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浪漫,向政治無力感道別

2007/12/30
高雄市NGO工作者工會研究員

前陣子出席了一位企業家邀集的宴會。代理德國浴廚設備的企業家談到他的事業經營與運動參與,用了一個有趣的角度來連結:水龍頭跟自然環境一樣,人從起床後到睡覺前幾乎都離不開,這麼重要的東西當然要追求一定的品質,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關鍵。

企業家繼續分享著到能高安東軍縱走所拍的高山美景,而我腦子裡卻一直想著他這個比方。對於深刻影響著生活的事物,人們為甚麼經常採取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呢?比如說,政治,大家都有關係,但卻人人無所謂。我們最常聽到的解釋是:無力感。腦子裡閃過了許多參與過的社會運動場景,想起了許多臉孔,是他/她們教會了我,其實,無力感是可以克服的。

當年一進大學就知道政治離我們很近,因為報紙上說那個剛成立的「X進黨」或「民X黨」中央黨部就在離我宿舍不到一公里的建國北路上。迎新舞會露營一波波不斷,社會各種集體行動也正風起雲湧。有一天,一個留著山羊鬍子的先生出現在我們那個集合了文藝青年的社團辦公室,問我們有沒有興趣瞭解台灣史。從此,這位先生每周一次抱著自編講義來義務上課,告訴我們清朝的三年一反五年一亂,日治時代的文協與台共;他是楊碧川,一個高中還沒畢業就進到綠島的政治犯,一個自費搭夜車奔波於南北各校園義務講述台灣史的民間學者。因為這個人,當年許多文藝青年就此踏上了實踐改革的道路。

大二暑假回高雄,高中同學阿涂邀我到自立晚報實習。有天,特派要我去跑反五輕的新聞。記得第一次去後勁是到一個西服店,微微駝背的瘦小老闆把店名改成了「反五輕西服」。他道著後勁人的痛苦,夾雜著「甲烷乙烯丁二烯」的術語。他讓我確定我不是幹記者的料,因為,訪問後他邀我一起到中油圍牆噴漆,我居然沒有猶豫就去了。這個人是劉永鈴,一個只有國中學歷的裁縫師,一個台灣環保運動的巨人。

大四那年,三月學運。這場被稱為「促成台灣民主轉型」,或者當年學運同志日後笑稱「才一開始就想要怎麼收場」的運動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一位老伯。有位同學來找時任糾察隊長的我,去處理一個捐款民眾。到捐款箱前一看,一位外省老先生正捧著看得出是一輩子積蓄的一把金戒指銀項鍊,要往捐款箱裡投。跟幾位同學幾乎是下跪攔著,含淚的老伯伯才轉身離去。我們擔當不起呀,記得當時嘴裡一直掛著這句話。是的,我們擔當不起什麼推動台灣民主轉型之類的角色,那位來自屏東的老伯,以及那個年代裡千千萬萬不知名的人,他/她們才是。

相似的故事是寫不完的。這些故事並不只存在特定的時空裡,因為背後是那種人類對於社會正義與美好生活的普遍渴望。這種企求,從滿口鄉音的老兵到事業有成的企業家的身上都看得到。那麼,無力感之說又從何而來?

政治民主化之後,我們把權力讓渡給兩大政黨,以為他們會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心上。於是,身著西裝與套裝的政治工作者,取代了龍山寺三鳳宮前的口沫橫飛;精美動人的政黨廣告淹沒了草根民眾的請願聲明;是密室裡的黨團協商,而不是民主辯論,來決定什麼是優先法案。結果,我們看到的是:經濟發展、國家定位、族群和解、環境保護、轉型正義、社會公平,在選舉季節都成了鞏固黨派利益的工具。

許多人的無力感來自於這種讓渡,以為政治不再是我們能夠影響的。殊不知,政治專業化是政客壟斷政治權力的說詞,政黨文宣背後牽扯的是龐大的媒體利益,而政黨協商更遠不及菜市場裡的論斤減兩來得高尚。我們要把政治重新奪回來到自己的手上,這不是上世紀的浪漫革命口號,而是透過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一點一滴地拿回來。

我們可以把平時的捐款挪一部分給社會運動團體,讓他們更有資源與力量來影響政治;可以加入社區協會、環保組織、工會與文化團體等,您會知道公共事務不難也不遠,您會知道「去政治化」是很荒謬的迷思,更會知道團結的力量。我們更要積極參與政治,面對立委選舉新制「兩票制」,好好研究政黨票該投給國民兩黨之外的哪個進步政黨,甚至,您可以加入一個值得鼓勵的政黨。我們要提醒自己,什麼都不做,正是那些高居廟堂上位者最期待的。

深化民主,不只為了當下,更是為了下一代,那是一種「世代正義」。上一代無數知名與不知名的人們,揚棄無力感,立下了民主制度的基礎。我們要留給下一代什麼呢?十二月八日晚上,我那跟著參加抗暖化遊行的兩歲女兒坐在浴缸中,一邊嘟嚷著「汙染減半,綠地加倍」,一邊讓我從她鼻孔中清出兩團一下午累積來的黑黝黝鼻屎。那一刻,我更加確定要在能力可及之處追求世代正義。看著她那兩顆鼻屎與天真笑容,哪能有什麼無力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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