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菱電子從來就不只是經濟部公司登記中的一個名詞。在跟這群抗爭工人相處的過程中,他們總樂於跟我分享許多「寶貝」:一株在抗爭初期種下的芭樂樹;過去上班時使用的報表、印章,還有那些「如果還在用,就很值錢」的各式機具。那裡有太多工人勞動於其中、生活於其中的記憶,而後更因為資方「惡性倒閉」所引發的愛恨情仇,讓「東菱」這個名詞顯得饒富意義且沉重異常。
有一回(東菱自救員會員)阿仙帶我走到她們以前的員工宿舍,細數她過去在此處的記憶:「那時候從南部的小工廠到台北的大工廠,很不適應啊,每天下班只會躲在宿舍裡聽收音機。」「在公司停發薪水的那半年,我們這些社會人士都會出錢買米買菜,煮給建教生吃。我們很可憐,但是他們更慘。」我一邊望著眼前早已不知轉了幾手,供其他公司作為堆放貨品的這棟建物,一邊想像那曾經出現的畫面:一批又一批從鄉間流向都市的青年男女,每日在宿舍與工廠間往返,編織著生活溫飽的平凡夢想。
「走,我帶你去看『黑店』。」阿仙指著對街的一間雜貨店,聽說這是她們當年最常光顧的消費場所。「阿仙姐,妳在宿舍住多久?」我邊走邊問。「一進來東菱就住啦,十年啦。」「那加上這幾年,不就快二十年了?」「對啊,其他更資深的員工就不只囉!」一進店門她顯得很開心,問老闆:「還記得我嗎?我之前在東菱上班啊,常常跟你們買東西啊!」記起來了,老闆有些驚訝地問:「都倒閉那麼久了,妳現在怎麼樣啊?」「還住在東菱裡面啊!」老闆的眉頭皺了起來,「怎麼不去找房子,那麼沒志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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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眼裡,或許會跟「黑店」的老闆有著相同,至少是類似的疑問:「又不是沒地方住,幹嘛一定要守在裡面?」其實,「如果不是遇到這種事,怎麼會住在這裡?」那天阿仙在離開「黑店」後,相當生氣地跟我訴苦。
「如果那時候沒有回來,我就跟東菱沒關係了。」互助會前身「東菱電子自救會」會長吳菊梅感嘆。關廠前一年,已辦理辭職的她到另一家公司上班,但在東菱主管跟同事的勸說下,又回到東菱工作。一念之間,讓她的命運上走向抗爭這條岔路。
回顧命運的掌紋,東菱互助會甚至所有遭遇惡性關廠的勞工,他們的命運恐怕在踏進工廠的那刻起就已注定。東菱電子廠的抗爭工人,在認命之後,決定不要自怨自艾,而是走向更艱辛的抗爭:將老闆拋棄的廠房、被銀行閒置的土地「撿」回來,用雙手把當年眼前的破敗打造成可以安身立命的家。
這一「撿」,就是九年。
互助會會員陳麗絲曾經這麼訴說對東菱的情感:「抗爭到現在,我可以任何補償都不要,只要能讓我在這塊土地再待上八年。」情緒來了,她燃起一根菸:「因為我知道這裡是怎麼從荒地,一點一滴地變成現在這樣。」
於是我相當好奇,當初一手創立東菱的老闆,會如何看待東菱互助會?他會不會很驚訝,這群老員工居然用這種方式實踐,過去他所拿來再三訓勉員工的「以廠為家」?
不過我想他並不在乎,畢竟那塊廠房、土地,早已讓他在抵押給銀行後換取現金。而在2005年2月,東菱電子廠也已被台灣金融資產服務公司順利拍賣標售,並將在8/17由法院進行點交。「過去,算國家對不起你們。」面對東菱自救會的憤憤不平,執行點交的法官適度地表達他的善意,但隨即強調「可是很抱歉,還是希望你們在點交當天,能自己離開廠房,配合我們的執行。」
這塊能留住記憶的空間,馬上就要「回到」資本的懷抱,不談感情,只講利潤。(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