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6-2005.05工運年鑑】
等待認同—台灣勞工博物館的籌備

【編按】由苦勞網與世新社發所合作的第二本工運年鑑，記載2004.06-2005.05間台灣工運的重要事件，全書分為「大事記」與「事件補訪、評述」兩個部分，從現在起，我們特別將這一本年鑑的部分文章，發表出來，期望有更多的批評與指正，以期使我們的工作能夠更切合工人運動與勞工研究的需要，策勵更多後繼工作的推動。 ------------

一開始，成立勞工博物館想法，來自於 2001年台灣機械公司民營化過程中，員工期盼留住即將消逝的勞動記憶，而著手收集了過去的工作回憶。這些形形色色的記錄在2002年五一勞動節時，透過高雄市勞工局的活動，第一次被展現出來。雖然，對於台機的員工來說，這些記錄正代表著一個勞動現場的死亡，以及大部份人生的逝去，不過，記錄勞動者生命歷程這樣的想法，卻在高雄市勞工局與勞工自治委員會中觸發了一個新的提議：成立台灣第一個勞工博物館。

很快的，這個提議獲得了許多工會、官方單位、學者與社運人士的大力贊成，雖然彼此對於博物館應當具有何種內容，並不一定相互理解與同意。首先，由工運人士方來進所掌握的高市勞工局補助了一個歐洲勞工博物館考察工作，執行者邱花妹於2003年年初做了一個細緻的報告，提出了博物館作為勞工文化基地的想像。報告中指出，所謂文化基地的根本意義，不在於其規模的大小，而在於她能再生產出什麼樣的工人文化，亦即，應當關注的焦點乃在於：博物館如何透過教育活動、展覽、收集、組織與動員的過程，讓勞工認同自己的存在是個驕傲，而此驕傲是獨立於其他階級之外的，不以其他階級的生活情調為追尋的指標。這個驕傲應當令勞動者在其他階級面前毫不遜色並且昂然以對，令其後代能以作為此階級的一份子為榮並且泰然自得，應當令勞動者提及他們勞動時的各種「技術工夫」，眼裡深處能散發出一種在美學上動人的光。若脫離這個焦點，再怎樣巨大、豐富收藏的勞工博物館恐怕將成為過往的遺跡，專家歷史下的墓誌銘、純粹悼念與傷逝的空間，甚至還可能成為「參訪者教導後代如何避免淪為工人階級的教材」。

無論如何，此報告經過當時市長的支持，於2003年4月正式成立了勞工博物館籌備處；其中，籌備委員涵蓋了南部的社運人士、學者、博物館專家、勞工局以及工會代表。有意思的是，這個籌備處是一民間團體，她的經費完全來自向高市政府（主要是勞工局與文化局）申請計畫案。長期來看，就如同一般的文化產業公關公司一樣，她沒有穩定的財源，規劃者可能人來人去，因而也沒有一致的規劃方向，隨時會跟著政治派系的移動而轉變想像。而靠著這樣年年申請計畫案來挹注經費，以及靠著一群近乎不支薪的熱心參與者，幾乎可以預見這是個高難度的行動。

這個民間單位在第一任執行秘書陳錦豐的推動下，從此負擔了長達幾年的博物館籌設：她在2003年5月舉辦了勞動群像攝影展並且隨後出版了攝影集、11月開始徵求加工出口區的女工故事、12月出版了台灣勞工運動文選、2004年初舉辦了博物館Logo徵求的比賽、5月舉辦第二屆國際勞工影展、9月出版了工人嗆聲CD、10月與科學工藝博物館合作展出了勞工口述史影音紀錄片、2005年持續舉辦勞工影展、出版了碼頭工人的書「移民、苦力、落腳處：從布袋人到高雄人」、以及放映記錄短片⋯等等。她已經出版了工人攝影集與文史記錄、透過舉辦活動開始凝聚了一些工人的參與、甚至是博物館界的合作與投入、更在學者謝國雄與攝影師柯妧青的努力下，逐步累積了兩百多小時、涵蓋了六十幾個行業的工人口述影音記錄—縱然，這些點滴的累積是在台灣特殊的政治景況下進行的。

這個政治景況是這樣的：主事者高市勞工局一開始選擇，或說別無選擇的，以委外的方式來進行整個的籌備工作，整體來說，官方因此變成了計畫的審核者，而非執行者。細部來看，勞工局自己則變成了「官方（包括中央與地方）」與籌備處之間的溝通單位，他一方面必須代替籌備處向中央爭取興建經費，另一方面又得在市政府的預算中找出可能的申請案以延續籌備處的存續；在這種狀況下，中央政府就只是負責審核而已。而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上，中央也缺乏真正的具體行動。雖然，陳水扁在2004年2月競選總統時就提出十億元興建勞工博物館的政治承諾，而同時，經建會也通過要補助十億經費，並交由勞委會主管；但是，陳菊所主掌勞委會卻直到2005年4月，才說要出錢來幫助高市政府進行規劃案，並且先出一百五十萬來進行選址工作。到了2006年1月勞委會終於補助了前期評估的一百五十萬，至於接下來上千萬的規劃案，以及上億的興建經費，恐怕又會有新的考驗。從2003年籌備處的成立，到陳水扁、經建會、與陳菊，事情拖了將近三年；很有意思的是，陳菊於2006年底競選高雄市長時，又提出了要在高雄興建勞工博物館的政治承諾，雖然遲來，無論如何，還是希望陳菊主委沒有完成的工作，能在陳菊市長手中兌現。

而就在此政治景況下的籌備處，一方面沒有穩定的經費，加上2005年年底因為高捷泰勞抗暴事件，高市勞工局人士的大換血，連帶的使得籌備處的工作人員、第一屆籌備委員大部分都離散了。人事變動不僅使得博物館計畫出現危機，更重要的問題乃在於：這個先天制度上的問題，經過政治派系的異動，對博物館的想像似乎也逐漸在轉變。2006年4月，新上任的勞工局長鍾孔炤提出新的說法，認為勞工博物館應當要「小而美」。他所謂「小而美」意涵為何目前尚不清楚，似乎僅僅是就經費上來講的，而不是針對博物館的目標來思維的，若是如此，那麼這個博物館設立的宗旨就將面臨極大的考驗。

事情已經進行到這個地步了，高市政府終於在2006年5月，委託博物館專家進行了「勞工博物館設立之可行性評估」，並且委託了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辦理「勞工博物館位址分析計畫案」，等到此「位址分析」通過，或許中央就會撥下經費進行「正式規劃」了—如果陳菊能夠渡過走路工官司，繼續擔任市長的話。只是，未來究竟是由誰來承擔「正式規劃」，是繼續委外辦理嗎？若是如此，會由什麼樣的單位來「競標」呢？而等到興建完工後，又是誰來管理與維護這個博物館？一般勞工、工運人士、工會是否能夠參與管理？這個全國第一個勞工博物館能不能脫離台灣一般博物館的「專家」想像，負擔起提升台灣勞工認同的文化基地的使命？

目前還是籌備委員、記錄了兩百多小時工人口述影音資料的謝國雄，在我的訪問中，最後提到了：其實籌備委員老早就在想著勞工博物館不能成立下的「後事」了，也許將這些逐漸累積起來收藏與記錄轉交給科學工藝博物館，在其下成立勞工特藏；也許轉交給文化局或勞工局，以此為「策展核心」舉辦各式活動；也許轉交給中研院⋯。如此「辦後事」的想法並非過度悲觀，倒是反諷了當前台灣政治對勞工階級的寡義薄情。不論究竟勞工博物館能否成立，我們擔心著的是這個文化基地的想像是否會逐漸消失在專家的規劃、以及漫長的等待之中—等待著經費的挹注，制度的調整，官僚推托習氣的改變，等待著工會與勞動者的積極參與，以及工人階級認同與被認同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