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力挺六四 如今…馬避見王丹

2009/05/25

〔記者邱燕玲、王寓中、謝文華/台北報導〕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週年,過去一向力挺六四活動的馬英九,今年卻與六四民運人士及團體「避不見面」。中國民運人士王丹昨表示,原本安排要與馬會面,現在確定取消了,他感到「遺憾」,希望馬能對六四公開發言。

紀念活動 「府沒積極回應」

學者姚立明也說,他們邀請馬總統參與紀念六四二十週年的活動,但總統府「沒有積極回應」。姚指出,馬過去二十年有十八年參與六四活動,去年當選總統後,則以書面聲明表示立場,他呼籲馬「六四二十週年時不要缺席!」

府:馬將在六四 發表專文紀念

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表示,總統行程在一個月前就已排好,由於馬即將出訪,行前的行程非常密集,要找出多的時間很困難。王也說,馬總統對六四的態度,二十年來始終如一,馬計畫在六月四日發表專文紀念六四。

另立法院民進黨團今將提案,希望六四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前,在六月二日院會通過「呼籲中國當局儘速為六四事件進行平反」決議文。

「六四血援會」昨邀請民運人士代表王丹、吾爾開希、貝嶺、前立委林濁水、學者姚立明、高家俊、錢達等人座談。

對這次來台是否會與馬會面,王丹表示,他來台灣前,府方通知安排二十、二十一日會面,沒想到後來卻取消,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只能表示遺憾;但六四是大事,台灣若保持沉默,對台灣不利,所以他要拜會朝野表達關注。

陳錦煌:馬憂觸怒中國 拒會面

對於府方取消與王丹會面,協助聯繫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表示,這是馬總統指達賴喇嘛不宜來台後,又一次拒絕恐觸怒中共人士的會面。

王丹受訪時指出,馬任台北市長時,他每次來台一定會和馬見面,「馬市長」過去一直很關心六四民運人士發展,但從「馬市長」變成「馬總統」一年多來,他始終沒機會見到「馬總統」一面。他強調,馬如今位置不一樣了,兩岸情勢也已改變,可能有其他考量,他能理解,但不願揣測原因。

吾爾開希也表示,海基會副秘書長龐建國過去很關心六四,今年他電邀龐參與六四二十週年活動,龐卻說他現在有海基會的身分,「不便」參加;吾爾開希說,他能理解,也感遺憾,但「六四就是血腥鎮壓和平請願者,就這麼簡單,我看不出有任何的不便!」現在天安門卻成為大家的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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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與蔡英文的交集
2009.05.26 聯合晚報社論

大陸民運人士王丹來台,與蔡英文相見歡。據報導,兩人「針對兩岸民主與人權發展現況交換意見」。
這真是個有趣的畫面!相對於民進黨對「中國人」幾乎一律怒目相視,不管是公開抗議或背後偷襲都引以為樂,蔡英文面對王丹倒顯得惺惺相惜,甚至還開起玩笑,說:馬英九抽不出時間見王丹,但曾說過任何時間都歡迎蔡英文,那不如她和馬會面的時間讓給王丹好了。在各方面原是南轅北轍的這二人,到底是在那一點上產生了如此投契的交集?
蔡英文在事後的記者會中說:民進黨與中國交往,重在「民主與人權等進步價值的共同追求」。蔡英文與王丹,如果在追求民主與人權的道路上成了並肩作戰的同志,的確是令人期待、令人尊敬的一件事。
不過,對於「關心中國的民主與人權」,向來不掩飾討厭中國的蔡英文,好像把希望投射於人在海外的王丹身上。而跑來台灣的王丹,則是將希望投射於「馬英九應對六四發言」。兩人關心中國的民主與人權,只能這樣地在外圍繞圈子;倒是對馬英九感覺「遺憾」,表達得有志一同。王丹與蔡英文交集的那一塊,是叫做「民主」還是叫做「反中」,恐怕旁觀者會有各自的詮釋吧。
六四滿二十年了,血跡斑斑猶在眼前。世人不應忘記、也要永遠努力去防阻國家暴力侵害人民,這點無庸置疑。中國距理想的民主人權狀態仍遠,也是無庸置疑。但二十年間,持續著一點一滴的努力,希望能貢獻於改善大陸人權狀況的人很多;「和民進黨對兩岸民主人權現況交換意見」,恐怕不是其中最有效的途徑之一。
這幾年以來,民進黨不時表現出關心西藏獨立,關心著大陸海外民運;其關心的動機和目的,和(在陳水扁被羈押之後)關心台灣司法人權,是屬於同一性質吧?民主和人權若想落實於人民生活,這條路何其艱辛;如果只以選擇性、口號層次、和另有意圖的關心,到底能幫助實踐多少民主人權?或許王丹和蔡英文可以在研究這個問題上找尋一點交集。

其實愚民是無知的!因為無知,所以才叫愚民,而大多數人民就是這樣子的類型。缺乏專業性,不懂專業,且一知半解。
就跟建核四卻阻止核四運轉一樣。核電廠原本就是經濟又實惠,環保減碳的優質能源。核反應完全不會生碳。
核電廠卻被一些腦包人士塑造核輻射很恐怖的形象,哪招?是有多可怕?一直在說核電廠爆炸怎麼辦?台灣不就完了嗎?
傻逼,當核電廠是核彈啊?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鈾原料的提煉也是天差地遠。但就是因為缺乏知識與常識才會變成這樣,無知真是恐怖的東西!
就拿民進黨來說吧!大多數人都認為他們的黨綱是「台獨」。但孰不知,其實民進黨是當初中共找「台奸」創的黨,而「台獨」的口號只不過是拿來裝作掩飾「叛徒」的道具罷了!
你們會說:「怎麼可能?你是白痴嗎?還在醉?還是有嗑藥?」
我告訴你們:當初國民黨會讓民進黨成立,是因為國民黨與共產黨是有利益上的交換的。因為中共允諾,在大陸地區的反動派(當初留滯大陸的國民黨),以後也能夠在大陸地區參政,作為條件,迫使國民黨同意讓民進黨成立。
所以民進黨才能在1986年戒嚴時期建黨,而隔年1987年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宣佈觧嚴。
也慶幸當初有這條件利益上的交換,而讓兩岸之間的關係穩定,無戰爭的局勢發生。而這件事情算是國家機密,只有當時少部分政府高層官員及部份革命組織得知罷了!大多數人民完全不知。而從金光黨起家的民進黨,從此就打著「愛台灣」的口號開始招搖撞騙了。

新聞眼/高喊民主 蔡政府其實更愛當老大哥?
2019-03-16 聯合報 本報記者黃國樑

蔡英文總統三年前上任後,「這個國家」突然變得危機四伏。一開始就讓被喻為「人二復辟」的「保防法」捲土重來,雖遇到阻力;其後卻又通過「資通法」,違反人權的條文在這些法案中不斷復活;如今再接再厲,「電信法」又讓政府擴權,個人資料全部露。歐威爾小說「一九八四」裡頭的「老大哥」,可謂已經登上神座,將每天都盯著我們,主宰每一個人的生活。
保防法草案當時明訂,只要經機關首長書面同意,就可查訪可疑對象,並可向機關團體個人調閱文件或資料,保防員還有「臨檢權」。這種猶似特務國家的法案,幸而被擋了下來,否則我們的監獄、看守所將人滿為患。
但蔡政府鍥而不捨,又於資通法修正草案中賦予「行政院有權派員赴非公務機關檢查」的權力。監控人民的黑暗心靈,彷彿日夜纏擾著蔡政府;但此一條文仍未得逞,被察覺後,只好摸摸鼻子,回歸由各主管機關進行內部檢查。台灣自一九八七年解嚴後,政府監控人民的意志與動機,從不曾像今天如此高漲。
如今電信法更像是將每一個人民都當成潛在的犯罪者,竟然可以完全記錄民眾的一切電信行為,包括發送、接收方的電話號碼、通信時間、使用長度、位址、服務型態、信箱與位置等;如果通過立法,作為公民的我們,將彷彿是透明人似的,全然裸露在政府的眼皮底下。
對照屢被質疑洩露個資的臉書,如今它若要呈交個資給我政府,必須是這個人涉及殺人、勒贖、性侵等重罪;LINE更要求有法院傳票。蔡政府的電信法修法,似乎將我國人民當成數位時代的賤民階層,絲毫不曾考慮每一個公民都有維護隱私的基本人權需求。
作為一個口口聲聲追求民主自由、黨名中甚至仍然鑲嵌著「民主」兩字的政黨,真正的職志卻似是當一個掐住每一個人民的「老大哥」,這豈只是「悲哀」二字可以形容的瘋狂?

【Yahoo論壇】民進黨進入史上最暗黑時期
2019-04-20 10:51 讀者投書:吳玟慧/民進黨黨員

民進黨正在經歷史上最暗黑的時期:不是2008年的聲勢低落,也不是2018年九合一大選一敗塗地,而是蔡英文將原本4月10日就該做民調的總統初選硬是延至5月31日的這51天。「那些總統拒絕初選的日子」,讓民進黨進入最暗黑的時期。
民主進步黨招牌蒙灰,配不上「民主」二字,成為全民訕笑的對象。民進黨支持者感受到從未有過的憋屈感,無力為蔡英文辯駁,也無法接受民進黨的制度為何輕易向野蠻的權力低頭。民進黨曾用引以為傲的初選制度狠甩制度僵化的國民黨,卻在國民黨決定用民主程序產生最強候選人的此時,試圖用密室協商來幫蔡英文喬掉對手。
「史上第一遭」,民進黨的初選制度歷經幹部評鑑、黨員直選、加入民調比例,到現在的全民調,甚至也曾為了推出最強候選人,而在1999年通過「公元兩千年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提名條例」來提名陳水扁。民進黨的初選制度一直在微調,但是民進黨從來沒有「為了保障民調低的候選人」而改變初選制度,也從來沒有因為「有人害怕初選結果」而延後初選時程。蔡英文在延遲初選後,又試圖改變初選制度,卡賴、喬賴、打賴,引起全國譁然;也讓過去不齒國民黨威權制度的支持者通通雞嘴變鴨嘴,啞巴吃黃蓮,再無力為民進黨辯護。
就在幾日前,郭台銘還熱情地支持著韓國瑜,卻在媽祖託夢後突然宣布要參選總統。面對這樣的巨變,出訪中的韓國瑜沒有哭訴被「偷襲」,他說:「看到優秀的人才、適當的人出來挑重擔,覺得非常開心。天塌了,一個人頂很累的;兩個人一起來頂,感覺舒服多了!」是的,他沒有變臉說王金平跟郭台銘是「偷襲」,因為人人都有參選的權利。郭台銘也在宣布參選後,「要求國民黨建立黨的初選制度推出總統候選人,透過公開且接地氣的初選制度,建立國民黨的典範,重建黨的信用與黨魂。」即使是長期處在威權的國民黨體系中,郭韓兩人仍在「尊重民主」的前提下交鋒,爭取支持,在在打臉民進黨。
反觀蔡英文總統,先是用出國的理由延後初選時程,又號令中執會將協調期延長至5月底,並且在這期間動員所有資源展開競選行程,天天對賴清德放話,狠招盡出,就是不給賴清德一個公平初選的機會。「你能奈我何?」「你能奈辣喬派何?」
就像所羅門王的審判一樣,賴清德為了維護黨的尊嚴和一線生機,一忍再忍,聲聲呼籲公平初選、不要互相攻擊;而蔡英文卻為了搶提名而不惜破壞制度、摧毀民進黨,「不讓我選,就同歸於盡!」誰才有資格代表民進黨?所羅門王會把孩子判給真正的母親,而台灣人民會做出什麼樣的審判呢?

王丹等人日后的表现决定89学潮的定性
2009年4月15日 中國共和黨主席張國堂

在1992年之前,我认为89学潮是中共党的十三大路线指引下的爱国民主运动。1992年之后,我逐渐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成长为反马克思主义者。随着我对儒学、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学习,我逐步否定了中共的十三大路线。1998年之后,我又认为89学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个坚持’的对立”,这是邓小平的说的。但是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是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祸国之本,因此89学潮就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2008年5月之后,我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该书第十八章的标题是《上帝利用恶人的行为和心思执行他的审判,自己却仍然纯洁无损》。2008年6月3日,我写了《六四屠杀也是天谴——基督徒该如何反思六四?》。之后,我认为1989年的学潮是中共自己制造的动乱。但是对89学潮的定性的认识,我的感情与理智有矛盾。我理智上认为89学潮是中共制造的动乱,但感情上我又觉得89学潮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我于1989年6月4日前后,我写了《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权威主义,誓死捍卫党的十三大路线——告全国爱国民主同胞书》的公开信或传单,我因此成为宜昌市的清查重点。因此,我在感情上认为89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因为我自己也参与其中,并为此承受了打击、付出了代价。但参与学潮的学生的政治思想仍然是中共的党文化,同时王丹、刘俊国等等六四领袖的表现令我极度的不满,因此我改变了89学潮定性的评价。
王丹、刘俊国等89学潮的学生领袖以后的表现,决定89学潮定性的评价。如果王丹、刘俊国等人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那么89学潮就是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如果王丹、刘俊国等人日后被淘汰,那么89学潮就是中共制造的动乱,因为1989年参与学潮的学生的政治思想是中共强制灌输的。如果89学潮是觉醒,那么王丹、刘俊国等先生就会成长为国家的栋梁;如果王丹、刘俊国等人不能成长为国家栋梁,那么89学潮就不是觉醒,而是中共党文化煽动的动乱。
中共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煽动民众叛乱的文化。中共一直鼓吹1919年的学生运动神圣,这无疑给了学生参与学潮的精神力量。王丹、丁子霖等人到现在还寄希望于中共,还在呼吁中共平反六四的定性;同时,89学潮被中共否定之后一蹶不振,这也表明89学潮的精神力量是中共党文化。
湖南的余志坚、喻东岳和鲁德成三先生以鸡蛋涂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的画像,这是89学潮唯一的亮点;但可惜的是,这三位先生被当时的学生领袖们抓捕,扭送到公安部门。即使到今天,王丹等人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三位湖南的先生,这是89学潮的悲哀。

为西藏流血而严厉责备王丹
2008年3月24日 中國共和黨主席張國堂

王丹先生:
中共又在西藏杀人,我不谴责中共,却要严厉责备你。我们民运人士因为一盘散沙而没有力量与中共对抗,更没有力量取代中共。你作为最著名的民运领袖,难道就没有责任吗?
你们在总结六四经验教训时,陷入毫无意义的争吵。你们的争吵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伤和气。1989年的民主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政纲、强大的政党和崇高权威的领袖;这是六四的最大教训,是血的教训。你至今对此认识不清,在一些鸡毛蒜皮上争论不休。你的智慧远在我之下,你为什么不服从我的领导?
我1999年开始组织中国共和党,至今几乎是光杆司令,硬是发展不起来。我因此成为人们的笑谈。我1989年也积极参与了当时的民主运动。几十年来,我一直站在铲除中共暴政的最前列,我孤立无助、贫困交加;但我倚靠上帝耶和华,我不灰心,不丧胆,自强不息,英勇奋战。但你王丹仍然看不起我。
你为什么不参与中国共和党?我有什么错误,你可以批评,你不应该把我们党看作不存在。
你王丹、魏京生、王有才、徐文利、刘俊国等等著名民运人士,都各打各人的旗、各唱各人的调。你们谁也不服从谁,都是单干户。这是民运分裂、争吵、内讧的根本原因。你们不肯服从我的正确领导,这是民运不成功的根本原因。如果你们加入中国共和党,像法轮功学员传《九评共产党》一样宣传我的《中国共和党宣言》,那我已经取得了中国政府的领导权。那样,中共还能在西藏杀人吗?因此,中共杀人,你们也有分。
独立的民运领袖越多,则民运的力量就越小。因为领袖多了就造成分裂,同时使普通民运人士迷惑,使他们不知支持谁;普通民众就更加迷惑,更加不知所措。如果只有我张国堂一个领袖,你们都服从我的领导,民运的力量会大一万倍。
  此致
张国堂
2008年3月24日

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公开化的原则——王者无私言——告王丹
2009年7月23日 中國共和黨主席張國堂

王丹先生:
你是历史学的博士,《史记》你应该是熟悉的。我现在同你来读一段《史记》。《史记》记载说:“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髃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闲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
什么是民主?民主就是大家都是君王。因此,每一个人都要以君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特别是公众人物,更应该以君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此,民运人士不得私下讨论国家的事,也不得私下讨论民运的事,一切都要公开讨论。公事公开讲,王者无私言,君子无私言。
你说:“只公开回应外界的批评,不公开回应来自民主阵营内部的批评。理由:不愿加深民运内讧的印象。同一阵营的不同意见应当以内部沟通方式解决。”这个原则是极其错误的,这个原则是中共的原则,不是民主政治的原则。
民运人士中的不同意见,都应该公开讨论,不得内部沟通。民运不得有内部与外部的划分。民主运动是全体中国人的公事,不得把任何人排除在民运之外,不得搞小圈子。别人不愿进入民运圈,我们不强求,但我们不得把任何人排除在民运之外。
我们中国共和党的党员都必须坚持如下原则:凡不能公开讲的话,就不得对任何人讲,也不得想;凡是对任何人讲的话,都是公开讲的话;君子不仅要慎言,也要慎思;凡是不能公开讲的主张和见解,都应当放弃,而不应该坚持。
中国共和党没有不公开的政策和主张,我们党坚持公开讨论一切政策问题和党务,本党没有不公开的私务。
作为从事政治的人,应该做君子,君子坦荡荡。从事政治的公众人物,不得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因此,立志从政的人要牢记《四书》中“慎独”的教训,政治上的公众人物也不应该有公众厌恶的不良嗜好。
我们党的党员应该像大舜一样隐恶扬善。本党党员都不得揭露他人的隐私,不得宣扬别人不愿宣扬的事情。本党党员要睁大眼睛发现他人的善行和善言,并大力宣扬。本党党员如果不是担任警察等官职,就应该对他人不公开的恶言恶行睁只眼闭只眼。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警察的职位上,就不谋警察的政事。当然,本党党员要远离说恶言行恶事的人。
当别人对自己私下讲的错误意见,应该当即批评。如果他的意见很有代表性,就是有许多人有他相同的见解,并且这种错误有重大的不良影响,则应该公开反驳他的见解,但不必公开他的姓名。对别人对自己说的的善言,则要大力宣扬,使之发扬光大,也要使他的姓名得荣耀。
凡是公开发表的错误意见,都要提名道姓地公开反驳。当然,影响不大的错误,就不必反驳。
民运人士都必须诚实,不得向中国民众隐瞒我们的意见分歧,不得营造民运团结的假象。
民运人士要学会顺服,要主动放弃自己的错误见解,要追随智慧的人。
子曰:“来而不往,非礼也。”作为公众人物,对于署名的公开批评,应该尽可能地回应,以示尊重批评自己的人。对匿名的批评,不必回应。对私函或电子邮件,愿意回应,就回应;不愿意回应,就不回应。自己的电话,不必公开。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
对于恶意公开的造谣诽谤,应该及时辟谣,并要声明在适当时候以法律追究他们的诽谤罪,免得谣言欺骗不明真相的人。对于恶意的攻击,也应该反击。“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作为民运人士,不能太老实。与猪摔跤,当然会弄得一身泥。但用竹竿打猪,不一定自己沾泥。当别人的猪吃自己的庄稼,应该用竹竿驱赶。
我对你数次的公开批评,你都没有回应。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但我自信我不比你差。当然,我从来没有轻视你。
  此致
张国堂
2009年7月23日

政府的统一和稳固是人民的最大幸福——告郭国汀和王丹
2012年6月28日 中國共和黨主席張國堂

郭国汀、王丹先生:
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其后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1919年的五四运动,吹响了民众反抗北洋政府的号角。1927年蒋介石北伐,推翻了北洋政府,其后是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如此同时,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等在南昌发动军人叛乱;于当年秋收时节,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农民武装叛乱。由于国内的内战,激发了日本侵华的野心。1931年,日本悍然入侵中国的东北。在面临强敌日本侵略的危险之下,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继续煽动民众反抗政府,还悍然成立苏维埃政府,分裂国家。由于国共的长期激烈的内战,于1937年导致日本全面侵华。
1949年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稳固的政府。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兵荒马乱、腥风血雨之中,许许多多的热血男儿死于国共内战。由于战争破坏经济,使无数中国民众饿死,仅1946年就饿死了1000万人,1947年饥民有一亿多人(见彦奇、张同新主编《中国国民党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8月第1版,第681页)。
1919年的北京青年学生的五四运动,是祸国运动,是叛国运动。中共为了论证自己造反、夺权的正当性,一直鼓吹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但其后的内讧、内战、血腥就证明五四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国运动,而是祸国运动、叛国运动。
1949年之后,毛泽东、共产党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由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坚持害人害己、祸国殃民的马列毛主义,一直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毛泽东悍然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近四千万中国农民。毛泽东为了防止刘少奇像前苏联的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一样揭露他的罪恶,就悍然发动文革,煽动青年学生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1978年之前,中国实际上也没有统一和稳固的政府,文革时期的中共政府也处在分裂和动荡之中。到1978年,邓小平才知道政府统一和稳固的重要性。
观察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政府统一和稳固是人民的最大幸福,政府分裂与动荡是人民最大的不幸!
你郭国汀说:“人民的和平示威、罢工、游行等,在任何情况下,政府绝对无权武力镇压!”这是乱国的主张。美国没有这种法律,英国、法国、德国等等西方国家都没有这种法律。郭国汀主观、武断,说话不要证据;如果不改,也难成大器。
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胡佛也曾经命令武装军警镇压失业工人的聚众闹事,也曾经用催泪瓦斯驱散失业退伍军人的聚众闹事。胡佛总统并没有被议会弹劾,也没有被治罪。可见你郭国汀的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中国人民接受你的这个邪恶的主张,中国未来的政府就只能是豆腐渣。
政府的稳固是人民的最大幸福!人民有权推翻政府,政府也有权武力自卫!如果部分民众与政府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那只能是“成则王侯,败则寇”。如果某些民众无节制地聚众闹事,政府有权以武力镇压!
如果邓小平是为了国家安宁和秩序而镇压八九学潮,那么邓小平就是无罪的,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但是,邓小平是为坚持邪恶的马列毛主义而屠杀学生,因此邓小平罪恶滔天!
1989年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前的学潮是正当的;其后的学潮就是无正当理由的聚众闹事,而且是无节制的聚众闹事。因此,武力镇压学潮有正当性和必要性。
王丹等学生以绝食和聚众闹事的方式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政府,这是错误的、有罪的。
王丹到现在都没有秩序的观念,没有服从的秉性。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秩序重于任何个人的生命!抗拒政府命令,无节制地聚众闹事,就是自己找死!
邓小平顽固坚持马列毛主义,因此罪恶滔天;但王丹等学生不顺服政府权威,煽动学生无节制地聚众闹事,因此也是有罪的。王丹拒绝逃跑,主动留下来坐牢,承担自己的罪责,这是有担当的行为,值得肯定。
对于中共暴政,以和平手段取代中共,是正义的。但煽动民众反抗、不服从中共政府,也是有罪的。你有本事,你就取代中共;你没有本事,你就应该忍耐。
任何民众敢提出要求与政府对话,以聚众闹事强迫政府改变政府的决定,都是藐视政府权威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有罪的!
如果邓小平答应你王丹的要求,那李鹏的支持者也聚众闹事、坚持说“4.26社论”是正确的,那怎么办?就算你王丹的主张是正确的,你也应该给时间让他人思考。你以聚众闹事把自己的主张强加于政府,政府就有权武力镇压你们!何况你的主张并不正确。
如果邓小平答应你王丹的要求,推翻“4.26社论”,那就是朝令夕改,这样必导致政府权威荡然无存,中国立即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你王丹没有本事取代邓小平领导中国,又聚众闹事,藐视政府权威,这就是你王丹的罪恶!你王丹到现在还不明白,你的书是白读了。
必须说明,在4月26日之前,学生反腐败、及要求言论自由等等主张是正确的;因此,学潮也有正当性。但你们也要适可而止。聚众闹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这也是事实。邓小平说你们搞动乱,这是他的立场。只准你王丹有立场,他邓小平就不能有立场吗?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无视礼法,都无法无天、恣意妄为,那中国还是国家吗?王丹等民运人士至今都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如果邓小平不镇压学潮,那整个中国就会变成像民运人士群体一样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如果邓小平不信誓旦旦地坚持马列毛主义,那他就是功臣!当然,1949年之前的邓小平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
赵紫阳的罪恶比邓小平的罪恶更大!赵紫阳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河殇》把青年学生煽动得热血沸腾,89学潮主要是赵紫阳煽动的。赵紫阳作为领导人,不知道维持国家安宁和秩序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反而还煽动青年学生聚众闹事;因此,赵紫阳也罪恶滔天!
六四不可能平反,也不可能翻案!如果平反六四,中国未来的政府将成为豆腐渣!
如果郭国汀和王丹等先生继续坚持闹事有理、闹事光荣,那么你们就是垃圾,必将被淘汰!
中共因为坚持“造反有理”的邪恶的马列毛主义,拒绝张国堂学说,因此必将垮台。中共垮台之后,六四仍然不会平反,因为没有政府会喜欢民众闹事。中共政权垮台之后,新的政府同样不会给六四事件平反,因为新的政府也不会喜欢民众聚众闹事!
《圣经》教导基督徒要顺服政府的权柄,又同时教导“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儒教的教导也如此一致。
圣灵命令我宣布我张国堂是再来的耶稣基督,上帝膏立我为救世主。耶稣基督按《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应许,把基督的权柄、圣名和宝座都赐给了我,要我以救世主的名义带领虔诚的基督徒们铲除中共暴政,建立千禧年天国。凡不接受我张国堂统治的人,都必下地狱!凡跟随我的基督徒,都必将获得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对得胜者应许的奖赏,这是极大的福分。
我也凭天命宣布:我张国堂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天子和皇帝。凡不服从我统治的中国人,都是无父无君的禽兽!人权是人的权利,不是禽兽的权利!任何人敢聚众闹事反抗我的统治,如果有节制,我宽宏大量不与计较;如果没有节制,我必以武力镇压!任何人敢发表言论煽动反抗我的聚众闹事,我也必将抓捕关押!公开认错的,可以免予关押。
民众有权示威游行,但必须有所节制;无节制的聚众闹事,政府必须以武力镇压。政府有责任、有义务维护国家安宁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我要建立的中华联邦共和国,是永恒天子张国堂皇帝的君主立宪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总统和国会议员都是我的大臣,但总统和议员都由民众依宪法定期选举。任何中国人都有权竞选总统和议会议员,但煽动民众聚众闹事是有罪的。
邓小平当年的一个重大罪恶就是不教而杀,孔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我张国堂不会犯邓小平那样的错误。
张国堂学说是为政府服务。中共政府因为坚持邪恶的马列毛主义,拒绝张国堂学说,因此必将垮台。但中国不能没有政府,因此我张国堂必将统治中国。
凡想当官造福民众的志士仁人可以跟随我,喜欢闹事的人请离开我。
国家不会因为闹事而强大,人民也不会因为闹事而幸福。喜欢闹事的民运人士没有前途!你郭国汀要检讨。如果你想光宗耀祖、青史留名,就要检讨。如果你想成为垃圾被淘汰,你就继续坚持你的谬论!
你郭国汀、王丹等民运人士,实际上是中中共邪教之毒太深。中共坚持的马列毛主义实际上反政府、反秩序的邪恶理论,是叛乱的文化。你们藐视政府权威,心中没有秩序的观念,你们没有服从的品性。如果你们不改,必将成为垃圾而被淘汰。你们固执己见、刚愎自用、不顺从真理,你们自以为自己了不起,但实际上是垃圾!
  此致
张国堂
2012年6月28日
(2012/06/29 发表)

呼籲王丹、吾爾開希返回中國推動「公民不服從」
2014/04/13 政治雜論閣 羅伯特亞當斯

太陽花學運部分人士為何占據立法院議場、攻進行政院?其運動的基礎理念來自「公民不服從」與「抵抗權」。「公民不服從」與「抵抗權」是否符合我國憲法?這是倡議者自動迴避的關鍵議題,因為:他們只能援引德國等外國法例,不敢正視違憲違法的事實。
依我國憲法第22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第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等條文觀之,不需要高深法學素養,即能明白上開兩條文的文義。憲法保障人民的自由及權利,以條文明文列舉為原則;其他未明文規定的自由及權利,則以「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為保障之但書條件,並且明文規定法律限制所必要者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等四要件。縱未受過法律學的訓練,也可明白:「公民不服從」、「抵抗權」並非憲法明文保障的自由及權利。
行使「公民不服從」、「抵抗權」等自由及權利,是否違憲違法?當然須由法院審判、大法官合議審理來加以認定。在此之前,社會大眾以及推行運動的當事人,不妨從有無「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以及是否「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來加以檢視。明知行政院不是集遊法許可集會遊行場所,即便非暴力坐在院內的廣場上抗爭,是否構成「妨礙行政院官員、公務員處理公務的自由及權利」?占據立法院議場能否凸顯代議制度失靈,而藉由立法、修法來增進公共利益,縱有可受公評之處,但是停開院會所帶來的社會秩序破壞、憲政功能無法運作所導致的公共利益減損,如何阻卻違法、要求憲法給予保障?林飛帆等一干人能清楚告訴全國人民,他們為了避免什麼「緊急危難」而需要占據議場、攻進行政院?占據議場24日,對於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是否公眾週知,大家都看得清楚與明白?「公民不服從」與「抵抗權」,若不能經得起現行憲法與法律的檢視,不能通過人民的自由心證來支持與服從,如此自由及權利,不僅違憲違法,更是害國殃民!
王丹及吾爾開希都支持「公民不服從」與「抵抗權」。當年在天安門抗議不成,反遭血腥鎮壓與屠殺,為中國民主深化與推進的努力,當年值得肯定與響應。當這兩位中國人在台灣土地上,享受中華民國政府的保護與憲法保障,卻是積極散布「公民不服從」與「抵抗權」之行使,令人感嘆者在於:他們不是民主鬥士,而只是反政府、甚至無政府主義者而已。如果王丹與吾爾開希真要戮力於中國的民主與自由,他們應該積極尋求返回中國的機會;即便不允許入境,也要在海關或機場實踐「公民不服從」與「抵抗權」;如此行為才能證明自己是民主鬥士,而不是政治小丑到處逢場作戲。
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接納王丹與吾爾開希推動「公民不服從」、「抵抗權」,中國民主的深化與前進即有希望,台灣也不需要無限上綱恐中與反中。如果人民大會堂也可以被占據,王丹與吾爾開希可以對中國年輕人落實「公民不服從」與「抵抗權」,中國大陸的民主演變鐵定可以確保台灣的民主制度。
王丹、吾爾開希返回中國推動「公民不服從」、「抵抗權」的後果會如何?這是民主鬥士不能迴避的偉大使命;這比起台灣是否要統一或獨立,都重要許多。林飛帆或陳為廷若害怕中華民國政府進行司法追殺,跟著王丹等人回到中國努力民主深化進程,或是尋求外國政府政治庇護亦可。如果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提供政治庇護,該承擔的責任一定要擔得起、做得到。
所謂民主鬥士,是被台灣民主餵飽的嘴砲人士;所謂大陸民運人士,只是國、民兩黨政府「飼鳥鼠,咬布袋」(Tshī niáu-tshí, kā pòo-tē)的破壞分子。那位姓謝的台大法學院院長自稱沒把馬英九教好,已不堪自稱為教授,更不配做為院長!台大之恥,實在太多了!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自稱沒把馬英九教好,當然不能教導台大學生「敦品勵學」,更遑論及「愛國愛人」;這種「學渣」般的學術專業,不配當個台大教授,當個嘴砲應該夠格。法律人亂台害國,台大教授、學生、校友等台大人真的是從來不缺席。

六四同志 唐柏橋轟王丹私吞捐款
2014年8月15日 《時報周刊》第1904期 報導/蔡偉祺

大陸民運人士王丹先前要求「專案」返台的舉動,不只在台灣引起爭議,不少海外民運同志也對他的行為無法認同。「他的不誠實,是一貫的!」曾一同參與六四天安門運動的學運同志唐柏橋指控,王丹除了可能私吞陳水扁政府支持大陸民運的20萬美元國務機要費,還拒絕交代由天安門一代所成立的「中國青年人權獎」基金流向。
王丹返台就醫風波持續發燒,本刊上期報導大陸旅美作家曹長青專訪後,陸續接到來自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反應,不滿王丹要求特權行為,包括昔日曾一同在六四天安門學運奮鬥的同志紛紛對他「起底」。
記者八月十二日採訪同樣流亡美國,也是六四學運的學生領袖之一的唐柏橋。他感嘆:「王丹被捧為明星,已經有很多年了。這些年,他幾乎沒有停止這些不當行為。為甚麼他一再做出有損民運形象的事情,而很多人還把他捧為民運領袖?王丹變成今天這個樣子,我們是否也有一部分責任?」
王丹這次返台引起爭議,連帶讓他多年前曾接受陳水扁國務機要費資助卻交代不清的往事,也被海外民運人士重新討論。與王丹同為天安門一代的唐柏橋指出,他們這群曾參與天安門學運的同志,在2001年設立一個「中國青年人權獎」,由王丹擔任負責人;但王丹自始至終拒絕說明基金的開支情況,並持續對外開展活動進行捐款,一付「奈我如何」樣子。
唐柏橋強調,很多民運同道都希望王丹能對公眾交代這筆機要費的去向;但王丹要麼加以否定,要麼含糊其詞、顧左右而言它。他認為,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很可能大部分被王丹私下用了,只有小部分用于民運事業;否則,以王丹的性情和為人,一定會大加宣揚。他要求回答:這二十萬美元究竟用在了哪些地方?有沒有相關依據?王丹對大眾交代越晚,就會越被動,因為他最終要將所有的謊言活生生地吞下去。
旅美中國作家曹長青說:前總統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案審理時,透露給中國民運人士二十萬美元,當時不少人猜測是給自己和林保華,讓兩人百口莫辯;還好,國務機要費案公開審理後,最後真相大白,原來這二十萬美元全部都給了王丹。
曹長青也批評:王丹左右逢源,在台灣好像很偏綠;但回到美國,在中國人圈子,卻強調自己不反對「終極統一論」,還說「我不會支持台灣獨立的主張」。「六四」二十週年時,多倫多《大中報》問王丹:「對台獨怎麼看法?」他回答:「我覺得:台灣的不管是統一還是獨立,都是個假議題,談它沒意義。 」這明擺著是滑頭回避問題。(沒有統獨問題,還有台灣問題嗎?還有藍綠之爭嗎?)被問到釣魚台領土爭端,王丹用同樣狡猾回答:「我不會釣魚呵。」可見他如此有心計的政治謀略。
王丹回覆,關於基金流向,因為涉及仍在中國國內的人士,當然不能公開。但他說:「每一分錢都用在了應當的用途上,這一點我問心無愧,也用不著向自我證明。」至於對個人評價的批評部分,王丹則說:「別人說什麼都可以,我覺得自己努力做事情就是最好的回覆。」

扁政府捐款去向? 王丹、唐柏橋隔空互嗆
2014年08月15日 台灣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葉國吏/綜合報導

六四民運人士王丹,日前因返台就醫的舉動引發討論。這也讓另一位六四民運領袖唐柏運指控,王丹在台灣不僅可能私吞扁政府所支持中國民運的20萬美元,甚至還涉嫌私吞由天安門一代所成立的「中國青年人權獎」基金流向。
今日出版的《時報周刊》報導,唐柏橋表示,在2002年時,他與「天安門一代」成員要求王丹說明基金流向,王丹卻拒絕,最後「天安門一代」組織也就因此解散,王丹卻持續以「天安門一代所成立的基金會」名義對外接受捐款。唐柏橋認為,王丹已不是當初的同道中人,而是變成一個熱中特權的共青團幹部。
對於周刊的報導,王丹一早也在臉書上表示,周刊採訪在民運時期相當邊緣、聲譽很差的人,「背後動機顯然不簡單」,直言「這樣的報道(導)就像走路遇到地上一塊痰,我打算繞路走,根本不回應那位唐先生」。
針對王丹在臉書上的回應,唐柏橋也來函《蘋果》表示不會介意,「因為這種低水平的謾罵不會對我構成任何傷害」。
唐柏橋在信中表示,多年前王丹所接受的扁政府鉅額資金始終以「保護國內民運戰友安全」為由拒絕交代去向,認為王丹「態度極為惡劣」。唐柏橋表示,他原本希望周刊報導後王丹能夠有正面回應,卻被王丹在臉書上辱罵汙衊,「可想而知他有多麼心虛」。至於王丹暗示的與中共「合流」,唐柏橋則說「這是對我人格的極大侮辱」,勸說王丹:如果有志從事民主政治,就要學會面對質疑和批評,否則將會成為笑話。

台灣對「六四」的一筆糊塗帳
2015-06-02 臺灣時報 林擎天(白色恐怖受難者)

 歷史,總隨著時光流逝逐漸為人淡忘,也因記憶的累積、剝離或事件的後續演變,而發展出不同的面向與詮釋。
 「六四」事件經過這廿多年來,中國政府對這起政治運動的定位,從反革命事件、動亂,一路淡化到改為「風波」。「風波」是中性的,只是言明其發生過,沒有政治傾向,也沒有好壞、對錯的認定;或許該視為一種消極性的承認,或者不去面對的面對吧。
 香港,每年對「六四」都有大規模的紀念活動,今年也不例外。然而,就在各界關注經過「占中」洗禮之後,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會呈顯如何的張力?出乎意料的,不但不見民運、學運團體更強力的合縱連橫,反而是分裂。
 香港「學聯」今年將首次不出席「支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港大學生會更決定自行在校園內另外舉辦集會。「學聯」之所以鬧內訌,問題不在「破」,而在於「立」;或者說,大家對批判中共政權的方向雖然一致,但要爭取、構建的目標卻是分歧。
 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直言,支聯會的「建設民主中國」綱領是他們不願參加其六四集會的主因。他認為悼念六四應抱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重點在建設民主香港。他強調,港大另辦集會,是選擇以香港人本位出發去悼念,讓參加者以新角度探討六四議題。
 香港「學聯」對紀念「六四」的理念分歧,正可供台灣面對「六四」態度與聯結中國民運人士的省思:我們聲援「六四」民運與中國異議人士,到底是為了建設民主中國,還是維護民主台灣?
 「六四」學生領袖王丹日前公布今年「六四」紀念活動方案:他設計了一款紀念貼紙,呼籲六月四日當天,各界人士將貼紙貼在任何可合法張貼的地方。王丹目前在台灣教書,因此台灣可視為他主持的「六四」紀念活動的基地。然而,這些年來王丹一直是頗具爭議的人物,這個活動能否獲得他當年生死與共的老戰友支持,還是個未知數。箇中因由說來話長,牽涉了行事風格、理念、派系、背叛等因素,也牽涉了金錢。讓人難堪的是,會讓「六四」菁英因「金錢糾紛」而反目,始作俑者還是台灣。
 扁政府時代,曾策劃將海外「民運」推回中國大陸;為此,特別成立了「移山專案」,每月資助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據估計,十多年間至少花費五百萬美元。(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國時報》)
 王丹接受我國政府秘密資助,早在二○○六年王希哲等中國異議份子就曾要求王丹說明:有沒有收到過扁政府的資助?這些錢又怎麼用在「海外民運」上?當時,王丹堅決否認拿了台灣的錢,還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銀行帳號。之後,封從德、唐柏橋等「六四」老戰友,也公開質疑;唐柏橋更指控,王丹還涉嫌私吞由天安門一代所成立的「中國青年人權獎」基金,並認為王丹已不是當初的同道中人、而是變成一個熱中特權的共青團幹部。王丹則在臉書回轟,「這樣的報導就像走路遇到地上一塊痰,我打算繞路走,根本不回應那位唐先生。」
 王丹收取台灣鉅額「民運工作費」,還是因阿扁國務費案而意外證實。當時高院傳喚王丹、前外交部長黃志芳出庭,釐清國務費的流向和用途。據了解,王丹坦承兩度收到扁透過黃志芳的資助款項,共四十萬美元;但他始終以「保護國內民運戰友安全」為由,拒絕交代去向。其實,王丹若擔心共產黨會去迫害那些收款人,還是可以私下向他認為靠得住的戰友們公布款項的流向;但他沒這麼做,不但造成伙伴的猜忌,也讓中國民運蒙上利益與現實的烏雲。
 至於台灣,花了大筆鈔票去運作中國民運,不但無法確知錢是否用在刀口上,還造成民運組織的混亂與內訌;想「破」的目標依然挺立,要「立」的組織倒破成一團,算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能不謹慎?

臉書哭窮、耍特權 旅美作家曹長青痛批:想回大陸從政 王丹拒入美籍
2014年8月8日 《時報周刊》第1903期 報導/蔡偉祺

大陸民運人士、清大客座助理教授王丹要求台灣「開綠燈」,讓他在沒有「回美證」的情況下能特例回台,引發諸多批評,包括反共同志的旅美作家曹長青。
七月二十八日《時報周刊》與曹長青以電子郵件進行專訪,曹批評,王丹不加入美籍,是想未來回大陸從政,後果應該自行負責,這樣哭窮、耍特權,影響所有反共人士的形象。
Q:曹先生七月二十五日在臉書上分享《台灣e新聞》三篇有關王丹所引發爭議的文章,目的是什麼?這些內容是曹先生所撰寫,或可以代表您的想法?台灣的網友認為這是「反共義士間的內訌」和「路線之爭」,請問您怎麼看?
曹長青(以下簡稱曹):《台灣e新聞》上的三篇,其中那篇「讀者投書」是我寫的,是看到該網站的那兩篇之後有同感,於是作為讀者投書一篇。我的投書沒署名,不是怕什麼,我曾發表過多篇批評名人的文章(包括反共的胡平、高行健、劉曉波、余杰等),當時只是考慮署名文章批評王丹,有點太重了,所以僅用讀者投書名義,在我的臉書轉一下,如果王丹能看到,會猜到或看出是我的文字,他自己對此事有點反省就行了。其他兩篇是該網站自己編發,是他們的觀點。
「反共義士間的內訌」、「路線之爭」等,在我這裡都不存在。我跟任何民運人士都沒有什麼內訌,因為我多年來一直都是個人獨立寫作,跟任何人都沒有權力之爭。跟王丹,在反對中共專制、支持台灣民主方面,大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也不存在什麼路線之爭,只有「對錯」。我認為最壞的事情之一,就是用所謂「一致對外(中共專制)」來容忍反共陣營裡的種種問題、劣行,其結果一定是損害反共陣營。
Q:曹先生您也是從中國流亡到美國,當初您是否曾遇到類似王丹這樣的情況(有綠卡、無護照)?在您要出國時,又如何解決?
曹:我跟王丹都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合法進入美國。我當年是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拿到綠卡,王丹應該也同樣。我的中國護照到期後,去紐約中國領館延期,被正式吊銷。王丹的中國護照到期後是否去延期、是否被吊銷,我不知道,也沒看到報導。
我持綠卡在美住滿五年後立即加入了美國籍,並在入籍宣誓次日就用加快當天辦了美國護照(因當時馬上要去歐洲),從此不存在身分證問題。而王丹持綠卡應該早已超過五年,他沒有入籍美國。
某些有政治抱負的人士,為了將來回中國從政而不加入美國籍。但做了這種選擇之後,就要自己承擔這種選擇所帶來的不便和困境。不應拿出一副「我為民主犧牲,受了多大委屈,你們都得幫我」的勁頭。搞民主也好、不入美國籍也好,都是自己的選擇,不能用這種選擇理直氣壯地要求別人的「特別」照顧和保護。
我不非議別人的政治雄心,但王丹今天的身分證困境,在「大、小」兩方面,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大」是沒有入籍美國,「小」是在先前的證件到期之前,沒有及時辦理回美證。他自己的「錯誤」卻呼籲大眾「埋單」,來給台灣政府施壓,實在像被慣壞的孩子,要通過哭鬧來要糖吃、要關注。
Q:以王丹的狀況,在美國的醫療保險大概需要多少錢?從王丹在臉書的內容推測,他在美國應有置產,加上又有台灣教職,收入應算不錯,怎麼會無力負擔?
曹:今年開始實施歐巴馬健保,不買醫療保險就違法、會被罰款,所以大家都得買。以王丹在台灣教職的收入,應該有能力購買歐巴馬保險,起碼是「意外險」。王丹回台風波發生後,華盛頓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採訪他時,問他為何不買歐巴馬健保?他回答說,因他人在台灣,無法返美,所以錯過了今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歐巴馬健保截止期,要等今年十月第二階段啟動時再買。但這個說法不夠實在。
絕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歐巴馬政府新建的健保網站購買(只完全不懂英文的人才去福利機構填表等),所以才導致歐巴馬的健保網站因不完善而備遭批評。王丹當時又不是在月球上,是在網絡極為發達的台灣,說因人不在美國而無法買醫療保險實在太唬人。當然他不買美國保險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有台灣健保,就想省了這筆錢。直說就是了,大家都可理解,可他又弄出什麼「人不在美國沒買成」的說法。
Q:台灣有民眾認為王丹要求台灣為他開綠燈的行為是「關說」,但王丹卻認為是「求助」,您怎麼看?
曹:王丹沒有辦好「回美證」,無法入台,責任在自身。他請求台灣移民署給予人道救援考慮,寫信請求幫助,也是可以理解的。無論台灣移民署是基於人道理由破例照顧王丹,還是堅持法律原則,不特殊對待任何人,都是移民署的法權。不給,也不至於上升到蔑視人道、人權(因為王丹的「腦瘤」之說,到目前為止只是他自己的聲稱,並無醫生診斷結論)。給了,也不是值得批評的特惠,這種進入海關的優惠、照顧、提供特殊方便之類,在哪個國家都有很多,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
但問題在王丹這裡。這種事情,自己私下請求一下台灣政府的幫助,是可以理解的,雖然錯都出在他自己身上。但他用在臉書公布此事,渲染什麼腦腫瘤之類(他一九九八年已經「得」過一次腦瘤了。那時為逃離中國,可以理解。但這次為進台灣又「得」一次腦瘤,就有點…)。還說那種大手術做起來人會瘦很多等,好像他已經被醫生確診似的,明擺著是要煽動輿論,把他自己的錯誤,轉變成引起大眾深刻同情的砝碼。
現在王丹這種做法,等於是要「眾來壓法」,用輿論、群情激昂等等,來逼迫執法單位破例給王丹開綠燈。他還拿自己跟中共國台辦的張志軍在台灣的待遇比,一是不倫不類,二是已經把自己當作「國家領導人」了。因突發事件暴得大名的人,能有正常心態很不容易,但六四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還沒跳出當年的明星心態,倒的確是需要治療調整的。
王丹在等待台灣移民署是否給他「特惠」的時候對記者表示,預計兩個小時,台灣政府就會宣布有關他入境申請的安排。後來又在要求美國給「特惠」的隔天宣布:「我前天向美國移民署提出以人道考量加快辦理回美証的申請,今天已經以最快速度獲得批准。」這些東西不是太過於明顯地在「秀」:我內部有人、我是特殊人物、我很容易得到特殊關照?就像中國人最愛炫耀的:「我有後門」。
有志於將來回中國從政的王丹,在還沒有任何權力的時候,就這麼熱衷「特惠」,炫耀「特惠」,怎能不促人想一下,如果將來他真有了權力,會怎樣呢?
Q:王丹引發爭議後,都會在臉書上對所有不利於他的言論進行做回應,惟獨對您臉書上的質疑隻字未提,您認為他為何迴避?
曹:王丹他把那些批評都說成是中共五毛(按:網軍),或是因他支持太陽花學運,國民黨支持者乘機報復。但這種說法明顯不盡真實。我認為很多台灣讀者是滿欣賞支持王丹的,只是不認同他此次事件的做法。王丹之所以沒有對著我來,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我長期以來支持綠營的態度,導致他不能指控我是國民黨支持者;第二,他恐怕更沒法說我是中共的「五毛」吧。
其實,當今民主國家的權勢人物也不敢像王丹那麼放肆。從王丹說話的口氣來看,他從來都沒忘記自己是明星,諸如宣稱自己是六四偶像。但他不是歌星、球星,如果是政治明星,那麼大眾對他說話的口氣、使用的語言就會有相當的要求。再過五年,王丹就年過半百了,如果說話經常不像成人的話,是很不利於他將來從政的,也影響反共陣容的形象。所以我才認為,有人喝幾棒子,只有好處。批不得的人,都是最可怕、也是最倒霉的。
Q:在這次爭議中,他也認為自己「在台灣辛苦教你們的小孩,享受台灣健保,他問心無愧。」你是否同意他這樣的說法?就您的瞭解,您對王丹如何評價?對他這次引發的爭議,會不會感到意外?
曹:對這件事的爭議弄到這麼沸沸揚揚,倒是有點出乎我意料。但想想有些人就是要這麼「折騰事」來贏得關注。我在美國住了二十六年,現在最最痛恨的,還不是政治觀點的不同,而是「做作、整景、作秀」。這種東西,背後就是不誠實、作假、撒謊。這個看來不是什麼「罪惡」、而且往往贏得敬仰的東西,實際上是人類最大的惡之一!引昆德拉小說人物的一句話:「我不是反共,我是反對媚俗。」
王丹讓我反感的另外一點,是他說話那種居高臨下的口氣。「來台灣辛苦教你們的小孩,享受台灣健保,我問心無愧。」這都說什麼呢?他既然那麼喜歡美國的大房子,那麼委屈地表示自己不得不回到台灣的「鴿子籠」,那他為什麼不去教美國的小孩?去教歐洲的小孩?歐美教授的薪金待遇可能更豐厚吧?明擺著,以他的碩士博士論文內容,在歐美找不到教職,去台灣是為了一份工作。
王丹如果心態正常,應該感謝這個世界上有個民主的台灣,有這樣一個說漢語的世界,給他提供這樣一份教職。而不是一邊居高臨下:我幫你們了、我多辛苦,一邊委屈連連,我這麼個反共義士,你們不好好特殊關照。我感覺王丹是被慣壞了。你反共,就像你不拿美國籍一樣,是自己的選擇。你要委屈就別做。那種「我為民主犧牲了,你們就欠我的,就應該感激我、特殊關照我」的心態,才是一種病。
Q:王丹(七月三十一日)宣稱,「我前天向美國移民署提出以人道考量加快辦理回美證的申請,今天已經以最快速度獲得批准。證件寄到後,我會儘快返回台灣檢查身體。」是否出乎您的預料?與他這次引發的新聞事件是否有關?
曹:王丹此次「疑患腦瘤」事件中有諸多不實之詞,我對他三天內「以最快速度獲得批准」一說相當質疑。首先,他七月二十八日接受北美《世界日報》採訪時說,他在一個月前已送出申請。按正常情況,現在也差不多該拿到了,現在卻張揚三天就拿到回美證,到底哪頭是真話?對王丹一事,既然他這麼容易、這麼快就能拿到回美證,那麼興師動眾地要求台灣移民署給他「專案處理」又是為哪般?除了鬧一鬧要關注,要製造新聞(真達到效果了),我想不出任何理由。
王丹說:我進入台灣須持有回美證,這是台灣方面的要求,不是美國方面的要求。王丹又在隨口亂說。
綠卡只是擁有美國居留權的證明,並不是旅行通行證。國際旅行(進出美國),安檢要核對護照(或回美證、難民證等與護照具同等功效的旅行證件);如沒有這種旅行證件,任何航空公司都不會給予辦理登機手續。即使台灣移民署下令長榮或華航給王丹開「特例」,王丹也無法在登機前通過「美國安檢」,無法離開美國。王丹自己說,過去這些年他在美台之間已往來二十多次。那麼他當然完全清楚,用什麼證件才可通過美國安檢。所以王丹高調張揚要台灣移民署「特批」他返台,簡直是莫名其妙。

曹長青
現職:旅美作家
出生年:1953
學歷:黑龍江大學
經歷:《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新聞評論員、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所和夏威夷「東西方中心」(EWC)訪問學者和訪問研究員

王丹
現職:清大客座助理教授
出生年:1969
學歷:美國哈佛大學博士
經歷:六四民運領袖、成大客座教授

王丹返台就醫事件簿
07/25 王丹po文懷疑自己有腦腫,希望盡快返台就醫,但返美證未辦妥,呼籲臉友「大家幫我跟你們的政府說」,希望台灣能讓他專案返台。
07/26 王丹返台事件引發熱議,王被質疑耍特權、關說,甚至瓜分健保資源。
07/27 移民署召集相關單位協調,王丹來台就醫。
07/29 移民署仍要求王丹需持返美證才可入台。王丹po文表達遺憾,還說持回美證返台,是台灣的要求,會轉向美方求助。隨後王丹又po稱綠卡和入境證回台灣,是完全合法的,要求移民署給個解釋。
07/31 王丹稱獲得美國移民署以人道考量,加快辦理回美證申請,並得到批准。將盡快返台檢查身體。

(編者按:限於篇幅,本篇係整理曹長青部分訪談內容,全文將刊於《時報周刊》網站)

王丹: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本刊記者在8月5日以email聯繫王丹,詢問相關回應。
關於曹長青在臉書上對他的種種批評,王丹認為,曹的說法偏離事實,但自己會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面對他的批評。至於不入美籍,堅持要保有中國公民身分,王丹也承認,是為讓他參與中國政治生活更有說服力。
王丹認為,這次的反對聲浪中,有相當一部分顯然是基於政治立場。至於是哪些人或者力量在背後組織和鼓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在心中。有關在美國登機,是否需要回美證,才能通過美方安檢,王丹則說,美國政府沒有任何立場阻攔任何人離開美國,除非他有刑事案件在身。何況,台灣移民署拒絕他的申請理由,並非是他無法離開美國,而是缺少進入台灣的證件,這疑問沒有意義。至於他何時回台,王丹回覆:「盡快。」

旅美作家曹長青接受《時報周刊》專訪談王丹全文
刪節版刊於2014年8月8日 《時報周刊》第1903期 報導/蔡偉祺

Q:首先,想要請問曹先生25日在臉書上所分享《台灣e新聞》三篇,有關這次王丹所引發爭議的文章,目的是什麼?這些內容是曹先生所撰寫,或可以代表您的想法?台灣的網友認為這是「反共義士間的內鬨」和「路線之爭」,請問您怎麼看?
回答:《台灣e新聞》上的三篇,其中那篇「讀者投書」是我寫的,是看到該網站的那兩篇之後,有同感,於是作為讀者投書一篇。之前沒看過王丹臉書,也根本不知道王丹要大家幫助他回台一事。我的投書沒署名,不是怕什麼,我曾發表過多篇批評名人的文章(包括反共的胡平、高行健、劉曉波、余杰等),當時只是考慮署名文章批評王丹,有點太重了,所以僅用讀者投書名義,在我的臉書轉一下,如果王丹能看到,會猜到或看出是我的文字,他自己對此事有點反省就行了。我沒覺得這是什麼大事,因為《台灣e新聞》和我的個人臉書都是小眾而已,根本沒有想到我的臉書轉發被《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等報導。這篇讀者投書當然是我的看法。但其他兩篇,則是該網站自己編發的東西,是他們的觀點。
所謂「反共義士間的內訌」「路線之爭」等,在我這裡都不存在。我跟任何民運人士都沒有什麼內訌,因為我多年來一直都是個人獨立寫作,跟任何人都沒有權力之爭。跟王丹,在反對中共專制、支持台灣民主方面,大方向都是一致的,所以也不存在什麼路線之爭。而且我更專注研究美國,也不在台灣生活,所以更無利害衝突。但是,在我這裡沒有什麼「內外」,只有「對錯」。我認為最壞的事情之一,就是用所謂「一致對外(中共專制)」,來容忍反共陣營裡的種種問題、劣行,其結果一定是損害反共陣營。
Q:曹先生您也是從中國流亡到美國,當初您是否曾有遇到類似王丹這樣的情況(有綠卡,無護照),在您要出國時,又如何解決?而且,王丹強調,他的情況是特例,是否真的屬實?
回答:我跟王丹的情況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處:我倆都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合法進入美國。我當年是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拿到綠卡,王丹應該也同樣。我的中國護照到期後,去紐約中國領館延期,被正式吊銷。王丹的中國護照到期後是否去延期,是否被吊銷,我不知道,也沒看到報道。
不同處:我持綠卡在美住滿五年後立即加入了美國籍,並在入籍宣誓次日,就用加快當天辦了美國護照(因當時馬上要去歐洲),從此不存在身份證問題。而王丹持綠卡應該早已超過五年,他沒有入籍美國。
某些有政治抱負的人士,為了將來回中國從政而不加入美國籍,那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但做了這種選擇之後,就要自己承擔這種選擇所帶來的不便和困境,而不應拿出一副「我為民主犧牲,受了多大委屈,你們都得幫我」的勁頭。搞民主也好,不入美國籍也好,都是自己的選擇,不能用這種選擇理直氣壯地要求別人的「特別」照顧和保護。
我不非議別人的政治雄心,但像民運組織中國民聯創辦人王炳章那樣,就因為沒有加入美國或加拿大籍,導致被中共逮捕後,西方國家就沒法用對待自己的公民方式救援。王丹今天的身份證困境,在「大、小」兩方面,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大」是沒有入籍美國,「小」是在先前的證件到期之前,沒有及時辦理回美證。他自己的「錯誤」卻呼籲大眾來「買單」,來給台灣政府施壓,實在像被慣壞的孩子,要通過哭鬧來要糖吃、要關注。
Q:以王丹的狀況(需要量血壓、做腦部檢查),在美國的醫療保險大概需要多少錢?否則,從王丹在臉書的內容推測,他在美國應有置產,加上又有台灣教職,收入應算不錯,怎麼會無力負擔?曹先生您自己又是如何為自己在這方面做安排?
回答:美國的醫療保險很複雜。簡單地說,貧困線以下的窮人,政府全包了。富人當然不在乎花多少錢買保險。真正苦的是中產階級偏下的,他們雖然能買得起,但因負擔太重,有些人就不買了。但今年開始實施歐巴馬健保,不買醫療保險就違法,會被罰款,所以大家都得買。但低收入的中產階級,能得到一部分國家補貼,還可以買便宜的「意外險/災難險」(catastrophic insurance),也就是只管大病手術住院等的費用,身體檢查只支付很小一部分。以王丹在台灣教職的收入,應該有能力購買歐巴馬保險,起碼是「意外險」。
王丹回台風波發生後,華盛頓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採訪他時,問他為何不買歐巴馬健保,他回答說,因他人在台灣,無法返美,所以錯過了今年3月31日的歐巴馬健保截止期,要等今年10月那個第二階段啟動時再買。但這個說法不夠實在。因絕大多數人都是通過歐巴馬政府新建的健保網站購買(只有極少數完全不懂英文的人才去福利機構填表等),所以才導致歐巴馬的健保網站因不完善而倍遭批評。
王丹當時又不是在月球上,而是在網絡極為發達的台灣,說因人不在美國而無法買醫療保險實在太唬人。當然他不買美國保險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有台灣健保,就想省了這筆錢。直說就是了,大家都可理解,可他又弄出什麼「人不在美國沒買成」的說法。
Q:王丹的狀況,台灣政府將在29日進行研議,若屆時台灣政府以人道考量,允許他在未持有回美證的情況下來台,您認為這樣是否合理?或者也應該對所有需要人道協助的大陸人士比照辦理?而且,若台灣政府可以這樣做協助,美國政府難道不可以加快核發給王丹回美證嗎?台灣有民眾認為,王丹要求台灣為他開綠燈的行為是「關說」,但王丹卻認為是「求助」,您怎麼看?
回答:如前所述,王丹沒有辦好回美證,無法入台,責任在自身。他請求台灣移民署給予人道救援考慮,寫信請求幫助,也是可以理解的。無論台灣移民署是基於人道理由破例照顧王丹,還是堅持法律原則,不特殊對待任何人,都是移民署的法權。不給,也不至於上升到蔑視人道、人權(因為王丹的「腦瘤」之說,到目前為止只是他自己的聲稱,並無醫生診斷結論)。給了,也不是值得批評的特惠,因為這種進入海關的優惠、照顧、提供特殊方便之類,基於各種原因,在哪個國家都有很多,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情。
但問題在王丹這裡。這種事情,自己私下請求一下台灣政府的幫助,是可以理解的,雖然錯都出在他自己身上。但他用在臉書公佈此事,渲染什麼腦腫瘤之類(他1998年已經「得」過一次腦瘤了。那時為逃離中國,可以理解。但這次為進台灣又「得」一次腦瘤,就有點……)。還說那種大手術做起來人會瘦很多等,好像他已經被醫生確診了似的,明擺著是要煽動輿論,把他自己的一個錯誤,反而轉變成一個引起大眾深刻同情的砝碼。
俗語說「法不責眾」。現在王丹這種做法,等於是要「眾來壓法」,用輿論、群情激昂等等,來逼迫執法單位破例、給王丹開綠燈。王丹用這種方式,再次展示自己是「與眾不同」的、是特殊人物。他還拿自己跟中共國台辦的張志軍在台灣的待遇比,一是不倫不類,二是已經把自己當作「國家領導人」了。因突發事件爆得大名的人,能有正常心態很不容易。但六四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還沒跳出當年的明星心態,倒的確是需要治療調整的。
王丹在等待台灣移民署是否給他「特惠」的時候對記者表示,預計兩個小時,台灣政府就會宣佈有關他入境申請的安排。後來又在要求美國給「特惠」的隔天宣布「我前天向美國移民署提出以人道考量加快辦理回美證的申請,今天已經以最快速度獲得批准。」這些東西不是太過於明顯地在「秀」:我內部有人,我是特殊人物,我很容易得到特殊關照。就像中國人最愛炫耀的:「我有後門」。
有志於將來回中國從政的王丹,在還沒有任何權力的時候,就這麼熱衷「特惠」,炫耀「特惠」。怎能不促人想一下,如果將來他真有了權力,會怎樣呢?
Q:王丹引發爭議後,都會在臉書上對所有不利於他的言論進行做回應,唯獨對您臉書上的質疑隻字未提。您認為他為何迴避?
回答:我太忙,上臉書只是去貼自己的文章,不像王丹那麼有時間、每天花五個小時泡在臉書上(見《壹週刊》專訪:http://www.hkhkhk.com/64/messages/16201.html)。我沒看過王丹在臉書對讀者的回應。他的話,都是從媒體報導上看到的。
但我認為,王丹的臉書不是媒體公器,只是發表、交流他自己言論的空間,他有權利刪除自己不喜歡的文字。這就如同,你可以在別的地方隨便罵我,但到我家裡來罵我,我就有權利把你趕出去一樣。這不能像某些網友那樣,上綱上線到「壓制言論自由」、「不容許異己聲音」等。王丹不是政府,只是一個個人,他壓制不了任何人的聲音。你們誰都可以在自己的臉書/推特上批他、罵他,就像我在自己的臉書上批他一樣。
但王丹的問題是,他把那些批評都說成是中共五毛,或是因他支持太陽花學運、國民黨支持者乘機報復。但這種說法明顯不盡真實。我認為很多台灣讀者是滿欣賞支持王丹的,只是不認同他此次事件的做法。王丹之所以沒有對著我來,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我長期以來支持綠營的態度,導致他不能指控我是國民黨支持者;第二,他恐怕更沒法說我是中共的「五毛」吧。而且我那篇讀者投書中提出的問題,什麼在美國量個血壓要1750美元,大腦檢查要二、三萬美元等,明擺著都是他隨口胡說。怎麼回應呢?只有一條:承認自己是隨便亂說。但從王丹迄今為止的反應來看,他是自己一點錯都沒有,都是「壞蛋」在整他。王丹還沒權,已經像那些被慣壞了的權勢人物、明星人物那樣,一切都是別人的錯、別人陷害、污衊,自己就是一點錯都沒有。這種東西在我眼裡很可怕。其實,當今民主國家的權勢人物也不敢像王丹那麼放肆。從王丹說話的口氣來看,他從來都沒忘記自己是明星,諸如宣稱自己是六四偶像。但他不是歌星、球星。如果是政治明星,那麼大眾對他說話的口氣、使用的語言就會有相當的要求。再過五年,王丹就年過半百了,如果說話經常不像成人的話,是很不利於他將來從政的,也影響反共陣容的形象。所以我才認為,有人喝幾棒子,只有好處。批不得的人,都是最可怕、也是最倒霉的。
Q:曹先生分享的文章中,對王丹做了許多的批判,包括自我製造新聞等。但今年三月台灣有一場驚天動地的太陽花學運,其中,學運的領導人之一陳為廷就是王丹在清大的學生,王丹也一路支持並提供自己的經驗,獲得不少年輕人認同。在這次爭議中,他也認為自己「在台灣辛苦教你們的小孩」,享受台灣健保他問心無愧,你是否同意他這樣的說法?就您的瞭解,您對王丹如何評價?對他這次引發的爭議,會不會感到意外?
回答:對這件事的爭議弄到這麼沸沸揚揚,倒是有點出乎我意料。但想想,有些人就是要這麼「折騰事」來贏得關注。我在美國住了26年,越來越痛恨的,現在成為最最痛恨的,還不是政治觀點的不同,而是「做作、整景、作秀」。這種東西,背後就是不誠實、作假、撒謊。這個看來不是什麼「罪惡」、而且往往贏得敬仰的東西,實際上是人類最大的惡之一!坦率明確地說,我對一切「做作、整景、作秀」的人與事的反感超過對「政敵」,因為這是媚俗的最典型表現,表面上是反專制的,實際上是阻止摧毀邪惡的重大障礙。引昆德拉小說人物的一句話:「我不是反共,我是反對媚俗。」這些年來,我對這句話感受越來越深刻。無論是左派右派、親共反共、泛藍泛綠,哪個陣營裡都有「整景作秀派」,我對哪個陣營的這一派都深惡痛絕,這一派其實是什麼原則底線也堅持不住的 「虛榮派」、「個人風頭利益派」。
我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批評,主要一條就是受不了他的作秀——剛跟老婆那兒說完跟共產黨「不共戴天」,轉身就去跟大眾說「我沒有敵人」,明擺著是要用這種高調贏得大眾仰望。這種媚俗透頂的東西,就是把個人風頭、名利擺在超過真實,超過實際效果、結局的地位,而且是不顧後果,不顧結局的。整景、作秀者,多是不做實事、卻不顧一切要「attention」者。這比不做事、也不作秀者,往往起到更糟糕的效果。
王丹這件事,本來應該自己私下處理好。但這麼高調咋呼,像小孩哭鬧要關注、要糖吃一樣,引起很多人反感,讓很多人看到是「反共人士」在整景、哭窮、要特權。其潛在效果就是引起人們反感。這難道不是損害整體反共人士的形像嗎?
王丹讓我反感的另外一點,是他說話那種居高臨下的口氣。正如你提問時引的這段:「來台灣辛苦教你們的小孩,享受台灣健保我問心無愧。」這都說什麼呢?他既然那麼喜歡美國的大房子,那麼委屈地表示自己不得不回到台灣的「鴿子籠」,那他為什麼不去教美國的小孩、去教歐洲的小孩?歐美教授的薪金待遇可能更豐厚吧?明擺著,以他的碩士博士論文內容,在歐美找不到教職,去台灣是為了一份工作。
王丹如果心態正常,應該感謝這個世界上有個民主的台灣,有這樣一個說漢語的世界,給他提供這樣一份教職,而不是一邊居高臨下「我幫你們了、我多辛苦」、一邊委屈連連「我這麼個反共義士,你們不好好特殊關照」。我感覺王丹是被慣壞了。你反共,就像你不拿美國籍一樣,是自己的選擇。你要委屈,就別做。那種「我為民主犧牲了,你們就欠我的,就應該感激我、特殊關照我」的心態,才是一種病。
Q:對於王丹今天(台灣時間7/31)宣稱:「我前天向美國移民署提出以人道考量加快辦理回美證的申請,今天已經以最快速度獲得批准。證件寄到後,我會儘快返回台灣檢查身體。」在美國方面是否也有同樣的消息?因為您先前也提到:「護照可以加當天辦到手,但沒聽過、也沒查到回美證可以『加快』特殊辦理。」若王丹真的在三天內拿到原本需要數月審核的回美證,是否出乎您的預料?與他這次引發的新聞事件是否有關?
回答:由於王丹在此次「疑患腦瘤」事件中有諸多不實之詞,所以我對他三天內「以最快速度獲得批准」一說相當質疑。首先,他7月28日接受北美《世界日報》採訪時說,他在一個月前已送出申請。那麼按正常情況,現在也差不多該拿到了。我一個朋友,遞交申請之後,兩週內就辦完「按指模」手續。這個手續辦完之後,有護照的人就可以離境,在居住國等待回美證寄達美國駐該國領事館,這可能要花二、三個月的時間。但如在美國就快很多,會直接寄到家裡。王丹既然一個月之前就送出申請,現在卻張揚三天就拿到回美證,到底哪頭是真話?當然,美國議員雖然不能向美國移民局施壓要求加速辦理什麼手續,但可以提出請求。移民局認為合理,也有可能協助。對王丹一事,既然他這麼容易、這麼快就能拿到回美證,那麼興師動眾地要求台灣移民署給他「專案處理」又是為哪般?除了鬧一鬧要關注、要製造新聞(真達到效果了),我想不出任何理由。
王丹在被台灣移民署拒絕後的聲明中說:「我進入台灣須持有回美證,這是台灣方面的要求,不是美國方面的要求。所以我當然第一時間尋求台灣政府的協助,詢問是否可以用綠卡替代回美證先行返回台灣。」王丹又在隨口亂說。因為綠卡只是擁有美國居留權的證明,並不是旅行通行證。在美國境內旅行,可用美國駕駛證登機。但國際旅行(進出美國),安檢要核對護照(或回美證、難民證等與護照具同等功效的旅行證件);如沒有這種旅行證件,任何航空公司都不會給予辦理登機手續。即使台灣移民署下令長榮或華航給王丹開「特例」,王丹也無法在登機前通過「美國安檢」,無法離開美國。王丹自己說,過去這些年他在美台之間已往來20多次;那麼他當然完全清楚,用什麼證件才可通過美國安檢。所以王丹高調張揚要台灣移民署「特批」他返台,簡直是莫名其妙。
而且,王丹火急火燎地要求「專案處理」,迅速回台灣檢查是否有腦腫瘤;但當民進黨駐美代表處聯繫到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的醫師會員幫他診病時,卻被王丹拒絕,說是已有一位中醫幫他看過,認為是大腦供血不足。這又讓人感覺不真實了。首先,王丹不是說在美國診病費用昂貴他承受不起嗎?那現在美國的台灣醫師們可以馬上免費給他診病,他怎麼會拒絕呢?哪個真正懷疑自己得腫瘤、急著要檢查的人,都會充滿感激地接受這種善意吧?幾天前又著急、又沒錢的,現在都能解決,又不要了。那王丹弄出這一台戲要幹什麼呢?
其次,哪有懷疑腦腫瘤首先去看中醫的?摸脈能摸出腦腫瘤嗎?他自己又說要回台灣做腦部掃描,不還是相信西醫嘛。既然相信西醫,為什麼不趕緊讓在西方的台灣醫師看一看,卻用所謂的中醫診斷來拒絕。既然已經看過中醫,相信中醫診斷的「非腦瘤」結果,為什麼還要咋呼「懷疑腦腫瘤」呢?
Q:這次王丹引發的爭議,在台灣正反意見都有。不知道在美國華人圈,是否有相關討論?
回答:當然有,但不是很多。我看到、聽到的,是反感王丹要特權做法的遠多過支持他的。
(全文完)

旺報結合美帝殖民大力打擊護照中國人

王丹打嘴炮 喊「台獨要流血」
2017-06-07 中國時報 周思宇、周毓翔、曾薏蘋、范正祥/台北報導

大陸民運人士王丹即將赴美。王丹在其臉書發文表示,台灣若不願意流血,就不要再去講獨立了,因為「那就是嘴炮」。此說引發諸多強烈抨擊。國民黨立委林德福指出,台灣人都希望安定,不可能為了獨立而戰爭;王丹就要離開台灣,講這種話不負責任,「自己嘴巴講講,屁股拍拍就要走了。」
王丹已經結束在台教職,預定在7月離台赴美。他於日前在「六四事件」28周年時,在臉書向台灣提出10點建議,其中談到:台獨不願流血,那就是嘴炮。
警大前教授葉毓蘭獲知王丹發文內容後,也在臉書上表示:王丹多年在台灣吃香喝辣,散播反中的仇恨種子,教出一群太陽花們喊著「公民不服從」,踐踏台灣法治;最不應該的是,臨去前還想點火鼓勵流血革命,是別人的孩子死不完?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則回應表示,台灣或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是敏感政治議題,不同國民各有主張統一、獨立、維持現狀或其他選項,都須被尊重;尤其在台灣特殊歷史情境底下,更需展現包容及尊重的氣度。徐世榮表示,學者及有識之士要鼓勵大家說出自己的主張,多溝通對話及傾聽不同聲音,絕對不宜用輕蔑或貶抑的字眼來隨意批評。
對此,王丹也旋即致歉,表示如果「嘴炮」一詞令徐世榮內心不舒服,他願意向徐表達歉意。但王丹說,從歷史角度來看,沒有經過流血犧牲、不付出代價就能獨立的例子很少,他主要是要提醒:「要不懼戰才能避免戰爭。」
對於王丹一席「嘴炮」說,藍綠都不認同。國民黨立委林德福嚴詞批評,王丹想法太偏激,多數台灣人都希望安定,不可能為了獨立去戰爭;且王丹即將離開台灣,講這種話太不負責任。親民黨立委陳怡潔則認為,王的發言打臉主張台獨一干人等,亦戳破台獨聲稱不會戰爭的假象;這個打臉的真相,讓多年禮遇民運人士的台獨者「情何以堪」。
民進黨立委莊瑞雄則表示,大陸國力強大,多數民眾希望可靠智慧處理兩岸關係,尋求和平解決之道;單純說台灣人沒有「guts(膽識)」為自己國家而戰,太過於簡化。莊瑞雄表示,國家主權意識的形成不應有情緒性評論,其他國家為獨立有流血抗爭,主因是被侵略、壓迫;且台灣與大陸關係特殊,祖先也來自大陸,大家都不樂見兵戎相見,不想以最糟糕、最不得已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自由台灣黨主席蔡丁貴則說,王丹這些所謂的民運人士,離開中國已經快要30年,應該要回去中國繼續領導;中國民運領導者在最後關鍵都選擇逃亡,所以無以為繼,沒有典範可以繼續抗爭。

王丹的大罪
2015-05-22 明镜博客 作者:刘刚

无可否认,民运阵营现已分崩离析,各个委员会、协进会、同盟会争相成立。各个人物都想抛头露面,争当主席、会长。这些人他们争得不是为民主运动做了什么,却都借着这个名声争名夺利,先给自己戴个大高帽,然后出去出牛挣钱,好不害臊啊。
论其根源,首罪王丹。这是因为在所有民运的人士中,王丹没有做出好的示范,却把无数人引向了道德的深渊。在所有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中,王丹是拥有最多头衔、掌控公款数额最高的公众人物之一。他自己曾出来辟谣,说有人指控他“资产上亿”(台币?)。不过除了他自己的说法,我没在任何其它地方见过,连谷歌里都搜不出来他“资产上亿”这回事。真不知王丹义正词严“辟”的是哪里的“谣”,总不至于是为炫富,自己造了一个谣吧?如果认真追踪一下王丹这些年的活动,你会发现,他主要就是发声明、发宣言,扩大个人影响力,然后募款;募款的用途就是……再发下次声明……再走发宣言、发声明这个循环。
此外,王丹还在太阳花学运中被领袖陈为廷自爆性骚丑闻,被批“无脑护航”,让网友在脸书成立“我是台湾人,请王丹先生离开台湾”粉丝团,获5000余人按赞。其实早在1992年,跟王军涛一起被判13年的陈子明就在香港出版了《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我是最近才得知),明确指出王丹在狱中对六四战友的不实指控。八九民运时的北高联秘书长、曾多次被判刑、现在美国的王有才说,“王丹什么都交代的事情,当时住秦城(监狱)的人都知道。管教就拿王丹交代、写材料的事情来教育我们,让我们也交代嘛。” 从王丹脸书看到,他经常炫耀在什么餐馆、什么美景下吃喝(大概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要开始删帖了),常喝星巴克,还秀出家里的各种酒,当然还有水边景色优美的大房子等。这就是真实的王丹,这才是真实的王丹。
坦率地说,在“卖友求饶、贪腐庸俗、习惯撒谎、人格分裂、虚荣作秀”这五个方面同时达到王丹水平的,迄今为止,我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如果大家都不吱声,任由他这么代表海外民运一次再次地玩假作秀,最后损害的是无数人用生命和心血努力的民主事业。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如果一切不流血的說法最後都源自某一個假說,那會怎麼樣呢?
討人厭的王丹用他過來人的角度點出台灣獨立的困境,尊貴的國王們是聽不進去的。
中國民運會失敗是美國人不支持,是原因?還是藉口?美國人閒閒吃飽飯支持你?
去他媽的普世價值。中國民運們不想流血所以沒有成功,是王丹想說的。
如果台灣獨立註定會失敗,王丹要說的就是在台灣王丹們太多了。
解決之道,王丹說了,問題是你聽不進去。

王丹哭窮要特權
2014-07-25 《台灣e新聞》讀者投書 曹長青

很多媒體,包括台灣《自由時報》等,都曾報導,在陳水扁前總統的國務機要費一案審理中,無論是檢察官還是陳前總統本人都證實,王丹曾得到陳前總統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20萬美元。
《自由時報》(2008年5月16日)報導說:「國務機要費曝光後,王丹推說把錢(20萬美元)給了《北京之春》(民運刊物,王丹任社長)等組織,但《北京之春》經理薛偉卻告訴記者:我們從未收到王丹轉來的一分錢。」
當時海外中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黨」的主要領導者、資深民運人士王希哲、徐文立、汪珉、黃奔等人曾聯署公開信,要求王丹交出台灣政府給海外民運的20萬美元,但王丹不予回應。
王丹從哈佛畢業後,就到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擔任客座助理教授,並還兼任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有相當可觀的薪金收入。後來王丹又在台灣組織成立了(網絡)《華人民主書院》,他本人出任了「董事會主席」,該書院幾次在台舉辦募款餐會,也得到不少資助。有人說,王丹是海外最富有的民運人士,他在美國不購買個人醫療保險(歐巴馬醫保實施後,低收入者保險金降到很低),現在卻哭窮,等於要台灣人給他出醫療費,實在是有點離譜。
而且王丹呼籲台灣移民署給他開綠燈,即在他沒有「回美證」的情況下也可登機返回台灣,不僅是公開要做違法的事情,而且更是離譜的要求。因為根據台灣移民署的公開說明,王丹有美國綠卡,同時有他擔任客座助理教授的台灣清大的任用聘書,他出入台灣是自由的。憑什麼他呼籲台灣移民署給他開綠燈?開什麼綠燈?難道讓台灣移民署給他開回美國的綠燈嗎?王丹的大腦可能確實出了問題!
他作為綠卡持有者,超過六個月不在美國,需先辦理「回美證」,以便從台灣返回美國時能夠合法入境。現在他不跟美國移民局交涉,卻要求台灣政府幫助,甚至呼籲清大學生「通融」台灣移民署,甚至還有人提出一人一信寫給移民署施壓,這簡直荒唐到神經錯亂的地步!
王丹不可能不懂這個「回美證」的事情(他已在台灣幾年了,按理說以前也應辦過了),但為什麼還這樣呼籲,把頭痛自己定性為腫瘤或腦癌?他還沒經過檢查,怎麼就可以自己定性呢?這不明擺著是裝可憐、搏同情、要捐助嗎?
至於他在自己臉書上說在美國量個血壓就要1750美元,更完全是瞎扯,要騙那些不了解美國情況的台灣讀者。因為在美國即使沒有健保,去私人診所看個醫生包括量血壓,也就50美元左右。而且有些大超市裡的藥房,還有免費的自己量血壓的機器。哪來天方夜譚的1750美元!
王丹還說在美國檢查一下腦部就要花二、三萬美元,更是隨口胡說。大家都可以從網上查到如下信息:美國各州的收費標準雖然不同,但做全腦的CT掃描檢查等,費用是在270到4800美元之間,根本沒有什麼二、三萬美金的。王丹這樣誇大其詞,簡直到了撒謊的地步。
王丹隔一陣子就自我製造點新聞。他上次說共產黨當局說海外的王丹是假的,明顯是編造的。當年共產黨從監獄把他放了之後,把他送出來,今天說他是假的有什麼意義?難道共產黨當年是抓了假王丹,判了假王丹,再把假王丹送到美國?還有沒有一點常識邏輯?
這種故意自我製造新聞的行為實在惡劣。他到底要幹什麼?要媒體關注?要人給他捐同情款?還是真的大腦得了某種疾病?因為正常人不會這麼荒腔走板。

2014/08/15 唐柏橋臉書拆穿王丹真面目:

最近王丹突然又公開宣稱可能得了腦瘤,要求臺灣政府做特殊處理,在沒有回美證的情況下允許他返台治病,並希望公眾給臺灣政府施壓。幾天前臺灣時報週刊針對此事採訪了我,並問到當年王丹接受陳水扁政府巨額機要費的問題。我思考再三,決定公開表達我的看法。讓公眾有一個明辨是非真假的機會。可是沒想到,他看到我公開質疑他的文字後,不僅沒有反思、做出哪怕是敷衍式的回應,而是潑口大罵、一副潑婦罵街的模樣,讓我替他感到害臊。他以为只要把我贬损一番,我就没有资格对他的不当行为提出质疑和批评了,根本就不象一个在民主社会生活了多年的人。他的謾罵攻擊不值一駁,相信大家會把它當成一個笑話。
有人问我,你和王丹都是八九一代较活跃的学生。为什么要相互指责和批评呢?我公开质疑和批评王丹的理由有三:一,王丹多年來一再撒謊,通過打悲情牌來騙取 公眾對他的同情和支持。十五年前他就用过同樣的方式,向全世界媒体哭诉可能得了脑瘤,要求中共允許他保外就醫來美國治病。結果証明他甚麼問題也沒有,此举 对中国民运的声誉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對此我非常不解和不滿,因為我們都曾經為他感到難過和奔走呼籲,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而美国政府也对此不满,此后再有 民运人士说病情严重,美国政府基本不再予以重视。沒想到十五年後竟然用同樣的方式企圖再次騙取公眾的關注和同情。我當時看到“腦瘤”兩字本能的反應就是惡 心,一種騙子又上門用同樣方式行騙的感覺,而不是同情。二,王丹以民運人士的姿態出現在公眾視線,並以此身份四處募款和接受給予中國民主運動的捐助,但從 來不對公眾交代經費開支狀況,甚至拒絕回應來自組織內部的詢問。其中比較突出的兩筆是陳水扁政府給他的用來支持中國民主事業的20萬美元機要費及天安門一 代組織名下的“中國青年人權獎”基金。多年來很多民運人士包括八九學生領袖一再要求他公開說明這些經費的開支情況,而他就象鐵公雞一樣,堅拒開口。擺出一 副耍賴到底的架式。令人氣結!三,王丹自抵達美國以來,雖然宣稱是民運人士甚至民運領袖,但是實際所為大多數是在幫襯中共,為中共的外交政策搖旗吶喊,在幫助中共鞏固其專制政權方面立了大功,對中國反抗暴政爭取民主的運動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和損失。其中比較明顯的五次是:一,游說美國柯林頓政府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二,支持中國加入WTO;三,支持中共舉辦奧運;四,公開發表聲明支持中共挑起的反日風波;五,公開發表聲明與遭受中共迫害最深反對中共暴政最力的法輪功群體劃清界限。記得當年柯林頓游說國會時還引用了所謂中國反對派領袖王丹的觀點,以此証明他的政策的正確性,最後中共成功地將每年懸在自己頭上的一把利劍取下了。王丹此舉完全與中國民運主流背道而馳,對包括魏京生基金會在內的其他反對將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脫鉤的民主陣容是一個巨大打擊。基於以上三點理由,我認為王丹已不再配為民主鬥士,如同其他一些已經公然投奔中共的八九學生領袖一樣,他們最多只能算是一個八九民運的歷史人物。而民運領袖的桂冠不能永遠戴在已經淡出甚至背叛民運的人頭上。他對民運的傷害遠遠超過他對民運的貢獻。因此,我決定全面披露王丹其人的劣迹,以免世人继续被他巧装的面目所欺骗。
我知道要讓公眾完全明瞭事情的來龍去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堅信真相會越辯越明,事實終究事實,所有的真相終有大白的一天。請大家保持高度耐心,讓我們繼續在尋求真相之路上同行。謝謝!

人為炒作“人權個案”滋生投机者
王丹同志撒慌害慘了國內民運人士

有時候謊言是能夠害死人的,王丹的謊言就是如此。至少有潘明棟、蒲勇、盧勇祥等人,他們屈死的冤魂日后不會放過王丹。
王丹經常撒謊,一生到底撒了多少次謊,恐怕連他自己也記不清了。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謊言,是他自稱“獄中罹患腦瘤,生命垂危”。接著,頗有心計的歪嘴老母王凌云便把兒子的謊言反复拋給境外記者,進行輿論炒作,然后趁机貪婪地榨取外國及港台的人權團体的“人道捐款”,迅速躋身京城“大款族”。鑑于王丹“病危”,美國政府也加緊了營救這個“中國政治犯”的步驟。最后中國政府作了妥協,同意讓王丹以“保外就醫”的名義到美國“治病”。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王丹實現了出國夢----投奔美國,從此把坐牢的經歷當作資本,收獲投机的暴利,而且他很快如愿以償。台北“國安局”出資二十萬美元,把這個“交白卷”的劣等生直接送入美國哈佛大學,挂名混文憑,還安排他做了“北京之春”社長、“憲政協進會”主席、“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天安門一代”召集人、“中國人權”理事,赴台灣接受阿扁總統和“深宮怨婦”呂副總統的接見,領取多項祕密經費,而且旁人不得查賬。王丹名利雙收,往后不必打工或者上學了。
王丹夠聰明吧。比起王丹來,那個在“六四”時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去阻擋坦克的王維林真是太愚蠢了----他不懂得逃,不懂得躲,也不懂得吹,從沒見過大把的美鈔、港幣,估計他的父母也不如王凌云那么會鑽營,結果什么都沒有撈到,恐怕這輩子也不會見到台北的阿扁總統了。王丹想到這里,睡夢里也會笑出聲來:“腦瘤啊,腦瘤!你王維林怎么會有這樣的天才奇思!跟共產党斗,可別玩真的。你呀,你可知道我王丹以前寫過多少份《入党申請書》嗎?我還是共青團的‘优秀團干部’呢。腦瘤!一個神奇的謊言改變了我的命運,實現了我的夢想......”
不過,這個謊言卻給別人造成傷害。當底特律醫生的診斷書揭穿了腦瘤騙局之后,美國的人權官員以及國際人權組織便幵始怀疑所有自稱“病危”的中國在獄政治犯缺乏誠實,推斷他們以及他們的家屬的一再呼救都出自中國式的狡猾和政治手段,從此不再認真看待。此后的几年時間里,美國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以及國際人權組織,沒有認真理會呼喊“病危”的潘明棟、蒲勇、盧勇祥、黃燕明、燕鵬等中國政治异議人士的求救訴求,沒有及時發放入境就醫的簽証,或者沒有及時為他們籌措大筆的“人道援助”款項,甚至沒有及時把他們作為“人權個案”向中國政府交涉,以避免再出“王丹腦瘤”那樣的洋相。
結果,悲劇發生了----潘明棟的直腸癌漸漸擴散,導致肝癌,于一九九八年八月死于湖南大學醫院﹔因散發傳單而被判刑十年的蒲勇罹患胃癌無錢醫治,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含恨去世,葬于四川省南江縣的公墓里﹔一九九五年抱病前往天安門廣場撒傳單的盧勇祥被捕后判了五年徒刑,被關押在貴陽監獄,至一九九八年七月病情惡化導致腎衰竭,雖然監獄醫院的醫療條件极差----連洗腎設備也沒有,但是獄方卻拒絕批准盧勇祥“保外就醫”,讓他在鐵牆內等死﹔与盧勇祥同案的黃燕明在被判刑后也多次請求“保外就醫”,沒有人理睬,結果在獄中左眼失明,終身殘疾......
真乃“假作真時真亦假”,難道王丹就不應該對潘明棟、蒲勇、盧勇祥、黃燕明等道歉嗎?倘若王丹仍不改他那撒謊的惡習,衹顧踩著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無數王維林們的身軀往上爬,向山姆大叔和阿扁總統搖尾求寵,以討取名利,那么,他還能算人嗎?也許王丹會狡辯說,撒謊“屬于私人問題”----正如他在舊金山回答聽眾詢問關于他的男同性戀者身份時以“屬于私人問題”來回避,拒絕正面檢討,那么,我們必須向王丹指出,當他的謊言已經給別人造成傷害時,就不再是什么“私人問題”了。

唐柏橋
8/6/2003

陰溝裡翻船
2015/01/01 聯合報 黑白集

若未見過陰溝裡翻船,眼前的王丹便是。
王丹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風雲人物,當年的風采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然而,這次他為陳為廷事件的發言,堪謂脫線離譜,也重傷了他的名聲形象,甚而可能導致清大不再續聘他任教。
王丹為陳為廷辯護稱:「好色不是人格缺陷,不好色才是人格缺陷。」但就算好色不是人格缺陷,在公車捷運上一再襲胸算不算缺陷?他又說,要陳退選,除非也主張吳育昇立即辭立委,否則即是雙重標準。但吳育昇至少是兩廂情願,而陳為廷則是霸王硬上弓,已經觸法;再說,王丹只提吳育昇,卻不提王世堅,顯已有顏色的選擇。他又說:「那些不原諒陳為廷的,你們是誰?」但對陳案持何立場本是個人自由,難道王丹是麥卡錫主義的獵巫者?
自由民主有兩個層次。在沒有自由民主的社會,自由民主是絕對的價值,這是天安門事件的層次;但在有了自由民主體制的社會,經由自由民主來體現公義,始是像台灣這樣的社會之最高追求。
沒有自由民主,要爭自由民主;但有了自由民主,即應藉自由民主來維護公義及理性。雖然不一定有了民主就有公義,但像王丹這樣有聲名的人物,倘在自由民主中不能為公義發言、不能站在理性上發言,而竟趨炎附勢、媚俗阿世,能不令人為他惋惜?
此案後來的發展,是連陳為廷的戰友楊蕙如及妖西等皆出來批判他,而陳為廷也在社會壓力下退出了立委補選。可徵王丹不僅在自由民主思維上有盲點,他也高估了陳為廷的實力,並低估了台灣社會分辨是非的能力。
連王丹都會一頭栽進這一口民粹陷阱,可見自由民主有其高深微妙之處。

應給胡平王丹開刀割腦瘤
2014年11月14日 曹長青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3518

王丹疑患腦瘤,任人皆知。胡平在家幫王丹調養腦瘤,認識他倆的人皆知。現在的問題是,無論他倆是誰調養誰,誰傳染誰,這爺倆(還是哥倆)都絕對得了腦瘤。對此,我確信無疑。否則這爺倆為什麼一定要拼命自扇嘴巴?這事兒我只在精神病院見過,但我不能指控人家瘋了。瘋了是治不好的,腦瘤還可開刀。
任人皆知,王丹曾和胡平等人一起,高調聯合發聲明,要“給占中港人爭諾獎”。新聞鋪遍海外華文媒體。
隨后,胡平一而再、再而三、聲嘶力竭、不屈不撓地喊:占中港人違法,要趕緊撤,已經錯過了撤的大好機會。習正恩在國內喊:占中違法!胡理論在國外喊:占中違法!
胡理論,你為什麼要給“違法”的人申請諾貝爾獎?的確需要快點去檢查腦瘤。
王丹呢,最拿手發公開信,於是信口夢囈:學生們要失敗了呵,要做好准備;而且呢,失敗后,還要端正失敗態度;最后呢,“過來人”王大伯告訴你們香港小毛孩們:因爭“真普選”而激發出的熱情、國際關注、參與意識等等,比“真普選”意義更為重大。也就是說:
「你們揮汗耕耘,讓大家看見你們種田就行了,這比“真收獲糧食”意義更重大。
你們有病去看醫生,讓大家知道你們往醫院跑就行了,這比“真治好病”意義更重大。
王丹胡平去看腦瘤,讓大家看見醫生刀刀見血就行了,這比把爺倆的瘤子“真割掉”意義更重大。
89民運,你們到天安門廣場鬧一鬧,讓全世界看見你們聚眾了,讓我王丹揚名就行了,這比中國“真改變”意義更重大。
埃及革命,你們到開羅廣場喊幾嗓子,讓國際社會聽見你們怒吼就行了,這比讓穆巴拉克和穆爾西下台的“真革命成了”意義更重大。
消滅拉登,你們開直升飛機在拉登房頂上轉幾圈,讓世界知道美軍順利偷進巴基斯坦就行了,這比“真干掉拉登”意義更重大。」
這推理有錯嗎?誰有本事證明王丹不是這邏輯,請展示一下武藝。否則,請催促王丹快點再去全面檢查腦瘤。
另外,我呼籲發起給胡平王丹捐款6萬美元的活動,因王丹說掃描一下腦瘤需要2-3萬美元,胡王爺倆當然起碼需要六萬。款項請捐至:王軍濤避難基金會。款項的正當使用與否,由冒名「楊非羊」的李進進大律師監督。腦瘤確診之后,手術費大家就不必操心了,習正恩同志會一手承擔,因為明摆著:胡爺爺、王伯伯在海外的吶喊,跟“習大大”步調節拍恰到好處地吻合;大名鼎鼎的反共義士之聲,豈是什麼周小痞之類可比擬的?

封從德:造明星以燬民運,正是中共的圈套
2014-08-22 曹長青網站
2014年8月20日封從德(時報周刊專訪談王丹全文)
http://caochangqing.com/big5/newsdisp.php?News_ID=3417

對此次王丹返台風波,我想講幾句:一、王丹愛作秀,這次作過頭,我們有責任;二、其行事乖張,帳目不清,由來已久;三、此次風波也有相當正面意義。現略述如下。

一、王丹愛作秀,這次作過頭,我們有責任。包括我在內的八九學運與民運同道,大家多少都有責任——過去我們太慣縱愛作秀的“明星領袖”了。就在幾天前,我還聽到一位媒體人的嚴辭批評,說我們包庇另一位“明星領袖”。這也促使我打破沉默。不說是包庇,說又易遭猜測,輕則你嫉妒,重則你五毛。橫豎都不對,不如實話實說。

王丹愛作秀,八九年既已如此。事情是別人做的,宣言是別人寫的,王丹大言不慚地站在記者面前歸為己有,常常如此。因此便被學運組織邊緣化,于是不顧學運組織的一致反對,而發動所謂的“個人絕食”以至于一發不可收拾。

學運組織雖已除其名,記者卻不了解內情,依然追星,稱其為“主席”“負責人”。類似的明星領袖還有幾位,都由媒體“選”出,而非真正由大家票選的領頭人。明星並不能代表大家,大家卻束手無策。這就注定了八九明星領袖的素養常常不及格,以至外界看輕這場運動。更有甚者,中共實際上明里暗裡結構性地推波助瀾,推明星以燬民運,二十幾年屢試不爽,民運組織幾無招架之力。

愛作秀的明星也愛塗改歷史,“六四”屠城之前群情激憤萬眾一心,就比誰都激進和高調;屠城之后規避責任,就塗改得之前就比誰都“溫和”。篇幅有限這裡不細說,讀者有興趣可參阅拙著《六四日記》,或今年7月香港《開放》雜志上的拙文〈八九學運為何未能撤離廣場?〉,其中有細述《王丹回憶錄》如何纂亂史實。另外還有许多當事人的回憶(如王有才、熊焱、劉剛等等),亦多有見證。

此次返台風波,王丹明顯作秀作過頭,有欺騙善良的台灣民眾之嫌。平心而論,因王丹早年的付出,加之大家想團結,我們都曾相當呵護他。但腦瘤不是開玩笑的事,十幾年前博得大家同情一次,尚情有可原;這次又如法炮製,則有愚弄天下人之嫌了。

更何況,能否去台灣,卡在美國登機前,而非台灣入口處,王丹應該比誰都清楚,卻偏偏選擇施壓台灣政府,耍大牌要特權,簡直匪夷所思。

我和王丹一樣都持美國難民綠卡,若要出美國,須另持難民旅行證代替護照,否則有多達四道關卡,根本無從登機:1,辦登記手續(check in)時拿不到登機牌;2,進入安檢前的預查不會放行;3,嚴密的安檢不會放行;4,登機驗票時不會放行。因此,王丹高調要求台灣政府,根本是緣木求魚,明知故犯,如此不通情理,似當別有緣由。結果大家看見,其“危急的病情”不存在,其旅行證“漫長的申請”困境也不存在,別人要等四個月,他三天就拿到了。如此一驚一乍地作秀,實在過了,令八九一代也跟著蒙羞。

二、帳目不清,行事專制,由來已久。“青年人權獎”是否有基金會我不清楚,“天安門一代基金會”我也未能參與,但“互助基金”我參與了,還與前二者都相關。2000年夏王丹到巴黎,與我商談設立“互助基金”,不久后二三十位八九一代同仁每人每月捐款二十美金,支持國內難友。2002年秋,“天安門一代”約三十人通過電郵進行換屆改選。都進行了一個多月,大家才突然得知王丹在開會前幾個月早已內定了幾位接班人。這時他強推“五選五”等額選舉,五個職務五位候選人,且已內定。“等額選舉”是中共常玩弄的專制手法,竟然用到爭取民主的天安門一代群體,大家一下子就炸開了鍋,堅決要求開放選舉。王丹阻撓說沒人會主動出來工作,結果呢?五個職務有十一人自願報名參選。最后,大家全票(包括王丹)選舉周鋒鎖接任召集人,我和另三人也當選,這時王丹等人就死活都不承認這次選舉了。

除民主理念有差外,衝突的關鍵在帳目。其實最初查賬還是王丹找我,告訴我沈彤截留了一大筆給天安門一代的捐款。我們于是追問帳目,中途王丹已很不情願。查到后面發現三個賬戶,竟被告知是私人帳號,外人無權過問。我們每月捐輸,卻成了外人;许多香港、台灣等地給天安門一代的捐款都進到王丹的私人賬戶,也不得過問。最后,甚至被告知天安門一代基金會僅僅是五人註冊的公司,五人以外大家都不是公司成員,更無權過問。如果通過改選由周鋒鎖和我等人接任,勢必接過帳目,這大概就是王丹等人堅決否認那次選舉的根源吧。

至此,天安門一代分化為改選方與否認方,雙方最終達成協議:天安門一代組織停止運作,剩余善款轉送當時運作很好的中國人權,最終給天安門母親。然而直到2008年我離開中國人權,也未見這筆資金的轉送。

另外,改選方曾提議將天安門一代改稱“八九一代”,后來王丹等人以此稱號運作“青年人權獎”,但用沒用由我們每月捐輸卻未見帳目、也未見轉送天安門母親的互助基金,至今我都不得而知。因此,民運團體追問不出陳水扁給王丹的數十萬美金的去向,我並不吃驚,只是感覺相當痛心。這麼多善款沒起正面作用,反倒敗壞民運形象,大概是善良的人們始料未及的吧。我見眾多志士如李旺陽,在海外每月幾百美元、國內則更少的最低生活標準下,依然故我,不求名利,堅韌地追求中國的民主大業。對比起來,常令人不勝唏噓:中國究竟遭了何等罪孽,百年竟是如许國運,領頭人常衰敗不堪,就連自稱“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且令人期待的王丹,也一至如此。為此我常自責,感覺未盡到責任。

三、此次風波也有相當正面意義。首先對王丹,大家的批評應是很好的鞭策,望其有則改之,成為更加完善的民主戰士。

大家可以看見,上述狀況已十二年了,有的甚至更早,大家都不去講,可見過去大家對王丹呵護到幾近被人指責為“包庇”的程度了。但如此方式來規避“民運內訌”,也不是辦法,終究會慣縱太過,不僅導致明星領袖個人行為乖張,最終還是會牽連大家整體形象受損。

過分求名圖利,無異于吸毒。我一直反對明星運動,因其成就歸個人,名利雙收;敗壞卻要大家買單,極不合理。以前劉剛、王有才、熊焱和我等人的一些文字與發言,或含蓄或直率地批評,但似未見效果;希望此番風波,王丹能有所反省和收斂,而不要以真理化身自居,但凡批評就指為中共五毛。實際上,王丹若真有高度的防共意識,倒是應該好好規勸其學生如陳為廷,別在不同場合都穿著共黨領袖馬克思、列寧、切瓦格納頭像的T恤衫;更不要一方面號稱防止未來的中共滲透,一方面卻現在就全文高歌共產黨的黨歌《國際歌》(!整整三段都會唱,而且還是一大群人)。

其次對民運,也有正面意義:摒棄明星運動,回到草根民眾。其實,造明星以燬民運,正是中共的圈套。八九年如此,此前此后也如此。相信越來越多的民運同道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了,我們今后要立足草根,要注重組織與民主程序,不要讓少數人佔盡風頭變成“明星領袖”還凌駕于組織和程序之上,更不要讓中共造明星燬民運的陰謀得逞。這樣的覺悟,正是中國民主運動再出發的良好契機。

最后對國府,也似有改進空間。此次風波雖說卡在美方,但根源卻是我們這些在中國大陸追求民主的人士,沒有有效的護照。我們要離開庇護國外出開會,確有極大不便。在這一點上,我倒是和王丹很有同感。只是我覺得王丹不應該僅僅向民國政府爭取自己的特權,而是應該利用其影響力,為更多類似情況的民主人士,爭取國府立法,採用合理而安全的方式,向流亡海外一段時間的大陸民主人士發放中華民國海外護照,只為旅行,不需要其它國民待遇。我認為台灣民國政府無論藍綠,都應該理直氣壯地做這一件有利于中國民主化、也最終有利于台灣安全的利人利己的大好事。當然,我知道其中必有諸多安全考量,這些技術問題只需專家設計好甄別程序,應該並不十分困難。實際上,二十年前一段時間,確曾發放過中華民國海外護照,因此並非沒有先例或不可能。如此方式,應該是民國政府提昇國際地位、廣收大陸人才、長期投資安全保障的好辦法,望能斟酌採納。

我為什麼不齒王丹
2015年6月3日 中國時報 邱毅(台灣經濟研究院董事)

1989年,大陸發生震驚國際的「天安門學生運動」,當時大陸政府強硬鎮壓被普遍譴責,也因之對參與民運的學生寄予高度同情,尤其幾位耀眼明星如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更成為台灣街知巷聞的風雲人物。20幾年過去了,有些民運人士流亡海外、生活艱難,卻仍堅定站在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陣營;但有部分人士卻在政治的混水裡紙醉金迷,王丹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以下我舉出三個爭議案例來幫大家揭開王丹的面具:
一、王丹與貪腐指標人物掛勾:在陳水扁貪汙大案爆發時,阿扁被指控將國務機要費挪用、五鬼搬運、中飽私囊。阿扁在法庭的狡辯遁詞之一,是他將國務機要費做了機密用途,其中之一就是資助大陸民運人士。在陳報給檢方的書狀裡,阿扁白紙黑字寫下曾給王丹20萬美元。對阿扁的供詞,王丹起初否認,後雖不得不承認,卻拒絕交代用在哪裡。
由此事件擴散出來,王丹又受到兩種相關的質疑:一是王丹長期受台灣情報單位給予諮詢費,二是台港許多對民運人士的捐款可能都流入王丹的私人帳戶。
二、王丹擅長搞悲情獲取特權:王丹在1998年曾在獄中自爆罹患腦瘤,必須保外就醫赴美治療,後來悲情牌奏效,王丹赴美治療檢查,結果僅是牙齒和胃出了一些問題。15年後,王丹又利用台灣九合一選舉的敏感時刻,如法炮製一番,這回他施壓的對象是馬英九。王丹因護照被大陸取消,他聲稱想到台灣治療腦瘤,但必須持有美國政府核發的「回美證」。王丹不請求美國官方以急件辦理,反而選擇向台灣政府施壓,要求馬英九同意他在證件不齊全下「專案」回台治療。
王丹回台後,在民進黨立委蕭美琴陪同下赴台中監獄探視阿扁,還公開呼籲阿扁病體懨懨,應准其保外就醫、釋放出獄以促進社會和諧。王丹與阿扁相見歡的行徑,著實丟了民運人士的臉,也折損了民運反貪腐的招牌。
三、王丹力挺襲胸學運領袖:去年太陽花運動,林飛帆、陳為廷等年輕政治新星異軍突起。陳為廷食髓知味後投入苗栗立委補選,但旋即被連續揭發在大學、高中時期有多起性侵、襲胸的爭議醜聞。陳為廷一夕之間成為台灣社會強烈批判撻伐的對象,王丹卻站出來力挺,還說出「不好色才不正常」的驚人怪論。網友甚至還成立要求清大解聘王丹的粉絲團。後來清大也決定不再續聘王丹為客座助理教授。
六四事件經過了26年,當時參與的積極人士在時間的考驗下一一現形。我之所以看不起王丹,正是因為他虎頭蛇尾、拿政治作為斂財求名爭利的工具,而心智未成熟的學生更被他信手捻來做為鬥爭的籌碼。做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對如此行徑極為不齒。

13年前批“王丹的想法很可怕”
2014年8月17日 曹長青

“天安門文件”的真偽引起各方議論,但在民運人士中,王丹的評論最令人吃驚,他在接受台灣ET today記者林敬殷的訪問時說:“天安門文件”的真偽不是最重要問題,重要的是文件流出所反映的問題。 ”

怎麼“真偽”不是最重要問題呢?如果“天安門文件”是偽造的,它的“流出”不僅不會“反映”出任何“問題”,只能在中國人的造假記錄上再加一個大醜聞。

這種只要對中共不利、“真假”不重要的邏輯,使我想起幾年前調查採訪《叫父親太沉重》作者艾蓓冒充周恩來私生女一事,當時也是有很多民運人士和知識份子認為,不管真假,只要對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揚,稱讚“艾蓓剝開周恩來的聖人外衣”,“使周的完美形象破滅”。當時海外民運組織“民聯陣”主席甚至在報上說,“至于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來的女兒,其實也無關緊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樣?……艾蓓還是艾蓓,只是人們不再把周恩來當做聖人而已。”

我當時曾撰文批評說,共產主義的核心是謊言,一切致力于向專制挑戰的人們,唯一的武器是真實。謊言不能打倒謊言;只有真實才能戰勝虛假。共產主義就是在為了(崇高)目的而不擇手段這種思維中興起的。

“不管真假”這種邏輯,就是為了目的可以不顧手段。這是一種相當可怕的想法。如果民運人士以這種邏輯來反對共產黨,即使打垮了共產黨,掌握了權力,也只能是共產黨第二,因為共產主義的思維模式沒有變。

當年那個被很多民運人士稱讚“剝下周恩來聖人外衣”的艾蓓女士,曾阻止我調查撰寫批評她造假的文章,說中共已派人到其居住的舊金山來暗殺她,“槍已頂到腰眼上了”。但六年過去了,艾蓓活得好好的,可能那“頂到腰眼”的槍還沒發射呢。

六四事件剛過,北美曾出現一本《王牌出盡的中南海橋局》的書,繪聲繪色地記錄天安門事件前后中共高層決策的內幕。我八九年底和一批異議人士到台灣參加會議時,那裡的官員神秘地披露,他們把這本書的作者請到台灣,說是獲得了中共高層的重要情報。

這件事讓我覺得很可笑,因為那本書的作者曾在我參與編輯的《深圳青年報》做記者,他從北京調來之前是中央黨校的普通教員,雖然文筆不錯,但不太適合跑新聞採訪,在報社幹了幾個月,就去了深圳華僑城辦公室工作,后來旅居美國。他到報社應徵時,是我負責人事考核的,如果他和中共高層有那麼深的關係,知道那麼多內幕,我們報社早就會繼續留用他了。

我從沒寫文章置評此事,因為人家也沒有說這是“文件”和“內幕”,只是寫了那麼一本政治推理小說,國民黨政府願意掏錢當傻瓜,他旅居異國他鄉也需要資助,兩相情願,皆大歡喜。

近年從報上看到聽到中國人造假的事,可謂日新月異。在人人爭相“下海”經商撈錢的大潮中,中國人的“造假”潛能也得到激發,假煙,假酒,假藥,假米,假結婚,假文憑、假合同……簡直無“假”不有,撒謊如同撒尿,成為人的生理本能。

在這種背景下,當我聽到“天安門密件”時,第一個反應是要保持警覺,把它的真偽作為最首位、最重要的問題。

但迄今為止,除了相信那幾位鑑定這批密件的美國專家的公信力之外,外人很難做出判斷,因為鑑定它的兩個基本條件都不存在。

第一,帶出這批密件的當事人“張良”不出來現身說法,人們無法根據他的身份(有否獲得密件的能力,是否誠信,熟人對他人品的評價等),他獲取密件的方式(是否符合邏輯推敲)來鑑別這批密件的可信度。

當年《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還沒有出版,當事人李志綏就現身說法,他曾擔任毛的保健醫這一身份被確認,他的故事就有了起碼一半的信用。“張良”對不公開身份的解釋是,為了再返回中國大陸。但這種說辭在邏輯上是不通的:他返回一旦被中共捕獲肯定會被處決,以他帶出這樣大量的機密文件,外人為他在法律上辯護都是困難的,這是任人皆懂的常識;而如果中共垮台后他再返回,則無安全問題。

他說公開身份在海外會有危險的說法,有些誇大其詞。因為他帶出的文件都已出版或在他人手中,中共再對他採取措施,已無實質意義。有人說中共是會胡來的,但實際上中共是相當計算的,如果胡來,怎麼不對李志綏下手?李志綏在英國BBC和美國PBS上大揭毛的醜事時,他的書美國“藍燈書屋”還沒有出版。而且他一直到病世都住在兒子家裡,既無美國警方保護,也沒碰上“槍頂到腰眼”的中共刺客。在江南被暗殺,台灣國民黨政府為此在政治上賠得血本全無的情況下,誰再做這種蠢事都會相當計算利害得失。

“張良”表示,他帶出這批密件是為了推動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美國“六十分鐘”電視訪問節目上人們能看到他的中文書稿封面有“向歷史負責,向人民負責”十個大字。從中共那種警察國家帶出這種機密文件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張良自己也說,他是冒著“外界無法想像的危險”。現在他強調公開身份的危險性,人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由于他的不公開身份而造成人們對文件真實性質疑的話,那麼他就對自己冒那麼大風險所要達到的目的自設障礙了。

“向歷史和人民負責”的前提首先是“向真實負責”。只有幫助人們確信這批文件資料是真實的,它才可能對中國的民主化起推動作用。

第二,由于中文版要在幾個月之后才面世,現在人們從華文報紙上看到的幾乎都是英文譯文的中文譯文,而且多由不太熟悉大陸政治術語的港台媒體翻譯的,所以人們無法考察文件中所用的語言和當事人身份、口氣等是否吻合,語境是否一致。

離開了上述這兩個條件,除了那幾位審核這批文件的美國專家之外,外人對它真實性的評斷,近乎是盲人摸像了。

但有一個線索,似乎可以作為一個判斷依據。據《華盛頓時報》引述黎安友教授的話說,這批文件資料總共有15000頁。這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將出該書中文版的明鏡出版社負責人說,這批文件資料太龐大,該社僅從中選出一千頁出版,共57萬字。一千頁打印的“文件資料”就有57萬字,那麼每頁是570個字,由于通過電腦打印出來的每頁字數差不多,那麼按照這個字數推算,這批15000頁的文件資料總共就有855萬字!

這麼多的字數,僅以“張良”一人之力是無法完成的。因為即使從八九年就開始寫作,11年中(該書已在美國翻譯數月,估計張良至少在去年春就已抵美)不間斷連續撰寫,也要平均每年寫77萬字。有寫作經驗的人會知道,一個人無法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完成這麼多的文字。

如果是“張良”聯合其他人一同寫作,由于需要收集和整理資料(包括大量當時外電報導,各省市動態等),沒有很多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在中共統治的政治環境中,這麼多人聯合起來做這樣的事情,風險更大,一旦泄漏出風聲,參與者都有被以泄密罪重判的危險,因此,多人聯合完成的可能性似乎更低。

如果既不是“張良”一人完成,又不是多人合作完成,那麼這批“天安門文件”到底出自誰手?

它可能是出自“中國共產黨”之手。在八九民運期間,中共高層有專門機構負責收集編纂各種反應,包括外電報導、各地上交的動態簡報和專項報告、中央各部委了解的情況、高層內部對此問題的會議記錄,以及新華社(內參有八種)、《人民日報》等各級黨報的各種各樣“內參”等。。

這些文件資料等,最后可能匯集成專門的天安門事件文件資料而儲存。由于電腦的發展,現在大陸各種部門也在使用電腦保存文件和資料。“張良”或是通過本人工作之便,或是通過能在電腦上接觸到這種文件的朋友,下載了這批資料,用磁盤帶到美國,經過整理后,成為《向歷史負責,向人民負責》的書稿。

如果上述推理成立的話,這批文件資料的可信度就很高。但是,對這批天安門文件的進一步論定,還要等到中文版問世。無論如何,這批文件的真實性才是它的價值所在。那種“真偽不是最重要”的思維倒是一個很需要引起人們深思的重要現象。

2001年1月17日于紐約

——原載《大紀元網》2001-01-19

附記:《天安門文件》中文版出來后,就被人識破,這是造假,因其內容只是中共媒體(駐各省記者站)所寫的情況匯編等,根本不是什麼《中共中央文件》,而且最主要內容顯然是作者杜撰的。我曾在香港《開放》雜志撰文批評“六四《天安門文件》造假”,指其是“中國造假大潮中的醜聞又一樁。用造假,賺六四血錢,夠登峰造極了。”王丹當年就認為“真假不是最重要”,13年過去了,今天還是對真假毫不在意。對到底是不是真得了“腦瘤”,沒有《回美證》無法通過安檢、離開美國等事實,完全都不在乎,等于戲弄了全台灣,尤其是那些同情他的人。王丹對自己在此事件中的一系列謊言,不僅迄今無一字道歉,而且態度惡劣。(2014年8月17日)

艾蓓冒充“周恩來的私生女”始末
1994年5月22日 曹長青

旅居美國舊金山的中國大陸女性艾蓓寫了一本名為《叫父親太沉重》的書,書未出版即引起轟動,因為華人女作家陳若曦率先在香港刊文,稱艾蓓是已故中共總理周恩來的私生女,首次以自傳體小說披露身世。她並將艾蓓書稿推薦給一家港刊連載。隨后大陸逃亡作家孔捷生在另一家港刊發表三萬字長文,“讀解”艾蓓如何就是周恩來的私生女。此事一時在香港、台灣和美國華人界轟動成“大新聞”。相信的人信誓旦旦,說這是“百分之百真的”,並拍手稱快:“周恩來的聖人面具被戳穿”。但也有人質疑,問艾蓓有何證據?艾蓓以周恩來式的圓滑辭令回答:“我從來就沒被承認過,還怕被否認嗎?”不久前艾蓓訪台又遭此類疑問的轟炸,艾蓓回答:“至于我是誰,不應該問我,應該是讀者看完書后問自己,問我是很荒唐的。”

●此書主要內容

作為讀者,我讀完這套上下兩冊40萬字的《叫父親太沉重》,得出的結論是,所謂艾蓓是周恩來私生女一事“是很荒唐的”。

《叫》書主要有兩部份內容:大部份章節是寫“總理”的政治活動。該書沒有出現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名字,都是用總理、大姐、主席、主席夫人、彭將軍、孫夫人等稱呼。另一部份情節是“總理”與一位叫“安然”的女性發生婚外情並生有一女叫“小蕾”。全書以小蕾自述口吻寫成。

該書大段大段對周恩來政治活動的描述大多是編篡抄錄大陸已出版的各種回憶錄,很多情節,包括一些用語都似曾相識。而讀者最關心的周恩來婚外情部份幾乎全部囊括在孔捷生三萬字的“讀解”中。但這“婚外情部份”大多編織得不合情理、虛假甚至荒唐。

作者艾蓓在卷首並沒否認這是一本“自傳體小說”或“記實性小說”。所謂記實,應該是實在地記錄歷史事實;所謂小說(就算這是一本艾蓓目前改口宣稱的純小說),也應該有文學真實——書中主人公的言行應符合邏輯、時代場景和人物的身份。那麼,我們無論從“記實”或是“小說”的角度來看這部書是否符合歷史真實和文學真實——

●離譜的偷情描寫

該書寫“總理”第一次與安然調情,是在1953年元旦前的北京一家醫院。當時安然從朝鮮前線負傷歸來,住在那裡養傷。一個星期天,“總理”悄悄溜進安然的病房,“上前,握住她的手”說,“安然,巧不巧?我隨便推開這個門,結果是你。”稍后,驚詫“總理百忙中來這裡視察的”醫生聞訊趕來,激動得“臉青手抖”。事后,安然的手“又被無數雙病友的手輪番地握住。”因為她的手被“總理”握過。(152—157頁)

以周恩來這樣被人崇敬的“國家總理”身份,不帶秘書、警衛,又不事先通知這家醫院領導,自己一個人悄悄溜進病房看望病人,這合乎那種政治環境的“情理”嗎?

更離奇的是,作者在162頁寫道,“總理”帶安然到宋慶齡在北京的臨時居所參加舞會,舞會未完,安然要提早回家,“總理”送到門廳,跨出門口就“一把摟住了我媽,雙手捧住她的臉。”“一陣狂親亂吻。”安然掙脫后,“折身就跑”。以周恩來的身份和修養,他會在大街上強吻一個女人嗎?而且是在時刻有人出入的被稱為國母的宋慶齡的家門口。

作者寫“總理”到安然家偷情做愛也很離譜兒:他“趁天黑冒著被人認出的危險,來到這裡。”“領口豎起,帽沿壓眼”,進屋后就擁抱做愛,安然“沒有羞恥地大叫大喊”。(202—204頁)以周恩來一國總理身份,會這樣冒險趁天黑溜進小巷的平民百姓家偷情?在那樣的時代,在那樣的偷情環境中,安然會在第一次與如此“偉人”做愛時“大叫大喊”?

在247頁,作者描寫“總理”又到安然家偷情:“他真的來了,從側門,深夜兩點半。”“做了要做的事情,兩人躺在床上……天快亮,我媽替他穿好衣褲,催他趁黑離開。他像孩子耍賴,又把自己脫盡扒光,四體拉叉大聲說:‘我要做一天我自己,不要做總理,我要解放我自己!’”一向十分看重一國總理形象的周恩來,是以極為自制、謹慎、圓滑聞名的,這種人即使在私人場合也很難改變和忘記他演慣了的角色的連貫性。他怎麼可能做出上述這種無忌無羈的舉止呢?

●周恩來被當眾打耳光

書中的“總理”十分大膽,竟約安然到中共中央五大書記辦公兼住處的“新六所”,當著外交部女新聞司長的面,與安然調情。然后到樓上臥室,“他的手像餓狼,”將安然“擁摟得越來越緊,恨不得勒進自己的肉裡。”當談到為他倆將來的孩子買的小絨衣,“他突然癲狂起來,雙手提起一件嬰兒小絨衣,哼著‘藍色多瑙河’,在床前劃起了舞步。”而此刻被稱為“大姐”的鄧穎超,偶來此樓,竟極有“涵養”地坐在樓下,一直等到丈夫與情人偷情盡歡完畢。安然下樓時見大姐在此,嚇得“臉色蠟白”,“大姐”卻極有風度地提出由她來送安然回家。(251頁)

以周恩來的謹慎個性,會在他和夫人的臥室與女人偷情?會那樣輕狂地拿著嬰兒衣服床前漫舞?鄧穎超再大度,會一直聽著樓上自己丈夫與情人幽會而正襟危坐等到事畢?

該書作者此處的描寫是想把“大姐”塑造成一個為丈夫的名聲地位而忍辱負重、極為大度的女性,但在該書下冊卻有這樣的情節:因為她的總理丈夫送給別人的漂亮夫人一條圍巾,被她無意發現,她嫉妒得竟“當眾吵鬧,打了他的耳光。他痛哭流涕,連聲道歉。”(下154頁)且不說這個“大姐”形象前后多麼不統一,以常識而論,鄧穎超會在大廳廣眾面前為一條圍巾打周恩來的耳光嗎?周可能哭哭啼啼、當眾向夫人道歉嗎?作者為編造故事,連常識都不顧。

●虛假的“外婆”形象

艾蓓女士是富于想象力的,在她筆下,周恩來像是一個當代北京城中毛頭毛腳的小青年。例如書中有這樣的情節:“總理”在很多達官要人參加的舞會上見到安然,乘跳舞之機,將臉貼近安然,“小聲說:‘到后門口街角等我’。”倆人逃離舞會去別處幽會,剛走到街角,“總理”被一個下班老工人認出,一群過路人圍了過來。站在旁邊的安然十分尷尬,最后只好“跑回舞廳,見到他的衛士正在四處亂找。”(278頁)

周恩來不是普通小青年,他是國家重要領導人,他這樣不通知秘書、警衛就從舞會上與情人私奔了,怎麼可能呢?設想一下,如果他的隨從找不到他,會以為總理失蹤,不會馬上報警、匯報黨中央嗎?周恩來會惹出這樣的亂子,做出這樣魯莽而不合一般常識邏輯的事嗎?

書中的“外婆”(安然的母親)對周恩來的態度,編織得同樣不近情理。在207頁作者寫道,1953年11月,“總理”又像一陣風,突然旋到安然在上海的家門前。“他東張西望,確信無人,扯下大口罩,敲開了門。‘是你……’我外婆像劈頭挨了一悶棍,看著他發懵。”以周恩來當時的權勢地位,哪一家的“外婆”敢怠慢?而艾蓓筆下的“外婆”見到總理像挨了悶棍,怎麼可能呢?

荒唐的是,“總理”再來找安然時,這位“外婆”竟不給他開門,“總理拄著雨傘,站在伸出廊沿外的台階上,任憑雨霧吹打。帽沿下的水珠,順頸滴進衣領,他全身冰涼。他想一直站下去,看看老太太心有多硬,能讓他在雨地裡淋多久。”(398頁)周恩來有可能為了和女人幽會,撐著雨傘在平民百姓門口死候死等,與一個老太太“叫勁兒”嗎?同時,按書中描繪,“外婆”不是不知周恩來為何许人的鄉下老太太,她怎麼敢和“總理”嘔氣?偌大的中國,當時有過這種人嗎?

更荒唐的是,作者寫道:1957年,“總理四次去上海,四次被拒絕在外婆家門外……最后一次沖著外婆破口大罵。”(379頁)四次被拒絕已非常不合情理,周恩來還會在大街上沖老太太破口大罵?作者不是在編織現代青年小痞子的戀愛故事嗎?

●不能學習雷鋒

當“總理”有次終于進了房門,“外婆”竟訓斥他說,“什麼伎倆都能使得出”。(402頁)在那種時代和政治環境,有人敢這樣對周恩來說話嗎?而書中還有這樣情節,面對外婆挖苦,“總理”竟畢恭畢敬解釋:“大姐寫了離婚申請報告,等主席從北戴河回來,我們一起找主席談后,再送到政治局申批。”(309頁)

在艾蓓女士筆下,這位外婆勇敢得出奇。例如在小蕾8歲生日時,總理、大姐來安然家祝賀,並送小蕾一只筆,在筆上還刻出“向雷鋒同志學習”。外婆當著“總理”的面對小蕾說:“一,生日大吉大利,不能學習一個死于車禍的人。二,雷鋒從小沒爹沒娘,目不識丁,胸無大志,只要做一顆可有可無的螺絲釘。你四歲能背幾十首唐詩宋詞……為什麼要學習一個只會幫人挑水掃地的小戰士?”(下285頁)以小蕾生日推算,當時應是1964年。在中共領導人毛、周、朱等都題詞要求全國人民學雷鋒的情況下,有人敢在周恩來面前這樣貶斥雷鋒嗎?而且當時會有人這樣認識問題嗎?這明顯是作者為了編織故事,把今人的思考挪到了過去。

●當面貶斥鄧穎超

在《叫》書中,小蕾與“大姐”對話的場景更是離奇得叫人噴飯:總理死去幾年后,小蕾被“大姐”叫到中南海。書中寫道,“大姐三角型小眼睛一閃,陰森森地盯著我。”小蕾竟訓斥“大姐”說:“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大氣點嘛,無論如何,你比我母親要先去馬克思那裡與他團聚。”而“大姐”的回答則是,“我知道你們盼著我早點死去!那時,你們可以隨意篡改歷史,給死人臉上抹黑,往自己臉上猁驉I”最后竟激動地喊道:“歷—史—是—絕—不—容许—篡—改—的。”作者描寫到,“她聲音不大,但每個字都像兔子屎,一粒一粒滾出嘴邊。”

小蕾則反唇相譏:“你不是正在篡改嗎?……一個僵硬的革命老太太,能滿足有情有欲的大總理嗎?……總理大人,他比我母親更虛偽更自私,所以敢做不敢為。為了狗屁不值的共產主義理想,為了烏紗帽,他大義滅親,早年冷落親生父親,晚年不敢承認自己的親生骨肉。他恭敬每一位君王,干盡了違心的事情,說盡了違心的話。……你呢,你重心計,含而不露,收而不緊,容而不縱,忍不讓,氣不餒,狠而不絕,所以你是個大贏家。但是,你也輸了,輸掉了單純的快樂,輸掉了做女人、做母親的柔美天性!”(227—230頁)

以鄧穎超在黨內的權勢和地位,能有人敢當著她的面這樣訓斥、嘲弄她和周恩來以及共產主義嗎?即使今天,連鄧小平的親生子女還要給父親溜須拍馬,絕不敢放肆。以小蕾的私生女身份,怎麼可能有這樣的與總理夫人的對話呢!?而作者卻寫道,“大姐”聽到這些訓斥后,不僅沒怒,反而“咯咯一笑”說,“你這孩子有頭腦,分析問題也有深度。”天哪!作者是不是有了神經病!?

●周恩來的遺囑

書中關于小蕾與“總理”見面情景也不盡情理。例如寫當年74歲的“總理”如何給16歲的小蕾一遍又一遍地洗手,以補“罪過”,“大姐”卻從身后伸手把水龍頭關上。(224頁)

小蕾有一次對“總理”說,“‘沒有道德良心,即是政治家的道德良心。不擇手段,才是政治家的真正手段。’他呆望著我,滿眼驚慌如倒塌一團蜂窩。”(101頁)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會用這種嘲諷的語言教訓一國“總理”嗎?以周恩來的應變能力會“驚慌倒塌”嗎?

在書的結尾處,“總理”病重,再次見小蕾,囑咐她兩件事:“這輩子遠離政治……如果有一天歷史非得你出來說話時,不要被個人恩怨壓倒,要公正地理解你媽和大姐。”“不要有野心,我這一生都是在戲台子上。謝了幕,什麼也沒有。”(下327—328頁)

至死都效忠于中共和毛澤東的周恩來會認為自己一生是在演戲嗎?以他的謹慎、城府和一貫鼓勵年輕人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的形象,周會留下要求年輕人遠離政治的遺囑嗎?

●太多話語不合情理

像這種不合人物特定身份、時代場景的話語在《叫》書中比比皆是:

志願軍戰士安然在給周恩來的信中開頭稱“尊敬的總理先生”。(173頁)

江青稱呼毛澤東一口一個“老板”(28頁,367頁)。

周恩來對夫人說,“你們不要逼我這麼緊……我還不至于為偷雞摸狗的私事,去尋情自殺。”(336頁)

“總理”被推進手術室時,突然高呼:“我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下346頁)

當周恩來癌癥晚期,疼痛難忍時,“大姐拉著他的手,提醒說:共產黨員就是要堅強,要忍耐。”(下347頁)——這像是夫妻之間說的話嗎?

當周臨死前疼痛得發出聲音時,“大姐”竟制止說:“小聲點,夜深了,不要干擾外面的同志呀。”(下349頁)人都要死了,革命伴侶一生的妻子會說出這種話嗎?《叫》書不合情理的編造之處太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例舉。

●江青知道周的婚外情

用此書內容來證明艾蓓是周恩來的私生女,至少有六處講不通。

其一,書中有不少安然與“總理”做愛的情節。艾蓓稱書中很多細節來自安然日記。但在中國傳統文化燻陶下長大的安然有可能將自己與男人床第偷情的過程直白地記入日記嗎?尤其在中國大陸那種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安然敢于記錄自己與“總理”的偷情細節嗎?即使敢記,在文革中曾被批鬥的安然能把這種日記保存下來嗎?不要說安然,連毛澤東的御醫李志綏,在文革開始時,都將自己的日記燒毀,怕因言惹禍。

其二,書中披露江青曾找過安然,要她“重點談談她和總理的關系。”(下177頁)這意味著江青已對周的婚外情有所知曉。但林彪事件后,江青與周恩來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時,江青曾不惜費盡人力從三十年代上海舊報紙中翻找出有關周曾叛變自首的“伍豪啟事”來攻擊政敵,怎麼可能放過周的婚外情呢?

其三,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了一些高層干部,有很多老帥是他的忠誠密友。如果他真的有親生骨肉,不用周直接說什麼,只要他稍加暗示,這個孩子需要關照,那些他當年保護過的人,別說出于對周顯赫地位的敬畏,或對周本人的忠誠和感情,即使從回報恩情的角度也會去盡力關懷這個和周有關的孩子。但小蕾卻一直被拋棄在安徽農村沒人管,生活很艱難。退一步講,即使當時是懼怕四人幫,那麼鄧小平復出后,周派勢力已獲全勝,為什麼也沒有人去關照小蕾呢?這不合情理。

其四,周恩來去世時,中國大陸有幾億人悲痛欲絕,他的聲望達到頂峰。無論是作為小蕾的親生母親,還是作為深愛過周恩來的一個女人,面對當時億萬人民對周的愛戴和思念,安然都不會將小蕾僅視為自己的女兒,她會想到這是總理唯一的后代,一定會倍加呵護,而不是棄小蕾于貧苦的安徽農村。而作為周恩來老部下、並受過周保護的小蕾繼父,在明知小蕾是周恩來女兒的情況下,也應該極力盡早關照她,而不是在周去世七年后才把小蕾調到北京。

其五,如果艾蓓就是小蕾,那麼,書中詳細描述了“大姐”唯恐已棄醫從文的小蕾寫出她母親與“總理”的關系,鄧穎超怎麼可能在她活著的時候讓艾蓓得到護照離開中國呢?並且全書40萬字一字未提周恩來夫婦唯一的養子李鵬。如果小蕾真是周的女兒,她怎麼也會多少了解和描述一點這個唯一的哥哥的生活情形啊?

其六,在這本書中,提及周恩來參加的所有政治活動,都有準確的時間、地點。而該書描述的“總理”與安然的全部18次見面,沒有一次有具體的日期和時間。這絕非作者的疏露,因為周恩來的所有日程在中共檔案中都有詳細記錄,作者制造的任何一次會面都會被中共輕而一舉地指出時間上的誤差。

●到底誰在撒謊?

孔捷生先生在他的三萬字“讀解”中將此書捧為“這是一部完全可以與斯大林的女兒的《致友人的20封信》及《僅僅一年》媲美的鴻篇巨制。”而我讀后的感覺是,此書文字的單調貧乏和內容的胡謅八列,只能與周勵胡編亂造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相媲劣。

面對眾多讀者和新聞記者的質疑,艾蓓女士現在堅持把《叫》書稱為小說了。但問題的關鍵是,為什麼當初不稱它是小說呢?在陳若曦和孔捷生相繼發表文章白紙黑字地指明書的作者艾蓓就是周恩來的私生女時,怎麼艾蓓女士沒有發出一句“不同聲音”呢?現在“名”出了,“利”獲了(不算出書所得,僅港刊連載就有38000美元稿酬),出面稱這是“小說”了。如果當初說這是一本小說,會引起港台美三地華人如此關注嗎?會轟動嗎?以此書的質量,是否能夠出版都是疑問。據調查,此書最早以20萬美元叫價投給台灣兩家最大報系的出版社,均沒被接受。后來由台北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以分給作者15%版稅的條件出版。

在陳文和孔文中,讀者都會看到,艾蓓為周恩來的私生女一事是艾蓓本人透露給他(她)們的。陳若曦最近在香港接受《開放》雜志採訪還說,艾蓓對于她是周恩來的私生女,有證據。

艾蓓在報上抱怨說每天有上百的電話、傳真找她,煩得她直躲。但聽說我要寫一篇批評性的書評,5月10日晚上竟主動向我這個與她素昧平生的人打來電話,連哭帶喊近一個小時,解釋《叫》書只是一部小說。她說“我從來都沒有跟陳若曦和孔捷生談過我是周恩來的私生女。”“我從來沒在任何場合跟任何人說過我是周恩來的女兒,有人這樣說,我願和他到法庭對證。”我困惑了,到底是陳若曦和孔捷生在撒謊,還是艾蓓在撒謊呢?

我在電話中問:“艾蓓女士,你今天向我這樣反復解釋,是不是向我確認你不是周恩來的女兒?”她說,“我不能確認。”“那你到底是不是周恩來的女兒呢?”她回避說:“我憑什麼回答這個問題!”(艾蓓電話中更多的解釋內容,我已承諾她不公開發表。)

●究竟畢業于哪家學校?

自“周恩來的私生女”新聞轟動后,艾蓓女士多次接受媒體採訪,但有些說辭前后不一致。作為記者,這些“不一致”引起了我的質疑。

艾蓓女士最初對幾家媒體記者說,她畢業于“安徽醫學院”。后來在接受一家周刊記者訪問時,又說她畢業于“江蘇貝城醫學院”(見何頻專訪,載《中國時報周刊》,1994年3月27—4月2日)。

一個人畢業于哪所大學,是一輩子都不可能忘記和糊猁滿C因此艾蓓的兩種說辭必有一假。我分別致函江蘇省衛生廳和安徽醫學院查詢此事。江蘇省衛生廳外事辦覆信說,“江蘇省不曾有過‘貝城醫學院’”,並列舉了江蘇現有的10所高等醫學院校的名字。安徽醫學院人事處說“查無此人”。

而最后了解到的實情是,艾蓓的真實姓名是張艾蓓。小時被寄養在安徽與江蘇交界處的安徽省五河縣鄉村,並在那兒長大。后被保送到五河縣“五七大學”,1974年她成為蚌埠醫學院工農兵學員。但在《叫》書的扉頁上,作者簡介一欄寫著艾蓓“畢業于安徽省醫學院醫療系”。我不懂,艾蓓女士為什麼要在自己畢業于哪家學校上撒謊。

●接受訪問,前后矛盾

《叫》書作者在接受《世界日報》記者採訪時說,她10歲就發表詩,1989年初應美國國務院文化署邀請,以作家身份來美。六四時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批評了中共,因而“自己的名字上了通緝令”。(見候景苑專訪,載《世界日報》1994年3月10日)

艾蓓的這段話中有多處不實。例如后來她在接受其他媒體採訪時又說她12歲發表詩。而在她提供給香港《明報月刊》(1994年4月號)的作者簡介中,又說她13歲發表詩。人可能記錯一件事的日期,但不能一次變一個樣。

而她所說的受“文化署”之邀,也是不準確的。我通過查詢最新的美國國務院機構手冊得知,美國國務院並無“文化署”這一機構。而在《叫》書刊載的照片中,有猶他州英文報紙《Park Record》(1989年6月15日)對艾蓓的報道:“艾蓓是應美國新聞總署邀請,作為中美‘文化交流’項目來美,目的是了解中國大陸留美學生的生活。當時參加‘作家與作品討論會’……同時與她的在猶他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丈夫郭順團聚。”

在這個有很多國家著名作家參加的會議上,只有艾蓓一人來自中國大陸。另一名華裔作家是《喜都會》的作者譚恩美。艾蓓在中國大陸僅發表過為數很少的幾篇作品,也從無重要文學刊物評介她的作品,她也從不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怎麼就“代表”中國作家參加了世界性的作家大會呢?

實情是,艾蓓持因私護照,幾次去美國駐北京使館申請來美探視丈夫都沒辦成。后來她母親找關係“通融”,以來美參加會議名義獲準,美國新聞總署也予以了接待。她現在護照上的簽證仍是F—2,即探親簽證。她抵美日期也不是她向媒體說的是1989年初,而是1988年底。我不懂在這種小事上艾蓓女士為什麼也不坦誠。

而艾蓓女士稱她因在美批評了中共“自己名字上了通緝令”也是謊言。六四時,非常多的海外中國學者作家批評了中共,但並沒有誰為此名字上了中共通緝令。因為所謂通緝,尤其是政治原因,不可能通緝身已在國外的人。

●“中共特務跟蹤我”

艾蓓對自己是否周恩來的女兒不置可否,閃爍其詞,已令人生疑。以她這樣在其他事情上的不誠實,所謂她是周的“私生女”之說,可信嗎?

這種“不可信”,還可從她的矯情上看出。她在台灣的記者會上,面對閃爍的攝影鏡頭,連聲說,“夠了,夠了!”她說是為躲記者採訪干擾,才到台灣來“避難”的。但躲避記者,怎麼會“躲”到記者會上?

5月5日,艾蓓在台灣接受“合眾國際社”記者採訪時說,兩名中共駐美官員曾警告她,她的生命會有危險,“我已經躲藏了一個多月,中共特務一直跟蹤我。”她的朋友散佈消息說,中共刺客已抵美國。

但寫出《毛主席的私生活》的毛澤東御醫李志綏,在英國BBC和美國PBS電視台制作的節目中都亮相嚴詞批評中共,並大談毛的私生活,而且他寫的書美國蘭登出版社正翻譯成幾種文字,準備今夏全球同時推出,怎麼從沒聽說中共特務跟蹤他以至要暗殺他的消息呢?從常理而言,中共今天犯得上去殺一個已故領導人的所謂私生女嗎?即使周恩來有私生女,對周的形象和今天的中共政權都沒有重大威脅,中共連這種小賬都不會算嗎?

艾蓓女士所說的特務跟蹤以及“槍已頂到了腰眼上”,是不是又在誇大其詞?而有人說中共正組織文章批駁艾蓓造假,以此作為證據說,你看,此事不是真的,中共怎會批駁。但今天,我們是否還要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毛澤東式思維來思考問題?如果按照這種邏輯,中共批駁了假毛岸龍,我們就要說這人是真的,否則中共怎會批駁?這種思維邏輯通嗎?

●艾蓓摯友北島澄清事實

艾蓓女士在美有一圈兒朋友,都同意艾蓓就是周恩來私生女的說法。而且關于艾蓓的書和身世也越傳越像真的。筆者“較真兒”,核實了幾個。例如艾蓓對朋友說,詩人北島堅持要為《叫》書寫序,她沒同意。5月10日北島在紐約時,我向他核實,他說,“這是胡說八道,沒有此事。”孔捷生先生最近又撰文說“艾蓓的前夫是當年地下文學社團的一位成員……艾蓓在從事寫作之前就與一群頗具才華及思想鋒芒的異端分子有來往”。(《爭鳴》,1994年5月號)北島對此澄清,“艾蓓和艾蓓前夫從未卷入地下文壇……艾蓓和郭順過去和現在都不是《今天》的成員。”

我採訪調查艾蓓女士的朋友時發現,他們相信艾蓓是周恩來的私生女,消息來源都是一個,都是艾蓓女士告訴或暗示給他們的。要證實一件事情,至少應有另外一個證據來源。如果做證的人都是聽自于一個消息來源,這種證人再多,也增加不了多大可信性。

一位不願名字見報的艾蓓女士在北京寫作時的朋友說,“艾蓓有強烈的虛榮心,敏感,有時很單純,有時又很世故。”“她反復無常,有時會很真誠地說一個彌天大謊。”《叫》書出版人曹又方撰文這樣評價艾蓓:“朋友們說她隨時會變卦……時而多雲偶陣雨,還算小場面。她的戲劇性比這還高,一忽兒雷電交加,一忽兒風和日麗。”(《明報月刊》,1994年4月號)曹又方在此文中還寫道,“艾蓓的名字,在《叫》書中化名為愛蕾。據艾蓓的說法,那是周恩來取的名字,意思是‘愛情的蓓蕾’。”艾蓓女士說她從沒跟任何人說過她是周恩來的女兒,那麼是曹又方女士在杜撰呢,還是艾蓓女士在撒謊呢?

●成熟女人的姿韻

有人相信此事,理由是艾蓓的長相有點兒像周恩來。于是很多報刊將艾蓓與周恩來的頭像放在一起比照。但“有點兒像”就等于是了嗎?大陸演員古月酷像毛澤東,盧奇也很像鄧小平,王鐵成更像周恩來,但在血緣上他們都無關。美國出版的格調較高的《民主中國》雜志,卻在介紹艾蓓文章的那期上刊發了13幅艾蓓摆姿弄態的生活照。而在《叫》書中,光艾蓓的照片竟多達96幅。但沒有一幅是艾蓓與周恩來或鄧穎超的合影,全都是艾蓓本人扭怩做態的生活照,甚至有艾蓓身著泳衣躺在河水上。隨筆摘幾句照片的配詞:“迷離的身世,美麗的外表,特異的才情,組成了艾蓓不凡的特質和魅力”,“露齒與抿唇比美”,“與花爭艷”,“浪漫得像阿拉伯的公主”,“一個成熟女人的姿韻”。這種《花花公子》雜志式的處理方式,看了讓人噁心,不知作者是要賣書還是賣人。

而一些顯然缺乏新聞專業訓練的記者,在採訪艾蓓的文章中,不厭其煩地誇讚作者如何漂亮,典雅。我不知道一個作家長得漂不漂亮與她的作品有什麼關係。一個長像不佳的人,也可以寫出傳世之作。而貌似天仙,也可能謊話連篇。一個自尊的作家,不可能靠自己的90多張生活照賣書,對記者們誇讚貌美,也會抗議的。因為如此以作品之外的因素來抬高作品,實際上不是等于在貶低自己作品的質量嗎?

●艾蓓曾悄悄回過北京

艾蓓現在只有一個“借口”為自己辯護:如果我承認自己是真的,我無法再回大陸,中共會迫害。但據筆者調查,艾蓓女士去年寫完《叫》書后,曾悄悄回到北京,並去拜訪了作家史鐵生等一幫朋友,甚至還卷入一宗“情場風波”。她還專程去了安徽探望曾撫養她的農家。在北京時,艾蓓跟她的朋友說,她寫出了她是周恩來女兒的傳記小說。此事在北京一圈朋友中早已是公開的秘密。艾蓓並沒為此事在北京惹上麻煩。北京武警部隊的一位朋友來信講,關于艾蓓描述的她是周恩來私生女一事,怎麼聽都不像是真的,更多像一個編織的故事。

當然,以周恩來的權勢、風度、表面的溫文爾雅,以及妻子不能生育的缺憾,任何一條,都可能使他有婚外情,有私生子。但從《叫》書的胡編亂造,艾蓓的不誠實,和她未出示任何證據的事實,都只能讓人得出她不是的結論。

周恩來作為中共第二號領導人,對中共的很多罪惡都有直接責任。如果周沒有協助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那些災難,即使他有婚外情,有私生子,人們也會理解和原諒他。而現在即使他沒有私生子,也絲毫不能說明他是什麼“聖人”。他的虛偽、奸詐、狠毒和參與毛澤東對人民的殘害,早已是歷史事實。想用有沒有婚外情來證明周恩來是不是“聖人”,只能說明中國人民的愚昧。

而在美國,有人相信的理由更荒唐,說艾蓓《叫》書中描述的“大姐”與他(她)們當年見過的“鄧大姐”完全一樣。且不說《叫》書中描寫的“大姐”形象多麼離譜,那些當年見過鄧穎超的人,那種“我與鄧大姐熟悉”的口吻,和一口一個“鄧大姐”的親熱勁兒,實令人噁心。鄧穎超是什麼?她是中共暴政中的一個重要幫凶。中共的很多罪惡她都曾參與,尤其是八九民運時,在鄧小平家召開的“御前會議”上,她是極力主張用兵鎮壓的,她的手沾著六四死難者的鮮血。對這樣一個歷史罪人,有些人還要以和她見過面、與她熟識為榮,孰不知天下還有無恥兩字。

●證據在哪裡?

為什麼要選擇是“周恩來的私生女”來制造轟動?其一,書中提到的知道“小蕾”是“總理”私生女的人,如周恩來夫婦、宋慶齡、江青、孫維世、外婆、接生的張大夫(書中說他在文革中被鬥死)都已不在人世。這件事“死無對證”。其二,周恩來有“聖人”形像,說是他的私生女易引起媒體注意和轟動效應。其三,周恩來無后人,沒人會找這個“私生女”打官司。

在大陸,一位自稱是毛岸龍的60多歲的男子也寫出了書:《毛澤東的兒子:毛岸龍》。中共一開始並未理會,后來是毛的兒子毛岸青與妻子邵華向中共中央打報告強烈要求闢謠后,中共才調查處理的。經查明,該書作者1962年就因精神失常從部隊復員。據《北京日報》去年5月8日報道,已有170多人聲稱他們是毛澤東失散的親人,但結果都是假的。這類假冒事情,往往都是由于家屬上告才被調查處理的。

但周恩來沒有后嗣。如果他真的有子女,在美國法庭狀告艾蓓誹謗,艾蓓女士面對法官,就不得不回答她一直回避的那個問題了:證據在哪裡?法庭不會要求原告提出證明艾蓓不是的證據,而會要求艾蓓提出她是的證據。而她再躲躲閃閃,能行得通嗎?

陳若曦女士說,艾蓓是有證據的。據說證據是:一是周恩來喜歡“馬蹄蓮花”,艾蓓女士也喜歡並摆在自己臥室;二是周曾送給艾蓓一只親手刻了“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鋼筆。以周日理萬機的繁忙,會有時間一點點地刻字嗎?而在大陸出版的有關周恩來的回憶錄中,從未提及周會刻字。怎麼證明是周刻的呢?如是周刻的,按常理,他應會刻些簡單且能表達親情的詞。三是艾蓓有周恩來祖父、父親和他本人的照片。但這些能夠有所“幫助”的照片怎麼一張也沒有出現在艾蓓的書上呢?

●最科學的方法是驗血

對于是否私生子的糾紛,全世界到處到有。而最科學的驗證方法,就是目前被最經常使用的“驗血”方式。在美國,每年進行約三萬例。不久前佛州一個14歲的女孩被發現她並非是父母親生,也是通過驗血查出她出生時,被護士拿錯。而台灣立法委員康寧祥的“私生子風波”,最后也是由驗血得出:經化驗不能推翻這個孩子是他兒子的說法。

“驗血鑒定”在中國大陸也是相當普遍的,上海市中心血站免疫遺傳研究室主任趙桐茂曾主編《親子鑒定》一書(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年出版),介紹說,他的研究室六年來進行了幾百起血親鑒定,均無爭議。據該書講,人的染色體中的遺傳基因含30億個堿基,血型抗原約600種,各種可能的血型表型數在10億億種以上,因此除同卵雙生子外,地球上每一個人的血型都是獨一無二的。人類白細胞抗原(HLA),是最複雜的遺傳多態性系統,利用它進行的血親鑒定,準確率達99‧9988%,幾乎就是百分之百。

如果艾蓓女士真的認為自己是周恩來的私生女,做血型化驗是最科學、最能消除別人懷疑的辦法。艾蓓的生母還健在,血型等數據去醫院就可化驗得出。而周恩來的血型等詳細醫療記錄也都保存著。周在患病住院至去世的一年零七個月又八天中做了大小14次手術,北京醫療界一定有相當多的人了解周的血型等情況。如果艾蓓能拿出她們母女的血型,一定會有人有勇氣、有辦法搞到周恩來的血型記錄,事情不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嗎?

●謊言害國害人

在大陸人人“下海”經商撈錢的大潮中,中國人的“造假”潛能也得到充分爆發。假煙,假酒,假藥,假食品,假鋼材,假結婚,假證明、假合同……艾蓓女士來得更直接,干脆制造“假人”——周恩來的私生女。

艾蓓女士無論是由于虛榮心,還是為了名利,制造出“私生女”的新聞,都不是稀奇事。這個偌大的世界上,什麼樣的人都有。對這類事,我本無興趣味過問。而令我吃驚、促使我進行調查,並耐著性子讀完這本劣書的原因是,竟有很多人認為,不管真假,只要對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揚。尤其是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和民運人士也這樣認為。因而報紙的大小標題都是“艾蓓剝開周恩來的‘聖人’外衣”,“作者戳穿了周恩來的神話”,“《叫》書使周的完美形象破滅”。一位中共問題研究專家也說,“不管真假,都會揭開那層聖人的面紗。”我始終想不明白的是,不是真的,怎麼“戳破”、“揭露”和“剝開”呢?更讓人不解的是,連海外最大的民運組織之一的“民聯陣”主席也撰文說,“至于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來的女兒,其實也無關緊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樣?……艾蓓還是艾蓓,只是人們不再把周恩來當做聖人而已。”(《神州時報》,199年3月25日)

這是一種相當可怕的思維方式。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和異議人士的這種思維方法和態度很值得自省:我們可不可以不管真假,只要能夠反共就叫好?

●共產主義的核心

共產主義的核心是謊言。1956年匈牙利事件時,布達佩斯大街上最響亮的口號之一是:“官方廣播即謊言。”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新聞記者的游行隊伍喊著,“不要再逼我們撒謊”。謊言是一切專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索爾仁尼琴曾說,“蘇聯是謊言的國度,唯有停止說謊,才能從蘇維埃制度的桎梏中掙脫出自己。”

現任捷克總統哈維爾一直追求的是“生活在真實中”;而對共產主義有著深切了解的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也指出,共產文化的核心是那種裝模做樣和虛假的“次文化”(Kitsch)。

所以,一切致力于向共產主義挑戰的人們,唯一的武器是真實。謊言不能打倒謊言。只有真實才能戰勝虛假!如果以“不管真假”的方式,為了目的不擇手段,那麼這種挑戰會有力量嗎?即使這樣的人打垮了共產黨,掌握了權力,也只能是共產黨第二。因為共產主義的思維模式沒有變。

●為謊言付出的代價

中國人曾為謊言付出慘重的代價。1958年大躍進時,毛澤東、周恩來也曾去鄉下問過老農,“糧食產量真的能這樣高嗎?”那些憨厚的農民竟為政治因素毫不遲疑地回答:“真的!”結果,為了這場謊言,在隨后的饑荒中,約三千萬中國人喪生。文化大革命時,出于保護自己,幾乎人人撒謊。撒謊如同撒尿,成為人的生理行為。謊言不僅是那個政權的存在支柱,也是每個具體個人的求存本能。中國人在幾十年共產文化的熏陶下,撒謊已經成為生命的一部份。今天,我們這些從那種政權和文化中掙脫出來的中國人,即使刻意地去改正撒謊的惡習,都是非常艱難的。如再繼續慫恿別人和縱容自己撒謊,那我們中國人還有救了嗎?!

人類本來就有撒謊的惡習,誰都有可能隨口撒點兒小謊。但謊言必須有底線。而中國大陸出來的一些人,根本不是撒小謊,而是臉不變,心不跳,睜眼撒彌天大謊。旅英華人鋼琴家傅聰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曾對此說:“那些紅衛兵來到海外,翻雲覆雨,沒有一點做人的基本道德。他們被毛澤東幾十年的熏陶,已經不知道謊言與真話的分別。他們不是故意扯謊,而是說謊已成為天性。”“將來中國人的邪聰明,會發展到絕頂的地步,玩手段,八仙過海,別人不是對手。”

●服從于真實

正因為如此,人們總是低估共產政權出來的中國人撒謊的勇氣和想象力。面對“周恩來私生女”問題,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又一次表現了這種輕信,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可怕的思維方法。例如孔捷生在最近的文章中這樣說,對艾蓓是周恩來私生女,“我信了,寫了,除了一條道跑到黑,還有別的選擇嗎?”“所以不但要說服自己繼續信下去,還得讓別人也信。”(《爭鳴》,1994年5月號)

這種思維邏輯,不是有點像毛澤東做事情嗎?不管對錯,既然幹了就要幹到底。還要不斷說服自己。當然,我寫這篇文章並不等于說我的判斷就是絕對正確的,人都有判斷錯的時候,如果有一天艾蓓女士拿出實質性的證據,如人證,物證或血親鑒定報告,我將服從真實。

在法庭上,不管是怎樣的嫌犯,沒有充足證據,就不應被視為罪犯。對于這個“私生女”一事的真假,我們也應堅持這樣的原則,在沒有真正的證據,做不出合理、合邏輯的推導之前,就不應被視為真的。

以《叫》書的胡編亂造和艾蓓女士在其他事情上的說謊行為,我只能做出“私生女”一事是謊言的判斷。而且,對這種蔑視讀者的智力、將人們當成小學生來愚弄的做法必須予以譴責。

在眾多記者和質疑者的追問下,艾蓓女士說,這幾個月來她吃不好,睡不好,精神壓力非常大。這位寫出《叫父親太沉重》的作者說的是實情,背著那麼大的謊言,能不沉重嗎?!

——原載紐約《世界日報》周刊1994年5月22日

自由時報不敢刊登的泛綠學者施正鋒神評論,拆穿民進黨的騙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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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不該跟人民玩「白馬非馬」的文字遊戲
2017-12-29 民報 施正鋒(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蔡英文總統在12月28日召開今年最後一場的「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會議,結論是「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並沒有排除原住民族。果真如此?先跟大家複習一下中國春秋戰國有名的「白馬非馬」三段論證,意思是說:白馬是白色的馬,而並非所有的馬都是白色的,所以白馬非馬;簡而言之,白馬是白色與馬的交集,其他顏色的馬當然不是白馬。小英總統面對原住民族的菁英,毫不靦腆地玩弄文字遊戲,相當不老實。
我們知道,轉型正義的發展由戰後的處理戰犯,經過1970-80年代的南歐、拉丁美洲及南非的威權體制民主化,到1990年代東歐共產國家的垮台,目前已經進入第四波:也就是美國、澳洲、紐西蘭、及加拿大等所謂墾殖國家(settlers' society),要如何面對原住民族幾百年來所遭受的各種不公不義(injustice)。如果拿到台灣的脈絡,轉型正義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類:威權時期轉型正義、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以及其他轉型正義(殖民、婦女)。
民進黨政府柿子挑軟的吃,只願意處理蔣氏父子時期的白色恐怖(A),因為擔心慰安婦得罪日本而絕對排除殖民時期(C, D, F, G)。至於原住民族所遭受的各種不公不義,則戒慎小心(B, C, E, F)。所以,儘管『促轉條例』順便包含了局部原住民族議題,也就原民在威權時代的受難者(B),至於土地則寸土不能退讓(E)。所以,民進黨政府透過時間的限制、選擇性處理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即使沒有完全排除,卻是實質視而不見,刻意作高度選擇性的失憶。
戰前,日本殖民者是把原住民族的土地充公;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收歸國有,又不知有多少經過五鬼搬運轉為私產。如果說日本殖民政府是逼良為娼,國民黨政府持續進出;那麼,高唱人權立國的民進黨政府,說什麼轉型正義不包含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又算什麼?難道原住民族迄今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所遭受的支配、掠奪、歧視及同化,就不是殖民統治?難道可以使用所謂的歷史正義區隔,就悍然加以零碎化、抽象化、虛無化?
就實務面,民進黨堅持原住民族的歷史正義非常複雜、所以必須專法處理,然而,卻無法自圓其說:為何『原民促轉條例』就不能跟「促轉條例」同樣有調查權?現在的總統府原轉會沒有調查權,相關單位到總統府的報告支支吾吾,有用嗎?原住民族立委在去年提了五個草案,為什麼經過一年多,民進黨團現在才想到要求行政院提案?究竟是決策者的知識低落、或是御用學者的良知泯滅,還是認為,經過四百年的欺壓,依然認為原住民族好騙?
亞泥等等開採的明明迄今還是對原住民族造成嚴重的威脅,民進黨政府卻堅持亞泥展延二十年不用環評、刻意迴避原住民族行「同意權」,不是善類。『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明明規定,在原住民族土地從事土地開發及資源利用等,必須取得族「同意」,並不是「諮商」,所以不是參考用的。政府不應該老是玩那種鑽法律漏洞的把戲。如果國會通過的『原基法』都不能還原住民族公道,那豈不就是就地合法,還談什麼轉型正義?難道這個政府是被財團豢養的?
民進黨以關懷弱勢起家,碰到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就原形畢露,官員信口開河、立委裝聾作啞、總統言詞閃爍。為什麼人家可以吃套餐,原住民族就只能單點、而且限定只能吃素、不能拿刀叉?法國評論家與史學家伊波利特‧泰納(Hippolyte Taine, 1893-93)說,世界上只有四種人:愛人、投機者、旁觀者及笨蛋。看來,我們都是已經被騙了很久的笨蛋;至於高一生、湯守仁及林瑞昌等受難的原住民族,只是可資使用的歷史而已。

王丹打嘴炮 喊「台獨要流血」
2017-06-07 中國時報 周思宇、周毓翔、曾薏蘋、范正祥/台北報導

大陸民運人士王丹即將赴美。王丹在其臉書發文表示,台灣若不願意流血,就不要再去講獨立了,因為「那就是嘴炮」。此說引發諸多強烈抨擊。國民黨立委林德福指出,台灣人都希望安定,不可能為了獨立而戰爭;王丹就要離開台灣,講這種話不負責任,「自己嘴巴講講,屁股拍拍就要走了。」
王丹已經結束在台教職,預定在7月離台赴美。他於日前在「六四事件」28周年時,在臉書向台灣提出10點建議,其中談到:台獨不願流血,那就是嘴炮。
警大前教授葉毓蘭獲知王丹發文內容後,也在臉書上表示:王丹多年在台灣吃香喝辣,散播反中的仇恨種子,教出一群太陽花們喊著「公民不服從」,踐踏台灣法治;最不應該的是,臨去前還想點火鼓勵流血革命,是別人的孩子死不完?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則回應表示,台灣或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是敏感政治議題,不同國民各有主張統一、獨立、維持現狀或其他選項,都須被尊重;尤其在台灣特殊歷史情境底下,更需展現包容及尊重的氣度。徐世榮表示,學者及有識之士要鼓勵大家說出自己的主張,多溝通對話及傾聽不同聲音,絕對不宜用輕蔑或貶抑的字眼來隨意批評。
對此,王丹也旋即致歉,表示如果「嘴炮」一詞令徐世榮內心不舒服,他願意向徐表達歉意。但王丹說,從歷史角度來看,沒有經過流血犧牲、不付出代價就能獨立的例子很少,他主要是要提醒:「要不懼戰才能避免戰爭。」
對於王丹一席「嘴炮」說,藍綠都不認同。國民黨立委林德福嚴詞批評,王丹想法太偏激,多數台灣人都希望安定,不可能為了獨立去戰爭;且王丹即將離開台灣,講這種話太不負責任。親民黨立委陳怡潔則認為,王的發言打臉主張台獨一干人等,亦戳破台獨聲稱不會戰爭的假象;這個打臉的真相,讓多年禮遇民運人士的台獨者「情何以堪」。
民進黨立委莊瑞雄則表示,大陸國力強大,多數民眾希望可靠智慧處理兩岸關係,尋求和平解決之道;單純說台灣人沒有「guts(膽識)」為自己國家而戰,太過於簡化。莊瑞雄表示,國家主權意識的形成不應有情緒性評論,其他國家為獨立有流血抗爭,主因是被侵略、壓迫;且台灣與大陸關係特殊,祖先也來自大陸,大家都不樂見兵戎相見,不想以最糟糕、最不得已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自由台灣黨主席蔡丁貴則說,王丹這些所謂的民運人士,離開中國已經快要30年,應該要回去中國繼續領導;中國民運領導者在最後關鍵都選擇逃亡,所以無以為繼,沒有典範可以繼續抗爭。

自由時報不敢刊登的民運人士封從德神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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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從德:王丹私人帳戶吞台港捐款
2014-08-21 《時報周刊》第1905期 報導/蔡偉祺

大陸民運人士王丹自爆疑似罹患腦瘤,經就醫檢查後,已確認「不是」腦部病變,這樣的結果,許多海外民運人士其實都不意外!而他日前遭質疑募款帳目不清,仍維持一貫不說明態度,也惹惱更多昔日同志。六四民運擔任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主席的封從德證實,許多香港、台灣等捐款都進到王丹的私人帳戶!

王丹上月底在臉書透露疑似得了「腦瘤」,現在已證實沒事,但他又宣稱自己的頭暈症狀,是壓力引起的「呼吸性鹼中毒」,即便身體不適,他仍努力擺脫生病陰影,開始到處「趴趴走」,還在臉書上PO文。對此,最早站出來質疑王丹動機的旅美作家曹長青說,這次王丹的「疑患腦瘤」風波戲弄了大家,而且他完全不把這種戲弄當回事。

■ 怒批王丹搞專制選舉

事實上,王丹的「疑患腦瘤」風波,早在十五年前就上演過一次。六四學運人士唐柏橋回憶,一九九八年,王丹就向全世界說自己可能得了腦瘤,要求赴美治療,但最後檢查結果只是胃和牙齒有點問題,其他方面健康得很,腦瘤一說更是一派胡言。唐柏橋感嘆,一個人一生兩度騙世人得了腦瘤,還要求中美台三地政府給予特殊處理,竟然都得逞了,這需要多麼的無恥和多重的心計才能做到!

繼曹長青、唐柏橋等海外大陸民運人士出面批評王丹行為不妥後,同樣曾與王丹、唐柏橋等人參與六四學運的封從德也決定不再沉默,二十日出面接受《時報周刊》專訪。封目前定居美國舊金山,他在六四學運時任北大籌委會常委、高自聯主席,以及絕食團和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曾與另一民運要角柴玲結為夫妻。

封從德受訪時指出,二○○○年,王丹到巴黎與他商談設立「互助基金」,邀集二、三十位天安門一代,每人每月捐款二十美元,支持國內難友,但二○○二年換屆改選時,王丹卻早已內定接班人,還強推「五選五」等額選舉。封批評,「等額選舉」是中共常玩弄的專制手法,竟然用在爭取民主的天安門一代群體,所以大家堅決要求開放選舉;最後,推舉出周鋒鎖接任召集人,封從德和另三人也當選,但王丹等人卻不承認這次選舉。

封從德強調,與王丹除民主理念有差外,衝突的關鍵在帳目。王丹對大家追問帳目這件事,總是很不情願,且眾人查到後面,發現三個帳戶竟是私人帳號。封說,沒想到六四同志每月捐輸,現在卻成了外人,許多香港、台灣等地給天安門一代的捐款都進到王丹的私人帳戶,也不得過問;如果當時改選由周鋒鎖和自己等人接任,勢必要承接帳目,這大概就是王丹等人堅決否認那次選舉的原因。

■ 在美炫耀住慣大房子

封從德指出,民運團體追問不出陳水扁給王丹數十萬美元的去向,他並不吃驚,卻感到相當痛心,這麼多善款沒起正面作用,反倒敗壞民運形象,大概是善良的人們始料未及。李旺陽等志士,在海外過著每月只花幾百美元、國內甚至更少的最低生活標準,不求名利,堅定追求中國民主大業;對比起來,自稱「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且令人期待的王丹竟是如此。

王丹先前在臉書上求助,稱自己無力負擔美國昂貴的醫療費用,但曹長青說,從公開資料就可以看出,王丹經濟狀況比絕大多數民運人士要好很多,除了國務機要費那二十萬美元(既然他拒絕回答用在哪裡,人們只能認為他留給了自己),畢業之後也一路都有資助或薪水。

此外,他也曾在臉書炫耀,「在美國住慣了大房子,成天樓上樓下跑,動不動就院子裡走走的我,真是越看越傷心啊。明明不是鴿子,但是要回到(台灣)鴿子籠裡面了。」PO文還秀出他在海邊房子的照片。

曹長青透露,王丹是海外中國民運的募捐大王,擁有可募款組織的八個頭銜,包括中國憲政協進會主席、《北京之春》雜誌社社長、一九八九基金會理事長、青年中國主席、中華學人聯誼會會長、中國青年人權獎評選委員會召集人、《新聞自由導報》社長,以及台灣「華人民主書院」(網絡)董事會主席等,頭銜之多,可能超過任何一個民運人士。只是,王丹各種基金會到底收到多少捐款?用到哪也從不公布,只有他自己清楚。

■ 慣稱批評者親共五毛

唐柏橋指出,現在連中共都開始談財產透明化,王丹的機要費和其他財務問題如果不能對公眾做出交代,未來民運會更難贏得民眾的支持和認同。他強調,從事民運二十多年,一直與中國大陸民主人士有廣泛聯繫,對此非常了解,大致說明經費去向,其實並不會給任何人帶來危險。

唐柏橋透露,好幾位非常支持中國大陸民運的朋友,對他批評王丹的內容表示認同,也認為王丹人品有問題,但這些人卻擔心他公開質疑和批評,會傷害民運的整體形象。「為了珍惜而不談,最終還是為了珍惜而不能不談!」這句話正好形容自己心境,他說。

對此,封從德表示,王丹這次做過頭,包括他在內的六四學運與民運同道,大家多少都有責任。他也感嘆,不說是包庇,說又易遭猜測,輕則「你嫉妒」,重則「你五毛」,橫豎都不對,不如實話實說。

封從德說,(王丹愛作秀,八九年既已如此。)事情是別人做的,宣言是別人寫的,王丹卻大言不慚地站在記者面前歸為己有,且常常如此;被學運組織邊緣化,仍不顧反對,發動所謂的「個人絕食」,以至於一發不可收拾。封表示,像王丹這樣的明星領袖,都是媒體「選」出,非真正由大家票選的領頭人,不能代表大家。他也憂心,中共實際上明裡暗裡結構性地推波助瀾,推明星以毀民運,二十幾年屢試不爽,民運組織幾無招架之力。

■ 腦瘤體檢上網秀照片

唐柏橋指出,王丹多年來一再撒謊,打悲情牌騙取大家的同情和支持,十五年前他就向全世界媒體哭訴自己可能得了腦瘤,要求中共允許他保外就醫到美國治病,結果卻對大陸民運的聲譽造成重大傷害,很多人曾為他感到難過和奔走呼籲,都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沒想到,十五年過去了,王丹竟然用同樣的方式,企圖再次騙取大家關注和同情,「看到『腦瘤』這兩個字的本能就是噁心!」唐不滿地說。

與王丹一樣持美國難民綠卡的封從德也認為,王丹這次有欺騙善良的台灣民眾之嫌,腦瘤不是開玩笑的事,十幾年前博得大家同情一次,尚情有可原;這次又如法炮製,則有愚弄天下人之嫌了,更何況,能否回台就醫一事卡在美國,王丹比誰都清楚,卻偏偏施壓台灣政府,耍大牌、要特權,簡直匪夷所思。結果大家也看見,其「危急的病情」不存在,其旅行證「漫長的申請」困境也不存在,別人要等四個月,他三天就拿到了,如此作秀,令六四一代也跟著蒙羞。

曹長青說,回頭來看,王丹從一開始就是拿「腦瘤」製造新聞,自始至終都在網上玩得很開心,拿到回美證後也沒立刻回台灣,連美國有免費醫生可看病也拒絕;回台後,他煞有其事地完成「體檢」任務時,還拍照拿到網上「秀」。沒有哪個忐忑不安準備檢查「腫瘤」的人,有王丹那麼好的興致。王丹順利回台之後,對曾為他呼籲的網友、媒體、台灣政府等,毫無一句道歉,繼續用扭曲事實來狡辯。

王丹動不動就把質疑、批評者,說是「五毛」或親共分子,唐柏橋認為,亂扣帽子是一種極度心虛的表現,也是中共文化產物。像有人呼籲中共公布官員財產,就被扣「擾亂社會秩序」之類的罪名;現在有人要求王丹公布經費去向,他也給你扣一個「五毛」與中共合流的帽子。

■ 包庇過頭毀民運形象

唐柏橋質疑,當初王丹到了美國,一下飛機就公開表示不參加海外民運組織,幾年前又突然莫名其妙地宣稱海外民運徹底失敗;王丹出國後不久,他的家人也都前往美國團聚,之後中共似乎從未刁難;然而,其他異議人士如吾爾開希、鄭義等的家人卻長時間被限制出國、也不頒發護照,為什麼會出現這些差異,值得大家認真思考。

封從德說,王丹有上述狀況已十二年了,甚至可能更早,只是大家都不去講,對王丹呵護到幾近被人指責為「包庇」。但規避「民運內訌」也不是辦法,終究會慣縱太過,導致明星領袖個人行為乖張,還是會牽連大家整體形象。他說,反對明星政治,因為成就歸個人,失敗卻要大家買單,希望此番風波後,王丹能有所反省和收斂,且不要以真理化身自居,遇批評就指為中共「五毛」。

唐柏橋認為,王丹所做所為不代表整體民運,也不具普遍性,他的問題只是個別現象,大陸民運以天下為己任,敢做敢當的俠膽義士有高智晟、李旺陽、王炳章、艾未未、劉賢斌、胡佳、譚作人、郭飛雄等人,遍布全大陸和世界各地,數都數不完。曹長青也感嘆地說,如果王丹在台灣成為中國民運的代表人物,那倒不是王丹的問題,而是台灣的問題。

■ 王丹:不再回應

記者20日透過電子郵件、臉書詢問王丹回應,但他表示:「我上次已經說過,不會再回應,那就是不會再回應了。」不過,20日中午收到封從德的回覆後,記者仍針對其中捐款問題,以電子郵件和臉書訊息傳給王丹知悉,但截稿前,王丹並未回覆。

■ 封從德小檔案
出生年:1966年
學歷:巴黎索邦宗教史博士
經歷:參與六四學運、主持《六四檔案》網站
現職:孫文學校主持人、天安門民主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