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嘉展
當代的台灣人實在難為。
在經濟上，榮景不再，新貧所衍生的社會問題，每天透過媒體不斷向社會示警，不管是自殺、殺人、家暴、虐童、吸毒、搶劫、偷竊……，民間社會所呈現的負面景象，令人怵目驚心。
在政治上，國家認同的問題所造成的內部對立，在社會成本上，付出難以計數的代價，多元共生在轉型正義底下，顯得機會渺茫，內耗，似乎是台灣社會的宿命。
在如此政治經濟的結構底下，台灣的民間社會如何思考與面對，是台灣社會如何再發展的嚴峻課題。
十八年前，當我結束《人間雜誌》工作的時候，心裡盤旋一個問題：到底是什麼樣的機制，可以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人間》創刊於一九八五年，在解除戒嚴前後，為台灣社會開啟一個視野，去觀看台灣社會在戰後發展過程中被忽視，甚至是被迫害與被犧牲的人與土地。
做批判者容易，但當進入批判的無底黑洞時，就顯得無力了，這也是身為知識分子的痛處：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與社會，難以被我們說幾句就起了變化。如何化為行動？如何促成社會好的改變，也就成為重要的功課。
從台灣社會發展的進程看來，移民社會的台灣，自古以來內部即充滿矛盾，族群為生存的鬥爭，從原住民、平埔族；漳州、泉州；到現在的藍與綠；只是從過去的械鬥轉變到現在的文鬥。移民社會內部的本質，人與人之間、宗族與宗族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充斥著生存競爭，衝突即是社會的常態。
一九九四年由文建會所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相關政策，要挑戰這樣的社會結構的同時，也面對它的挑戰。
但是，社區畢竟是共同的生活圈，大家都有見面的機會，也有一定程度的人際網絡，從社區的角度切入社會的改造，是一個可能的途徑。在還沒有啟動社造政策之前，從一九八七年成立的新港文教基金會的工作成果，讓我看見了台灣社會的一絲幽光。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和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在埔里成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九月，中台灣即遭遇到九二一大地震的襲擊。
震後在參與社區重建的過程，我提出了兩個策略性觀點：
一、社區需要長期的陪伴：在陪伴的過程中，培力（enpowerment）社區建構自我承載的能力。
二、在社區內部形成社會運動：讓社區真正面對自己的問題，唯有長期的改造，才有機會翻轉社會不良的結構。
回首台灣社造工作的推動，已有十三年的歷史，社區營造已成為台灣社會改造的重要方向。如何在充分理解自己的社區資源底下，凝聚社區的共識，創發出一個可以試圖去追求的願景，在此願景底下，一方面整合內部，一方面架構可以支援願景發展的網絡，讓社區慢慢累積做事的方法與能量，也在過程中組構新的人際網絡，讓可以共事的人先團結起來，並形成一個核心力量，當這個力量足夠強大時，就有機會往好的方向去改變。
我稱它為核心鞏固策略，這個策略如果成功，社區內部就不會因頭人的變動或組織的衝突而停滯不前。甚至它有機會透過組織內部的自我調整與適應，長出一個特別的模式，這個模式恰恰好可以因應今天台灣社區社會的困局，也是翻轉民間社會往下沉淪的可行途徑。
在願景引領下，一個屬於社區或個人的價值觀就會慢慢浮現。九二一地震後，我們在桃米社區的邀請下，透過跨領域的多元合作，震後八年多來，已培育出三十位解說員，十六家民宿，護衛三公頃溼地，種下四萬多棵原生樹木，營造二十五座家戶型生態池，一座汙水處理池，一處廚餘堆肥場，並開始有機菜園的生產；道路及溼地分別有人認養維護、監測。
社區變漂亮了，新的產業模式，每年為社區創造超過三千萬元的產值以及不可計量的生態價值。現在桃米社區奉青蛙為「頭家」，保育青蛙所生長的環境，「生態村」這時已不只是願景，更是大家享受的成果。
在這些年來的社造過程中，有諸多優質的案例分布在台灣各地，如何將這股能量匯聚，並朝向「社會企業」發展，建立一套可持續運轉的模式，形成一個互助的系統，逐漸成為我們思考的主軸，「新故鄉社區見學中心」也就在此想法下孕育。我們期待能「暢遊社區．樂活台灣」，讓人心之華和在地的光華被看見，從「心」領略社區的魅力，重「新」感受台灣的熱情與活力，或許我們就不會這麼的焦躁。
實踐，讓我們不會感到無力，然而台灣也需要對願意長期成為社區營造平台的NPO有更多支持，讓NPO的功效被看得見，讓更多的年輕人願意投入並成為志業。而政府的政策執行如何避免只在做行政及核銷，如何結合各種協力的夥伴關係，展現治理的能力，是無法逃避的責任。
未來，是合作與互助的時代，期待有更多正向力量的釀生，當一個個好的底層社區可以連結，我們一定可以翻轉臺灣社會的未來！ （作者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