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汙名的台灣精神與意識

2008/05/24

吳易叡

 日昨貴報刊出黃光國教授〈台灣精神VS.台灣意識〉一文,借重其心理學所長,對馬英九總統就職演講多所美言,個人認為論述失當。

 首先,黃教授筆下的「台灣意識」跟「台灣精神」,都不是十九世紀心理學或哲學的用語,竟被放在古典心理哲學的框架裡面被評比,這是該文最大的誤謬。其次,這兩者其實都是台灣經過幾十年對主體性的追求,在各個領域裡獲致的共同價值,同時也是用來評量主體性表現的指標之一,在意義上其實相當複雜,不是用兩三句話就可以潦草定義的。可惜的是,他們先後被政治人物拿來當成選舉旗幟揮舞。若說「台灣意識」被民進黨政府做為「民粹」工具,那麼從馬總統在競選時期所定調的「原鄉精神」乃至於就職演說裡倡議的「台灣精神」,難道就是乾淨中立的辭彙?

 再者,黃文藉黑格爾哲學捧高「精神」,貶低「意識」,顯示此文對黑格爾的操弄。根據文中論據,不存在「意識」的基礎,哪能夠發展出高層次的「精神」?這是黃文邏輯上的矛盾。暫且擱置這種「黃式」發展邏輯,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並不存在精神與意識的「高低」區分。他劃分的是心理現象的侷限性與本質的超越,強調的是以辯證的方式去達到心理現象跟本體的同一。然而黑格爾這種二元區分,又被後來的思想家(如馬克思)批評為在科學認識論上的缺陷。此外,意識、精神這些用語在不同文化跟語言之間的挪用,也是一個大哉問。這些語彙除了意義多層之外,在翻譯上更是困難重重。而黃文中所硬是區分出來的高低層次,除了忽略了哲學理論在歷史裡所盤據的意義之外,也很難沒有受到自身「意識」形態的影響。

 最後,再看心理學在十九世紀末才出現有關集體心態、集體記憶的記述,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心理學家跟人類學家對集體暴力餘絮的回應,包含一九四八年世界心理健康大會的會議主題:檢討「集體罪惡感」,以邁向「成熟社會」,都是心理學甚至精神醫學反省人類處境以及專業倫理所獲致的結果。即便如此,在戰後階段,英美、德日集體意識的形塑也相當不同。

 對照台灣多重的殖民歷史,以及冷戰時期以降一直到今日依舊狹窄的國際處境,可知台灣被夾在多種現代性的前線之間,要發展出真正屬於自己的「台灣意識」跟「台灣精神」,不知道須要捱過多少生死跟掙扎的歲月。我們的奮鬥尚未結束,卻早就超越了黃文的簡單論述。

 黃教授借重自己心理學專長,拿普羅大眾較不熟悉的古典哲學來批判「民粹」,反而變成替支持的政治人物背書,並汙名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的歷史經驗與共同價值,阻斷了台灣人民無關藍綠所追求的主體意志,也犧牲了我們能夠重新站上國際舞台的珍貴籌碼,弄巧成拙,值得再三深思。

 (作者為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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