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好人做善事,會不會犯錯?
讀《NGO與顏色革命》

2017/12/16
苦勞網特約記者

被子彈染紅的二十世紀,在中美建交與蘇聯瓦解等重大歷史事件之中結束。雖然和平仍未普遍降臨,但多數人們確實享受了一段還算平靜的歲月。不過,冷戰終結不只是由各國政府所促成,在國際、區域、民族國家與地方等不同的層次,還有不同的力量持續拉扯。而我們所認知的和平,就是建立在這種微妙的動態平衡之上。

後冷戰的和平,來自於不分意識形態的民族國家的相互制衡。而國際間的跨國非政府組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s)、區域內的區域整合組織,以及地方上的國際組織秘書處、分部與地方的小規模組織,也在一定程度上維繫了動態的和平。

全球治理下的非政府組織角色

這些由各國政府組成、政府或黨派外圍的組織,或是外於政府的境外非政府組織,透過與政府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擔負起政府的職責——治理(governance)。也因此,這個時代被聯合國視為「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時代,其特色在於「多重行動者(multi-actor)的參與」: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CGG)曾指出,除了各國政府之外,「非政府組織、公民運動、跨國公司與全球資本市場」也都是當代重要的決策參與者和政策施行者。

雖然聯合國隱約承認了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密切關聯,但非政府組織卻還是尷尬地自居於「非政府」的名義之下。在反政府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瀰漫的時代裡,與「政府部門」扯上關係,就會被視為陰謀論或者萬惡淵藪;相對於此,「非政府」或「非營利」則具有純粹善意的、屬於全體人民的印象。這種「做善事不求回報」的積極形象,讓我們難以提出最關鍵的問題:到底這些在第三世界做的「好事」對誰有利?短期內對個別弱勢者或弱勢群體的好事,會不會在長期上來看是傷害整個社會的壞事?

自由主義陣營內部雖對「國際援助」問題仍有爭論,但存在侷限。股神巴菲特之子彼得‧巴菲特(圖右)提出的「慈善殖民主義」(Philanthropic Colonialism),或許是最具代表性的批評。不過對彼得‧巴菲特來說,呼喚真正純粹的人道主義不必打破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這正是革命左翼對自由主義者最大的批評——「改良主義的侷限」。(來源:Observer)

有鑑於此,印度發展學者艾倫·希拉瓦斯特瓦(Arun Shrivastava)所編著的《NGO與顏色革命》(Helping or Hurting)一書裡,長期關注國際非政府組織與後進國家發展的學者們,試圖闡述對「全球治理」與非政府組織更具批判性的觀點。

舉例來說,本書作者之一、俄羅斯學者安德魯‧考瑞博克(Andrew Korybko),他對這些國際組織與國際援助重新定位,將它們命名為「由政府組織的非政府組織」(Government-organized NGOs,GONGOs)。這樣直白的稱呼,讓我們得以將非政府組織的行動算到政府部門的治理之中,看穿「非政府」清新形象帶來的遮蔽效果。

除此之外,本書作者們從資金來源、人事安排、與政府部門或海外軍隊的合作關係、在援助地的所作所為等角度展開廣泛而仔細的考察,他們嚴厲批判國際非政府組織實際上是戰爭的打手,也是阻礙後進國發展的元兇。一言以蔽之,本書掀開了良心善行背後的政治經濟結構;並指出不論這些非政府組織是否帶著良善的信念,或第一線工作人員是否採取了主觀上善意的救援行動,因為它們與既有國際政治勢力糾纏不清的關係,這種善意必定別有用意。

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合作關係

除了站出立場外,本書更提供大量具體的例子,輔助我們判斷非政府組織的行動到底為誰服務。美國政治作家韋恩‧麥德森(Wayne Madsen)描繪了八零年代到2000年間,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相互支援與掩護,以及美國國防部的「白手套」——救災與人道援助醫學中心(CDHAM,如今改制為健康科學統一服務大學的全球健康行動中心,CGHE)——與宗教慈善組織(知名的例子如世界展望會)在援助與行動上的合作關係(這些合作對象都直白地記載在CDHAM出版的《給非政府組織的戰略指導》中)。麥德森指出,CDHAM真正的目的在於「鼓吹建立民主機制和市場經濟」,「人道主義救援」只是過程中的副產品而已。

在本書之外,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學者詹姆士‧佩特拉斯(James Petras)對冷戰期間中美洲非政府組織的歷史研究,則補充了拉丁美洲發生的狀況。他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力量(例如跨國公司)造成國家經濟崩盤後,正是因為非政府組織和反共的西方強權、以及由歐美主導的世界銀行高度協作,以社會服務取代國家福利體制,用境外金援取代政府公共支出,才讓後進國無法完善基礎建設、無法培養國家所需的專業人才。佩特拉斯的研究試圖證明:持續擴張的非營利組織正是破壞後進國家發展的西方打手。

號稱「世界第一大非營利組織」的孟加拉鄉村促進委員會(BRAC)僱用超過10萬員工、會員更超過1,100萬人,被衛報稱之為「平行國度」、「第二政府」。BRAC即是這類「擴張性非營利組織」在本書中的實際案例。圖中為前殼牌石油公司財務高階主管、BRAC創辦人法茲雷・阿貝德。(來源:BRAC-USA)

同樣親身參與過國際非政府組織,曾經擔任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分會(AI-USA)董事的伊利諾大學國際法學者法蘭西斯‧波義耳(Francis A. Boyle),長期致力於批判猶太復國主義與以色列的他,在本書中指出:因為董事會和捐助者的親以傾向、與以色列和英國的金流關係,導致國際特赦組織總部和美國分會對五零年代以來以色列的屠殺和軍事行動無所作為,根本就是「帝國主義的工具」。

波義耳說:「國際特赦組織背後的首要動力不是人權而是政治,其次是宣傳,再次是金錢,然後是增加成員,接下來是內部勢力爭鬥。再接下來,才是對人權問題的真正關心。」這番來自長期人權工作者的第一手觀察,顯得特別具有說服力。雖然波義耳承認國際特赦組織中存在著「基層工作的好人」,但因為組織高層是「由帝國菁英組成的不斷自我延續的小圈子」,間接支持著英美和以色列的政策,這讓基層人員「忙於一些沒有意義的事,直到耗掉他們對人權事業的熱情」。

1982年,在美國支持之下,以色列侵入黎巴嫩南部,試圖剿滅轉移到此處的巴解組織軍隊,歷史上稱之為「黎巴嫩戰爭」。在過程中,以色列國防軍甚至指使黎巴嫩長槍黨發動薩布拉-夏蒂拉難民營大屠殺。該次戰爭造成了黎巴嫩約兩萬人民傷亡。而國際特赦組織拒絕對此慘案發聲。(來源:美聯社)

是威權遺緒還是適度管理?後進國家INGO法的兩難

今年(2017)一月,《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中國正式生效,根據端傳媒調查,該法案主要受到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和學者「管轄單位不清」、「未定義『政治活動』」的質疑;該法案同時限制這些組織「不得在境內募資」,雖然多數境外非政府組織主要收取國外資金,但這也讓靠著境內募資壯大的國內非政府組織,成為境外非政府組織的最大競爭者。

非營利組織的持續膨脹與金流不受監管、來源不明,這是各國的普遍狀況。在其他開發中國家,對境外(勢力)代理人(foreign agent)類似的法律管制早已進行,中國並不特別;可能更令人驚訝的是,歐美等「自由國家」對非政府組織的管制,實際上比這些開發中的「後威權國家」更為嚴苛。歐洲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勞倫特·王(Laurent Wang)也指出,他認為該次的法案只是為了讓對INGO的管理有合理的法源依據。他也強調,中國並未將接受外國資助的非政府組織列為境外勢力代理人,同時也沒有限制利用外國資金的上限與可以從事的活動範圍,而上述這些條件都在美國對非政府組織的法令箝制範圍。

這也正是俄國政治評論家德米特里·拜奇(Dmitry Babich)的主要論點:他在本書中回應了多種對俄羅斯《境外代理人法》(Russian Foreign Agent Law)的誤解(多半來自西方媒體的宣傳),並強調美國的《境外代理人登記法案》(FARA)對境外非政府組織的管制更加嚴格。

依據美國國內稅收法501(c)(3)條款,美國政府為「宗教、教育、慈善、科學、文學、公共安全測試、促進業餘體育競爭和防止虐待兒童或動物」等七個類型的慈善或宗教組織提供免稅待遇,但條件是不得在美國國內參與選舉活動或進行政治遊說。雖然美國法規上對「政治行動團體」、「政治遊說與行動」的定義相較中國的規範清楚,但也因此對非營利組織的限制更為嚴苛。本書也提到,FARA這套法規也是美國過去用來解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在美辦公室、以及清查支持北愛爾蘭共和軍(IRA)的北愛爾蘭援助委員會(NORAID)的秘密武器。

根據過往的「新興民主化國家」經驗,以及近來北非和阿拉伯世界的顏色革命,本書總結認為,後進國家多數人民的不幸,幾乎可以說是西方國家一手包辦的結果。西方國家所謂的「民主化」其實是有計畫的「殖民地化」:先培植政治或軍事強人發動政變,由跨國公司與境外資本聯手促成經濟崩潰,緊接著是西方國家在軍事(各國駐外軍隊、軍事同盟)和經濟(華盛頓共識的代行者——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上的介入,最後非政府組織才伸出「援手」,幫資本家與軍隊「擦屁股」。借用台灣學者何春蕤的比喻,後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是「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開路車,也是收尾的垃圾車」。在這層意義上,境外非政府組織只是帶著西方文明使命的「次級合夥人」,更挑明地說:它們就是帝國主義勢力的「隨軍人員」。

台灣非政府組織的在地經驗

本書批評的對象是境外非政府組織,而在中美交鋒的國際格局中,香港、台灣作為冷戰的反共最前線,與意圖前進中國的境外非政府組織,更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近日將亞洲總部設置在台北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SF)即是一例,背後係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與中央情報局所資助。而在台灣,我們也看到在2003年由民進黨政府主導,並由外交部每年持續撥款支持的台灣民主基金會(TFD),除了專案補助「中國人權」相關的組織與活動外,資金也流向南亞、非洲等發展中國家。雖然資金規模不同,但兩個組織不只名稱相似,對外「輸出民主經驗」的目的也高度重疊。

不過,隨著國家的管制方式不同、法律規範的程度不同、抗爭的主體不同,在地的社會運動確實可能採用不同的組織形式現身,社會行動不光只是接受來自境外的援助,採取行動的組織更不只有境外非政府組織,也包含本地所滋長出來的社會力量。以台灣為例,自解嚴後的社會力爆發以來,各領域的社運團體大量形成。這些團體配合著運動的主張與訴求,以最適合抗爭者或抗爭議題的型態,拿出手邊既有的物力和人力,就地拼裝、從頭蓋起。這類的土生土長的社運團體似乎不能與境外非政府組織高度企業化、層級化的狀況相提並論。

例如,在政府引進大量跨國勞動力的年代裡,移工並沒有取得和一般台灣勞工相等的團結權。為了協助這些被法律排除在工會以外的勞工,主打移工議題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就是以非政府組織的型態出現;近年來,隨著公務人員勞動條件的惡化、權利意識的提升,無法組織工會的警察和消防員,就分別以「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的旗幟發動抗爭。以上述幾個例子來看,之所以採用「非政府組織」的形式,是因為「訴求無法在循體制內管道(例如工會)或組織架構被解決」。此外,環境運動、土地運動也相當容易受到在地文化所影響,進而發展出獨特的形式,例如九零年代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以「美濃愛鄉協進會」為基地,拓展出生態、環保、跨國婚姻、教育、文化等議題;除此之外,我們也看到社運有時會複製或挪用民間信仰的資源(例如撒冥紙、辦法會),這些例子則呈現了台灣社運的在地特色。

日前在行政院前舉行的反對勞基法修惡的行動,即是以台灣民俗信仰「法會」的形式呈現。(攝影:王顥中)

但除了這類在地化的抗爭之外,我們也同時發現到類似西方大型非政府組織的「體制內」模式在台灣成形。在台灣,非政府組織有幾種影響政治的方法。首先是最一般的「遊說」;再者,也可能透過參與或共同和公部門舉行會議,進行直接的交鋒或合作;而爭議最大的方式,無非就是讓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者,以行政官員或不分區立委的身份直接加入體制內運作。

再者,我們也看到相對於連結邊緣群體、挑戰社會禁忌,台灣的非政府組織越來越習於採用群眾募資、媒體宣傳等方式進行運動。群眾募資不是不求回報的小額捐款,多半會給予出資者一定的實物或折扣回饋。而媒體宣傳的比重增加,讓社運必須配合媒體的需求,產製迎合大眾口味的新聞效果,社運更開始聘僱進行立法遊說或媒體宣傳的專業人才。

不論是「加入體制內」或採用「群眾募資」、「媒體宣傳」,都暗示著一種「效益主義社運」的誕生——走最快的捷徑,做最有效率的事。在這樣「由上而下」的思維之下,也可能背離從民眾出發的理念,或是成為另一種「文化工業」。更嚴重的是,只要「體制」長存,一批又一批的社運人士入閣,下一步可能就是犯錯而黯然下台,或是成為官運亨通的組織叛徒。若彼時的社運卻無法提出懇切的反省,體制內外的區隔和社運人士的反覆穿越,也將化身為新型的維穩機制。

從戰後、解嚴到進入2010年代,台灣社運確實在發生改變,但這種改變的長期效果仍有待觀察。本書提供了對西方諸國在後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戰略部署」的經驗,或許足以給我們一點對長期展望的提示:參與運動的群眾、基層組織工作者可能帶著純粹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他們堅定的信仰足以突破任何難關,克服殘酷的現實。他們即時地在社會動盪、戰亂或貧窮中採取直接行動,撫慰了無權力者的身心靈。然而,我們必須小心翼翼繞過友善的表象,在同情之外更要進行批判的理解,看見潛藏在善意背後的政經結構,重新奪回「由下而上」、自力自強的頑抗精神。也唯有如此,才不至於讓通往真正社會變革的途徑,變成由善意鋪成的惡意之路。

責任主編: 

回應

美國人權外交走向失敗的歷史必然性
《海峽評論》80期(1997年8月號) 張宏毅(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在一九九四年曾得意地說,自一九七七年開始,國務院每年二月「都發表一項對全世界人權狀況的年度報告」,第一次提出的報告只有六百頁,涉及的國家只是今天所涉及的一半,「如果拿第一次的人權報告同最新的人權報告相比,其差異就像是小學五年級學生的作文同哲學博士的論文。」他結論式地指出,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是「美國政府所拿出的最好的東西之一」,美國正使人權外交成為一種「真正的世界革命」。
 的確,論年頭,從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九四年,經過十七年的拚鬥和苦熬,美國人權外交鬥士們也真該由小學生變成大博士了。但是,事實上,由於這位「人權博士」無視周圍世界的發展和變化,他們能獲得的成就越來越小,近幾年更是到處碰壁、一敗塗地。就拿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搞的反華提案而言,自一九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已連續六次遭到失敗。今年四月,在第五十三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由美國竭力攛掇、丹麥挑頭拋出的反華議案以二十七票對十七票的懸殊票數在審議程序中就被否決,從而在世人面前寫下了美國第七次慘敗的紀錄。這不能不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出美國人權外交是何等的不得人心。儘管美國這位「人權博士」是絕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的,但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國人權外交之走向失敗已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

一、「人權外交」是美國軍事侵略失敗、國際地位相對衰落時期的產物

 美國人權外交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歷史學家J‧布盧姆等指出,當時,「威爾遜及其支持者已把國家的尊嚴和所謂人權作為他政策的賭注」。但首次明確提出人權外交口號並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中心主題,則是在七○年代後期,卡特入主白宮,美國國內外形象極為糟糕,其自二次大戰後推行的全球霸權主義政策受到嚴重挫折的時期。在國內,水門事件、持續的經濟衰退及能源危機,造成人民的強烈不滿和政治信任危機;在國外,由於美國長期在世界各地支持腐朽反動獨裁政權,特別是在侵越戰爭中的暴行及最終失敗,使美國國際形象蒙上了無法洗去的汙點。與此同時,蘇聯利用美國的弱點和困難,展開了一系列攻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蘇攻美守」的態勢。這些都對美國推行全球霸權主義造成了威脅。為了扭轉美國的國際形象,利用國際社會和美國國內普遍關注的人權問題來爭取人心,並在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的鬥爭中,以道義的力量來彌補軍事力量之不足,卡特政府提出了「人權外交」。正如美國學者勞倫斯‧蕭普所說,「人權運動給美國對外政策增添了道義方面的內容。這有助於樹立一種為美國在越戰後重建霸業所迫切需要的仁慈、正直和正義的形象,有助於使美國捲入和干涉世界各地的政治鬥爭合法化。簡言之,人權運動可以使美國擺脫越戰後處於守勢的地位,開始再次採取進攻性姿態。」

二、支撐美國人權外交的思想基礎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價值觀

 美國的「人權外交」是以美國的價值觀作為思想基礎的。人們記得,當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時,美國年度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曾提出要按美國的價值觀來建立「世界新秩序」。一九九二年二月,當時美國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更急不可耐地說:「蘇聯的崩潰產生了一個世紀才有一次的機會:在全世界推行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
 什麼是美國的價值觀?作為一個以商業精神立國而逐漸發展起來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其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念是個人主義。在美國獨立不久,作為開國元勳和著名政治家的漢密爾頓就說過,美利堅人「占優勢的激情是雄心和私欲」。一九二九年大危機時期擔任美國總統的胡佛曾經說過,「三個世紀以來個人主義是美國文明的基本動力。」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一個新興民族不畏艱險,求生圖存的思想動力。但是,個人主義的核心是「利己主義」和「自私自利」。正是這種利己主義驅使早期美國白人對印第安人進行殺戮和對黑人進行奴役,並把資本主義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把弱肉強食視為天經地義,而把貧窮說成是窮人的自作自受,甚至是「一種罪過」。美國當局根本反對人權中包含經濟權利,其根源也在這裡。從對外政策來說,為了能隨意剝削掠奪弱小國家的財富,當然也就不會承認發展中國家有什麼生存權和發展權等經濟權利。
 隨著歷史的前進,這種個人主義價值觀和人權觀的落後和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性質已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許多美國學者指出,「美國的不幸的根源」應「追溯到一些價值觀念的衰落」。著名美籍華人學者楊振寧一九九○年說,「今天的美國危機四伏,不可效仿」,美國現在種種問題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個人至上主義推到了極端」。針對上述情形,英國《衛報》一九九四年四月的一篇文章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認為,凡是不順從西方,尤其是美國的人權觀念的政權都是專制和非法的政權。在美國這種看法中表達出來的傲慢態度是令人吃驚的,其基礎是幾乎沒有人能辨識得出的,而且許多亞洲人將表示懷疑的美國社會面貌。」

三、美國的人權實踐暴露出人權外交的虛偽本質

 美國在推行人權外交時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致命弱點就是,在對別國大加指責的同時,對本國的人權問題卻諱莫如深。今年一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一九九六年度國別人權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一百九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人權狀況進行指責,卻對自己的國家存在的嚴重的人權問題隻字不提。這就不能不促使我們要窮究底蘊,問個究竟了。
 其實,正如《人民日報》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任言實的文章《請看美國的人權紀錄》所指出的,美國這個自封的「人權大國」恰恰是當今世界上人權紀錄很差的一個國家。美國是世界上真正缺乏對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憲法保護的國家。首先,開國時,美國憲法沒有平等權利的全面規定。相反,當時的憲法卻明文規定了臭名昭著的保留奴隸制和種族歧視的條款,將黑人、印第安人、婦女和窮人排除在「人權」之外。時至今日,美國憲法仍然沒有關於民族平等、男女平等和公民權利平等的規定。其次,美國憲法不承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是「人權」的組成部分。美國憲法不保障免於飢餓和匱乏的權利。連美國憲法學家路易斯‧亨金都說,美國在保護人權方面所承擔的義務「低於當代國際水平」。
 美國之所以如此缺乏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憲法保護,其總根源在於這是一個自建國之日起就開始了富人統治的國家。「美國的憲法是一些飛黃騰達的大莊園主、大商人、律師、銀行家和債權人所制定的。」時至今日,這種情形並無本質變化。許多學者指出,在大財閥、億萬富翁統治下的美國,軍界、政界、財界緊密結合,濫用國家權力,「根本代表不了民意」。美國的政治,向來只是「富人的政治」,美國的民主歸根到柢是「錢袋的民主」。從歷屆總統的選舉結果來看,花錢多的一方取勝是美國大選的常規。正如美國《獨立報》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文章所指出的,金錢是「進入白宮的鑰匙」。
 在美國政治越來越淪為「金權政治」的情況下,美國成了西方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其貧困問題位居西方國家之首。據香港《廣角鏡》月刊一九九五年一月號披露,「在美國,窮人已增至差不多五千萬」。一九八七年英國《衛報》指出,「挨餓的美國人有二千萬。」無家可歸者已達七百多萬。以美國如此雄厚的經濟實力,要保障二億多美國人免於匱乏,按理說是不成問題的。然而,卻出現上述的咄咄怪事,說明美國的基本人權問題嚴重到了何等地步!
 此外,人們還知道,美國是世界上暴力犯罪最嚴重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按人口計算監禁犯人最多的國家」,強姦案犯罪率居世界第一,青少年被槍殺者日眾。美國還是世界頭號「槍國」,近乎人手一槍。世界發達國家中吸毒率最高的國家是美國,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市場也在美國。如果再看一看近年來日漸膨脹的種族主義,美國社會有多少人權問題亟待解決?
 然而,美國當局一慣採取鴕鳥政策,一味指責別國而拒不承認自己的嚴重問題。這就正如有的美國學者所諷刺的,「美國一直把國際人權看作為別人設計的。我們對人權的關心早已超過了任何可以預見的、可以接受的國際標準,我們需要的是把自己的自由賜給別的國家。」但是,這種二十世紀的天方夜譚又能騙得了誰呢?其結果只能是更加暴露出美國人權外交的虛偽本質。

四、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拙劣手法和雙重標準證明其人權外交的別有用心

 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一個策略是採取詭辯的手法,或從抽象概念出發,抓現象而不顧本質;或以個別真實掩蓋整體的捏造;或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乃至無中生有,造謠誹謗。其另一個策略則是進行「雙重標準」。
 拿美國人權報告(中國部分)來說,就有這樣的特點。一九九六年人權報告無視中國人權事業不斷發展的客觀事實,對中國整體人權狀況不給予客觀、公正的評價,卻把極少數侵犯廣大人民合法權益的刑事犯罪分子捧為「人權鬥士」,為其鳴冤叫屈,甚至不惜對中國政府造謠栽贓。例如,他們把在西藏從事間諜活動而被判刑的人稱作普通的「外國旅遊者」,而作為中國「侵犯人權」的證據;把因從事一系列陰謀顛覆政府活動而被判刑的人說成是無辜受害者。《報告》的材料主要來源於某些西方報刊的報導、某些海外「民運分子」和反華勢力的聲明、以及斷章取義地引用某些所謂的中國官員的談話和某些中國報刊的報導。他們的做法不僅是極不負責任的,也是別有用心的。
 美國的這種拙劣做法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識破並遭到同聲譴責。例如,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參加各國議會聯盟第九十六屆大會的許多國家的議員都採取了與美國針鋒相對的做法。他們肯定中國在改善人權、保障人民生存權,使人民過上溫飽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為發展中國家樹立了光輝的典範,並為中國如此好地解決了生存權問題而「感到驚訝」。由此,他們指出「有人就人權問題指責中國是不妥當的」。
 美國前總統布希一九九四年八月說,他和夫人巴巴拉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住在北京,現在中國人民的自由和人權比那時多得多,比尼克遜總統當年打開中國大門時有了很大進步。「中國要養活十二億人口,不會聽從我們的吩咐來治理自己的國家。」美國IDG(國際數據集團)董事長麥戈文表示贊同布希的觀點,並以他在華的親身經歷說明,中國人民的「言論和行動並沒有受到什麼限制」,「美國人在許多問題上對中國的看法存在誤解」,其「原因是新聞媒介把美國言論自由的意志強加於一個亞洲國家身上」。
 美國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所糾集的反華提案為什麼連續七次遭到慘敗?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根本不顧中國人權的基本事實而對中國誣陷栽贓。毛里塔尼亞代表在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針對西方反華提案的發言,表達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心聲。他說:「中國是一個具有偉大文明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捍衛這個國家文明制度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基本需求得到了滿足。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重大作用。中國取得如此突出的進步和明顯的成績,沒有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理應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讚揚。西方提出這個決議草案不是推動改善中國人權,而是詆毀和損害了中國為改善人權狀況而做的努力。」
 美國推行人權外交的一個重要手法就是玩弄雙重標準。首先表現在對國內的人權狀況和國外的人權狀況採取雙重標準,已如上述。其次是美國還把世界各國分成不同等級,對哪些國家的人權狀況進行譴責要視美國外交戰略和國家利益而定,採取不同的態度。對那些同美國結成軍事同盟或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親美政權,美國百般拉攏,即使其中有許多是不折不扣的獨裁政權,也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而對那些反對美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走符合本國國情發展道路的國家,美國則藉口人權問題對這些國家施壓,甚至直接進行干涉和顛覆活動。正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這樣一些矛盾現象理所當然地促使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動機提出疑問」,並使美國在國際上日益孤立而「唱獨腳戲」。

五、美國人權外交遇到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堅決的反抗

 多年來美國把自己凌駕於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之上,把一個個發展中國家推上「審判台」,由美國來「判決」。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等國在人權委員會通過的七十二項國別決議,幾乎全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國家在美國人權攻勢面前曾感到了迷茫。一些國家被迫按照美國的要求,推行西方價值觀和多黨政治,結果是政治混亂、經濟更加衰敗。在經歷了痛苦之後,第三世界國家正認真總結經驗,一步步變被動為主動,他們猛烈抨擊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無視各國歷史和實際,痛斥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雙重標準。印尼外長阿拉塔斯曾指出,如果不是真心實意地保護人權,而是在人權問題上懷著某種政治目的,甚至利用人權對其他國家發動政治攻勢,這是不能允許的。為了準備好一九九三年六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世界人權大會,迎接西方國家的挑戰,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先後於一九九二年十月、一九九三年二月和三月召開了三大洲區域籌備會議。這三次會議通過的《突尼斯宣言》、《聖約瑟宣言》和《曼谷宣言》,理直氣壯地闡述自己的人權觀,對於企圖否認發展權、經濟權、生存權而僅提所謂公民權、政治權的西方國家的觀點提出了有力的挑戰。正是由於亞非拉國家的堅決鬥爭,西方國家妄圖操縱世界人權大會,把西方價值觀強加於人的霸道行徑未能得逞。
 近年來,發展中國家對於北方挑起的人權領域南北對抗進行了越來越堅決的抵抗。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其他主持正義國家支持下,第七次挫敗西方國家反華陰謀就是有力的證明。

六、美國人權外交在西方國家中也不再有可靠的「後方」

 一九九○年以來美國夥同其他西方國家多次聯合起來搞反華提案。有時為了使提案獲得通過,在炮製過程中對議案的措詞反覆斟酌。但是反華提案接連六次遭到失敗的事實,以及一些西方國家更加注重雙邊正常交往的現實態度,今年美國拼湊反華人權提案的共同提案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四月初法國希拉克總統率先宣布法國不參加今年聯合國人權會議反華提案。接著,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和希臘等國也隨即採取了相似的立場。這就使美國企圖再次利用歐盟集體提出反華提案的努力遭到挫折。此外,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國也作出了同樣的選擇。儘管美國仍不甘心失敗,糾集丹麥、英國等國再次向中國發難,但是美國自認為最可靠的「後院」起火,不能不突出說明美國人權外交處於前所未有的孤立境地。
 這種情形的出現,一方面說明這些西方國家看到多次支持美國反華提案遭到失敗的事實,承認此路不通,轉而採取對話的態度;同時,還反映了整個國際形勢的某種微妙的變化。那就是一些西方有識之士已發現白人優越論的謬誤,而開始正眼看待東方、看待中國。一位德國教授彼得‧路德維希講了一段很實在的話,他說:「中國領導人對個人人權的理解與我們不同,但他們做到了使十二億人不再挨餓,使他們有房住、有衣穿、有醫療和養老保險,失業率也相對較低。這樣,中國的共產黨領導不正是完全保障了合法的人權嗎?中國如果像我們那樣運用個人人權,這個國家將會是什麼樣子呢?他們可能由於缺少權威而陷入混亂。」英國《獨立報》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亞洲日益增強的實力和影響,是當代最有吸引力的主題,而且它終將普遍出現在西方的整個政治辯論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是,我們將不得不去調整我們對於非歐洲的和非西方的價值觀和制度的整個思想方法。對於這個問題,有必要採取相當冷靜的態度。」

七、以霸權主義為本質特徵的人權外交難逃徹底失敗的命運

 美國曾在世界大規模堂而皇之地推行的人權外交,到目前已變成強弩之末,其原因何在?在於這種貌似仁慈的人權外交本質上不過是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的凶惡工具。二次大戰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美國主要依靠軍事、政治、經濟手段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由於侵越戰爭的失敗和其他原因,美國被迫採用人權外交以挽回敗局。蘇聯解體後,美國等西方國家精神為之一振,以為冷戰的結束乃是西方價值觀和人權觀的勝利,它們忘乎所以地竭力企圖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人權觀推向世界,以實現資本主義一統天下和美國治下的國際新秩序。然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和亞洲許多國家,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同時,拒絕照搬「西方模式」,努力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安排和政治制度,並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有人把這稱為「亞洲模式」。
 第三世界特別是中國等國的成功,引起了霸權主義者的恐慌。為了重溫老殖民主義者的舊夢,他們開始起勁地揮舞人權大棒,企圖以此征服昔日曾經依靠血與火所征服的這些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們這種用心,開始引起許多國家的有識之士的高度警覺。菲律賓一家報紙早在一九九一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等國「過去用炮艦政策征服落後國家,在炮艦政策因被壓迫國家的覺醒而失靈之後,它們又以『人權』和『經濟制裁』為手段,企圖整垮和孤立不聽他們話的國家」。
 事實上,西方國家中許多人士也揭示了這一本質。英國前首相希思在一九九一年指出,美國所要建立的以西方價值觀為指導的世界新秩序,「只不過是一種新帝國主義」。有人則指出,美國推行的不過是「人權帝國主義」,或企圖與「亞洲模式」相對抗的「文化帝國主義」。然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經濟要發展已是當今世界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企圖利用人權外交去阻擋這一潮流無異於螳臂擋車,只能使自己陷於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和最終走向失敗的結局。
 中國有句古話:識時務者為俊傑。奉勸美國某些人,冷靜地看一看變化了的世界,放棄以人權為工具推行全球霸權主義的做法,而接受第三世界關於對話、合作和協商的主張,同時認真正視國內嚴重的人權問題,這才是唯一可取的明智態度。

NGO 美國霸權打手
2017-11-26 中國時報 張亞中(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孫文學校總校長)

最近時報出版社出版了由8位學者專家共同撰寫的《NGO與顏色革命》一書,其目的在突破西方霸權國家的話語權,揭發某些NGO(非政府組織)的真面目,以資料證明它們如何做為西方國家的戰略工具。
隨著冷戰的結束,全球政治藩籬的倒下,「非國家行為者」在國際間的影響力已經不下於傳統的國家,而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行為者,包括NGO、公民運動、全球傳媒。它們有著崇高的價值理想,也積極地推動它們所認定的普世價值。
權力可分為硬權力與軟權力。硬權力可指科技、軍事、貨幣、經濟等方面的能力;軟權力則是指制訂國際制度,也就是遊戲規則,與確定價值應為何的權力。硬權力是形,軟權力為體。西方能夠統治這個世界逾200年,除了它們的硬權力,更在於其軟權力,學術界稱為「文化霸權」。
霸權僅靠硬權力是不夠的。不將自己的文化價值灌輸給其他國家,就無法讓其他地區心悅臣服地接受霸權國的領導。相對於硬權力的赤裸與昂貴,文化價值輸出較無形又廉價,因此NGO與公民運動也就自然被霸權國選用做為戰略的工具。
冷戰期間靠的是硬權力的力量,冷戰後比的是軟權力的工具。透過NGO來達到美國的戰略目標,的確是較便宜的。2005年5月18日,美國總統小布希強調,同樣推動政權更迭,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幾乎耗費了3000億美元,而在其他許多國家推動「顏色革命」花費不足46億美元。
《NGO與顏色革命》一書揭發了某些NGO組織其實是美國政府的外圍組織,它們拿美國政府的經費,接受指揮,為的是落實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及布局。美國政府扶持的一些國際NGO,做為推動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伊拉克戰爭、緬甸藏紅色革命、在中南美打擊委內瑞拉等左翼政府的急先鋒和馬前卒。
該書也提到,烏克蘭的暴力抗議正是由外國資助的「慈善機構」在後面促成。阿拉伯之春的背後也是美國國務院的專案計畫,該專案培訓中東地方激進主義者,以非政府組織的方式出現,其目的在推翻現有政權。這些組織透過指導反對派活動、組織集會抗議、要求允許西方電台和電視台落地、或成立各種獨立媒體、利用輿論施壓、運用人道救援以蒐集情資等方式,在前南斯拉夫、喬治亞、烏克蘭的政權更迭中都發揮了核心作用,最終達到了更迭他國政權的目的。
為何美國在以NGO或公民運動做為其戰略工具時可以如此順利?對於西方政府與人民而言,讓其他地區能夠接受西方的價值理念是彌賽亞式的作為,他們的努力是為了幫助對方、解放對方。這也使得參與NGO及公民運動者,不分國籍、地區,都相信他們在做的事是神聖的、有意義的,是救贖提升人類的大事,因此他們願意積極參與。
懷抱著理想而參與NGO的人,有的並不知他們已成為美國的打手。但是當有一天,霸權國自己對其所相信的「普世價值」都懷疑而不再堅持時,某些NGO的正當性就會減弱或被否定。美國總統川普上台以後的所作所為,正是讓世人重新檢視NGO的本來面目及其所為是否如同其理念所述的純良。對NGO的重新檢視與省思正在開始。

誤導與操作,也能決定你對一個國家的印象與看法
2019-06-16 邱世卿 (Jack Chiu)

以下是這則半島電視台特別報導中的一段:
Heshmat Alavi,一個在推特上擁有3萬2千名追蹤者,推送次數達到4萬9千次的帳號。他自稱是人權運動者、政治活動者,他在推特不斷抨擊伊朗政府,他也毫不諱言的發表鼓勵推翻伊朗政權的言論。
Heshmat Alavi對於伊朗的評論,刊登在包含美國之音、富比士、國會山莊等重要的西方主流政論媒體上。直到網路媒體《攔截》(The Intercept) 報導他們追查的內幕後,大家才發現:這樣一個在網路上具備高人氣以及影響力的帳號——Heshmat Alavi,這個人根本不存在。
那個被西方媒體視為對伊朗評論重要來源的Heshmat Alavi先生,實際上是由一個名為「MEK」的反伊朗政府組織所創造出來的一個虛擬人物。
一切只是為了抹黑伊朗政府。
這整起事件中,如果憑空創造的伊朗專家已經讓你驚奇,那麼更讓人驚駭的是:這麼長一段時間裡,這些西方重要的主流媒體,竟然沒有任何驗證Heshmat Alavi先生的方式,而讓自己的媒體成為誤導的宣傳工具。這對於媒體觀察者來說,無疑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儘管MEK對於Heshmat Alavi的出身、經歷編造得十分完整,而MEK也用盡所有的方式讓讀者相信Heshmat Alavi是真實存在的一個人,甚至連推文都帶有強烈的個人風格,但是許多人依然可以從不同的地方察覺到不對勁。
MEK的背後,與美國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尤其是當MEK慶祝2017年年會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波頓應邀上台致詞,在大會上公開傳遞美國政府支持伊朗人民以各種形式推翻政府的行動。
各種形式,包含能說的以及不能說的。
MEK這個組織在阿爾巴尼亞擁有一處占地方常龐大的設施,裡面有包含攝影棚在內的許多先進多媒體處理設備,專門用來生產、製造各式各樣的素材,並且運用在社群媒體以及網路上對伊朗政府進行網路革命戰爭。而根據《攔截》的調查,這項名為「伊朗誤導」的專案,正是由美國政府資助。
但是這個專案不僅僅只是從資訊上的誤導而已。
根據訪談,一名伊朗裔的新聞記者、同時也是人權觀察組織的志工Tara Sepehri Far表示,她有一天收到一則訊息,希望透過她了解經濟制裁下,目前伊朗人的藥物供給是否有問題。
"這個請求看起來就像一般的伊朗人希望我能協助他找到一些醫療藥物供應的證據。"
"就在我以推特告訴他我所找到的資料之後,這個人就轉發了我的這一則推特。隨即底下就有幾百則留言,說他看到哪裡哪裡因為政府的血腥鎮壓,又死了幾百名抗議份子。"
這是一種用真實報導來掩護謊言的技巧。
MEK這個組織,其實不僅僅是針對伊朗政府。就在美國資助他們大量的資金之後,在MEK的產出中,除了針對伊朗政府的誤導外,最大宗的產品,就是攻擊川普政權對於伊朗的政策,以及不斷宣傳俄羅斯在美國政界的影響力。
簡而言之,MEK用美國的錢在分化美國,也分化美國與俄羅斯的關係。而這種攻擊,甚至蔓延到華盛頓郵報的記者Jason Rezaian身上。因為就在三年前,在相同的資金贊助下,抗議活動促成了伊朗政府釋放原本被關押的Rezaian。
Rezaian之所以成為攻擊的目標,只是因為他不願意為了配合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攻擊伊朗政府。
為了對抗這些惡意的毀謗與誤導,伊朗政府做了所有他能做的事情,成立新聞查證網站,打擊假新聞,呼籲伊朗國內民眾要謹慎提防媒體誤導。但...事實證明,除了在伊朗本土,這些伊朗政府部門的措施顯得成效很有限。
MEK不僅僅只是網路上的行動。他們更是運用美國合法遊說的規定,透過大量的接觸以及積極運作,影響並誤導美國國會對於伊朗當前政府的觀感,並且積極爭取國會議員對於推翻伊朗政府的支持。
他們找到一個伊朗政府的弱點:在華盛頓的革命要比在德黑蘭直接而且有用!
要遊說美國國會議員,何嘗容易。這些工作的背後,也顯現MEK巨大的財力。
當你接觸的資訊越來越簡短快速,你慢慢不會再花時間去理解這些訊息背後的隱藏的用意。
你之所以相信這些不斷被傳播的故事,因為它們是由某某專家、某某網紅甚至是某某媒體所推薦或報導,而不是你真的去思考過而得到的判斷。
更可怕的是,最終...這些偏見與誤導,會形成大多數人共同的集體印象。而國家政策,也因為這些集體的聲音而被扭曲。
人們不再相信事實,寧願相信變造、誤導卻更為聳動而有趣的故事。
這就是潛藏在當今世界陰影裡的一股黑暗力量:分化、仇恨、對立,從而引發衝突甚至是戰爭。
MEK只是其中一個例子。還有許許多多的MEK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國家與地方運作,而他們正在等待鮮血...

非政府組織帶來的是福祉還是禍根?——「NGO與顏色革命」論壇
2018-07-30 灼見名家 專欄:灼見政治 作者:本社編輯部 採訪:黃湘鈺 圖片:香港中國經濟發展促進會

香港中國經濟發展促進會和《旺報》於2018年6月28日假香港大學王賡武講堂舉辦「NGO與顏色革命──香港論壇」。是次論壇中,香港中國經濟發展促進會秘書長文國權、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副總裁兼《中國時報》及《旺報》總編輯王綽中、《日本時報》前主編島津洋一、旺旺集團副董事長胡志強、中天電視主持人陳文茜、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閻小駿及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出席並發表演說。

NGO不應製造社會動盪

文國權致詞時,引述了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四海之內:東方和西方的對話》中的一段話:「現今社會唯一缺少的就是善意。善意就是以同情和體諒的負責態度對待普羅大眾。」文國權盼望所有的NGO都可以懷着「善意」,即佛家所講的「慈悲心」來善待他人,還提醒NGO不要一邊行善一邊製造社會動盪。
島津洋一在《NGO與顏色革命》此書中撕開了NGO的天使面孔,揭露了NGO作為西方霸權打手的一面:西方教會對全球政治事務無孔不入之手、「阿拉伯之春」背後有美國國務院之手、巴爾幹民眾感染愛滋病病毒背後的NGO之手……

胡志強:沒人敢開NGO的罰單

前台中市市長胡志強指出:「大部分的NGO都在西方民主國家,被指責的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它挑的是俄國的麻煩、中國的麻煩,古巴也被挑麻煩。」他坦言,現在很多NGO都是「義正嚴辭」的,卻淪為「政治工具」:本來大部分都是「好人做好事」,至今NGO卻無管制,沒人敢開罰單。
談到美國指責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長久以來對以色列存有偏見」而退出理事會,胡志強表示:「在沒有政府力量、沒有人有能力執行規則的狀況下,連聯合國彼此都不能相讓,『你不能罵我喔。你罵我,我就翻臉,我就走喔。』那NGO會亂成怎麼樣?」
「當年講NGO非要有自主性,財務一定要公開透明。現在你看很多NGO是做得到還是做不到?」他還擔憂NGO會泛濫成災,「NGO愈來愈多,它對社會的貢獻是愈來愈亂。」
陳文茜感嘆,世界在千禧年開初就形成了一個分裂局面,「我們以為我們要迎來一個最和平的21世紀,但不是。我們迎來了一個仇恨的世紀,我們迎來了一個不斷分裂的世紀。」
「『我不認同那個,我認同這個,我看不起那個,我只看得起我自己這個。』這個世界需要愛跟包容,而愛、包容跟我們的人性某些部分是衝突的。請先認知,我們每個人都是偏狹的,每個人都是偏執的;當我們要走向人性另一部分──愛的時候,我們要經過很大的反省。你必須要把自我適可而止地放在一個適當的位置。你愛你的父母,天經地義;你愛你的家人,天經地義;你愛你的故鄉,天經地義;適可而止,不要無限地擴張它,因為它會從愛變成邪惡。」
陳文茜提醒大家「要認知自我,明白每個人都是偏執的」,愛到極端就成了排他的偏執。她斥責特朗普主義,指特朗普揭竿而起的「美國再次偉大」反映了美國人民認為自己在全世界擁有特權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她還表示,正是因為美國人的貪婪,才會干擾了全世界:1929年美國自己製造了華爾街股災,造成經濟大蕭條,助長了德國、日本的軍國主義抬頭,引發後來的二次世界大戰。
對於NGO近年被指控變了質,陳文茜回應道,NGO本來的價值是超越認同政治,一旦走在了認同政治的路上,它跟愛與包容是完全相反的,「全世界現在正被認同政治完全瓦解。當歐美在談民主自由,它要求的容忍、尊重這些基本價值跟認同政治是有衝突的。」
她高度讚賞無國界醫生,「無國界醫生不覺得自己偉大,他沒有自我,所以他可以犧牲自我,這才是真正的偉大。把自己稱之偉大的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人,通常都是最不偉大的人,因為他自我膨脹得太大了。」
閻小駿承認21世紀確實是一個動盪的世紀,「阿拉伯之春」給那群人民帶來的是戰亂、屠殺、生命的流逝而不是民主、自由、富強。他以希特勒為例,講述高度發達的公民社會造成極權主義上台的原因,「威瑪共和國遍布全國的公民社會組織,為納粹黨提供了最好的動員機器、選舉機器,幫助希特勒構成一個跨階級的政治聯盟。這讓威瑪共和國的民主走向了滅亡,催生了極權主義。」他還指出,國家能力是連接公民社會和現代化治理的樞紐所在,公民社會能完善運作是需要國家具備剛性及彈性能力,「Sheri Berman提出,一個成熟、活躍、已發達的公民社會可以提供高水準的社會資本,但在社會資本之外,民主形成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要有一個制度化、統一的、以及有效回應民眾訴求的國家。」
談到中國為何能在動盪不安的國際環境中保持政治穩定,閻小駿表示,國家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變得格外重視國家能力的建設──「彈性能力方面,中央政府透過公民社會的機制把NGO吸納到政權的範圍中,有序利用NGO來擴大政權的邊界,提高社會治理能力;剛性能力方面,政府以預防式管控來保持政治穩定。」

張亞中:普世價值淪為政治工具

主持人尹乃菁在與談討論環節中提問:「出資者都是來自英美西方國家,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幟來改變你國家的體制。這樣的話,『民主自由』到底應不應該成為一個普世的價值?」
張亞中直言,西方國家營造了一些普世價值,他們希望全世界都接受西方的價值,「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在解救大家」;然而,西方國家存在「惡」的一面,他們所傳達的普世價值已淪為了政治工具。「西方絕對有它良善的一面,它想把它好的東西、人文的東西傳出去。但這是個二元論:你的善是不是人家需要的善?還是你的善透過包裝來促進你國家的利益?」「當西方國家在推展顏色革命的時候,其實她是她想像中的那麼善嗎?或許她的講法是非常善的,可她背後的戰略目標到底又是什麼東西呢?我覺得這個對西方國家來講,她是沒法自圓其說的。歐洲對待難民的態度、特朗普最近的表現,其實已經是不打自招了,證明了西方在談民主、自由、人權的時候,其實有很多虛偽的東西在裏面。」
尹乃菁再追問:「NGO想要改造你成為民主自由的模式,難道民主是不對的嗎?」張亞中回應:「民主當然是個好東西。民主包括什麼?民有、民治、民享。東方人重視民享(for the people),西方人重視民治(by the people)。顏色革命、民主化浪潮反映了西方人強調民治,國家必須要拿選舉來證明你是個民主國家。但是我們看看現在的伊拉克,這麼多的難民,這完全符合你的民治啊,可是民享在哪裏?西方對於自由的追求,對於民主的熱愛,我覺得這太好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其實就可以滿足你們民主化浪潮裏所追求的by the people。」

媒體製造政治矛盾

《旺報》總編輯王綽中指出,現今媒體在報道政治事務時扮演著重要角色,提醒大家不要被媒體的一面之詞所蒙蔽雙眼。他指責,媒體把伊斯蘭國的國民塑造成了喜歡砍人的負面形象,又把伊拉克的薩達姆‧侯塞因、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達菲塑造成狂人,導致中東、北非國家的人民一味追求西方民主,發動了顏色革命,推翻了政府,卻敗壞了國家。他不禁感嘆:「現在這些國家的生活有比以前的好嗎?」
陳文茜也表示:「很多人本來以為社群媒體的出現是給人更多平等的機會,卻給了操縱者作假的機會,因為『付錢者萬歲』,他們都搞垮了好多個國家。」

日裔記者深入阿富汗 揭西方惡行
2018-07-02 旺報 宋秉忠

長期關注中亞、中東等地人權的日裔美國人島津洋一6月28日在香港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談到阿富汗婦孺在戰火中所遭受的悲慘處境,一度哽咽說不出話來。島津放棄在美日的舒適生活,甘冒生命危險親赴戰地,揭露西方國家透過NGO在這些國家從事的不人道行為,展現出超越國界的人道主義精神。
島津洋一是《日本時報》(Japan Times Weekly)前主編,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他即趕赴阿富汗採訪。長期在第一線的採訪,讓他積累許多非西方的獨特視野,深入揭發: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如何透過NGO的運作,干預中亞、中東、北非等國家的內政。
在《NGO與顏色革命》一書中,島津洋一提供大量不為人知的案例,佐證NGO是如何被西方國家所操控,其中包括:西方教會的無孔不入、「阿拉伯之春」葬送的民主化進程、為戰爭服務的「嵌入式」援助組織、美國陰影下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島津主張要改造「國中之國」,也就是改造在全球殖民體系下的NGO。
做為新聞界前輩,島津洋一反覆強調:新聞是歷史的第一個草稿,記者每天採訪的手記是歷史的最初始、最粗糙的材料,不管是世界大事還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傳記,最早都是由新聞工作者撰寫的;這就要求記者要確保所有的事實都是正確的、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