心頭的恐怕還是這個疑慮：台灣的議會民主制縱使受少數人把持，正當性不足，但若由佔領立法院的群眾癱瘓行政部門，我們又要以什麼取而代之，莫非整個國家就交給國會議場內的少數領導核心發號施令，它的民主正當性從何而來？更符合民主正當性的人民權力中心不是天方夜譚，但絕不會憑空而降，除非今天跟政府分庭抗禮的一方，是由台灣社會各行各業的工作者和基層勞工，由下而上組織起來的民主組織，並由其中每一個成員共同決定運動的訴求和走向，否則難以想像其具備足夠的民主正當性，這也是為什麼，薪資勞動者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缺席，很可能是太陽花運動的最大弱點和敗筆。
嘗有人以「不反自由貿易的反服貿運動」批評太陽花，這個批評之所以擲地有聲，正是因為在參與反服貿抗議的群眾中，確實有認為不應該簽署服貿，但卻可以接受和美國等國家簽署類似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簡稱TPP）之意見存在，此處確實有著矛盾，但這個矛盾的根源並不是排外仇中，而是對中共政權倒行逆施的恐懼，這種對中共的排斥瀰漫在許多反對服貿協議的群眾之中，對這部分群眾而言，反服貿與恐懼中共起初互為表裏，最後合而為一，甚至比反對服貿協議本身更具感染力，然而它絕非反動保守的民族主義。在台灣，極右排外的民族主義支持者不是沒有，但在這次太陽花運動中卻未見其積極活動，更未成為主流，不能跟參與太陽花運動的群眾混為一談。
觀諸兩岸四地這二十年來，可以看見一個共同的趨勢，那就是隨著中共越走資本主義、越反動，就越引起人民大眾的反感，這不只限於周邊國家，直接生活在中共統治之下的中國人民當然也不例外，這個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和激盪，勢必決定亞洲未來的命運。此時重談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絕對不遲，在三月震盪中乍現的熱潮，已化作地表下的滾滾暗流，持續翻騰台灣的政局，當中所蘊含的，無非是群眾決定自身前途的渴望，以及建立新社會的潛能。
回應
一日不把台獨終結，臺灣島民就一日不能出頭天！
一日不把台獨終結，臺灣島民就一日不能出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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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只是莫須有的罪名。在台灣，要能製造議題非得要添加中國因素不可。沒有中國因素，什麼〝黑箱〞都對，那群反〝黑箱〞的人對於真正的〝黑箱〞，視若無睹。所以後來想想我了解了，太陽花學運主旨是反中而已，並不是人民階級意識的提高。因為階級問題被台獨假議題綁架。一日不把台獨終結，臺灣島民就一日不能出頭天！
他們高唱期待「島嶼天光」，然而他們自己正是那無盡的黑夜。
他們高唱期待「島嶼天光」，然而他們自己正是那無盡的黑夜。
徐宗懋專欄－反黑箱的，更黑箱
2014年05月26日
中國時報
民主被視為符合政治道德的體制，常常被賦予神聖的地位，然而，所有的制度都可以被濫用，造成相反的結果。民主的理論來自權力的相互制衡，從而產生正面的利益。事實必然如此嗎？讓我們想想，政黨最終的目的是執政，如果執政黨提出對大多數人有利的政策，可以推動國家的進步，也可以因此連任。然而，問題也在這裡，反對黨為什麼要幫助執政黨連任呢？這正是民主體制在理論和實踐上的根本矛盾。
這就解釋了為何民進黨對所有重要的國家政策都反對到底，台灣進步了，國民黨將繼續執政。只有執政者一籌莫展，建設停滯，民怨日深，民進黨才有機會。所以讓台灣退步，顯然對民進黨一黨是有利的。這不是嘲諷之言，而是說明任何制度都無法改變人性卑劣的一面，全世界民主體制都陷入了這個瓶頸，該推動的重要政策幾乎完全停擺。儘管如此，民主提供了珍貴的言論自由空間，我們應喚醒大眾的良知，催促公權力，對制度濫權者做出應有的制裁。
現有的政治僵局起於服貿，因此，要重新出發應該釐清問題，繼續前進。陸委會與大陸進行談判服貿，過程是祕密的，這是民主政府對外談判的通則。公布以後，反對黨如果不同意，可以透過輿論批評，舉行合法遊行，但最後都要在國會裡表決，即使輸了，還可以透過下一次選舉扳回來。
問題是，民進黨並不想遵循民選政治的規範，他們霸占主席台，阻礙提案和投票。民主政治中最根本的多數決機制被破壞了。破壞民主機制的民進黨，反而還提出「憲政改革」。高舉反黑箱的激進團體和學運頭頭又何嘗不是如此呢！他們已有常態公共結社的事實。在民主社會裡，大小公共結社都有法律的規範，包括財團法人、社會團體、教育團體，甚至小至學校的家長會，舉行會議等運作都有相關的法令規章，都要通報有關單位。選舉出負責人要通報相關單位。這是公共團體的法治運作。
攻占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激進團體和學生頭頭呢？他們的行為無疑具有公共性的，但他們的組織有沒有應有的透明性呢？他們的正式成員是誰？投票過程為何？發言討論是否正式記錄？他們的政策如何形成？我想問的是，連小學生選班長、學藝、風紀、衛生股長等等，或者討論要不要捐款？要不要舉行康樂會？都有一個公開的發言程序，都有會議紀錄，這些自稱民主和公民的團體，其民主水準和正當性甚至連小學生班會都不如呢？他們宣稱追求程序正義，反對黑箱作業，但仔細觀察，有誰比他們更違反程序正義？更黑箱作業呢？
這些黑箱團體幹了違法事件，還提出了違憲的兩岸條例，不但沒有受到嚴懲和批評，反而被一些電視媒體吹捧為偶像，整個社會是非價值觀瞬間瓦解，於是乎學生頭頭罵髒話，盲從的同學辱罵師長，狂熱的群眾擋住國會議員的座車，騷擾不同意見的媒體等現象陸續出現了，台灣的民主精神徹底沉淪，台灣的人心變壞了。所以稍早發生的事件，實際上是黑箱團體以違法手段阻擋民主服貿，勒索民選政府。他們高唱期待「島嶼天光」，然而他們自己正是那無盡的黑夜。
因此，要打開現有的政治和社會僵局，首先必須釐清問題的根本。民進黨霸占主席台的行為，由於國會議長的縱容，一時難以改變，但應該用強而有力的方式，把真相向大眾宣傳，讓民進黨在下次的選舉中付出代價。至於，黑箱團體透過占領國會的違法手段，所提出的違憲兩岸條例，毫無正當性，不需要理會。否則豈不是又犯同樣的錯誤讓黑箱團體變白箱團體了嗎？
那些犯法的學生頭頭，一些媒體墮落到還在繼續吹捧他們。試想，讓這些不事生產不讀書成天晃來晃去的犯法者成為青年楷模，我們究竟要下一代變成什麼模樣呢？事實證明，公然違法的頭頭，一旦依法上銬，電視新聞播幾次，立刻變得老老實實的。民主是講求權力制衡的，一些反民主的黑箱團體的濫權行為，應受到權力的制衡，這正是民主得以健康運作的基礎。
今年是毛主席逝世40週年，要釐清文革，此篇必讀！
今年是毛主席逝世40週年，要釐清文革，此篇必讀！
【真實的文化大革命】 摘要：
劉鄧：“階級敵人不在黨內”。 “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矛頭指向黨外。
為了權力，就必須禁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就必須證明在黨外、在社會上存在著大量“階級敵人” ，就必須沒有敵人也得造出敵人來。但在已經實現了公有製的中國社會無法根據人們的經濟來源劃分敵我。硬要從普通群眾中抓出大批“階級敵人”，就只能想方設法雞蛋裡挑骨頭，吹毛求疵找差別、挑岔子，結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錯。後果就是“血統論”、“文字獄”、“生活問題”、“穿一樣的衣服”、“人人自危”:
毛澤東剛下令廣播北大大字報搞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黨內，劉鄧馬上派出工作組搞“二次反右”。工作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國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都受到衝擊。有人統計，工作組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裡就把1萬多個學生打成“右派”，把兩千多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真實的文革》
〔作者：黎陽〕
文革中下令禁止了這一套的是江青。確切地說，是1969年4月“九大”開幕之後江青有一個講話，說“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不是宣傳毛澤東，而是醜化毛澤東。當時康生還插話，說這是強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澤東思想。這個講話以文件的形式傳達到各單位，從此“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成為歷史遺跡。
網友“一枝清荷”寫了《一位80初女子對毛澤東的評價》，引來一堆質問。從其中若干可知文革是這樣被灌輸給如今的年輕人的：
- 像章、毛選、紅寶書語錄、標語、大字報、講用會、學習班、早請示晚匯報---這些是什莫?個人迷信、崇拜的結果是勞民傷財、民不聊生。
- 如果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就如同文革時一樣，您是否認為這是一個更好的社會?
- 您是否同意，在毛澤東時代也有“慘絕人寰”之事?還是您認為，如果有那樣的事，也都是“資改派”的惡意誣陷?難道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槍斃堅持不同意見者都是編出來的?
……
魯迅說：“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學家，寫著革命文學的時候，也最容易將革命寫歪;寫歪了，反於革命有害。”
“翻著筋斗”寫文革的不僅有“小資產階級”，而且有大騙子。如今許多年輕人自以為知道的文革，其實是一個當年被蓄意歪寫、如今被拼命寫歪的神話“文革”、鬼話“文革”、謊話“文革”。
就以上述向“一枝清荷”發難的一些問題所涉及的若干歷史真相為例：
⑴.個人迷信、崇拜
毛澤東1970年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這樣說：
毛澤東：那個時候 (注：1965年) 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現在就不同了，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毛澤東：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
斯諾：聽說進城前夕開的一次中央全會上，曾經通過一項決議，禁止用黨的領導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毛澤東：這個現在都沒有，沒有什麼用人名來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種形式，就是標語、畫像、石膏像。就是這幾年搞的，紅衛兵一鬧、一沖，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說你反毛，anti-Mao!
……
毛澤東與斯諾的這個講話一清二楚地表明：
第一，毛澤東不贊成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
第二，當有人藉口“反個人迷信”從毛澤東手中篡奪了黨政宣傳大權時，毛澤東也決不會被“反個人迷信”的“緊箍咒”捆住手腳不予反擊。
第三，當毛澤東粉碎敵人的陰謀之後仍然堅持反對個人迷信的原則，所以說“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了”、“什麼'四個偉大'(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 ，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
毛澤東與斯諾的這個講話當時傳達到全國大陸基層所有單位。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不可能不知道毛澤東的真正態度，不可能不知道歷史真相。明明知道真相卻故意向今日的年輕人灌輸毛澤東“個人迷信、崇拜”，正是“為權力而'真理'”的特色——按需要編造。
⑵.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
毛澤東從來沒搞過這一套。文革中下令禁止了這一套的是江青。確切地說，是1969年4月“九大”開幕之後江青有一個講話，說“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不是宣傳毛澤東，而是醜化毛澤東。當時康生還插話，說這是強迫人民用宗教迷信的那一套庸俗化毛澤東思想。這個講話以文件的形式傳達到各單位，從此“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成為歷史遺跡。
當時我朋友的單位先傳達了。我聽說後就跟自己的領導說既然有這麼個文件，那咱們是不是就不“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了。領導說我也聽說了，但文件還沒到，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執行，咱們現在還是繼續跳。於是我們又多跳了三天。這足以證明這個文件當時傳達到了中國大陸每一個人，也就是說，當時每一個大陸的中國人都知道這回事——否則“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怎麼會突然全部自動停止?沒這個文件，說不定有人會一直“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下去。
跟如今的年輕人大肆渲染文革“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這一套的人必然是文革的過來人，不可能沒聽過傳達這個文件，不可能不知道當時只有製止這一套的文件、沒有叫搞這一套的文件，不可能不知道這一套根本不是毛澤東搞的。明明知道這一歷史真相卻故意不說，只用這一套為例說明毛澤東搞文革如何如何荒唐，無疑是蓄意撒謊編造歷史、用編造的歷史醜化毛澤東——“為權力而'真理'”。
⑶.毛澤東像章、塑像狂熱
文革中反文革的慣用手法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以文革的名義反文革”，對毛澤東像章、塑像也不例外：在以“擁護毛主席”的名義下像章越造越大、用料越來越貴。誰反對，誰就是“反毛”;不反對，那正好利用像章熱大量耗費國家資源，給經濟建設製造難題，由此醜化毛澤東、醜化文革：看，把資源都用於造像章了，所以經濟困難都是文革造成的。
制止了這個歪風的是毛澤東——大約在1968年毛澤東有個批示：像章退回，我要飛機(另一種說法是“還我飛機”)。像章熱從此煞住。
文革中有一個流傳甚廣的周總理巧妙處理塑像陷阱的消息：某些蓄意陷害週總理的人(與今天“學者的良心”吳敬璉當年加入的“五.一六兵團”是志同道合之輩)故意向周總理提出申請，要用某種極貴重的金屬材料試制一座特大型毛澤東塑像。如果不批，那就可以名正言順給周總理安上個“反毛”的罪名。如果批了，那就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極大的財政負擔，正好藉此為指責週總理沒把經濟搞好提供砲彈。週總理當即問：需要多少錢?答曰多少多少。週總理說：可以，批准你們試制。如果失敗了，你們要承擔醜化毛主席形象之責。如果成功了，塑像要收歸中央。這樣貴重的毛主席塑像只有中央才配有。對方頓時傻了眼：成功了自己沒份，不成功自己要擔責，里外裡不合算，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記得1966年底中央有一個通知，禁止在城市農村搞那種把房屋街道大街小巷全刷上語錄畫像的“紅海洋運動”。
上述種種說明文革中勞民傷財的“個人崇拜”荒唐之舉根本不是毛澤東搞的，而往往是反對毛澤東的人借力打力，以文革的名義幹壞事，一方面掩護自己，一方面醜化文革，醜化毛澤東。所有這些蓄意的荒謬事當年很快就被毛澤東制止了。如今喋喋不休用這些荒唐事證明文革荒唐的人從來不說明這些荒唐之舉是誰搞起來的，又是誰制止的，完全是“為權力而'真理'”。
⑷.“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槍斃堅持不同意見者”、血統論、打砸搶燒、破四舊、工廠停工鬧武鬥……
上述種種確有其事。真正的問題在於：這類事是誰幹的?怎麼幹的?什麼情況下乾的?迎合了誰的需要?
是毛澤東嗎?毛澤東一直強調文革要整的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1966年8月8日通過)——那些“黑五類”、那些挨鬥挨打的老師、居民等等打砸搶受害者是“當權派”嗎?
毛澤東是軍事大師，不可能不懂得“集中兵力對付要目標”。既然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黨內，是當權派，那怎麼可能放棄主要目標而對準黨外、對準群眾、對準整個社會胡來一氣呢?別說毛澤東那樣善於用兵的統帥，就是稍微有點常識的人也能明白：放著大敵不管卻到處亂打亂殺眉毛鬍子一把抓給自己四面樹敵是犯蠢——這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嗎?邏輯上講得通嗎?
毛澤東一貫強調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十六條”特別強調“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在辯論中，必須採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准採取任何壓服的方法”、“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里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翻遍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講話規定，哪一條贊同過打砸搶?毛澤東歷來連俘虜都不准打罵侮辱，何況對人民群眾?
如今流行的“文革罪惡”種種，沒有一樁是毛澤東主張的，沒有一件是毛澤東指使的。把不是毛澤東主張、不是毛澤東幹的事硬安到毛澤東頭上，這符合什麼人的需要?
道理非常簡單：文革的關鍵和矛盾焦點其實就一條：“整黨內走資派”與“不准整黨內走資派”——“矛頭指向黨內”與“矛頭指向黨外”。抓住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原來似乎不可理喻的荒唐立刻一目了然。
毛澤東：“階級敵人就在黨內”。文革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指向黨內。
劉鄧：“階級敵人不在黨內”。 “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矛頭指向黨外。
為了權力，就必須禁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就必須證明在黨外、在社會上存在著大量“階級敵人” ，就必須沒有敵人也得造出敵人來。
但在已經實現了公有製的中國社會無法根據人們的經濟來源劃分敵我。硬要從普通群眾中抓出大批“階級敵人”，就只能想方設法雞蛋裡挑骨頭，吹毛求疵找差別、挑岔子，結果就是查家庭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錯。後果就是“血統論”、“文字獄”、“生活問題”、“穿一樣的衣服”、“人人自危”——毛澤東剛下令廣播北大大字報搞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黨內，劉鄧馬上派出工作組搞“二次反右”。工作組一到，立刻人人自危，全國學校的老師和校長都受到衝擊。有人統計，工作組僅在首都24所高等學校裡就把1萬多個學生打成“右派”，把兩千多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1957年反右還是先讓人說話，說完了再說這個話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 1966年6月工作組往往不等人說話，而是先翻檔案。誰的檔案有問題，誰就是“監控對象”，結果是連說話機會都沒有就被揪出來了。 1966年6月9日，劉少奇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右派的規模還要聲勢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數要超過1957年。學校單位的奪權鬥爭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學。
”劉少奇批過一個的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當時中國中學生好幾千萬，大學生150萬。百分之一是幾百萬——超過“反右”的55萬)。所有這些其實就為了證明一條：“階級敵人在黨外不在黨內”，所以必須把文革變成又一次鎮反、又一次反右
——“為權力而'真理'”
為了“矛頭指向黨外”，就必須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就必須在黨內當權派權力受威脅時出現社會動亂、出現一切想得到和想不到的荒唐事，不荒唐也要造出荒唐來：
——在群眾中製造對立
因為“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所以有了“二次反右”，所以有了個劃分敵我的問題。當權派“以我劃線”劃分敵我——不聽話、提意見的就是“敵人”，用聽話的監控不聽話的，用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用群眾搞“二次反右”、“抓階級敵人”。這就把本來並無利害衝突的群眾分成了你死我活的對頭，非把對方搞垮不可。群眾的分裂對立就此形成。
1966年7月25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組”分別宣布撤消劉鄧派出的一切工作組，號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1966年7月29日，劉少奇在人大會堂接見首都中學生代表時宣布：“保護少數”包括保護主張“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人。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以寫信支持與工作組對立的“紅衛兵”的方式公開表態支持成立群眾組織與劉鄧派出的工作組對抗。
各學校工作組依靠的學生立即搖身一變成為“紅衛兵”和形形色色的群眾組織，用“紅衛兵”對付“紅衛兵”，用群眾組織對付群眾組織——你不靠工作組靠群眾組織，我給你來個“真假孫悟空”。
工作組“挑動群眾鬥群眾”、依靠一部分群眾整另一部分群眾導致群眾的嚴重對立。成立了群眾組織後，群眾由個人的對立變成有組織的對立對抗。雙方都拼命證明自己“革命”，都竭力證明對方“反革命”，都自覺不自覺地遵循“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的思路千方百計挑對方人員的一切毛病：出身、言行、生活問題……“血統論”、“文字獄”、“生活作風問題”等等從此變成整個社會關注的問題——你用出身不好的人，就證明你“組織不純”，就證明“階級隊伍不純”，就是“招降納叛”，就是“反動組織”;你文章演講能“雞蛋裡挑出骨頭”，就說明有“反動內容”，就證明是“反動組織”;你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嚴重，就證明是“階級異己分子”，就推論出“反動組織”……所謂“文革'極左'”浪潮就這樣愈演愈烈。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荒謬：對立、謾罵、武鬥、破壞……這反過來又成為“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證據——誰讓你搞文化大革命的?誰讓你“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
——挑動群眾打人。
1966年6月我親耳聽到工作組傳達毛澤東關於一些單位出現群眾打人事件的指示：如果是壞人，那麼打了你活該;如果是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如果是好人打好人，那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嘛。 ——據我所知，這次傳達是全國統一傳達的。這條“最高指示”一傳達，全國各學校頓時打人成風：毛主席都批准打人，誰說“黑幫”打不得?“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然而時隔很久我才知道，毛澤東當時嚴厲批評了這個“傳達”：為什麼偏偏刪掉了我最關鍵的最後一句話：“今後不准打人”?!
這正是“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這一理論的需要。
第一，各學校打人成風，豈不證明了“沒有工作組就要大亂”、廣播北大大字報就是“敢動黨內'當權派'，就必然天下大亂”?
第二，通過打人一事讓群眾產生錯覺：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之類可以不算數，只要“出於革命義憤”，那就“情有可原”，不必計較——從此對毛澤東的主張可以“各取所需”。
第三，在受害者及家屬心裡種下對文革、對毛澤東的仇恨種子。
第四，把群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打人，不再關注“黨內走資派”。
第五，在群眾中醜化文革。
此例一開，爾後的暴力事件便層出不窮，如洪水氾濫，一發而不可收拾，從打人罵人到各種各樣的人身侮辱：戴高帽、掛牌子、剃“陰陽頭、坐“噴氣式”……現在人們所見所聞有關文革的種種劣跡，無不源於此次“傳達”。
儘管之後公佈的“十六條”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但“二次反右”已經造成了群眾的嚴重對立，歪曲傳達的“打人指示”已經先入為主，暴力之風已形成。 “要用文鬥，不用武鬥”等規定在文革中幾乎無人理睬，形成的怪邏輯是：不折不扣按毛澤東的主張辦、講政策、守規矩倒成了“保守”、“條條框框多”，無視毛澤東的三令五申才“革命”，才體現“造反精神”——“造反”落實到對抗毛澤東的三令五申上，還說這叫“最忠”。
——煽動血統論狂熱，開打砸搶先河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剛剛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紅衛兵”代表，8月20幾日立刻開始鬧起了打砸搶抄抓、毀壞文物、肆無忌憚把矛頭指向社會群眾的“破四舊”，同時“血統論”風靡一時——“血統論”以強調出身為名，把“紅衛兵”解釋成應該以乾部子女為主的組織。而“幹部子女”其實就是“黨內當權派子女”。由“黨內當權派子女”組成的“紅衛兵”顯然對到社會上“破四舊”、落實“階級敵人在黨外而不在黨內”比認同“階級敵人在黨內不在黨外”、 “把矛頭指向黨內”積極得多。當時這些“紅衛兵”都是年方十來歲的中學生。如果沒有老謀深算的人暗中唆使支招，這些過去從未接觸社會不喑世事的小年青哪裡會想得到跑出學校到社會上去大鬧?那些“有人衝入您家，打砸搶燒您的一切，拖您的父母出去砌牆堆磚，而且毫無理由”、“打死老師、親人告密、毆打被認定為'黑五類'的人”、血統論、打砸搶燒、破四舊之類暴行全都是這個時候發生的，即最需要破壞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重點的關鍵時刻發生的——這其實是反文革力量直接“將”毛澤東的“軍”的極巧妙的一記毒著：你毛澤東依靠“紅衛兵”鬧文革把矛頭指向黨內，我來個“四兩撥千斤”，用“血統論”唆使“紅衛兵”把矛頭從黨內引向社會。 “紅衛兵”到處亂砸亂打，你管不管?管，那你就不能指責我派工作組鎮壓學生不對——我派工作組不就是“管”嗎?你不是剛剛宣布撤消工作組、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嗎?你說我鎮壓學生，你不是也得鎮壓嗎?只要你宣布“管”，那所謂“方向錯誤、路線錯誤”的指責立刻不攻自破，我不但立刻翻案，而且立刻就坡下驢，把這群“紅衛兵”連同一切群眾組織統統取締鎮壓下去，看你文革還怎麼搞。如果不管呢?那正好激起全社會老百姓對文革的反感，離間毛澤東與人民群眾的關係。
——煽動武鬥，全面破壞搗亂
為了權力，所以必須“矛頭指向黨外”，所以必須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所以要唆使“紅衛兵”鬧“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以此證明只要“矛頭指向黨內”就要引起大亂。這一套沒有動搖毛澤東“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方向，可見亂得還不夠，還需要升級，於是一系列荒唐瘋狂舉動接踵而至：掀起“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思潮、破壞文物、批鬥著名學者專家、搶檔案、炮打中央文革、衝擊公安部、大規模武鬥、動槍動炮、全面內戰……
所有這些瘋狂破壞表面上看雜亂無章，實際無不一是想方設法把“矛頭指向黨內”扭到“矛頭指向黨外”——千方百計證明一條：“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 ：一切破壞、荒唐、苦難都是你搞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造成的。要製止這些就必須停止“矛頭指向黨內”，就必須“矛頭指向黨外”。堅持“矛頭指向黨內”就必然怨聲載道，天下大亂——所以不能動我的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如果退縮就上了大當：只要被“社會動亂”嚇住、不問青紅皂白盲目“維穩”，那就必然放棄“矛頭指向黨內”，必然“矛頭指向黨外”，結果必然是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而在群眾已經被分裂、情緒嚴重對立的、好人壞人混雜、沒弄清誰是真正的壞人情況下盲目搞反右、搞鎮反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由當權派“以我劃線”不分青紅皂白大開殺戒，後果可想而知——大規模逮捕，大規模鎮壓，大規模冤假錯案。
毛澤東洞若觀火：群眾鬥群眾、武鬥、破壞之類都是黨內走資派挑動的，普通群眾上當受騙的是多數，壞人是少數。但好人壞人混在一起，一時區分不出來。在群眾對立情緒嚴重的情況下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見了亂子就盲目鎮壓，必定傷及無辜。毛澤東的做法是冷眼旁觀一段時間，讓好人自動退出，壞人充分暴露，那時就可以有的放矢，就不會冤枉無辜。
例如清華大學的武鬥，打來打去最後參與的只剩下幾百人，多數群眾都厭惡這套，退出不干了。也就是說，壞人孤立了，暴露了。這時毛澤東才出手：1968年7.27工宣隊進駐制止武鬥。 1968年7月28日毛澤東接見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5人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是鬥，你們少數大專院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大多數的學生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 ——毛澤東的這些話深得人心，全國武鬥從此杜絕。
文革中大規模武鬥發生在1967年中的幾個月。零星武鬥自1968年7.27之後全部製止。全國范圍內的動亂不到一年。把不到一年的動亂說成“十年動亂”是胡說八道，“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
毛澤東並不是為鬥黨內走資派而包庇放縱社會上的犯罪。混在群眾中乾壞事的人後來在“一打三反”、“清理階級隊伍”時差不多都受到了懲處。 (其實武鬥盛行時許多人已經看透了形勢：鬧武鬥破壞之類可是明明違背《十六條》和毛澤東的一貫主張，不會有好下場，所以流傳一句話：“別看今天跳得歡，當心秋後拉清單”。我所在的中學有一個學生在外地參加過武鬥開過槍，徵兵時因此沒通過政審——說不清是否有人命。)毛澤東只是在好人壞人混雜在一起分不清時冷靜觀察了幾個月，等壞人充分暴露之後才下手，同時給受蒙蔽的好人以改正錯誤的機會——象鬧“血統論”、“破四舊”的中學青少年，明擺著是受人唆使，所做所為要達到的效果就一條：“禁止把矛頭指向黨內”——“血統論”、“黑五類”、“破四舊”、抄家打砸搶等等哪一條屬於“矛頭指向黨內”?其它群眾受煽動鬧武鬥搞停工也為的達到同樣效果。對受蒙蔽受挑撥受唆使上當受騙的群眾，是按照劉鄧“二次反右”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全部逮捕，還是等背後教唆的罪魁禍首暴露了再打擊首惡、教育大多數?毛澤東選擇了後者。這如同警察在弄不清誰是真正的罪犯時不盲目抓人，而是“欲擒故縱”，等犯罪分子從普通群眾中區分出來、拿到確切證據時再逮捕。能因此說警察故意保護罪犯嗎?同理，能因此說毛澤東故意縱容包庇那些所謂的“文革罪行”嗎?又比如發現有人監守自盜要追查，罪犯見勢不妙便放火燒倉庫，能因此說這火是追查罪犯惹的禍、所以根本就不該追查罪犯嗎?
如今指控文革的一切罪惡，如打砸搶抄抓、血統論、人身侮辱虐待、“破四舊”、破壞文物、批鬥迫害傑出人才、武鬥破壞、工廠停工、學校停課……等等全部發生在1966年8月到1968年7月之間，發生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矛頭指向黨內、黨內當權派的權力受到威脅、迫不及待需要變“矛頭指向黨內”為“矛頭指向黨外”、迫切需要“事實”證明“不准動黨內當權派，否則就要天下大亂”的時候。等“全國一片紅”、各級革命委員會成立後，上述一切荒唐、一切暴行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當當權派還有權、但這個權面臨威脅時，就發生了上述種種暴行。當當權派不再有權、權力被新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取代之後，上述一切暴行就銷聲匿跡。事實說複雜很複雜，說簡單很簡單：有權而面臨危機時便亂象叢生;等沒了權了，什麼亂子都沒了。大是大非一目了然——開關一開，燈就亮了;開關一關，燈就滅了，不用說開關與燈是連在一起的。要打倒的當權派在要打倒還沒打倒、手裡還有權時就出現了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等打倒了、沒了權了，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也全停了，不用說這些要打倒的當權派與武鬥、破壞、打砸搶抄抓是連在一起的——只要不是“為權力而'真理'”，只要腦子還會思維，根據這個簡單的事實就可以明白所謂“文革罪行”全是毛澤東的對手為保住自己的權力蓄意製造出來的——“權力高於一切，為了權力不惜一切”。製造一切“文革罪惡”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毛澤東的文革要打倒的敵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其實這不只是文革特色，而是權力場的鐵規律。
回顧歷史可以發現，當“為權力而'真理'”的當權者的權力受到威脅的時候或權力有需要的時候，為了權力，什麼慘不忍睹血淋淋的殘酷事件、什麼匪夷所思的荒唐事件都會發生
——“權力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一切”。
——趙高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指鹿為馬”。
——趙構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十二道金牌”、“風波亭”。
——如《明朝的那些事》所描述，官兵沒能力打勝仗、面臨上級責罰、自己的權力受到了威脅，就抓老百姓殺掉冒充戰果——殺良冒功(不僅元朝官兵如此，明、清、民國官兵亦如此。如今的“釣魚式執法”也是如此。)
——剛當上總書記，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按指標抓右派”，搞得人人自危，從此“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再也沒人敢對自己不敬。
——剛主持第一線，需要用政績鞏固自己的權力，就“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窮過渡”、“一縣一社”、“一平二調”、“畝產萬斤糧”、糧食放衛星。
——大躍進“插紅旗、拔白旗”運動威脅了自己的權力，為了不被當白旗拔掉，就虛報產量搞浮誇。
——為避免虛報糧食產量的謊言被揭穿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剝奪農民口糧，餓死人在所不惜。
——為了避免自己陽奉陰違頭腦發熱搞浮誇的真相被毛澤東發現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就封鎖毛澤東、架空毛澤東——“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系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
——為了逃避瞎指揮搞浮誇造成經濟大挫折的責任、保護自己的權力，就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把一切責任全往毛澤東身上推。
——為了用政績鞏固權力，就不顧老百姓負擔，加碼徵糧“提前還債”。
——為了否定“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就大搞“形左實右”，把矛頭指向基層幹部群眾。
——為了扭轉“矛頭指向黨內”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須證明“階級敵人不在黨內而在黨外”，就必須證明“不准碰當內當權派，否則天下必亂”，社會就必須動亂，就有了“二次反右”、血統論、“破四舊”、打砸搶抄抓、破壞文物、打倒一切、武鬥動亂、工廠停工、“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像章熱……
把歷史上所有那些壞事、怪事、荒唐事跟當時的權力需要聯繫到一起，規律性一目了然。
所謂“文革血腥恐怖”、“破壞文物”、“打砸搶”、“血統論”、武鬥破壞之類全部都是為抵制破壞毛澤東文革而精心策劃煽動出來的血腥政治陰謀。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毛澤東，而是對抗毛澤東、千方百計保護自己權力的黨內走資派——“為權力而'真理'”，權力高於一切，個人利益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犧牲一切。為權力什麼傷天害理慘絕人寰的事都乾得出來。為權力什麼離奇荒謬牽強附會的藉口都編得出來。
(如今仍不例外。不信請看“臨時性強姦”、“推坐”、“嫖宿幼女”、“不知是未成年少女不算犯罪”、“異性洗浴”、“躲貓貓”、“自行從高處墜下死亡”、“用紙幣開手銬、用鞋帶上吊”、“俯臥撑”、“情緒穩定”、“訪民都是精神病，必須強制監禁”之類“故事新編”。)
毛澤東在文革中頂住一切壓力、堅決制止了“第二次反右”、更大規模的“按指標抓右派”、“按指標鎮反”。不是毛澤東，許多人早變成了犧牲品，成為“為權力而'真理'”的當權派為證明“階級鬥爭不在黨內”而製造的證據被幹掉了，根本活不到今天，連一把鼻涕一把淚控訴文革的機會都撈不著。這些人把一切罪惡賴到毛澤東頭上實在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當年殘暴整他們的人，正是毛澤東要整的人——“黨內走資派”。這些人“權力高於一切”，為權力不惜犧牲一切，一見權力受到威脅便不惜一切嫁禍於人，所以製造動亂，所以宣傳“血統論”，所以製造打砸搶抄抓“破四舊”，所以製造武鬥……犧牲這些人、製造各種暴行都為一個目標：“矛頭指向黨外”。如果得逞了，讓毛澤東屈服了，把文革變成又一次反右、又一次鎮反，那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冤假錯案受迫害問題，而是人頭落地的問題。
污衊毛澤東殘暴的人自己才真殘暴——說文革抄家打砸搶，那如今的暴力拆遷呢?整個房子整個地區全都給你掀了夷為平地，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掃地出門，什麼都不給你留下，“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抗議自焚死了都不饒，都算有罪，連家屬都抓起來。相形之下文革中的打砸搶抄抓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誰殘暴?
文革中的抄家打砸搶暴行都是反毛澤東的人自己搞的，不是毛澤東讓搞的，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見之於《十六條》。毛澤東不僅反對打砸搶，而且反對強制拆遷：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
——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313--329頁) 毛澤東反對打砸搶抄抓、反對強制拆遷都有明文證據。說毛澤東搞打砸搶，有何憑證?而如今的暴力拆遷倒是都有官方明文規定，是針對老百姓有目的有組織有系統的暴力——誰“慘絕人寰”?誰“民不聊生”?誰殘暴?
鄧小平兩次被打倒，兩次生活待遇不變，沒遭逮捕用刑，沒受任何人身虐待侮辱。江青則一下子就被抓進監獄公審侮辱判了死刑——誰寬宏大量仁至義盡，誰心狠手辣野蠻殘暴?
毛澤東的文革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謂“整”，就是撤職罷官，不給權力，但給生活出路，生活待遇不變。即便有的地方自行扣了工資，到後來也全部補發了。
“給生活出路”是毛澤東一貫的政策：“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根據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國各地的共產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對於國民黨的舊工作人員，只要有一技之長而不是反動有據或劣跡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維持，不要裁減。十分困難時，飯勻著吃，房子擠著住。已被裁減而生活無著者，收回成命，給以飯吃。國民黨軍起義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則，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動分子，只要悔罪，亦須給以生活出路。”“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毛澤東對俘虜都優待，對敵人都寬大，而口口聲聲罵毛澤東殘暴沒人性的人大權在握後可曾給普通老百姓以生活出路?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誰沒人性?誰“慘絕人寰”?誰“民不聊生”?誰殘暴?
張宏良教授指出：“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風暴來說，至今仍然被知識界妖魔化的中國紅衛兵，充其量也不過是貼貼大字報、搞搞大串連、開開批鬥會，可是他們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同行戰友，則無所顧忌十分瀟灑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國'五月風暴'大學生把機關槍架進了校園;意大利的紅衛兵則更是瀟灑，乾脆把國家總理拉出來一槍斃了;美國黑人運動更是放火燒了全國數十座城市……而所有這些國家革命後的複闢只是恢復了舊有秩序，並沒有任何國家發生對參與者的清算行為，無論是美國知識界還是歐洲知識界，都沒有發生對本國'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訴，美國沒有清算黑人運動，法國意大利沒有清算學生運動，唯獨中國三十年來一直在控訴在清算，並且清算範圍之廣，鎮壓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被清算者命運之慘烈，可謂是曠古未有，僅一個人口規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鎮壓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萬人。直到今天全國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價值，然而這個普世價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頭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不僅不能普及到紅衛兵造反派頭上，即使沒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價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開發表文章聲稱，替老百姓講話的左派不享有憲法規定的各種自由。” ——誰沒人性?誰“慘絕人寰”?誰殘暴?
——中國文物普查：近20多年2萬余登記在冊文物消失(北京晨報2009年11月29日)
——復旦大學的研究結果：中華文物真正浩劫的二十年(2008年6月21日)
——文保專家謝辰生：中國文物最悲慘時期是90年代
誰毀滅文物?
但為什麼那麼多人會以為文革中的一切惡行都是毛澤東的責任呢?
一是“為權力而'真理'”當權派的長期以來的大肆宣傳，導致三人成虎，眾口爍金。
二是毛澤東的黨內對手對抗毛澤東的手段極其刁鑽。以一言蔽之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打著毛澤東的旗幟反毛澤東，用擁護毛澤東的名義整毛澤東。不僅文革中如此，早在文革前的大躍進時就已經如此。
例如，前副總理谷牧有如此回憶：
——“1959年7月21日上午，總理主持召開全體會議……週總理語重心長地講了一段話，使我們的心靈深為震撼。他說：'主席對大家的談話，有時是啟發性的，有時是徵求意見性的。大家聽到以後，不加思考，就以為件件都是主席的決定，就照樣傳達執行，這樣一來，以後主席就不好隨便給大家談話了，那主席的日子還怎麼過法?見了面只好今天天氣哈哈哈，或者只有考慮成熟了，一開口就宣布命令。那黨內還有什麼民主呢?!這實際上等於封鎖主席嘛!'接著，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萬噸鋼，本來主席是提出來問問的，我們沒有經過多少調查研究，全黨就行動起來，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總理講這番話的時候，神情很嚴肅，也顯得很激動。”
由此可見“打著毛澤東的旗反毛澤東”的手法有多刁：
一是陽奉陰違，笑裡藏刀——以“擁護毛澤東”的名義把毛澤東調查研究協商討論的話歪曲成命令指示，從而剝奪了毛澤東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的機會，達到實際封鎖毛澤東的效果。二是極“左”極右來回跳。比如那個“學者的良心”吳敬璉，說左就“左”到了家，教訓老婆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麼要坐沙發?“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連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都不行：“不要把這麼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一說右又右成了“吳市場”，口口聲聲“春運火車票不漲價違反市場規則”，還一邊當國家證券委的評審委員一邊當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總之要么全部，要么全不;一說冷就扔進火爐，一說熱就丟進冰窖;一說澇就弄成沙漠，一說旱就弄成澤國。拿破崙說過，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論。這些人就是用專門走極端的辦法把真理落實成謬論，名正言順地變著方地搗亂，就是不讓毛澤東的真正意圖得到貫徹落實。把事情弄砸了，還讓人們以為這就是毛澤東的意圖，就是毛澤東的責任。這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人接受了“文革中的一切罪惡都歸咎於毛澤東”的說法。
把文革說成“十年浩劫”是“為權力而'真理'”的需要——為了權力，需要妖魔化文革，需要把當年自己幹的一切罪惡全推到文革頭上。所以假話謊話不厭其煩，胡說八道不厭其多。根據虛假的信息只能得出荒謬的結論。而對跟“為權力而'真理'”無關的普通老百姓來說，荒謬的結論毫無意義，歷史的真相、真實的文革才有意義。
2015-12-25
來源：民族復興網
這一場黑色學潮的顏色革命，其實是一場「反馬」、「反中」、
這一場黑色學潮的顏色革命，其實是一場「反馬」、「反中」、「反和平」的政治惡鬥。是為美國重返亞洲服務的，也是為蔡英文競選黨主席和總統服務的。
《海峽評論》社論
281期 - 2014年5月號
未完成的顏色革命 - 黑色學潮的另類觀察
近幾年來，世界各國出現了各種的「顏色革命」，以民主為名推翻現有政府，其中或有長期執政的獨裁政權，但也有合法選舉的民主政府，如烏克蘭、泰國。這次台灣學潮選擇的是黑色。
這次「反服貿」的學潮，根本不在於「反服貿」，也不在於「反黑箱」，而是參與學運的學生程浩哲所言，「這次抗爭不只是為服貿或經濟，而是要讓更多人去思考，他們原本以為理所當然的價值，可以用怎樣的思維去質疑，去推翻。」（《中國時報》A23，2014-04-18）所以，馬英九無論在服貿上如何讓步，學潮仍堅持不退。
服貿的「價值」何在，即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下的兩岸和解和經濟合作。為什麼要質疑、要推翻、要改變，這次學潮自始至終沒有過答案。
在學潮中找不到答案，但在譚慎格的談話中，我們發現了答案。譚慎格曾任美國駐廣州領事館副領事，並任職國務院中國分析部門，及美國「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是冷戰以來的「中國問題」專家。
「現在仍有時間來扭轉這個狀況」
3月13日，譚慎格來台參加世界台灣人大會與台灣國家聯盟合辦的海內外國是會議。報導云：
「譚慎格說，台灣絕對是符合國際法的一個獨立國家，也沒被其他國家控制。令人不解的是，目前馬政府卻聲稱『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小部分』，領土包括蒙古、西藏、新疆；還把俄羅斯境內的圖瓦共和國也納入，完全脫離現實。
從美國的立場，譚慎格強調，中國的內戰在1949年中共擊敗國民政府後就已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中國合法政權，他反問，難道台灣現在的領導人仍相信內戰尚未結束？想要什麼樣的『和平協定』？
譚慎格認為，『美國等國曾公開聲明，不承認中國對台擁有主權，美方既未接受北京一個中國原則；對國民黨政府所稱「中華民國」代表一中，甚至具台灣主權說法，也不為美國所承認。』
對於台灣主權，譚慎格則憂心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漸漸『放棄這地位』。
譚慎格表示，他擔憂台灣經濟與中國的快速融合；過去包括陳水扁總統及李登輝總統都不希望看到這樣的變化。未來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下去，3、4年內不僅無法預見好處，也將對勞工、農業等經濟面帶來重傷害。
他強調，民主國家反對中國對台企圖心，最主要理由是擔心北京一旦控制台灣，會對亞太民主自由產生巨大阻力。
對於台灣的發展策略，譚慎格強調，首先，就是要停止目前的錯誤政策，台灣必須瞭解到，『若把中國擺在中心，台灣的經濟投資貿易都會被中國所影響』，總有一天，就會被中國完全控制。
他還說，台灣如果不重視強化國防，他會給其他國家錯誤的訊息，認為對主權已不太在乎。
譚慎格並對台下聽眾喊話說，現在仍有時間來扭轉這個狀況；但台灣民眾要有更多的覺悟，國際才會來支持。談到台獨建國，他認為應讓先建立好的基礎，不能太過急躁，被問到ECFA公投，他則以鼓勵口吻說，不同過去公投會升高兩岸情勢，美方這次不會公開反對。」（《自由時報》2014-04-14）
「台灣併入中國的完美政治協議」
3月14日，譚慎格又出席民進黨「台灣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台灣關係法35週年的座談會」。據報導：
「美國資深兩岸問題專家譚慎格昨天表示，馬政府當前對中國採取比較扈從的戰略，而不是積極主動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馬政府在國防戰略上配合中國，形成外界有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印象。
譚慎格提醒，台灣必須回答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未來20年，台灣到底要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事事順從中國想法？還是要強化獨立政治的現狀，把自己融入亞太複雜環境中？這一點台灣要謹慎思考。
譚慎格指出，今年是《台灣關係法》制定35週年，也是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9週年，但他必須說，1979年時，美國在亞太地區是唯一軍事經濟強權；2004年時，台灣在美國整體的亞太布局仍佔有重要地位，但近10年來，台灣越來越不是美國關切的重點。2010年開始，中國對日本展開騷動，中國對印度關係也轉趨緊張，自此中國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點，導致歐巴馬政府宣布轉向亞洲，也就是亞太戰略再平衡。
譚慎格指出，當亞太地區發生衝突，美國利用優異的海空戰力介入時，也希望盟邦日本的地面部隊配合，台灣也應該配合。但很遺憾，日本與菲律賓都在強化國防預算，特別是提升海軍戰力，台灣在這方面卻做得不足。他認為，馬政府當前對中國採取比較扈從的戰略，而不是積極主動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自由時報》2014-04-15）
3月15日，譚慎格又出席了世界台灣人大會的座談會。據報導云：
「馬政府與中國簽署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爭議極大，學者專家和業者都主張重啟談判，美國資深兩岸問題專家譚慎格昨天在台也重批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及後續的服貿協議，對台灣經濟及區域整合不會有任何幫助；但若思考中國長期以來對台灣的政治意圖，可以發現服務貿易協議，將會是一個促使台灣併入中國的完美政治協議。
針對馬政府提出與中國的經濟整合有助於參加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譚慎格分析，由於服貿協議的簽署過程不夠透明，反會令美國疑慮，『台灣是否會成為中國進入美國市場的後門』。他認為實施服貿後的台灣在美國談判者眼中將會『更為複雜』，這反而會使得台美之間進一步的經濟整合變得更為困難。」（《自由時報》2014-04-16）
台獨建國「不能操之過急」
譚慎格的主張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中華民國在1949年就已結束，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則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但要台獨建國，「應該先建立好的基礎，不能操之過急」。
如果從1949年以來，就沒有了中華民國，為什麼美國直到1979年才與中華民國斷交？如果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為什麼美國不直接與台灣建交，而要以《台灣關係法》來維持美台關係？並且，和大陸建交時，還要接受大陸的與中華民國斷交，廢除《中美協防條約》、撤出台灣美軍？
又，台灣既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又為什麼台獨建國「不能操之過急」？可見台灣現在還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嘛，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譚慎格的邏輯在那裡？這簡直是一廂情願的胡言亂語。
二、他反對兩岸和解及ECFA和服貿，所以，「首先就是要停止目前的錯誤政策。『若把中國擺在中心，台灣的經濟投資貿易都會被中國所影響』。總有一天，就會被中國完全控制。」
什麼是馬英九「目前的錯誤政策」？那就是，美國對大陸的軍事圍堵，希望盟國部隊的配合，日本、菲律賓都配合了，都在強化國防預算，唯「台灣在這方面卻做得不足」，「馬政府當前對中國採取比較扈從的戰略，而不是積極主動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大戰略。」
我們不禁要問，如果美國不「把中國擺在中心」，為什麼要「重返亞洲」？美國是大國、強國，可以去和大陸「再平衡」，台灣又拿什麼去和大陸「再平衡」？在亞洲，配合美國「重返亞洲」大戰略的也只有日本和菲律賓；日本企圖恢復軍國主義，菲律賓則是個二百五，越南、馬來西亞、星加坡、柬埔寨……幹嗎？
為美國去「再平衡」大陸，對台灣有什麼好處？台灣是海島經濟靠貿易為生，台灣出口的42%在大陸，在「再平衡」大陸，台灣出口的市場不要了？
要台灣「強化國防預算」，無非是要台灣賺大陸的錢，去買美國的武器，大陸幹嗎？尤其在台灣經濟低靡之際，還要「加強國防預算」，譚慎格為美國打賺錢的算盤，卻要台灣來付款。
台灣要當為美國「再平衡」大陸的看門狗，還要自己帶便當，不但要自己帶便當，還要繳費。馬英九若接受譚慎格，那才是真正「賣台」了。
三、譚慎格也知道馬英九沒那麼二百五，而煽動台獨，「現在仍有時間來扭轉這個狀況，但台灣民眾要有更多的覺悟，國際才會來支持。」
日據台灣，以日制中
果然，3月18日，學生攻佔立法院，且後又攻佔行政院，但遭強制驅離。又在3月30日發動了號稱50萬人（警方估計為11.6萬）的大示威。
我們當然不會相信這是譚慎格來台的一個命令一個動作。但學生要求「退回服貿」，不就是「停止目前的錯誤政策」嗎？根據各國顏色革命的經驗，在群眾動員之前，各種政治謠言早已充斥於網路和臉書，這次黑色學潮也不例外，而有所謂「懶人包」。
其實，譚慎格的對台主張並不是偶然的，或一時興起，而是其來有自的。
第一個登陸台灣的美國人當為傳教士郭實臘，時1832年，僅主張「將基督教再度傳入台灣」（按，荷蘭人、西班牙人曾在據台時傳入督教。後又有美國人伍德創辦《中華快報與廣州新聞》，刊出《台灣》一文，主張「一旦台灣與中國脫離關係，變成美國對華貿易的一個站，一定可以得到巨大的利益」。「佔領了台灣就可以控制介於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海峽」，「也是一種對抗中國人的辦法」。
郭實臘和伍德均不能代表美國官方。後又有美國駐華外交官派克（Peter Parker）、哈里斯（Townsend Harris）提主張美國應佔領台灣。尤其是打破日本鎖國政策的美國遠東艦隊司令佩里（Matthew C. Perry）不但登陸台灣考察，並於1854年向華盛頓當局上備忘錄，主張美國佔領台灣，就可以控制東南亞海運的樞紐，並且可以控制中國沿海的港口，而控制中國。但當時美國適逢南北戰爭，力有未逮，而沒接受佩里將軍的建議。
伍德和佩里將軍等的主張，或可稱之為「佔領台灣，以台制中」。
至1871年，中日條約天津續約談判，其中有準軍事同盟條款，內容洩露，美駐日公使迪龍（Charles Delong）致函國務卿費雪（Hamilton Fish）認為此乃「美國莫大之災難。（按：時日本明治維新已蒸蒸日上，再加上中國，美國未來將無望插足亞洲。）並言：「日本與中國有所不同，我們應歡迎日本成為一個盟友，當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應視日本為一夥伴。」費雪覆函謂：「設法誘導日本儘可能遠離中國，而與其他強權勢力們，在商業上與社會上結合。」
1874年，西鄉從道進犯恒春，其中有美軍顧問卡薩（Douglas Cassel）和華森（Jeremiah Richard Wasson）。
費雪和迪龍的對台政策或可稱之「日據台灣，以日制中」。但西鄉從道這次犯台，遭原住民頑強抵抗，而未成功。
但1894年，甲午戰敗，在《馬關條約》談判時，中方聘請的顧問前美國國務卿福士德（John W. Foster）和美國駐日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竟與日方一拉一唱壓迫李鴻章割台，雖李鴻章言，迫使中國割台，「將使中日兩民族終為世仇矣」。其實美國就是要中日成為世仇，才能「以日制中」。
美國的「以日制中」，鼓勵了日本的侵華戰爭，也養成了日本軍國主義偷襲珍珠港（1941年12月）的野心。
為因應太平洋戰爭，1942年美國成立遠東戰略小組，主張戰後「託管台灣，以台制中」。並在託管期間，尋找台灣人政治領袖，經住民自決成立台灣共和國。
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制蘇
但1943年《開羅宣言》接受了蔣介石戰後台灣歸還中國的主張，而沒接受遠東戰略小組的戰後「託管台灣」。
台灣光復後，國共內戰又起，為了對抗中共席捲台灣，而有「台灣獨立（自決），以台制共」的主張。
但在「二二八事件」（1947年）中，原遠東戰略小組成員葛超智（George Kerr）的台獨陰謀並未能得逞。
至1950年，韓戰爆發，美國為美蘇冷戰和圍堵中共，利用海外台獨運動以牽制蔣介石，以蔣介石牽制中共，以中共牽制蘇聯，此一策略或謂之：「以獨制蔣，以蔣制共，以共制蘇」。
直至1988年蔣經國逝世，1991年蘇聯瓦解，「拆散中國」之聲曾甚囂塵上。但經1995年及1996年，中共兩次飛彈試射，「證明了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有能力和有決心保衛中國領土主權完整」。中共堅決反對台獨，台獨即戰爭，決不接受「以獨制共」，並於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於是，美國的對台策略又調整為「不統不獨，不戰不和，以台制中」。重點在「不和」，「不和」美國才能「以台制中」。
馬英九上台後，雖言「不統、不獨、不武」，但缺少了「不和」，不但沒有「不和」，還要進行兩岸和解，甚至還曾揚言「和平協議」。兩岸和解，美國如何「以台制中」？
美國政府不能公開反對馬英九的兩岸和解，甚至還不時肯定之。但實際上仍是期待著「以台制共」，而不滿馬英九的兩岸和解，在譚慎格的談話中就充分的表露出來了。
美國智庫學者和議員可以言論自由，戰後美國主張台獨的學者和議員一直不斷，如葛超智、裴爾、索拉茲、白樂崎……但政府要負責，必須慎重。
雖然，馬英九的兩岸和解和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的服貿協議，美國不見得支持。但是，反服貿的學生攻佔了立法院後，又攻佔行政院，後雖被驅離出行政院，但馬政府對佔領立法院的學生和群眾竟束手無策。
鄧小平時期，雖言極力爭取和平統一，但也留下對台動武三條件，即台獨、核武、動亂。還有《反分裂國家法》。
黑色學潮持續下去，會不會產生動亂，並且，還有網路連署106,000多人向白宮歐巴馬政府請願反服貿。美國又如何脫得了干係，美國能不關切？
所以，有蕭美琴投書美國《尼爾森報導》說明，但有美國在台協會領事卜道維卻回應，「不論學生霸佔立法院或立委霸佔發言台，都屬非法」，後又刊出台灣問題專家容安瀾的評論，「批評學生佔領公署，也批評背後鼓動的政治人物」。（《中國時報》2014-04-05）所以，蕭美琴還帶攻佔行政院總指揮的魏揚到美國去解釋，黑色學潮與民進黨無關。
其實，這次黑色學潮的核心分子多是「小英基金會」的「工讀生」，自蔡英文參選2012年總統後，這批「工讀生」參與和主導了「反旺中運動」、「大埔事件」、「洪仲丘案」，已幾乎是一群職業運動家，而非一般普通的學生。蕭美琴則是為蔡英文負責外事的幹部。
引來大陸出兵台灣的正當理由
在學生宣布4月10日將退出立法院後，美國之音中文網9日報導，還有美國人不死心，而有譚慎格在內的九國36學者聯名致函馬英九和黑色學潮，「表達對台灣自由、民主和人權倒退的關切」。及「在目前的政府下，以台灣辛苦贏來的民主為代價，不斷的向中國靠攏。（TVBS, 2014-04-10）
另外，香港《亞洲週刊》（2014-04-14）刊出《美國施壓綠營叫停學運》云：
「3月30日，美國在台協會（AIT）理事卜道維（David Brown）在美國的《尼爾森報導》撰文，批民進黨挺反服貿學運是為了在今年年底七合一選舉獲利使然，且公開質疑反服貿抗爭的正當性。卜道維發難後，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以現任布魯金斯研究所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身分，對反服貿發言，有人質疑民進黨挺學運的背後思維，甚至提醒美國政府，再不採取行動，台灣問題可能成為中美關係引爆點。
緊接著，在台灣時間4月4日，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拉塞爾（Daniel Russel）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的聽證會上，首度公開表態支持馬政府簽訂兩岸服貿協議，推崇為『兩岸關係的傑出進展』，並呼籲反服貿學生應避免暴力抗爭。這是美國官方最直接明白的表態力挺馬英九。
在參議院『台灣關係法35週年』的聽證會上，參議員墨菲還直接點出，台灣的反服貿抗爭背後是否有『中國因素』？台海會不會出現類似俄羅斯對烏克蘭克里米亞出兵的事件？似乎擔憂反服貿抗爭持續擴大，會引來中國大陸出兵台灣的正當理由。」（環球網2014-04-16）
接著，4月6日，王金平和柯建銘雙雙進入議場看學生，承諾「先立法，再協商」；4月7日，黑色學潮宣布4月10日退出立法院，果然，「解鈴還是繫鈴人」。
這次黑色學潮的顏色革命背景，其實是美國重返亞洲圍堵大陸，目的是「反中」和阻止兩岸和平發展的深化。類似的自由貿易協定，台灣已與星加坡、澳洲都簽過了，而沒聽說什麼「反服貿」、「反黑箱」。
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召集人賴中強律師就說：「馬總統計劃於卸任前與中國政治談判，布局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馬習會』；若非太陽花學運，兩岸就會從軍事互信機制談起。」（《自由時報》2014-04-19）
所以，這一場黑色學潮的顏色革命，其實是一場「反馬」、「反中」、「反和平」的政治惡鬥。是為美國重返亞洲服務的，也是為蔡英文競選黨主席和總統服務的。所以，學潮結束後，蘇貞昌、謝長廷紛紛退出黨主席選舉，唯蔡英文一支獨秀。
為什麼美國對這次顏色革命喊剎車，實因考慮「再不採取行動，台灣問題可能成為中美關係引爆點」，及「會引來中國大陸出兵台灣的正當理由」。
陳為廷還揚言，若政府違諾，下次將攻佔總統府。殊不知攻佔總統府之日，即武力統一台灣之時，陳為廷真是「童言無忌」了。
好在有大陸因素，美國喊剎車
好在有大陸因素，美國喊剎車，否則，台灣將淪為顏色革命國的慘境，動亂、內戰、恐怖行動，而不知伊於胡底。
我們只知道譚慎格公開所言：「現在仍有時間來扭轉這個狀況，但台灣民眾要有更多的覺悟，國際才會來支持。」而不知道美國人私下和民進黨、黑色學潮說了些什麼。結果，「國際」不但沒有來支持，還喊剎車。也許民進黨和學生會有受騙被出賣的感覺。其實，美國玩弄台灣已不是第一次了。兩蔣就被美國出賣，只得「莊敬自強」。2007年，阿扁的公投入聯又是被騙的，請重溫一段舊聞：
「他（陳水扁）曾跟美國人講，若把台灣送給中國，這樣武器就不必買了，也不用選總統，一了百了，AIT就改成台灣領事館，他反問美國『這樣你要不要？』美國人連忙說『不要，不要』。他推動入聯公投就是不讓台灣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的情緒你（美國）多少也要聽一點』。對於公投入聯問題，陳水扁還說，大家畫一條紅線，台灣人受的民主是到這樣而已，要畫紅線也沒關係，紅線還常常移來移去。剛開始說這條紅線以下沒有問題，結果紅線重畫，沒問題變成有問題，台灣竟然是享受在紅線下畫來畫去有限的民主，做一個台灣人是不是很悲哀？」（《聯合報》2007-08-02）
我們相信黑色學潮的學生大多是純潔的。但激情過後也得反省，「反馬」、「反中」、「反和平」的道德性何在？兩岸以及國際政治的現實又如何？憑黑色學潮就能反得動嗎？李扁20年搞不成的台獨，憑黑色學潮就能成功嗎？台灣以及自己個人的前途又在那裡？為美國「以台制中」就是台灣未來的道路嗎？
「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是美國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機構，代表美國西南部財團極端保守勢力的利益，曾積極支援並影響過雷根 (Ronald Reagan) 政府，該會有十一名成員在雷根政府中任職。
基金會成立于1973年，由約瑟夫·庫爾斯 ( Paul Weyrich) ，保羅·韋裡奇 ( Joseph Coors) 和愛德溫 · 福伊爾納 (Edwin Feulner) 等創建，總部設于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Washington D.C.)。
庫爾斯是科羅拉多州大啤酒製造商阿道夫·庫爾斯公司總經理，美國極右組織約翰·伯奇協會（Job Birch Society）的創始人，雷根「廚房內閣」(Kitchen Cabinet) 的重要成員之一。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 Wikipedia
傳統基金會 - 維基百科
Paul Weyrich - Wikipedia
Joseph Coors - Wikipedia
Edwin Feulner - Wikipedia
Ronald Reagan - Wikipedia
Presidency of Ronald Reagan - Wikipedia
Kitchen Cabinet - Wikipedia
Conserv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 Wikipedia
希望本來親美的台灣，能再重回美國陣營，來捍衛西方利益
希望本來親美的台灣，能再重回美國陣營，來捍衛西方利益
時論－不齒捍衛西方利益的媒體
中國時報 2014年 8月 14日
林建甫
12日自由時報社論要總統馬英九先生閱讀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篇專論，作為施政依據，並以該文的片段內容批評政府兩岸政策。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作為一個長期關心國家發展的經濟學者，我認為有必要提出一些公平論述，讓社會大眾評斷。
美國的利益 不一定利台
該專論題為〈市場解藥應是美對台政策的中心〉（Market Solutions Should Be Central to U.S.’s Taiwan Policy）是威爾遜（William T. Wilson）研究員的分析報告。文中引用了許多的數據，以美國觀點分析台灣經濟的現況，並更進一步加入兩岸合作的政治風險，以美國利益為考量，給美國政府作為對台施政的參考。該報告大致可以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台灣經濟成長率不如70年代、80年代的事實，其原因包括產業結構轉型、貿易競爭力下滑、國內投資下滑，人口結構老化等。第二部分，對大陸經濟的依存程度提高，也就是對大陸的貿易、投資大幅增加，同時間對美國的貿易減少；ECFA簽署後，台灣更依賴大陸了。第三部分，建議台灣應加入自由貿易協議及區域整合，同時注意對大陸對台灣最終要的政治目的。最後一個部分是對美國政策的建議及結論。相較於泠戰時期台灣對於美國經濟的大量出口，現在已被大陸所取代；如此高程度的依賴，讓台灣的處境岌岌可危，並受到北京政權的制約；而這樣的現況必須要有所突破，美國應該要公開鼓勵台灣加入自由貿易及區域經濟，同時重振與美國的關係。
綜以觀之，該篇報告分析台灣所面臨的處境與困局還算客觀，但給出的具體建議，大部分政府知道且已經在做。例如軟體和軟體服務的整合；平衡經濟發展，應減少對貿易的依賴，鼓勵國內消費與投資；完善消費者保護法；更透明的投資流程，特別是私募股權交易；提升外國人來台直接投資（More inward FDI）、參加區域貿易協議，…，等等。不同的是，該報告是給歐巴馬對台政策的建議，也就是以美國政府利益為先，並不一定對我們有利。例如針對我對美的出口依賴轉向對大陸的依賴，建議要解禁美牛、美豬，能源要重核電並應大幅保障國外投資人等，因此部分建議必須審慎看待。
更進一步來說，參考國外觀點確實是一個讓政策擬定更周延的必要過程，然而外國人對我國政經文化、政策背景及推動過程不一定了解，且所獲得的資料可能是透過網路搜尋或特定團體所提供，且當前美國重返亞洲的政策，加上國際外交環境中與中國大陸的角力，該報告的結論，站在美國的立場，當然對兩岸合作更上一層樓會有一定程度吃味。希望本來親美的台灣，能再重回美國陣營，來捍衛西方利益。因此對於大陸的政治目的也就特別敏感，用來提醒台灣注意。
無視政府國際化的努力
政府當然知道大陸政治的目的，也在ECFA中設立了許多的限制。然而如同威爾遜博士的台灣邊緣化理論，台灣真的被孤立太久了，國際間，尤其是美國有必要積極幫助台灣加入TPP等區域經貿組織。
該篇社論除了挾威爾遜之報告以自重，也認為「馬英九這些年來他把國內不同意見當作比中國更可恨的仇人，一意孤行連外國人都高喊危險的西進政策，國際化的腳步卻相對遲緩、形同未動，這點就讓人難以替他找到好的解釋理由，他到底真實居心何在？」此言與事實完全相反。
當今政府主張國際化，在ECFA簽署前就已公開宣布「透過大陸邁向全球」的最終目標，這幾年除了ECFA，台紐、台新的自由貿易議不是也陸續傳出好消息了，同時積極爭取加入TPP及RCEP，加上國發會規畫的「自由經濟示範區」，都是要讓台灣加入國際自由貿易的政策，這與威爾遜博士的建議不謀而合。
最後，該社論把「服貿」視為「貿易丙烯」，認為服貿簽署就是企圖執意於你我家中埋設「貿易丙烯」管線，這個比喻一點更是強辭奪理。看看業者怎麼說，7月底壽險公會理事長許舒博公開提出RQFII與服貿脫鉤，甚至是金融業與服貿脫鉤。台灣商總、工總都公開要求服貿盡快簽署，服貿顯然是利大於弊，該文如此比喻別有用心。
（作者為台大經濟系教授、國政會財金組召集人）
太陽花本質上是反共、反華、親帝的法西斯保守運動
太陽花本質上是反共、反華、親帝的法西斯保守運動
假議題。
太陽花的啟動與發展過程：蔡英文臺獨青年軍在民進黨政客的掩護下衝擊議場，並在王金平、柯建民的加持下擴大戰果，獨臺馬英九進退失據，龍應臺、朱立倫還發表言論拍太陽花馬屁，企圖撈取政治資本。
太陽花的主要目的是為蔡英文助選、打擊民進黨內外政治對手，太陽花本質上是反共、反華、親帝的法西斯保守運動，而且全程在警察保護下。
自賤賤人
自賤賤人
左翼思想台獨化、將無產者賤民化
Facebook
Ozaki Takami
觀公厠派中國因素論壇有感
昨晚看了公厠派中國因素論壇的一些片子，感到這次由各方政客資本媒體甚至國家機器全力護持宣揚的台獨民粹運動的氣場的力量。嘗試同 “勇敢走出來” 的台獨民衆 “對話” 的左傾知識分子，底子比較差的，就表演滿口黑白講玩弄虛無民粹的小小鄭村棋；底子好一點的，也為配合聽衆的水平（ “爭取對話機會”？ ），而講出一堆同陳為廷在所謂反媒體壟斷運動時發出的 “左翼言論” 無異的説辭。
這些人吃盡奶力的向台獨群衆講： “服貿是自貿，反服貿必須反自貿” ， “不反中不反共只反中共” ， “不反資怎樣可以反中” ， “真正台獨就要反資” ， “真正台獨才可以斷絕外資影響” 。部分台獨群衆會覺得這種言論好玩就是，但當中有多少人會接受這種説辭？因爲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台灣真的要永遠脫離中國，不但不能反資，還要全面投入世界上最強橫的資本帝國主義的陣營，才可以抵制大陸的吸力。所謂左獨之所以注定是鏡花水月的烏托邦、極右派的花瓶，並不是因爲 “台灣人不夠勇敢” ，而是台灣人再 “勇敢” ，都不能脫離由階級鬥爭史、政治經濟和地理（！）等 “因素” 而造成的客觀現實。
這裡看到的，是徹底的 街頭拜物教 - 走上街頭的就是最進步的，很多人在街頭上就必然是有進步内涵的運動，滿街都是人的時候就是 “革命” 、 “直接民主” 、 “無政府主義” - 本末倒置的腦殘思維。
一場運動的性質，它吸引到什麽人 “走出來” ，最終就要由它的領導、訴求、策略和宣傳決定。今天這場越來越荒誕、訴求完全毫無疑義屬於反動的運動，説到底就是學生英雄們從反媒體壟斷以來的街頭表演不斷積累的成果。換句話說，這本來就是右派打造的氣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走進去撈一把的。又換句話說，如果本來就知道陳為廷是挪用反壟斷反資本名義進行反中運動，所以之前要與之保持距離的話，那現在又是凴什麽理由去宣揚現在的這場運動有 “解放” 的潛力？説到底，豈不就是看到很多人上街，就誤以爲這是 “機會” ？
說得徹底一點的話，現在走上街頭的學生，未必會比沒有 “站出來” 的一般民衆進步，甚至在某些方面，現在 “勇敢走出來” 的人，還會比一般人反動。
公厠派一類人號稱最了解人類，但他們連在自己面前的民衆的政治面目，不是不能了解，就是不想了解，或更壞的是，他們完全了解，但還是要盡力撈一把。可能，只要能夠在街頭上通宵達旦的亂講，就是很爽的事情吧。但這種方式可以 “組織” 到什麽人？形成怎樣的“組織”？聰明的讀者是會明白的。
本來，這票社運工運團體小資官僚自稱賤民，已經無限矯情。他們現在這樣作賤自己、作賤別人 - 是將左翼思想台獨化、將無產者賤民化，完全是自賤賤人，何來什麽解放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