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天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吐露了一份有關伊朗核發展的調查報告，其中指出，早於2003年伊朗已放棄核武發展計畫。該消息一經發表，不僅僅是股票指數不斷攀高，石油、黃金、原料價格下跌，各國領導也如釋重負，趁機紛紛表示「軍事衝突因素不復存在」。一時間，只有布希與以色列當局仍舊強調「對伊朗不得鬆手」，同時該國「隨時會重啟核武計畫」。
其實，早於11月16日，聯合國原子能機構已給伊朗頒發了一張「衛生證明」，說明該國毫無發展核武的跡象。嗣後，以色列政府對該機構的專業判斷不止是持否定態度，甚至要求機構總幹事巴拉迪立即辭職。原子能機構的聲明在媒體上不過是曇花一現。如今，既然美國政府機構「窩裏反」，便引起極大反響。
不論中情局的「脫軌」行動出於什麼原因，該情報的吐露的確使美國政府極為被動，它擔心的倒不是伊朗會對美國的多年無理經濟制裁提出賠償要求，而是，往後至少在動用武力上，失去了一個編織的理由。
月前筆者討論伊朗問題時，提出了美國將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主要原因：一、全球70%石油資源恰好埋在伊斯蘭教世界之下，而其中，絕大多數又屬什葉派的生活圈。如今，伊朗是唯一還沒擺平的地區；二、伊朗與薩達姆伊拉克、委內瑞拉一道，拒絕美元作為石油貿易的指定通貨，因此危及美元的信譽；三、當阿拉伯、伊斯蘭教世界逐個為美國制服後，唯剩下伊朗仍舊高舉自主的旗幟，因此儼然成為伊斯蘭世界的最後一道精神堡壘；四、就日本海經印度至北海的圍堵俄羅斯與中國的「弧形包圍圈」觀之，伊朗為此戰略聯盟的最後障礙。鑒於此，對付伊朗不只是美國新保守主義戰略家的願景，也是任何政府必將執行的國策。不言而喻，該國策不會由於中情局擅自對外發表一份調查報告而改弦易轍。
2003年攻打伊拉克之前，聯合國核監小組不曾發現該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證據。儘管如此，美國卻堅稱「伊拉克有發展大武器的意圖」，絲毫不顧聯合國的存在，悍然對伊拉克用兵。往後，只要時機成熟，美國仍舊可提出類似指控（譬如，伊朗支持伊拉克的反政府力量，或有發展核武意圖）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議論伊拉克或伊朗時，不論如何「理直氣壯」，唯一避免觸及的議題就是石油，也因此始終給人一種「安全考慮重於經濟利益」的錯覺。其實，美國與伊朗間的貿易即便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還繼續維持著，直到1995年克林頓時代，才開始實施經濟制裁。由於該制裁手段不止是對本國的貿易機構加以約束，甚至還擴及所有盟國的貿易公司，因此造成許多意想不到的後果：一是，許多對石油進口依賴性很大的盟國均蒙受經濟損失；二是，中國與俄羅斯乘虛而入，反加強了與伊朗之間的經濟合作；三是，危機情緒越是高漲，石油價格越是節節攀升，因此既給伊朗、俄羅斯、委內瑞拉帶來直接好處，又使得石油進口國經受沉重負擔。於是乎，受惠國益加志得意滿，傳統盟國則身在曹營心在漢。
談及石油，美國的能源安全考慮向來是維持石油資源的自由投資與流通；通過對弱勢政府的支持，取得優越的開採、投資條件；維持低價位的石油價格，從而促進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時又抑制通貨膨脹。這種透過市場機制、發揮發達國家優勢的辦法，比起殖民時代的直接掠奪的確要文明、含蓄得多。但該政策卻不能容忍某些石油生產國為維護國家利益而限制石油出口量；或通過國有化政策，阻撓西方公司取得礦權，或取得優越於一般條件的開採權。不言而喻，這種「國家利益服從國際資本、國際貿易」的主張，不止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世貿組織的基本教條，也是美國的一貫政策。
表明上，「國家利益服從國際貿易」似乎並非那麼不盡情理。然而仔細推敲，不難發現煙霧下的許多致命弱點。例如，弱勢小國往往為了維護弱勢政府的利益，不惜犧牲國家資源、給與保護國特殊優惠。或者，不顧生態平衡、資源耗竭，而任憑國際資本對本地資源的榨取；「服從」，不過是對弱國提出的單方面要求，強國本身卻頑固地執行保護政策，不論這種保護政策屬於一國性（如美國的農業、鋼材保護）或地區性（如歐洲聯盟）；最惡劣的是，一旦霸權為了維護此「服從」遊戲規則，不僅僅是制止諸如日本INPEX公司的盟國企業在伊朗進行價值20億美元的直接投資，甚至會動輒持各種莫須有的理由，對不服從國家進行軍事干預。
貿易自由其實就像婚姻自由一樣，既得保障結婚自由，也要維護離婚自由。如果保護了前者，卻使用暴力阻止離婚，則這種貿易關係仍舊是奴役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