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倡議在企業融資面向的運用
從兩本關於「公民經濟」的新書談起

書名：新世代資本家：公民經濟崛起的新力量（The New Capitalists: How Citizen Investors Are Reshaping the Corporate Agenda） 作者：Stephen Davis, Jon Lukomnik & David Pitt-Watson 譯者：張淑芳 出版：臉譜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3月 ISBN：9866739415

書名：SRI社會責任投資（The SRI Advantage: Why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Has Outperformed Financially） 作者：Peter Camejo等 譯者：蔡淵輝、黃伊莉 出版：寰宇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4月 ISBN：9570477771

過去，台灣的勞工及環保團體多少有這樣的經驗，那就是，在目標企業召開年度股東大會時，收集員工手上的股票或散戶的委託書，以進入會場利用發言或癱瘓議事等方式來對企業施加壓力。時至今日，若干工會還發展出利用官股或集中會員手上公司股票等方式，在公司董事會中產生所謂的「勞工董事」。

先不管利用股東大會這個特定時機的施壓動作能產生多久的效果（畢竟股東大會一年只有一次），以及「勞工董事」這個詞本身是否就是一個矛盾、或「勞工董事」實際上受不受工會節制等問題，以上這些例子都說明了，既然企業宣稱它是由投資人的資金所組成、必須對股東負責，那麼，利用股東的身分便得以名正言順介入企業運作。擴大來看，整個企業的融資面向，不只是股市集資，還包括銀行貸款、發行債券等等，都可以是企業社會責任倡議時的施壓點。

事實上，如果企業覺得只需對股東負責，這也是一個即將過時的觀念，隨著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開始抬頭，「利害相關人」（stakeholders）的概念往往要取代了股東（shareholders）這個傳統的辭彙。任何人，只要會因企業的運作而受到影響，包括勞工工會、社區居民、消費者等等，甚至非政府組織NGO，都是「利害相關人」的一份子，都有權利對企業提出關乎自己權益的主張。

而另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現象在於，投入股市的人都知道，法人資金對於投資市場來說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以台灣來說，隨著社會保險制度的膨脹，各式各樣政府管理的公基金快速積累，而這些基金又會投入資本市場以尋求孳息或獲利，所以，只要任何一位公民加入這些社會保險制度、付保費，而此社會保險基金又投資於某企業的時候，理論上，這些公民也就成為了這家企業的股東；或是，只要你購買了任何一家金融機構所經營的投資基金，這筆基金又投資於某企業，你也自動進入了這家企業的股東行列。

這就是《新世代資本家》這個標題的來由：在法人投資興起的時代，如果可以團結個別公民或投資者的力量，使得基金操作加進企業社會責任的意識、法人機構從事投資時能夠影響被投資企業遵守社會責任，那麼，這些集資的大眾便成為某種「新世代資本家」，這種非僅追求利潤的集體性社會責任股東行動，就形塑了某種型態的「公民經濟」（civil economy）。《新世代資本家》這本書，便是在介紹目前「公民經濟」的發展現況。

而「社會責任型投資」（SRI，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指的大約就是不僅以獲利考量、並以社會責任基準作為參考依據的投資取向。《SRI社會責任投資》這本書則在介紹SRI目前的發展狀況。

回過頭來。在這個法人投資興起的時代，融資面向的操作，到底可以在一般性的企業社會責任倡議中、或具體的爭議活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我們舉兩個本地企業的例子。

根據96年度的公司年報，鴻海的前十大股東中，除了第一名為郭台銘本人之外，其餘九個包括：香港商花旗財務公司、摩根大通、中國信託、渣打、香港上海銀行及美商花旗銀行等的信託專戶或託管基金；寶成的前十大股東中，則包括了匯豐銀行託管的五個投資專戶或公司。鴻海與寶成這兩家企業，同時還可能向銀行借貸，或透過金融機構發行公司債等等。

換句話說，假使這兩家企業的旗下工廠發生勞資爭議或破壞環境生態的行為，除了傳統的抗爭行動，或向其代工的品牌施加壓力要求改善之外，從他們融資的面向下手，也成為目前在西方國家中興起的社會責任倡議手段，例如向這些金融機構遊說或施加壓力，要求他們不要再持續投資或契約到期就終止合作關係等。另一個方式，就是透過「公民經濟」或「社會責任型投資」的操作，例如由教會或NGO團體等帶頭長期擁有這些企業的股票，或以基金投資人的身分要求被投資企業應該遵守社會責任。

散戶的聲音必然微弱，這些股東或利害相關人行動想要有成，當然必須透過集體的力量，例如透過教會或NGO團體的中介等。就好像所謂的「公民社會」，其體現往往得表現在NGO等公民的集會結社與各種社會團體身上。

例如，勞保、勞退等政府管理的公部門基金，大量投資在股市或資本市場，我們這些公民身為利害相關人，透過工會、勞工團體及NGO組織的中介，應該可以要求能夠參與經營管理，或以「公民經濟」及「社會責任型投資」的精神，要求基金只能投資符合勞動及環保基準的企業，或是要求被投資的企業應該改善其有缺失的營運行為。

然而，這一切的前提都在於，我們要有一個夠成熟發展的公民社會，也就是工會、勞工團體及各議題的NGO組織都能民主而穩定的運作，基層的公民才得以透過這些集會結社的中介來參與。否則，再多的社會責任倡議手段，傳到台灣都只會是形式上的虛晃一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