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對於古巴的認知，大概多數集中於雪茄、蔗糖、棒球、威權政治，以及，卡斯楚、格瓦拉、革命與社會主義。雖然不少人在提及後面這四個語詞之時，不免帶著諷刺、時代錯置、事不關己的口吻，更糟一些者則有誤認與犬儒的心聲。
不過，中時近日連續三天對古巴所作的大幅報導，以及工商時報整版對於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的專訪，倒是讓人想起，其實，古巴還有一項重大科研成就，國人應該會有興趣知道。
翁啟惠說，台灣的「政府管太多」，以致於我們雖然擁有這麼多生化科技公司，卻「無法發展」。
怎麼會這樣呢？太奇怪了。第一，很多台人自誇的資訊科技產業，能有今日的規模，剛好是起源於政府策劃。那麼，何以昔日湊效的政策導引，於今失敗？
第二，全球有四五○○家生物科技公司，其中四十％在美國，但美國一九八○年代以來創設的這些公司，至今半數以上毫無利潤，其餘還能苟延殘喘者，大多從沒有出路於是胡亂投入的風險基金取得資本，而僅有二十％得以自足。據說美國政府管的比較少，那麼，管少美國及管多的台灣通通失敗，也許管不是問題，怎麼管才是關鍵。第三，這裡，古巴就提供了有用的對比。
一年多前，望重士林的《自然》（Nature）雜誌說，「古巴業已取得比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可觀的（生化產業的）研發能力…，古巴是怎麼辦到的？」
不僅具有研發能力，在旅遊、海外古巴人匯款等收入之後，古巴最大的進帳，就是各種生化藥物、疫苗等產品。所以，「古巴是怎麼辦到的？」
關鍵之一顯然是古巴的生化科技政策，獨樹一幟。哈瓦那有四十家生化機構、雇用將近兩萬人（包括七千多位科學家與工程師），數量不多，但其研究、生產與市場行銷等各個中心，整合完善，與西方常見的各自壁壘的作風，完全迥異。科研機構與工廠的界線撤除了，資訊流通更見豐富，分享而不是專利獨吞的意識，得以滋潤。
其次，為了支應古巴公衛體系的需要，古巴的生化產品除了忍受現有體制的不平等貿易，也必須重視利潤而對外商業行銷。雖然如此，古巴往往同時以國際主義的認知與實作，將研發果實「拓展於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包括派遣數萬人次的醫護人員，攜帶藥品而馳援非洲、中南美洲的窮鄉僻壤，以及災區（如前年底巴基斯坦大地震之後）。
甚至，對於嚴密封鎖古巴經濟四十多年的美國，古巴也在公元兩千年提供五百個獎學金，培訓非裔二五○位、拉美裔與印地安美國人二五○位至哈瓦那接受醫生養成教育，（唯一條件是接受獎助的人，學成後必須返國至貧窮社區服務五年以上）。
古巴隔洋與美國對峙，經濟上被美國封殺，但無礙於聲援古巴的國際聲浪，年年高漲。一九九二年聯合國有五十九個國家首度決議，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禁運， 至去年已經增加至一八三國。
言論與新聞自由是基本人權，並無疑問，但開口閉口以政治公民權（也許還加上物質生活不豐裕），否定卡斯楚或古巴人的集體努力與成績，減少不了古巴長存 的豐富意義，只能讓發言者自暴其短，重則與某些古巴裔美國人的反動沆瀣一氣，輕則顯示了人文想像的薄弱與奮進意志的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