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潮接連爆發對香港工運的啟示

2008/08/05

作者:蒙兆達(職工盟統籌幹事)

【明報專訊】最近,一個月內連環爆發了4宗大型工潮,而且最後都能夠透過罷工行動,迫使資方增加員工的佣金收入。有記者朋友問筆者,這是否表示香港的工人運動從此抬頭?

一直以來,香港的工會運動予人弱勢的印象,但相較外國工運傳統深厚的國家,香港僱員的入會率其實不低,約佔工作人口的20%(表面數字更高於法國及美國)。不過,這些入會數字當中其實有不少「水分」,例如很多僱員都因為要報讀課程或享受某些優惠才加入工會;另外還有不少僱員因遇上裁員、解僱或欠薪等事件才加入工會,屬於「災難性會員」。這些入會數字因此未能反映僱員在企業或機構層面的議價能力。在香港,估計享有集體談判協議保障的僱員比例只有約3%,遠遠低於國際水平。

工人運動是否因幾宗大型工潮的勝利而從此抬頭,現在難下定論,卻令我想起最近一次工潮中勞資談判尾段的場景:

差不多已是深夜12時,當佣金增幅終於達成初步共識之後,員工代表仍然堅定地向資方爭取公司要承認工會的地位,並聲言不會再信任公司內JCC(勞資協商委員會)。來自德國的行政總裁對此大惑不解:「大家不是最緊張加人工嗎?我們已馬拉松地開會超過14小時,竟然還在糾纏JCC的問題?」這位尊貴的行政總裁既來自歐洲,又怎會不明白工會權力對僱員的重要。令德國人感到錯愕的真正原因,可能是香港工人短時間內工會意識的大躍進。

過去10多年來,大大小小的工潮從無間斷,由金融風暴、911事件到2003年SARS等,僱員抗議減薪減福利的糾紛接連發生。財團企業繞過了既有的勞資協商機制,單方面宣布削減人工及福利,或一夜之間通知大幅裁員,導致勞資矛盾激化和加深。這段時期,亦是外判、散工化及合約制最為氾濫的時期,即使中產階級也感受到職業保障大不如前。以SARS期間為例,勞資糾紛的數字未必遜於目前。因此,如果說上月發生的多宗大型工潮,有什麼值得興奮的地方,不應單從數字上看,更重要是工潮性質上的轉變。

經濟好轉 勞資糾紛轉變

隨覑經濟環境好轉,勞資糾紛的種類已出現一定程度的轉變。由過去經濟危機下的欠薪、結業及裁員等紛爭,轉化為勞方期望改善薪金、工時及較穩定的就業模式。早前紮鐵工潮所爭取的,便是要恢復過往較合理的工資水平及8小時工作,並成功爭取跟商會簽訂行業性的集體協議。最近維他奶、屈臣氏及雀巢連續3宗大型工潮,無獨有偶,都是飲品公司的運輸部員工,同樣因增加佣金及底薪的期望得不到滿足而爆發出來。簡言之,香港的工會運動正在出現質變,由以往防守型的「踢法」轉變成進取型;由向資方的侵權行為說不,發展成主動提出改善就業條件。

面對高通脹的年代,經濟壓力愈來愈大,勞工階層改善生活及分享企業盈利的期望只會持續升溫。有不少評論已指出,現時的勞工法例有很多內容均保障不足,包括立法最低工資及工時規管等,更是不能再拖。以上筆者都認同,但要補充一點,單單倚靠《僱傭條例》的執行,已不能解決日益複雜的勞資爭議。因為,勞工法例只是最低標準,超出此範圍的僱傭條件,仍要倚賴勞資之間透過集體談判去規範。

由最近幾宗工潮可見,很多大企業內部的勞資溝通機制(例如勞資協商委員會)只淪為「花瓶」角色,議題被管方完全操控,凡涉及公司成本及整體員工政策的問題,均拒絕討論。會議上容許討論的,只有早餐、公司旅行等瑣碎議題。由於工人的訴求未能透過內部機制獲得處理,最後便唯有將積壓的不滿以工業行動的形式爆發出來。

在可見的將來,勞資之間就公司盈利分配的角力勢將繼續湧現,由於沒有法例的規範,企業內欠缺正式的集體協商機制,工會便唯有以工業行動作為爭取的手段。特別遇上抗拒或歧視工會的僱主,衝突更加會一觸即發。政府如果想避免勞資矛盾進一步惡化,便必須盡早恢復97年被廢除的集體談判權條例,確立工會在企業層面的代表權、諮詢權及談判權(見表)。不過,勞工界爭取最低工資的立法已超過十年,現在才總算露出一點曙光。一向親近財團利益的特區政府會否主動提出立法集體談判權,或要爭取多少個年頭才有希望,實在是未知之數。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企業層面爭取確立工會的談判地位,以集體議價的方式改善就業條件,將會是未來香港工運抗爭的一個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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