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檔案就有白色恐怖真相嗎?

2016/03/15

台北憲兵隊搜索案,日前延伸為中研院台史所許雪姬研究員與胡姓先生之間的交易爭議,超出了官僚獨裁的範圍,也更深暴露了二二八事件真相及白色恐怖時期歷史原貌還原之難。

目前的討論雖已指出若干盲點,例如:將檔案暫托予市議員再捐給檔案局實為捨本逐末;或如:「全數公開上網」不但不等於真相公佈,還可能由於缺乏脈絡而產生無可彌補的人身危害。對此我們也有類似看法,因為檔案藏著歷史情境,包括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情況,與難以還原的當事人主觀層面,今日的我們難以宣稱抱持超然態度進行閱讀。是故,即使檔案中藏著重要訊息,我們也呼籲審慎。

只不過,我們的理由不僅在於警覺到去脈絡解讀之危險,更在於,毫無倫理意識地使用檔案,已經造成政治犯及親屬之間創成裂痕。尤其當「檔案」涉及當事人自白書等範圍的檔案,由於去脈絡,檔案公佈帶有嚴重的倫理危機。上述「機密-公開」與否的爭議,所擔心的是個人層次,無論源於追討加害罪責、避免檔案所載文字之虛假性造成人身傷害,抑或避免脫情境詮釋刮傷了人與人的關係。但在此之外,「機密」有更高層次的爭議,尚未被重視。

舉凡歷史書寫與再現,及對檔案的處置、認知、定義,也難以輕易跳出如今的政治情況。如果檔案持有人胡先生「打算影響選情」之發言為真,而且確實勾動閱聽者的注意,繼而廣泛轉載於網路,便直接證實了檔案處置的政治性。

這次事件之所以引人關注,無非是「憲兵隊」之身份觸動了白色恐怖、二二八等歷史記憶。我們當然見到了官方、官僚體制的舊思維:仍然認為其佔有檔案管理與管制之最終處置的權威性。

若軍方或任何政治當局有權裁決檔案銷毀與否,當然無助於「真相」。但是「公開檔案」只是迷思。除了批判軍、警、憲、特,我們必須指出「公開-機密」只是不完全的假對比,要求歷史還原,不僅是在保密的一端尋求公開的另一端。我們忽視了,要求「公開」的一端本身也帶有現實的政治。當歷史「詮釋」偷渡為歷史「真相」,特定歷史權威所說的話就被視作真實,才可能才掩飾了真正的癥結:政治操作。

目前的台灣社會環境,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研究不曾停歇,甚而有人們期待民進黨上台後可以帶動「轉型正義」的「真正實現」。但也由於歷史書寫不是真空的書寫,書寫者亦身處於充滿政治意識形態拉扯的時空中,我們更要問,第三度政黨替後的國際政治、兩岸關係處境能有多少轉變?能支持真相的揭露嗎?

目前的態勢是國民黨仍在朝,然而,如果民進黨上台後,國際局勢、兩岸局勢沒有轉變,也就沒有社會與政治經濟基礎能讓執政者、軍方足以放棄「國家安全」之機密理由、「軍情」之機密理由。換句話說,我們質疑「正義」與「政權」可以簡單替代,懷疑將來的政權能夠轉為積極蒐羅、保存、研究與披露。我們甚至擔憂新政權仍會以「機密」為由拒絕揭露。

對於部分白色恐怖受難者而言,正是「國家安全」的藉口,及長期以來受此「反共.國家安全」意識影響的,台灣社會主流政治意識形態,使其至今仍無法、不願說真話。

長期以來即使以總統府的層級,時而進行紀念與哀悼儀式,實則仍為輕描淡寫。如果我們沒有留意詮釋之政治,意識形態於文字中之漫流,則有一部份白色恐怖歷史、意義詮釋仍然無法現身與發聲。這不是單單由於「萬惡國民黨」,更是由於當前社會主流意見、主流政黨,乃至於資源不平等下佔有權威象徵性的民間研究機構,共構使然。

臉書討論

回應

「台派運動幻想能夠承接國民黨的統治,改變的只是將外來體制的外殼換成台灣,根本不曾要將扭曲台灣人的中華民國拆解。他們要求大家繼續服從中華民國的價值標準,繼續崇拜中華民國的權力者,繼續遵守中華民國的規則,也繼續維護這個統治基礎與利益分贓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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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合法化
2006/10 《TGB通訊》第85期 Pasuya

這幾年來,台灣好像時空錯亂:過去威權和特權分贓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現在似乎是民主、法治的維護者,是道德與進步的代言人;過去反抗不義體制的運動群眾,現在卻好像是時代的「反動者」。過去我們以為,用選舉和民主化,就能夠將中華民國轉型成「正常化國家」,時代的不幸和錯亂也將得以扳正;結果我們心底50多年的怨氣不但無從消解,鬱悶卻得繼續往肚子裡吞。
為什麼我們得繼續吞忍?為什麼我們只能眼睜睜地任由舊體制的權力者教訓我們?坦白說,我們強調的「民主運動」,從頭到尾就是錯誤一場!
自日本時代的士紳派、黨外到民進黨為主軸的反對運動,都不是要瓦解外來體制,只是在爭取台灣人於外來體制裡的參政權。階級平等和獨立建國的訴求,也只是短期間的政治口號,號召的群眾只是各政治勢力動員以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
我們看看國民黨佔台灣後,到處拆日本神社,忠烈祠就建在原本神社的地基上。他們統治台灣也是如此,將日本於台灣的痕跡全面清除,實際上卻接收日本對台灣的統治基礎。依附日本統治者以控制和剝削台灣人的台奸買辦,在蔣政權時代,仍舊是新「頭家」最忠誠的「管家」,繼續啃食新頭家犒賞的甜頭。
台派政治、運動頭人喊著「台灣人出頭天」,卻如忠烈祠般:他們沒有要拆忠烈祠,只想將台灣的神主牌也擺進去。又如跑路政權將日本台灣總督府的招牌,換成中華民國總統府;台派只想換另外一塊招牌,其他一切照舊,不義同樣照舊!
2000年後的陳水扁政權,是繼承蔣父子及李登輝的統治;所謂「本土政權」是建立在中華民國延續50年來的不義基礎上,所以18%、財團特權、地方派系的資源分配乃至社會發言權的掌握,沒有一項能夠取消,差別只在於現在台灣人總算有權上賭桌了!台派頭人嘴裡喊著「本土政權」,卻從不敢妄想清算歷史,也從未妄想撼動中華民國的統治基礎、資源分贓與價值標準;因為一旦中華民國崩解,他們的權威、地位、利益資源及發言權將成為一場空。
對台灣人而言,只要能贏,只要分得到利益,只要khi-mou-chih giang,什麼是非都不必堅持,標準可以隨時為了目的而調整,原則也可以隨時放棄。
就是不談是非標準,因而不必否定中華民國體制。1949年後跑路來台灣至今的中華民國,無論它是否為獨立的政治體,無論它是否民主化,都是壓迫、剝削台灣人的外來政權!
如果不必否定中華民國,掌握現實的權勢就是老大!所謂的「反對運動」,50多年來一直懇求外來體制接受台灣,不但不向依附國民黨的台奸買辦吐口水,反而期待著他們來肯定並接收我們反抗的累積。因此,我們還在感謝蔣經國的「本土化」;我們也還緊抱李登輝大腿,因為他是中華民國體制內最有權勢的台灣人;現在我們衷心地期盼王金平站過來「本土」這邊,擔任我們的新老大。
不敢鄙視依附體制的投機者,就不敢否定外來體制的權力者。台派運動幻想能夠承接國民黨的統治,改變的只是將外來體制的外殼換成台灣,根本不曾要將扭曲台灣人的中華民國拆解。他們要求大家繼續服從中華民國的價值標準,繼續崇拜中華民國的權力者,繼續遵守中華民國的規則,也繼續維護這個統治基礎與利益分贓體制。
台灣人支持的反對運動頭人,50多年來都在懇求外來體制的接納,不是要消滅不義;不曾要否定外來體制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是將中華民國的不義合法化,是在繼續維護體制的既得利益結構!
藍綠或統獨的鬥爭,不是台灣人與統治階級的鬥爭,也不是被壓迫階級與既得利益集團的鬥爭;而是擠進體制的台灣頭人,動員被壓迫台灣人來替他們搶佔地盤以分食利益!
無論過去在爭取言論自由、組黨、總統直選,或是現在高喊的制憲、正名、本土化、國家正常化、台灣主體以及台灣加入聯合國,都走不出蔣經國「革新保台」的設限。50多年來,我們沒有要瓦解外來體制,反倒被政客頭人動員,去維護原本的既得利益體系,提供中華民國外來體制的「合法化」。至今,我們不僅未能「出頭天」,既得利益者繼續吸吮我們的血汗、繼續踐踏我們的尊嚴,我們卻只能將憤慨默默地往肚子裡吞!
台灣人運動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就是台灣人不敢堅持是非,不敢否定中華民國外來體制!

「民進黨政府把轉型正義的時間在威權時機,表面上是有強烈的針對性。問題是,目前社會的嚴重分歧,相當程度的始作俑者就是國民黨。然而,刻意不提日本殖民統治、一副無能為力的樣子、甚至於百般訕笑,無視原住民族因為土地被攫取而顛沛流離,換句話說,只願意處理省籍分歧、不顧原漢齟齬,那是對不起良心、高度選擇的正義。」
「如果我們希望終有一天能跟中國和平,為何每天相處的人卻形同路人?相對地,即使外交上必須跟日本和好,為何一定要遺忘慰安婦的存在?當民進黨想盡各種藉口合理化自己的歷史記憶有限,就無法阻擋歷史事件在選舉之際被拿來炒作。不要說台灣人在日本時代的際遇如何詮釋,清朝、明鄭、甚至於荷蘭時期都應該坦承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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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促轉會到轉型正義的省思
2018-09-24 民報 施正鋒

如果大家相信必須著手轉型正義,社會才有可能和解、民主政治才能鞏固、大家才能攜手對抗中國。那麼,除了對於受害者的療傷止痛(修復式正義),還必須釐清真相、及追究加害者的責任(處罰式正義)。經過這些矯正正義的必要程序,才有可能真誠面對過去、進行心靈撫慰,進而針對現在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制度從事改造(分配式正義),然後才能企盼對於未來共同體的建構。因此,這是一項相當嚴肅的民族工程課題。
當下對轉型正義的爭辯,不管敵視、誤解、或濫用,除了對於知識的藐視,也在選擇性的正義,也就難免淪為政治鬥爭。民進黨政府把轉型正義的時間在威權時機,表面上是有強烈的針對性。問題是,目前社會的嚴重分歧,相當程度的始作俑者就是國民黨。然而,刻意不提日本殖民統治、一副無能為力的樣子、甚至於百般訕笑,無視原住民族因為土地被攫取而顛沛流離,換句話說,只願意處理省籍分歧、不顧原漢齟齬,那是對不起良心、高度選擇的正義。
對於如何進行轉型正義,特別是加害者,到目前為止,媒體跟政治人物都一知半解。特別是書念太少,本身已經有先入為主的偏見,才會大言不慚說和解只要道歉就好,講好聽是吃素的、講不好聽是和稀泥。除了元兇(決策者、劊子手),相信一般老百姓也想知道,難道一堆幫兇(特務、線民)都是無辜的?而更多冷漠的旁觀者、暗爽的受益者,他們角色又如何?真的歷史可以一刀兩斷切割嗎?便宜行事、急功近利,自討苦吃;急於切割、不弄清楚,沒有是非。
目前出爐的內部調查報告,主要是針對程序上的行政責任;國會對於自己立法授權成立的獨立機構,當然有替選民監督的責任,尤其是到底調查權的內涵為何。就民主國家的調查委員會、甚至於真相調查委員會的設置來說,大體是出自司法無法解決,那麼,沒有爭議的交給行政部門、朝野互信不足的就由國會指派,促轉會的人事當然充滿爭議與妥協。既然我們的社會缺乏南非屠圖大主教那樣有公信力的人,任命好好先生黃煌雄討好藍營,內部的矛盾與競逐就會外溢。
目前促轉會內部、或社會上對於轉型正義要採取何種方式,並沒有經過深刻的思考與討論而達成起碼的共識。所謂南非模式、及東歐(或東德)模式,其實就是真相調查、或至少不能讓過去的特務繼續隱身盤據軍公教,兩者並非相互排斥。如果只有真相、縱容那些人興風作浪,情何以堪?當國民黨把促轉會醜化為特務機關,沿用南廠(南非)或東廠(東德)的話語,外面的人無法會意。關鍵在於蔡英文總統認為威權時期大家都是屈從的,怎麼有可能洗心革面?
「張天欽事件」是一面照妖鏡,凸顯民進黨無能、國民黨無恥、名嘴假仙。唯一講內行話的是歐崇敬教授,他問道:那些藍營的人為何氣急敗壞?因為不少人年輕時代做過特務(特殊任務的簡稱),現在可能都不到60歲、甚至於只有40多,他們不僅獲得庇蔭還在一些職務上面,甚至於固定開「同學會」,難怪會怕人家知道。其實,不只是政治人物,媒體、及大學才是最應該洗滌的地方,應該至少清查當年海工會、青工會、陸工會所安排的抓耙子吧?
近來媒體議論紛紛,一些公正人士忽然「正義凜然」,令人錯愕。想起多年前出國參加研討會,夜晚,飯店外面年輕女孩流連,後來瞭解,她們是趁長假來賺的,反正故鄉的人不會知道。恍然大悟,不少人今天可以在那個位置,一方面是酬庸、另一方面可能是繼續在做骯髒的事,難怪會擔心東窗事發。我們不希望看到報復、整肅,不過,這些人至少也要向社會告白,究竟是出於愛國情操、威脅利誘,否則,要如何獲得諒解、走出一輩子的陰影?
我是在1991年拿到博士,僥倖可以回到台灣,在淡江大學誤人子弟,一直被當作毒蛇猛獸,甚至於有學生去打小報告,施老師上課都在講政治,問題是,我教大一入門的政治學,除了課本上的理論跟外國的例子,就不能談當下的本國經驗?學生不懂事,我可以原諒,至於從國內到海外,我一直想要問那些寫報告做紀錄的人(通常是熟人),現在有沒有後悔?是不是欠我一個道歉?我們有機會促膝剖腹、當真正的朋友嗎?
我期待社會和解,因為那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共同所必要的。然而,和解畢竟不是刻意失憶,而是能相互傾聽。如果我們希望終有一天能跟中國和平,為何每天相處的人卻形同路人?相對地,即使外交上必須跟日本和好,為何一定要遺忘慰安婦的存在?當民進黨想盡各種藉口合理化自己的歷史記憶有限,就無法阻擋歷史事件在選舉之際被拿來炒作。不要說台灣人在日本時代的際遇如何詮釋,清朝、明鄭、甚至於荷蘭時期都應該坦承面對。
總之,歷史正義絕對不是教科書改寫而已,而是一種實踐。今天是「加禮宛戰役」140週年,恐怕絕大多數的人不知道有這件事,也就是由宜蘭流離失所到花蓮的噶瑪蘭平埔族人,儘管努力學習漢人開墾地,卻難逃被欺凌的命運。謹以拙文遙念在「開山撫番」過程中英勇對抗「官兵」而被斬首的烈士。
後記:我通常不願意直接點名當代的人。回台灣的時候,台灣教授協會已經成立,有幸受邀加入,並接替許慶雄教授擔任法政組召集人,跟大家一起規劃過「台灣憲法草案」,所以對於能繼續堅持理想的朋友充滿敬意。當所謂的「沈大老」說「台教會立場偏頗」,我只能說,唾棄你!

「畢竟臺灣民主化發展至今,依靠「民主」二字累積政治資本的民進黨,其骨子裡仍然去不掉勾踐害文種、劉邦害韓信的「飛鳥盡,良弓藏」之舊時思維,這對於當今在臺灣力推轉型正義的民進黨而言,恐怕是一個絕佳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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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鍘吳子嘉 民進黨自陷困境
2019-02-27 美麗島電子報 陳先才(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日前,民進黨臺北市黨部以言論不當、言詞批判該黨為由,對民進黨資深黨員、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嘉祭出開除黨籍的最嚴厲處分。儘管民進黨自成立以來,對其黨員祭出開除黨籍之處分的案例並不少見,但公然以言論違紀而做出最嚴重之處分,在民進黨史上可謂罕見。試想,當年陳水扁因貪腐案而使民進黨聲譽掃地之際,黨內最終也是力勸阿扁自動退黨,並未對阿扁的黨籍問題祭出重拳。
當前,民進黨對吳董祭出開除黨籍之重拳,當然與目前民進黨內部整個氛圍有關。民進黨在去年年底的九合一選舉遭受重大挫敗後,民進黨上下不去反思執政團隊施政不力、激發民意巨大翻轉的深層原因,反而將失利原因歸咎於外在因素,包括大陸因素、以及民進黨內部要求批判與反省的聲音。在這種情勢下,民進黨內部氛圍整體轉向保守、基本盤方向靠攏的勢頭非常明顯,而吳子嘉等人無疑將成為黨內保守氛圍下的犧牲品。
儘管臺北市黨部對吳董做出開除黨籍之處分,但此一事件的政治後挫力恐短期內不易消除。尤其是在選舉時期,臺北市黨部之作為,恐為給民進黨整個政黨形象帶來重大傷害,甚至有可能會對民進黨的選情帶來負責衝擊。
民進黨長期以民主、進步為口號。特別是在兩岸及島內政治的攻防中,民進黨經常把民主掛在嘴邊,以彰顯自己最為民主之形象,並將其作為刻意貶低共產黨甚至國民黨的神主牌。但在這一事件上,民進黨似乎是自打嘴巴,形象牌自然大傷。畢竟吳董是媒體人、並非政治官員,他經常在臺灣各類媒體上對時政發表看法已有數年之久,民進黨今日對其開鍘,其理由也僅僅是其對本黨的批判。這本身屬於言論自由之範疇,完全犯不上上綱上線、非要弄到開除黨籍的地步。
雖然對吳董祭出處分的單位是臺北市黨部,然最受傷害的當然是民進黨整個中央。這一事件會給民眾的內心世界帶來以下震撼:一是民進黨似乎再也不願意忍受黨內的批判意見;二是在2020選舉臨近之際,基本教義派似乎要全面掌控黨中央,對任何內部的雜音都要處理。三是除了吳董之外,包括臺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以及臺北市議員高嘉瑜等人是否也將面臨吳董之命運,恐怕也是持續關注之焦點。
從目前島內輿情的反應來觀察,除了部分深綠人士之外,多數網路民意還是對這一事件持負面的看法,認為會對民進黨有負面的傷害。畢竟臺灣民主化發展至今,依靠「民主」二字累積政治資本的民進黨,其骨子裡仍然去不掉勾踐害文種、劉邦害韓信的「飛鳥盡,良弓藏」之舊時思維,這對於當今在臺灣力推轉型正義的民進黨而言,恐怕是一個絕佳的諷刺。
對於民進黨內部少數以意識形態掛帥的政治人物而言,凡事物極必反的道理似乎不太理解。正所謂昔有王金平為黨籍抗爭而打官司,今日必有吳子嘉為黨籍再掀司法戰。在選舉年的刺激下,民進黨恐怕將陷入自找麻煩的不利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