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的紀錄片工作領域,馮艷(中國紀錄片「秉愛」的作者)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由她所翻譯的『小川紳介的世界』(遠流,1995)這本書,影響了許多愛好紀錄片以及投入紀錄片工作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在我初加入紀錄片行列時,關於紀錄片的專書真的太少了,不管工作地點在哪裡,我都帶著這本書遷移,書上劃滿了各種顏色的線(不過後來不知道借給誰,流浪到哪裡去了),也許這註定了我今天要幫忙寫這篇文章。在此我不打算寫評論,以下文字不談及「秉愛」的內容,只是就我知道的,或朋友推薦我閱讀的資料,為鐵馬影展的觀眾朋友,補充一些關於馮艷拍攝三峽大壩工程移民紀錄片的背景。
如同許多紀錄片作者的歷程,馮艷並不是科班出身,但她為什麼扛起攝影機?這段歷程在如今看來,呈現了馮艷對自己生命位置及社會現實關注的連結。1992年,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因病過世時,馮艷在日本,絲毫不認識紀錄片,她說「當時自己也沒有影像的愛好」,她是一個環境經濟學博士生。1993年她鬼使神差地(這是馮艷的形容)跟朋友去看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該年影展正舉辦小川紳介紀錄片專題。就在被小川攝製組蹲點拍攝精神震撼之下,馮艷遭遇了紀錄片的世界,岔離了原先計畫的學術道路,「落入了紀錄片的陷阱」。
在翻譯了『小川紳介的世界』一書之後,馮艷開始拿起小型錄像機拍紀錄片。1994年暑假,中國人大通過了三峽水庫建設的提案,讀環境經濟學的馮艷,馬上產生了調查的興趣,從此長期在即將淹沒的農村裡拍片。1997年馮艷完成了「長江之夢」,從這部片開始,1996開始拍攝「秉愛」(2007年完成),以及目前正在後製作的「長江邊的女人」,這三部片主要的記錄對象都是女性,呈現了三峽大壩迫遷移民潮下的女性圖像。
我從馮艷的作品體會了兩件事:第一,她透過調查告訴我們,別把迫遷移民視為一種同質的、苦難的、蒼白無助只能扛起包袱上船,抹著眼淚離開故土的形象。由於單一經濟發展的擠壓、農村生活的艱困,遷移政策的補助,有時候「移民戶」的資格是生存的另一個起點;第二是,十多年來,馮艷總是在遷村這複雜的主題下,排除其他部份,獨獨凝視著這場景中的女性處境。例如「長江之夢」的主人翁,是一個盼了好多年,好不容易盼到了生產證(計畫生育政策下的規定)而歡喜懷了第二胎的婦女杜太平。但是就像一場捉弄,本來是農村戶的杜太平,在進入「移民戶」資格時卻變成了城市人口,依規定城市人口就不能生第二胎了。馮艷總是相當準確的,透過婦女遭遇的特定的生命危機,從這裡專注看她們如何回擊政策,如何發動自己的力量作戰,或者是向政策低頭的抉擇過程。這種關注的方向,同樣展現在「秉愛」的記錄中。
寫到這裡,總之就是故意不講「秉愛」的情節,關於秉愛如何與遷村作戰,是作者衷心期望觀眾投入的地方。在片中,強悍的農婦秉愛,總是凝視著浩瀚的長江水面在思索,有時眼神狠狠地,有時憂愁,有時眼神飄得很遠,這畫面深刻的留在我心中。她如何面對淹沒帶來的難題,就請大家走進鐵馬影展一起感受。
作者補充:『小川紳介的世界—追求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繁體字台灣遠流版目前絕版,不過去年底,簡體字版已經在中國出版,經過馮艷將過去的疏漏修改之後,是她更為滿意的版本。書名改為:『收割電影: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上海人民出版社。另外,本文寫作資訊感謝影評寫作者林木材的協助。
延伸閱讀: 馮艷部落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