痲瘋 流亡 意象

流亡是不同種族的共同記憶；猶太人出埃及、集中營、猶太人建國、巴勒斯坦人游擊、大飢荒下的愛爾蘭人移民潮、國民黨撤臺、西藏問題以及任何形式下戰亂、飢荒和疾病所造成的移民潮。歷史中最早的流亡，其實是非政治的，而是痲瘋病的流亡。

聖經上記載，當時任何得到痲瘋病者，必須自我流放，進入其他城市，必須裹緊全身。但痲瘋病一直無法被視為族群的記憶，雖然全世界不同角落都有痲瘋聚落的存在，在恐懼以及不了解的情況下，這樣的記憶一直被忽視。1950年代，痲瘋病不再是不治之症。1991年，國際痲瘋病人權組織在巴西成立，此後成為世界痲瘋病患者記憶的串聯者。

流亡之所以悲慘，在於流亡者處於不確定的狀態，無法與眼前的環境融合，鄉愁又不斷的如鬼魂般糾纏。這種無法放心的狀態使人焦慮而沮喪。流亡就是無止境的不安，你的認同隨時被鄉愁所驅逐。憤怒、不諒解及憂慮如同烙印時時提醒我們此生無法再找到安心之地。

對於一個生活永遠在他方的人而言，生活永遠是缺乏認同的。他期待他人的接納，更期待有一天自己能接納自己。而這種經驗，並非實際被流亡者所獨有。任何一個無法融入環境的人，多少都能了解這樣的心理，它是一種共同的記憶。

我認為在臺灣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流亡就是和平醫院事件。2003年，SARS疫情擴散，導致和平醫院封院。幾步之遙，我們看到認識的人就在裡面，但如同面對流亡者，我們選擇不認識他們。未知的瘟疫帶給我們的恐懼，讓我們狠下心來，將可能是我們的親人、朋友，以警察、制度將他們隔離在一個離死亡很近的國度內。這個事件包含了痲瘋病流亡的各種條件，且更為強烈：人們對疾病的恐懼、無知驅逐了寬容，而制度的蹣頇選擇以最簡單而冷酷的方式解決「問題」。這與痲瘋病流亡的爭議是相同的：難道沒有更好的方式嗎？驅逐痲瘋病患尚且有歷史背景的麻痺，但我們看到臺灣處理瘟疫問題，我們與兩千年前有多大的差別呢？

流亡的痛苦不在死亡的命運，而在於失去希望的無力感，任何形式的終結，反而是一種慰藉。與親友在隔離線兩邊相望，痛苦不在距離的遠近，而是那條隔離線隔離了我們對未來的希望、我們內心的溫柔。過去的記憶似乎如此的近，又如此的遠。

「形而上的流亡者(metaphysical exile)」(薩依德，1997，p.93)就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對社會頑強的批判，使他成為必然的流亡者。阿多諾說：「…在自己家中沒有如歸的安適自在之感，這是道德的一部分。」(薩依德，1997，p.95)知識份子的責任在主動提出獨立的判斷，此種判斷重在捍衛超越團體利益的價值，而多數時候在歷史中，這樣的判斷捍衛了弱者的立場，與主流的權力背道而馳，因此知識份子一向是權力眼中的叛亂者，無論在實質上或精神上將其驅逐、流放，都是對權力者有利的。所以阿多諾認為知識份子的良心，在於身為流亡者的不安，驅動知識份子源源不絕對社會的批判。

相較於政治上的流亡者，痲瘋病的流亡者印象中是被動的，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鄉，隱藏自己的過去，甚至為了親屬的社會觀感，必須與其斷絕來往。但我所以在此提出知識份子的流亡，是我認為樂生的流亡已由被動的流亡轉變為主動的流亡、知識份子的流亡、捍衛良心、自由的流亡。

樂生的流亡始於人的命運：疾病的命運，死亡的命運以及百分之一被感染率的命運，任何一個被強制隔離在樂生院中的人，從來不會想到這會是他的命運。在樂生院內的人如此，在樂生院外的人也是如此。我們很少思考死亡、疾病、流亡離我們有多近，而痲瘋患者替我們承擔了百分之一的可能。這是他們被動的流亡故事。

知識份子的流亡始於覺醒：良心的覺醒、智慧的覺醒、行動的覺醒。在樂生院中，三者都出現了。他們捍衛身為一個人的尊嚴，不妥協在管理的暴力及舒適的生活中，人的良知流放他們於安穩之外。他們的良知召喚各地的知識份子，對人、對疾病、對社會做出新的反省，以平近的語言與大眾溝通，讓我們從新認識痲瘋病及醫療制度的不足。智慧的覺醒讓他們流亡於主流媒體之外。他們主動表達臺灣人權的不足，與不同運動結合，在街頭抗議，無畏權力的壓制。行動使他們流放於權力關係之外。這是他們主動的流亡故事。

樂生療養院為何對我們重要？因為它是一段歷史，一段位在我們遺忘的邊緣，紀錄人們的無知及愚蠢行徑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