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後的南韓經濟：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後果（摘譯）（上）

作者：詹姆斯˙克羅帝（James Crotty）＆Kang-Kook Lee 作者網頁 原文連結 文章日期：2005年9月 摘譯：Andre

1. 導論

在1997年的危機之前，七大工業國、外資公司與銀行即施壓要求分享南韓經濟奇蹟，國內的財閥與富人也希望擺脫國家的限制，使得南韓國家主導的經濟結構逐漸被打破。國家不再控制財閥的投資方向，也大幅降低了對國內金融市場的管制，放鬆跨國的資金流動，尤其是完全放寬了短期的資本流動。1997前幾年，外國的短期信貸不斷增加，助長了由投資主導的經濟泡沫，增加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外國銀行拒絕展延短期貸款，要求支付，但韓國的大銀行與公司皆缺少現金，瀕臨毀約邊緣，政府遂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條件以支付外債，國際貨幣基金藉此得以控制韓國經濟。

主流經濟學家承認短期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使得短期外債大增並觸發了危機，但認為自由化並非危機的根本原因，只不過暴露了韓國經濟結構中固有的問題。但另有一些學者認為，是自由化才造成了無效率，從而破壞了南韓傳統經濟體系的內在聯繫，若沒有對短期資本流動去管制化，韓國也不會面臨金融危機。

危機發生後不久，國際貨幣基金即宣布南韓經濟結構已無法運作，需進行緊急手術，並提出極為嚴苛的條件，緊縮貨幣和財政政策，以恢復外國投資者的信心。但是到了2003年，國際貨幣基金自己在報告中承認，若當時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宣布將給南韓一切必要的外匯，那就根本不會有金融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的長遠目標是要瓦解南韓經濟模式。它推動的結構改革方案包括：打破政府與企業之間的緊密聯繫；使外資可進入國內金融市場；去除壟斷、貿易壁壘等障礙。在其中，美國堅持要將結構改革作為貸款條件。

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積極與國際貨幣基金合作。1985年金大中便宣稱要最大程度地依賴市場力量，1999年更說，由於金融危機強迫韓國進行改革，因此危機可說是給韓國的祝福。金大中與國際貨幣基金的目標是：將勞動市場彈性化，瓦解工人運動；金融自由化，以開放的資本市場取代由政府指導的銀行融資；開放國內市場，引進外資。

2. 新自由主義重建：低度增長、高度不平等、外資影響力增加 2.1 危機後的經濟表現

儘管韓國企業在危機後財務吃緊，但國際貨幣基金會依然大幅提高了短期利率，並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使得1998年真實GDP下降6.9％，國內需求則下降13.8%。1999年政府決定加強內需並降低韓國對出口的依賴；這目標不錯，但選擇的作法卻是透過去管制、減稅來刺激消費信貸，結果使得家庭負債占GDP的比例從1998年的41％上升到2002年的74％；此比例與低儲蓄率的美國一樣高，終於在2003、2004年爆發卡債危機，消費的平均年增率從1993-1997年間的6.5％降到1997-2004年間的2.3％。

更重要的是，危機後出現了投資的停滯。1990-1997年間投資占GDP比例有35-40％，危機後只有25-31％。韓國央行調查，2004年的私人部門設備投資比1996年的還少。而投資停滯問題又以中小企業最為嚴重；2004年大企業已開始增加投資，但中小企業投資卻減少34％，因為他們獲利較少，無法得到足夠的銀行貸款。

影響投資的因素有：國內需求增長緩慢，同時經濟不確定性增加，難以預測；獲利低迷，阻礙了投資。2002年開始，由於債務減少、利率降低、勞動所得份額減少，使得企業獲利有所增加，但投資卻沒有相應增加。這顯示在韓國新的經濟中，獲利增加只會帶動股利、現金累積，而不會帶動投資。外資銀行的進入也將資金導向消費信貸，而非企業投資。

1990年代中期開始增加的對外直接投資，也減少了本國的投資。2004年外國來韓國直接投資有13億，而韓國對外直接投資有8億，其中約一半流向中國。63％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製造業，引起韓國製造業空洞化的焦慮。2005年上半年，對外投資超過流入的外人直接投資。

諷刺的是，過去兩年唯一增長的需求類別是出口。進出口合計佔GDP的比例從1997年的65％上升至2004年的84％，其中淨出口佔GDP比例達4％。但是對出口的高度依賴是非理性的，因為自危機以來貿易條件惡化了。

新自由主義使韓國經濟與社會的斷裂加劇了。出口部門的大企業與內需部門的中小企業差距拉大，聯繫變弱，出口部門高度依賴進口的中間財，出口帶動內需的程度下降。社會的斷裂也加劇了。非正規工作的工人佔全部工人的56％，是OECD國家中最高的。勞動在總收入中所佔的份額顯著下降，從1997年的62.3%下降至2004年的58.8％。由於受雇者中歸類為工人者從1998年的61.7％增加至2004年的66％，因此這種工人所得在總所得中的減少是十分嚴重。吉尼係數比1997年上升了約10％。收入前20％家庭與後20％家庭的差距從1997年的4.5增加到5.9。危機以來貧窮線以下人口增加一倍，但社會福利體系卻不足以處理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問題。

2.2 經濟開放與資本流入

資本帳的自由化本是金融危機發生的近因，但韓國政府在危機後卻在國際貨幣基金會與G8的壓力下進一步加快了金融開放的步伐。

1998年5月政府廢除了外資可購買的公司股份的限制。外資在期貨市場或票據市場（in commercial paper）購買公司債的限制也被放寬或廢除。政府在1997之後允許外資的敵意併購（M&As），並極力將重要的金融機構賣給外資。1998年本國公司對外借款的限制進一步開放。1999年4月政府允許非韓國居民在本國銀行持有長期存款；進一步放寬公司的短期外債；放寬投資外國房地產的限制；並允許所有韓國金融機構與個人進行外匯交易。2001年廢除了對個人購買外匯及海外開支的限制；也解除了對外國金融機構吸收本國存款的管制，以及對韓國人購買外國債券的管制。2002年撤除了對於非本國居民發行債券與借韓元的限制，以及對金融機構進行外匯交易的限制，包括衍生性金融商品。到2006年，尚存的對外資交易的限制也將撤除。

這些開放措施施行的結果，使得資本進出量大增且不穩定，嚴重影響股價與匯率，美國投資者對韓國股價的影響力高，股票市場也與美國股票市場高度連動。韓國股票市場已成為外資的賭場。為了抵銷外資進出的不良影響，韓國央行被迫發行貨幣穩定債券（Monetary Stability Bonds）已確保韓元不至大幅升值傷及貿易盈餘。韓國央行賣出韓元買入外幣，同時發行韓元限定債券（won denominated bonds）以限縮市面上流通的韓元。貨幣穩定債券從1997年的23.4兆增長至2003年105.5兆、2004年142.8兆，鉅額的利息負擔使央行陷入赤字。持有大量外幣是代價昂貴的自保方式，且依舊難以防止金融動盪，只有重建對短期資本流動的控制才有效。

韓國的資本市場開放也造成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湧入。1997之後金大中要求負債的財閥在2年內將債務股本比減半，迫使財閥將關鍵資產拿到市場上求售，只有外資有能力出價，而且危機後韓元大貶形同賤價出售，外資買者佔盡便宜。

受到去管制化、資產貶值、韓元貶值的鼓舞，1998至2000年間的外國直接投資比1962至1997年間的全部外國直接投資還要多出三分之二，其中絕大多數是以併購方式進行，且外資只買公司的好資產，壞資產與債務部分則轉給新成立的公立機構。

2.3 外資是否幫助了韓國經濟？

韓國公開發行的股票中，外資擁有的比例從1997年的15％、1999年的22％、2001年的21％增加至2004年的43％，並開始與韓資爭奪對大企業的主控權。這種壓力使得韓國公司的投資進一步減少，因為在外資的壓力下，韓國經營者現在必須持有更多現金、發放更多股利、為防止外資控制而買回更多公司股份，結果便使得企業用於投資的資金減少。

外資也並未帶來技術的轉移，因為外資將大部分獲利都匯回，幾乎沒有任何研發投資，同時韓國的大公司也從未要求外資將技術轉移。

繼續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