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的憂鬱

2007/12/08

?葉國豪

 短短不到一個月內,香港歷經了區議會以及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兩次選舉,在區議會選舉中「泛民主派」大敗,合計僅取得四○五席中的一○四席;然而在港島區立法會議員的補選中,擁有「泛民主派」支持的陳方安生最後勝出。這一負一勝的選舉結果表面上看似「親建制派」與「泛民主派」的對立重新拉到平衡點,然而實際上卻突出了香港民主發展的隱憂。

 首先,陳方安生的勝選不能改變香港民主發展的態勢。香港民主普選的實踐是明白寫在香港《基本法》中的規定,具有道德上的優勢,卻沒有具體時間表的配合。香港人對「雙普選」的訴求在制度上必須經過重重的限制,既不能天真的期待,也禁不起魯莽的衝撞,尚且最後的實質決定權仍在北京手上。陳方安生此次贏得補選,僅僅在政治氣勢上為「泛民主派」療傷止血。

 其次,陳方安生以獨立候選人姿態挾「泛民主派」資源而勝選,其實更加凸顯了民主派內部長久的路線與接班問題。陳方安生此次在過半的投票率(五二%)之下勝選,其實不應該意外,因為港島區所具有的選民結構與社會經濟組成,其實均有利於「泛民主派」的訴求;然而日前區議會的大敗其實更真實地暴露了香港民主派政黨組織動員力量不足、基層實力不夠,以及長時間為人詬病的梯隊無法接班的窘境。悲觀地看待在香港任職區議員無異是「慢性的政治自殺」,其所能掌握與歷練發揮的權限小,立法會的席位又往往被「黨內大老」所佔據,這是公開的事實;政治菁英只能被動地被權力個別吸納或是逐步走向與建制對抗,這是香港政治人才發展培育的結構性侷限。

 第三,香港的民主發展應該謹慎地借鑑台灣經驗。如今香港的選舉造勢活動雖尚屬於「幼稚」的階段,但是卻逐漸存在台灣選舉文化的部分弊端,這在「泛民主派」團體或成員經常來台考察與交流組織動員經驗之餘必須警惕。舉例而言,在港島區的補選活動中關於黑函簡訊,或是利用媒體告急的方式爭取支持,雖然有學者指出政府不應該過分干預,卻也應該警覺類似台灣高雄市長選舉爭議的事件出現,以及選風的低劣化。

 最後,雖然香港不應該只被定位成一個經濟城市,它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逐漸發展出它的政治性格;然而,在歷次的民調中,政治問題長期持續地不是香港市民所關注的主要議題,它遠遠落後於經濟議題與社會議題。在經濟發展良好的氛圍下,社會不平等被壓抑了、以價值與文化為訴求的新社會運動也不容易獲得持續的關注,而這將是另一重香港民主發展的二元困境與選擇。

 香港的民主化其實早已走過「解殖」前後二十多年的時光,歷史教訓提醒我們,香港民主化不能依賴指標性的政治人物,也不能等待經濟不景氣時的民怨四起;儘管選舉的勝負有時候會形塑短期內期待或失望的判斷,北京對於香港局勢的控制仍是觀察香港政局的主要因素。要建立一個平等普遍的投票制度尚屬不易,期望公民獨立的參與更加漫長困難;香港社會必須在「政黨不可靠」、「議會不可取」、「社會運動力量分散」等限制中積極地突破障礙、自我培力。

 (作者為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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