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我們

2008/10/12
現任臉譜出版社總編輯

(本文為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之序文)

迄今為止我在自己相當多的作品中一直試圖證明,詩人能寫別人給他指定的題材,寫某個社會集體所需要的內容。幾乎所有的古代傑作都是按照明確要求寫成的,農事詩是為古羅馬農村的耕作做宣傳。詩人可以為某大學或某工會、為某行會和某機構寫作,絕不會因此而失去自由。神奇的靈感和詩人與神的交流都是離不開人功利的發明。在創作的關鍵時刻因受外界的影響和閱讀的壓力,作品可能部分的融進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聶魯達.《自傳》

那個時代的被拍者需要有個支撐點,以便在長時間曝光的過程中保持固定不動。……早期的人相,有一道「靈光」環繞他們,和一種靈媒物,潛入他們的眼神中,使他們有充實和安定感。……悉爾的作品如同美柔汀版一般,光線慢慢從黑影中掙扎而出,歐立克曾提到,因長時間曝光的結果「光的聚合形成早期照片的偉大氣勢」。而攝影發明初期同時代的德拉霍許早已注意到這「前所未有」的印像過程,「如此纖巧,絕不會傷害色塊的寧靜」。具有靈光現象的攝影印像技術也是如此。尤其有些團體照留下了同聚一堂的幸福感,這種感覺僅在底片上短暫顯現了片刻,旋又在「原版照片」中消失。

──本雅明.《攝影小史》

這裡,我們特別引用了本雅明和聶魯達的各一番話,是學顧玉玲本書的書寫體例──《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的每一篇章前,顧玉玲都極認真的抄下她記住的幾行好詩或者幾句好話,我想像著她那時刻的樣子,並且如波赫士所說的:「我也會想要所聽他們的聲音。有的時候我還會訓練自己模仿他們的聲音,為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夠有跟他們一樣的思考方式。他們總是與我同在。」

希望顧玉玲也喜歡這兩段話。

實在很難相信這才是顧玉玲正正式式所寫的第一本書吧,尤其說的又是來自異國(幾個台灣幾乎毫無興趣知道的異國),和我們活於兩個平行不交集世界的勞動人們。稍有書寫實戰經驗的人都會曉得,這樣特殊的故事是很容易寫但其實非常非常不容易寫得好的,因為書寫路上滿佈著各式善意惡意的陷阱,善意的尤其沈重尤其難以抵抗;書寫者必要的耿耿一念清明幾乎每一刻、每一處轉折都會被侵襲被誘引,也因此書寫者的技藝還得包含著英勇的成分(英勇是波赫士愈到老年愈強調的書寫之辭),才能把故事好好講完。我們當然可以就說顧玉玲是天生的說故事者,是這麼多年來文學界很可惜(或很失職)沒能把她給搶過來的稀罕人才,這相當程度是事實,但我以為事情不止如此。

我甯可從另一面看,我甯可這麼說,最起碼就《我們》此書而言(也當然不止),沒有誰比顧玉玲更是老手,沒有哪個書寫者真的比她準備得更久蓄積得更厚,這裡並沒僥倖──顧玉玲是我們所稱學運世代的人,這個既是自發又奇怪和彼時最高權力者現實目標一致、政治完全正確的舒適運動,很快分歧為二路,相較於被社會高估也不免自我陶醉的政治捷徑之路,顧玉玲選了人跡稀少、被低估的另外那一條。她大學一出來即全身投入工運,並輾轉於一個一個具體關懷的弱勢者社會工程現場(他們人不多,得時時彼此支援身兼數種工作身分),如此整整十八年只多不少。多年之後我個人有幸知道一點她的工作內容,我們社會印象中那種大家一字排開來、到街頭到某政府單位前大聲講話的所謂抗爭行動其實只是必要但很小一部分,相形之下像是嘉年華了;這是日復一日的,而且幾乎是循環般重來,永遠反覆不停穿梭於同樣敵意不仁大環境大結構和同樣一個又一個悲傷個人之間的磨人細瑣工作。相信我,你會願意捐錢的,只要不是跟著工作三天一星期,你甚至不會真的想聽其內容,光是知道,很可能都讓我們「正常」的每天生活變得很尷尬很難受不再天經地義了。

萬林在他《一個燒毀的麻風病例》小說前言中,說小說家幾乎一輩子都「很難免於長期一事無成的失望」之感。我們說,這樣杵著超過十八年沒走的顧玉玲,就書寫者的特質而言,我們於是看到了一些稀有的且不斷流失之中、我以為是很珍貴的東西,至少是得同樣要寫了大半輩子知道怎麼和失望相處,仍沒離開的老書寫者才可望有的東西。這一心智上的特質我們可從各個面向去描述它理解它,這裡我們只強調它核心的一點,那就是書寫者自我的縮小,人把自己的得失、不被了解乃至於哀傷排到很後面去,因為你知道了偌大世界永遠有更急切的事,永遠有更悲傷的人,世界不會也沒必要因為你而轉動,你甚至因此不願再多說自己。

自我變小,空間就出來了,容受得下更多人更多故事以及更複雜更周到的思維。如果要為《我們》這本書找一個關鍵性的書寫之辭,我個人會說是「節制」,顧玉玲沈著的、低溫的、耐心的說著這些人這些事。從故事的量來說,她必然是節制的,因為她直接看到的、經手的實在太多了,一本書的負載量有限,她要做的只是取舍和裁剪,而不是創造和放大;從故事的質來說,這些人這些事的真實牽動力量,也無需人虛張聲勢,無需過度書寫,事實上我們也看不到什麼問號驚歎號或相類似的大驚小怪東西(十八年以上的每天工作還大驚小怪什麼?),也就是說,文學的種種輔助性詭計在這裡(或至少在此階段)沒必要也沒什麼用,真實的東西有一種難以人工仿製的質感和力量,真實的東西問題常在於純度不足如礦石般需要取用者提煉(所以波赫士說所謂的想像和創造不過是如此深入同情的某個誇大說法而已,但這自詡的誇大誤導著很多書寫者),當真實的東西難得的夠純粹夠強大如撲面而來時,就像顧玉玲這本書這樣,她真心需要的其實便只是專注,而這種總是先得忘掉自己的專注是她一直有的,已沈澱成某種人格特質。我們說,文學書寫其實並沒有另一道迥異於、平行於我們活著的世界、狗和正常人不准進入的故事之路,顧玉玲想弄清楚這些人這些事的由來和去處,乃至於何以至此以及是否有其他的選擇和可能,這就自自然是故事了,她自身沉浸於其中的情感變化、起伏、停駐(想看清楚想清楚某事某物)、奔走(急於知道或促成某個結果),便構成著故事準確的節奏、呼吸和層次;文學不是其他,她甚至按著她的工作優先緩急順序化為文字即可──我們這麼說並不是低估顧玉玲的書寫難度,事實毋甯是,顧玉玲在她寫《我們》這本書前,已經把書寫最困難的工作都做完了。

但這裡頭有一個更重要的節制,那就是節制自己的悲傷及其他──這則不只是顧玉玲一個人這麼想這麼做而已,就我個人所知,這是「我們」、也就是台灣這些最弱勢的族群及其工作者一路進展到此階段的深刻共同認知,由此凝結出的一個現實工作策略,但說是「策略」真是讓人百感交集不是嗎?用最簡單最白的話來說是,「我們」沒要謒社會給我們什麼特殊的對待,沒要額外的優遇和補助,不要總是被看成是啼哭的、乞援的、鬧事的、「又來了」那樣的一群人,「我們」只是想跟這個社會所有人一樣,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並拿到正常該得的,乃至於正常的隱沒於職場裡生活中和市街上云云。這些所謂特殊的、已經夠好了的對待當然都不是真的,但卻是一整個普遍的、而且很難一一更正的社會集體幻象,這個幻象一天還擋在前頭,所有必要的對話便難以展開。於是,相當荒謬的,因為社會的不正常,「我們」先得假裝自己是正常的;為了要說出事實真相,「我們」先得掩藏好絕大部分的真相不說。沒有太多的悲傷和憤怒不平,壓低嗓子好好講話,我們甚至是快樂的、興高采烈的、不要在第一時間就嚇跑他們──是的,這個社會是正常的,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正常而已。

我忍不住說出了沉重的話,會不會破壞了顧玉玲的書寫策略呢?我唸大學民族系的女兒謝海盟很知道顧玉玲,她每回在電視新聞裡看到顧玉玲牽著女兒小樹是在抗議人群中,或偶爾看到顧玉玲出現在某談話節目談外勞談移工談人權,總點點頭祭出她的顧玉玲專用八字真言:「嗯,長相甜美,聲音溫柔──」,她太清楚顧玉玲真心的實力和能耐了,因此好整以暇的倒過頭來為旁邊某個白目的、挑釁的、以為可欺的談話者擔心。

我喜歡顧玉玲這樣的世故,這種真的、知道人間事孰重孰輕的世故很自然有一個很溫柔的面貌,在其間,人的信念持續經歷著超過十八年每天各式各樣的殘酷攻擊,不會再是那種「銅鐵是怎麼煉成」的亮晶晶模樣,它會比較像是皮革,滿佈刮痕甚至千瘡百孔,但堅韌有色澤有質感。如此,我們似乎就更明白了,何以比方說《我們》書中的第一個故事密莉安和阿溢居然始終保持著某種童話的幸福甜味,何以顧玉玲每個篇章前要釘鐵釘般引述那幾行詩幾句話,相對於她流水般進行的故事其實有點生硬也有點稚氣,但怎麼說呢?能撐住信念不墜不毀的好的人好的事總是不夠,需要搜集張羅需要挪借,所謂集義以養氣,意思是把那些細碎的、散落的有用有氣力東西盡可能揀拾起來,甚至來自亨利.米勒這樣的人也無妨,好讓「我們」的陣容更壯盛,讓自己不沮喪不逃走,可以抵抗那種長期一事無成的失望。

其中最讓我嚇一跳的是這段:「他們無法回頭走,因為他們一路上走的是自己開的路,並且在走過之後,似乎在原地馬上又長出新的植物來,把路封住。『沒有關係,』老師迪亞說:『重要的是不要失去方向。』」嚇一跳的原因是因為它引自那本我們熟讀的書《一百年的孤寂》(但翻譯較平庸的版本),說誇張點,我和朱天心兩人合起來差不多可以把整部小說給背出來,但儘管我們仍一眼認得出來也知道是哪一段,卻不記得有如此振奮人心的兩句話,尤其是由「那個瘋得可以」(朱天心說)的老約瑟.阿加底奧.布恩迪亞說出來的。

事情原來是這樣子的,馬康多建造完成之後,老約瑟又一次異想天開,他說服村人跟他朝北方走,好找尋跟外頭文明接觸的通道。顧玉玲引述的是老約瑟英勇猶存的前半截,接下來的是,他們遵守羅盤的指示向看不見的北方繼續走,某一個沒有星星但空氣清純的晚上,他們掛起吊床頭一次睡了個好覺,醒來時發現眼前是一般西班牙大帆船,就圍在筆鑿和棕櫚樹之間,這陸上之舟意味著離海不遠了,四天後,老約瑟面對灰濛濛起泡的大海,像一個難以超越的障礙橫在他眼前,夢想破滅了。這兒不值得冒險犧牲走一趟啊,他大叫:「天殺的,馬康多四面八方都被水包圍了。」

再然後呢?再然後是幾個月後老約瑟鼓起餘勇想再次冒險遠征,但馬康多人不跟隨了。他的妻子歐蘇拉等他開始拆門板時才阻止他。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那句富爭議的話便語出此時此刻的老約瑟口中,「我們沒有親人死亡,一個地方有親人埋骨,才算是家鄉。」他並且向歐蘇拉提出美妙的保證,會找到一個奇妙的世界,人只要在地上滴一點魔水,植物就會照人的意思長出果實,而且有各種抗拒痛苦的用具廉價出售,但堅毅如大地的歐蘇拉不為所動,「你不該再跑來跑去,空想些瘋狂的主意,該為兒子們操心啦,看看他們,野得像驢子。」

引言,乃至於書寫,就像記憶一般,我們有權中止它,要它停在我們想望的那一刻,但我們其實不會不曉得,生命的時間繼續在走,不舍晝夜。

他者之書

說起來,不約而同以「我們」命名的書,這是近年來的第二本了,稍前有和顧玉玲同年所生但際遇、心志大有不同的駱以軍的小說,由他《壹週刊》週記般的專欄文字編纂而成──奇怪,取名「我們」是不是會讓書寫得比較好?

但這兩個「我們」卻有逆向而行的味道。駱以軍的我們真的是我們,一家四口加不定期飛出的親人友朋,這裡我們和外頭世界他者的界線原不存在,或至少不容易辨識,書寫者想出它並寫出它來,分離以讓隱藏的故事顯露被聽見,以獨特來抵抗泯滅的、公約數化的普遍性,沿續著這些年來自我書寫的文學主流調子,差別只在於一個我和四個我而已(如果妻和兩個稚子不做任何權利主張的話);顧玉玲的我們則其實是他們,界線早由社會涇渭分明的劃定開來,密不透風到讓人正常的思維和情感撞牆般無法滲入,因此,這種獨特性沒有凸顯和發現,毋甯是方便於隔離以及遺忘,也就是說,難以忍受的不再是現代書寫所焦慮的不被辨識、普遍化云云,而是這種記號也似、攜帶性牢籠也似的獨特性,你奢望的反而是能隱沒於人群之中,讓普遍性像一大團膨鬆柔軟的雲霧般蓋住你,你才能休息才能自由。

稍前,顧玉玲曾以〈逃〉一文拿下中國時報末代報導文學獎第一名,這個逃走,躲進芸芸人海的主題仍是《我們》這本書的重要成分(意思同時也是,幾年來台灣這上頭動也不動的絲毫不見進步)。書中我見過而且讀過她文章的喬伊,此時此刻仍是逃走的、非法身分的外勞(但顧玉玲告訴我她已準備「自首」,回菲律賓農村當老板娘,衷心祝福她一切順利)──逃走,當然有損失有風險,除了屈辱性的通緝身分和龐大仲介費的一夕化為烏有,你還要躲警察,過一種時時被追躡被告發的朝不保夕生活。尤其人種的微差,或正確的說,人適應不同生活環境演化的外表微差,她們較嬌小的個子、較深的臉部輪廓、較暗色的皮膚、並不容易像把一片樹葉藏入樹林子般融入不見。但關鍵是,她們可以辭職了,辭職,意思是可以換工作了(該不該加自由兩字呢?),可以和雇主談判(儘管距離平等仍遙不可及),實質下也能得到較合理的所得云云;而辭職更深刻也可能更迫切的意思是,你由此可望掙脫開那個封閉性乃至於陷於絕望的獨特性身分,把自己的一大部分復原成正常的人,說來可笑,你沒有任何法律的保障時,你才可能爭回你應有而且任誰都有的一部分人身權利,這是什麼樣的法律啊?而且,比起我們熟知的這些或者會同情、或者會摸魚、或者會收錢共生的警察大人們,這個結合著法律、人的意識形態偏見,乃至於整個社會結構云云所造成的獨特性羅網,卻是綿密的、非人的而且每天廿四小時不下班不怠工的。

我們所說的陷於絕望並非誇大之詞,正正好而已。書中,顧玉玲九牛一毛的告訴我們三個名字,被性侵一整年還因此被誣指偷一千元的尤莉,被當奴隸使用整整兩年的約瑟琳,白天還要違約到雇主鐵工廠工作以至於右手被機器捲進去的陶氏瓊。顧玉玲只寫下一句話的感言,但我此刻一字一字抄寫卻不免背脊發冷:「⋯⋯我多麼希望她們能及早逃走!」

要多講一句的是,這個獨特性的籠牢,不是命名的問題,沒那麼悠哉沒那麼學術沒那麼海德格,它完全是實質的、當下的,由性命攸關的遍在細節所構成。

書名《我們》,我想,這是顧玉玲加入他們的宣告(事實上她已加入久矣)。在書前的說明與註釋中,「我們」原來的釋義是TIWA的台籍組織者工作者,包括了陳素香、吳靜如、龔尤倩、曾涵生等(怎麼可敬的都是女性?),藉由這些台灣的我們加入,破壞掉那些看似客觀存在但其實無一不是意識形態產物的獨特性分類建構條件,包括長相、國族來歷、職業階級等等。法律當然可以也暫時不會承認這樣的加入(但對於這些自願做為「人質」的台灣女性總多少會心存顧忌,尤其是大難來時),社會層面卻有可能聽得懂,至少可次希冀每多說一次都可能有為數不等的人聽懂,或至少心生猶豫不那麼理所當然。

我甚願意進一步猜想,命名「我們」同時也是一個邀請,開放的邀請我們這些讀到這本書的人也加入,不見得要捐錢或從疑改變人生到TIWA工作,而是,怎麼說好呢?通過某種自省泯除界線,那些社會在我們習焉不察下偷偷畫下的界線。人數是有意義的,數量帶來複雜性,複雜才讓那種直線的、一刀切開的分割難以得逞──我認識的顧玉玲是,她並不以道德神聖性逼迫人,她甚至會勸阻忽然High起來心生衝動的人;顧玉玲有極不相襯於她年紀和外貌的世故,太曉得人的善念相對來說易生但難能久禁折磨,人的善念可以非常真摰但通常不會純淨,利他的聲音裡總也夾雜著自我的忖度自我的盤算及種種僥倖。你太試煉它太要求它,它就消亡了或索性轉頭而去,那樣的世界景觀會是很荒涼很虛無的,如同《聖經》那些森嚴的曠野先知只能住沙漠裡,或不管人在哪裡眼前都是惡人都是荒漠一片。所以,顧玉玲把這段引言像雁群的領路者般置放所有引言乃至於全書之首,有言志之意:「我們是鏡。我們在這裡是為了彼此注視並為對方呈現,你可以看到我們,你可以看到自己,他者在我們的視線中觀看。」

《我們》是他者之書,但顧玉玲也說了自己的故事,很簡單很節制的,主要是她外省籍軍職抵台的父親,和她帶著前次婚姻兄姊而來的母親,這些你生下來睜開眼就毫無疑意存在那裡如日昇日落的熟悉的人,在時間中陌生起來了,變得不可捉摸,先你一步融進了人群之中,成為可改變可替換如潮水如命運。本雅明描繪過這樣圍擁著一叢篝火也似形成的小社會模樣,你要聽見別人的故事,得先說出自己的故事,你要聽懂別人的故事,得先再一次回憶自己的故事。時間的來歷帶著我們離開了當下,以及那些其實只在當下才成立的限制和逼迫(人種、國族、階級云云),事實上要是沒不當的阻斷它,有點像科學家循基因之路上溯到東非的全人類夏娃一般,你很快(一定比想像的快很多)會發現時間大河輕易的漫淹過這一個一個當下來看無可逾越的人為高牆,直抵一種生命核心也似的平等,非常柔軟非常寬廣的平等。本雅明進一步用這樣的意象來表達它,「它像是一座梯子,梯腳伸入深淵,梯頂則消失雲間。對於集體經驗來說,連個人經驗中最狂暴的衝擊也不代表矛盾和障礙。」

用我們土氣的話來說,如此由一個一個故事所構成而且不斷擴展開來的集體經驗,並不是那種聲名狼藉的、統計學只取其交集部分甚至予以數位化的所謂普遍性,它是增加的而不是削去的,本雅明所說的不代表矛盾和障礙,意味著沒有一個故事是異質的、不化的、該被逐出或修剪的,個體的真心獨特性不會消失在這樣的故事之海的集體經驗之中,因為儘管故事的基本模式如李維.史陀和波赫士都發現的其實數量有限,但終究沒有一模一樣的故事,也沒有人期待一模一樣的故事,它只是一個一個變奏,讓主題輝煌,是彼此因生命機遇未實現的種種可能(比方說如果你的先人輾轉居住於菲律賓,或蔣經國易為馬可仕,你心知肚明這在時間裡都是可能成真的,而且發生了你也沒能力改變它阻止它),由此,差異在這裡反而成為一種抓住人眼睛的東西,一個回憶、自省和想像的觸媒物,一枚鏡子,讓獨特的那部分彼此可解,並得到寬容。

波赫士告訴我們,即便今天看來最自戀、最理所當然只有我我我的詩人,「古人在談論詩人的時候⋯⋯也把他們當成了說故事的人。」像荷馬的《伊里亞德》,第一行明明白白讓我們看到的不就是:「繆斯女神,告訴我們阿契力士的憤怒吧!」

這麼多年來置身於書寫的圈子裡,我始終搞不懂為什麼當代的書寫者對自我、對自身的獨特性有如此神經質的焦慮之情,說到底,除了生命鬼使神差的那一點點具體細節的歧異(而且絕大部分並非你的意志使然),以及芸芸眾生中生而為自己的某種鄭重之心、某種責任感而外,它還能是什麼?而這兩者不是都與他者聯結,才會發現才得到說明才可望完成的嗎?所以波赫士告訴我們他的書寫信念:「我所擁有的,不是因為我創造的,而是因為那是我相信的。」

我喜歡《我們》這樣子一部他者之書,此時此際,讓我們重拾不見久矣的書寫美德。

遲來之書

在前引聶魯達的正色話語中,我們來透露一個秘密,顧玉玲這次之所以肯寫出這書,最直接的原因是為了TIWA那間擠於中山北路巷子口小辦公室的房租──《我們》參加了台北市政府的台北書寫獎勵計畫,這分兩階段,書寫構想審核通過先取四名補助十萬元,一年後成果秀異者其中兩名再發三十萬元獎金。另一本《我們》的作者小說家駱以軍是最後階段的評審,事後告訴我們這本書係以全票第一名勝出,真正該開心的不是在中山北路嗷嗷等候的「我們」,其實是主辦單位本身。這就是《我們》此書的身價,值一個可貴且毫無替代辦公室整整兩年的租金。想想眼前這兩年(尤其台灣景況艱難,極可能更自保也「合理」的更自私)還會發生多少事,干係著多少離家被欺負的人,真是價值非凡不是嗎?──然而,對於像我這樣樂觀、有點不知生計艱難的人而言,總相信錢最終還是有辦法的,不會是絕人的終極答案(至少還有窮人意願支援窮人);真正的價值是讓這些人這些事被述說出來,讓這本早已準備好的延遲之書成真,取得能夠和時間遺忘力量一搏的形式。日後,隨著時間的流逝會愈發證明我是對的,我很少這麼有把握。

顧玉玲很忙,永遠有比書寫看來更迫切的事等著她或滅火般忽然發生,這是再充分不過的延遲理由,但不會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一言難盡,惟書前短短的〈說明與註釋〉多少讓我們看到了一些──這是一篇小心翼翼的說明文字,尤其對於事實這一點的在在強調,然而顧玉玲也發現了(其實她怎麼會不曉得呢?),不管通過她工作日誌如是我聞的直接抄出來,或錄音有存證可查的訪談,乃至於書寫每一階段完成的回頭讓當事者再確認(有語言文字限制的喬伊.麗亞等人,顧玉玲只能感謝她們「全然的信任」),事實總是很快越過了一般報導的所謂「客觀」可見層次,無可避免的得進入到隱藏的、念不出直接有形證據的部分;它無法被看見,只能被發現。這時,書寫者愈是認真負責,愈容易感覺自己的孤立無援,不僅原來手中所有的證據大搖晃起來不可捉摸起來,而且每朝前深入一步,身邊的同伴便少了一些。書寫者該如何選擇呢?該根據什麼信任什麼?該深入到哪個界線才稱之為不脫離事實不僭越呢?在這本書裡,尤其是第三部分的〈問長路〉麗亞的故事便如此惱人。

書寫的認識和發現,必須有一個主體,這個主體最終是孤獨的、是隻身探入的。的確像左派所長期疑懼的,並不真的存在「代言」這種東西,沒辦法靠這個方式來卸除事實的沈重壓力,讓難以捉摸的事實認識問題轉向「資格」的詢問;這是能力,而不是身分。

我得說,在出版領域工作多年,這是我讀過最謹慎的說明文字之一。顧玉玲什麼都可能是,獨獨就不會是怕事、先築好個防護罩保護自己的人,我以為她的謹慎不是向著誰,而是來自左派的基本信念,這樣對事實真相的堅持(「獨特、無以複製、不容簡化歸類──」),背後有著對每個人的尊重,尤其是受苦的、被忽視的、被任意曲解塗寫的人。這是可歷歷指證的沈重不治負擔,必須寸土必爭的認真分辨計較,但這裡我們也來看看書寫這一側怎麼說,這來自納布可夫,納布可夫指出,「現實是非常主觀的東西。我只能這麼界定:現實是信息的逐步積累,是特殊化的東西,比如說百合花或任何其他一種自然客體,在自然學者眼裡,百合花比在普通人眼裡更真實;然而,在植物學家眼裡,它還是真實:假如這個植物學家是位百合花專家,這種真實要更進一層。也就是說,離真實愈來愈近。不過,人們離現實永遠不夠近,因為現實是認識步驟,水平的無限延續;是抽屜的假底板,一往直前,永無止境。人們對一個事物可以知道的愈來愈多,但永遠無法知道這個事物的一切──別抱這種希望。於是,我們多少生活在鬼一樣的事物裡,被他們包圍著。」

不止如此。在納布可夫所揭示的層層顯露狀況下,事實仍是不均勻不平坦的,它的露出部分總是點狀的、散落的、中斷的,當我們「忠實」(其實毋甯是忠於自己的某些感官而不信任自己的另一些感官)的點狀捕捉它說出它來,這只是攝影、是新聞報導,基本上係以素材的樣態直接交予通常理解線索嚴重不足又在現實中屢屢分神的一般人們,它會如何被接聽被理解,在廣漠的人海哪一處角落觸動哪一個你不知道的人,只能是命運。而素材樣態又是一般人無法收存無法鄭重相待的,它通常活不久,以至於時間這個盟友(本來應該是的)又嚴重站到你的對立面。只有這些點狀的事實被接續起來被編纂起來後,它才成為故事。

這個接續編纂作業的精粗真偽,便是書寫的專業技藝部分,它絕不僅僅是一套操作技巧而已(事實上也沒哪種工匠技藝是一套操作技巧而已),它是在認識(不斷更逼近事實)的要求下竭盡可能的動員嘗試,有些斷絕處不得不做如冒險跳躍的猜測和想像,但更多時候書寫者取用的是其他的「事實」,如同木匠使用其他材質、紋路相近的木頭來釘合接榫一樣──有趣的是,左派歌頌木匠的勞動,並不像他們責難書寫那樣要求一張桌子仍須保有原來一棵樹的形狀和風貌,或至少追究它的桌面桌腳是來自同一棵樹。

我不曉得《我們》這本書印製出來之後,還會不會保留顧玉玲提交書寫計畫當時的目錄,也就是〈說明與註釋〉裡所說:「原本計畫書寫十個故事,但陸續有人中途遣返、轉調他鄉,敘事中斷無以為繼,終究是諸多散篇不成章。」這些消失了或說暫時擱置起來的故事,包括紡織廠愛上大夜班,會在廢料收集袋畫大大的心型和笑臉的麥洛,和移工男友只能每月一次約中壢火車站相會,發現自己懷了孕的瑪莉安,和夢遊仙境小女孩同名、卻來台身陷惡性關廠風波並上街抗爭的愛麗絲,電子工廠倒閉後在彼此鞋底放上一枚十元銅板,但願能再牽手轉入同一家新工廠的艾倫與爾紗這對同志伴侶、火災後才發現有一道1.6米寬,鋪起了地毯、老板專用樓梯的灌絲、眼見同伴手掌捲入機器、想回家的尼爾,在廚房寫詩、最想到歐洲在公園裡為行人素描的葛瑞斯,一年只休一天假、卻整整相隔一年搭上同一位計程車司機車子、「晚上十點來接你」的單親媽媽格莉露──在當前書寫題材匱乏久於猛於原物料、人人焦慮再沒東西可寫的時代,這可真是奢侈了不是嗎?就書寫者這一側而言,如今,故事在現實世界嘎然中斷、人離我們遠去不知所終云云,已無法再是不書寫的理由了,它只是更難寫、要求書寫者更多東西而已。事實上,一個沒實現的、驚鴻一瞥的故事也可能比一個完整讓我們看見的故事更富潛力、更有說明力量、更深入以及更準確的觸及意義不是嗎?只要我們不停止想它追究它,找出一個說出它的好方式來。

一定也有人同我一樣,注意到〈說明與註釋〉一文的有趣時間註記,2008.3.20,這不就是總統大選的決定性前夕嗎?我努力回想整個台灣那一刻眼睛裡面再沒有其他人其他事的模樣;倒數計時,to be or not to be,但事實哪裡是這樣?但我們看,那些鋪天蓋地而來的激情東西好像半點也沒讓顧玉玲分神,她單獨的、和外頭世界逆向行駛的坐電腦前,不會有誰瞧見(除了一旁睡著的女兒小樹)所以不會是什麼矯枉的、對抗的姿態,只是想把這些人這些事避免我們可能誤解的講完(我猜這篇文字是最後寫的,依據它的言猶未盡和叮嚀),也許烙上這個時間數字那一刻還有某種輕鬆了、幸福的感覺。我想像這樣一個專注的畫面,像卡爾維諾講海明威寫詩最好的那個「把船划好、把魚釣好」小說畫面,以為它是書寫一事和永遠如火如荼外面世界這兩者關係的很好一個隱喻,既是持續的、長期的直切其核心同時也是必要的分社這往往是同一件事,世界會迷路也會自我掩飾,你不適當的脫離它怎麼會看清楚真相怎麼會發現它呢?你深陷它當下的悲喜裡一波又一波無法自拔,能做什麼真的事呢?如今,也才不過幾個月過去,我們看,這一時間註記已像在逐漸拉遠拉開的鏡頭裡一般恢復了它的單純,並顯現出它豎立所在的寬廣世界模樣;幸運的話,也許還能牢一點繫住密莉安.喬伊.麗亞讓她們的故事留存下來。這當然不見得有助於她們當下的困境,多年之後她們或者回家了或重新隱沒入偌大世界中,如先走一步的麥洛.愛麗絲.葛瑞斯,不再是TIWA的工作對象,甚至也許TIWA成功到再不需要存在了,但人的信念工作會終結嗎?世界會好到讓它再不必要了嗎?這些故事會因為它的主人離開了台灣或得到幸福了失去所有意義、大家誤會一場不值得說了嗎?

籌措房租的堂正和迫切性讓顧玉玲臨門一腳的完成此書,但真正驅動顧玉玲書寫的,必定和TIWA長期工作的階段性需求有關,像聶魯達所說「按照明確要求寫成的」,但也像聶魯達指出來的,這並不會限制它,書寫自身會有所發現,會超過它原先的計畫,甚至在那個明確要求不復需要之後仍成立,在每一個不同歷史階段的各種不同現實(現實當然是複數的)仍存續著解釋和啟示力量,聶魯達所謂的傑作是這個意思。這一點顧玉玲必定比誰都不陌生,她每一天的實戰工作必定在在告訴她,即使是最現實最迫切的工作,遲早也會顯現出層次來,這些層次不免相互衝突,要顧此也要顧彼,不能放棄需要安排──你是救一個具體的人?一群人?一種春風吹又生的重複處境?還是會一再改變其面貌但不會停止折磨人的討厭東西(體制?人性?命運?)?

我也想站在我較熟悉的讀者這一側講兩句話──工作中,顧玉玲習慣說話的對象,大約是雇主、警察、仲介者、以及中央地方大小官員云云,但《我們》這本書則是我們讀者。前者你或許得硬碰硬的言之鑿鑿有憑有據,但閱讀著成千上萬年的傳統和經驗,我們讀者對真實一事有更深刻且更繁富的體認,大部分時候是報導是小說甚至並不真正困擾我們,我們其實知道並不多真實隨身攜帶憑據,該給書寫者什麼樣的自由,好讓他暢所欲言。書籍的漫長歷史很容易就證明此事為真,書寫者和閱讀者之間一直有某種很奇怪的、幾乎可稱為獨一無二的、理想的親密關係、所有現實不宜的、現實中不容易說出口的、現實中找不到人說的、現實中怎麼說都沒人信的,最終都在書籍裡說出來,向著讀者說出來。

我說的是,放心寫吧,繼續寫吧,玉玲。

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

在《我們》這本書之前,顧玉玲甚富說明性的領頭在TIWA一筆少先進行過兩回類似的工作。一件比較難,鼓勵且協助這些移工朋友寫出她們自己的故事,我與人因此讀到了葛瑞斯的好幾首詩和喬伊回望菲律賓往事的短文,因數量不多,先只簡單印刷成小冊子流傳移工自己圈子裡,做為樣品做為種籽;另一,托現代手機攝影功能之福,TIWA極成功的完成了移工第一次攝影展,全部由她們自己拍攝記錄,並(口授)註記以文字。這一組照片很順利由印刻出版公司正式印刷上市,書店買得到(可能得認真找一下),當然量上頭不轟動,但質上頭我曉得深深打動不少人,包括隔了大洋幾重的英國當代攝影大師。這部後來命名為《凝視驛鄉》的攝影集,我是在露天公開展覽時去的,那是個滂沱到打傘都不太有用的下午,總聚集此地好遇見故知的異鄉人們躲進白茫茫的騎樓消失了,TIWA前的中山北路小方場只我和朱天心兩個可安心慢慢看,每一張照片都是我不知道的視角,以及更驚心的,我已經完完全全忘掉了,廿年卅年更久的視角(像西門町小巷店家一張穿著便宜但筆挺正式西裝的老者照片,完全是我兒時熟悉的我父親那一代人),時間真的過太快了,生命三轉五轉如迷宮,我和朱天心都自認是記得較多過去種種的人,但其實還是需要提示需要不斷有人好心指出來。而且有照片為證它們並不真的過去,它們仍是當下仍化石層般存在著,粗心的、隔絕的、誤以為這個城市已演化至另一階段不回頭的只是我們自己而已。

事後,顧玉玲笑著告訴我,那天雨太大了,可以不需要義工在現場,因為展覽用的單薄鋁質架子還是會被整個偷走。飢寒的台灣也會回來,或根本就不算真的過去。

波赫士在他以〈說故事〉為題的演講中說,我們不能夠真的完全相信快樂和成功的結局,我們不相信真能幸福,或許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哀。

先讀到葛瑞斯的詩和喬伊的文章,以及這每一張繫以文字的照片,讓我對《我們》此書多了某些猜測──我有一點相信這上頭是她們影響了顧玉玲,讓她奇特的穿出了我們所同在的這一個多疑而且沮喪的世代,讓《我們》此書全然的不同,有一種頑強、不相襯於現實處境的開朗(我們已習慣於書中人物、故事中人物比真實世界的人更敏感更脆弱),清晰的,幾乎是具體成形的呈現著,就這麼直說吧,幸福之感。

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

或者更正確的說,影響不自今日始,不只是這些年旦夕相處,以女性為主的移工,而是為期十八年以上沒中斷,包括本地勞工、外籍勞工云云顧玉玲所在每一群、每一個廠的弱勢人們,包括書裡頭像王監生這樣的人。我很難真的說清楚這個,包括某種何不食肉糜也似的膽卻。我讀到的是,這些文字當然是傷心的、不平的、生氣的,乃至於四處碰壁的,但抱怨的話語真的不多,自憐自傷的話儀式般講兩句也就算了,在當下的黯淡無光同時,她們如同相信奇蹟會發生的對生命本身保有著一種信賴,好像生命的大神曾經對她們展露過我們不曾見到的溫柔面貌,以及承諾。另一方面,像顧玉玲難原計畫書的最後幾句話:「真實的人,善惡未必如此分明,抗爭過程,也未必全是迎向光明。」我們哪裡不知道,在如此險惡的生命第一現場,她們也會而且比我們更需要、更合情合理的計算、自我保護(顧玉玲難過時反而會氣她們為什麼不懂得自我保護,我們讀者亦然);面臨著無可遁逃的脅迫或實質的誘惑,乃至於某種黑暗忽然占據人心的不好時刻,她們也會告密、會出賣彼此云云(我們自省自己不會嗎?)。這些其實是「正常」人性暨其行為反應的部分都是我們熟悉的,說到底像麗亞那一點點曖昧的、順地形地物的狡獪,較之我們身旁的熟人,較之兩百多年前笛福小說《摩爾菲絲》所描繪那個生氣勃勃如野草,遇見生命潮水和一切困阨時什麼手段都用得出來,坦克車一樣直輾過去的可敬英國女士,還真太善良太溫馴了不是嗎?真正我們已蚸再熟悉到有點不敢置信的,值得我們停下來好好看好好想的,反倒是其間極特殊的「溫情」和「良善」,以及「生命力量」──我打了括號是因為這幾個詞偌用自漢娜.鄂蘭。漢娜.鄂蘭郋是那一代的猶太人,熟稔這樣受迫害受侮辱受污名曲解的邊緣族群,意義很深刻:「彷彿人性的有機演化,處於受迫害的壓力之下,受迫害者彼此緊緊相依相靠,我們所說的那個社會中介便隨之消失(迫害未發生前,也正是這個中介空間使他們彼此分開),並因而在人際關係中產生一種溫情;對於這種有如物理現象的溫情,凡是接觸過這類族群的人,無不印象深刻。說它有如物理現象,我當然不是去貶抑受迫害者的這種溫情;事實上,它一旦成形之後,就會發展出一種純然的良善,那是人類無法在其他情況下培養出來的。這種溫情同時也是生命力的來源,是一種只要能夠活著便自然流露的喜樂,也就是說,對世俗所說的那種受侮辱者受傷害者而言,生命之於他們,就是完完全全活在其中。」

需要進一步印象深刻如漢娜.鄂蘭所說的人,可選個假日到TIWA辦公室去看看,我相信她們會歡迎你的;順便也走幾步路看看書裡顧玉玲所描繪的附近中山北路(顧玉玲寫這些段落時顯得特別開心,有一種雀躍之感),這道始終不停更替著不同歷史時間不同異國風情的林蔭之路美麗如昔,如今因為移工們宛如放課後學童的聚集,顯得更加興高采烈──只要我們暫時放開那些乏味的、胡言亂語的國族意識,別老想扮演什麼捍衛戰士。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很珍罕的禮物,對已經快什麼都不相信的我們而言──我們或如漢娜.鄂蘭所說的,無法的複製這樣的溫情和純然的良善、無法要那種已不在的生命力量說回來就回來;我們知道這裡頭或有太多限制,可察覺的難以察覺的,甚至歷史一路蜿蜿蜒蜒走到當下我們不容易辯駁的不容易拋棄的。我們不能夠真的相信快樂和成功的結局,並不單純只是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或甚至宗教意味的某種人不知饜足之心的懲罰而已,所以波赫士說它或許是整一個時代的,包含著所有沈重的現實,悲哀的不是哪個個人。然而也正因為這樣,它才成為更珍罕的禮物(心理醫生、藥物和各種勸世宗教格言我們已滿街都是不是嗎?),因為我們個體的人其實並未喪失這樣的嚮往(或許還更迫切了),我們仍舊想相信幸福是可能的,我們甚至很期待自己被說服(但拜託具體的,或至少給我們一個人名),因此它可以是個很全面的、很深刻的啟示,不是答案,但卻是個帶著成功樣品、有人的確如此的啟示。

這很夠了,但我自己對顧玉玲或有更嚴苛的期待,我們很習慣於彼此嚴厲相待所以應該沒關係,何況顧玉玲還如此年輕。我們說過,漢娜.鄂蘭自身即是這個受侮辱受傷害邊緣族群的一員,她向著族群內部的人,指出了這種溫情、良善以及生命力量云云的深刻界限,它們無法源源本本傳送到我們這些外面世界的人身上,你無法期待人們如盧梭所說的博愛,因為那其實是短暫的、感官的、激情的東西,你能做到的極致是萊辛所說的讓人們友善相待。漢娜.鄂蘭接下來的話大致是這樣子的──「亦即對於那些不屬於受侮辱者和受傷害者的人來說,天下一家的人本主義並不真能夠打動他們,就算他們贊同這種理念,頂多只是出於同情而已。對於這個世界上不同地位的人,邊緣族群根本缺乏感染力,遑論給他們加上一份社會責任,至於邊緣族群甘之如飴的那種悲苦,他們當然更是無從體會了。但可以確定的是,在『黑暗時代』中,溫情乃是一種光明的替代品,對那些不恥於社會現狀,寧願躲在暗無天日求個心安理得的人來說,自有其另類的魅力。躲在沒有能見度的混沌之中,大可以置之不理那個清晰可見的世界,只要靠著一群緊緊靠在一起的人,溫情和博愛就能夠補償那個非常態的現實。⋯⋯由此可見,這種『人的特質』及其隨之而來的博愛情懷,只有『黑暗時代』才得以彰顯,也正因為如此,在這個世界上它是無法得到普遍認同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在一個能見度高的光亮環境中,他們則會鬼魅般消失於無形。」 我以為,便是在這裡,最清楚、最無可躲閃的顯現出《我們》這本書,以及顧玉玲的書寫價值。這價值意味著某種責任,甚至某種苦役的必要,並非是讚譽。

我仍然相信文學,相信它流水般的漫溢邊界力量以及在森嚴林立,彼此說各自不同話語,當代相互隔絕世界的「翻譯」功能,如卡爾維諾相信的那樣;我也仍然相信書籍這東西及其形式,相信它厚重沈著、要求有線索的思索和記憶力量,這個力量在作用於閱讀者之前會先發生於書寫者自己身上(顧玉玲書寫時有感覺出這個嗎?),它甚至可以不取消不拋棄人霎時消逝的細微感受乃至於激情,並奇妙的存留它記錄它,讓豈止是不同族裔不同群體的人、根本是完全不同時代不同空間的人,仍身體的、生理的感覺出它,如波赫士所說那樣閱讀是實實在在的經驗、是身體裡那個部分起了微妙的變化。然則,我的意思是,《我們》這本書並非某種替代物、某種權宜之計的書寫,不是因為密莉安.喬伊.麗亞她們太忙太累或語言文字不方便云云的理由,她們仍能如顧玉玲所推動的那樣奮力的說出自己的故事,只是當某些界線已森嚴如此,當本雅明所描繪那一個每個人說出自己故事就直接匯流成可感集體經驗大海的素樸年代已過去了,書寫的披荊斬棘工作便要求更多了,它需要複數而非單數、超越個體經驗的視角、需要各式各樣的語言和知識配備,也許還需要種種的書寫技藝,讓外頭世界的人知道怎麼接近它,怎麼放入自己生命經驗中、放入自己世界圖像裡的想它。更重要的,它得變成是人主要的一件事來做,不是偶然才想起它觸景傷情的抒發它,甚至不僅僅只是某個階段性做完就好的任務,它得是一個工作,一個不懈的位置,一種勞動。不在某一張行事曆裡面,而是在一個人身上。所以納布可夫說文學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我們現在又可能比納布可夫說這話當時更不簡單。

這樣,「我們」這一個曖昧、重新改變邊界,充滿組合潛力、各種可能性呼之欲出和心跳的名字,就更像是說出來的闔不回去、一道展開不回頭的踽踽書寫之路了,但願如此──我猜這不會是顧玉玲的命名和書寫初衷,她還會抗拒,不是傳統左派那種不流汗不算數的壯夫不為,倒是她對密莉安.喬伊.麗亞所有人的珍重如是,她對陳素香、吳靜如、龔尤倩、曾涵生大家同工同身分站一起的熱愛;平等,既是信念,又是每一天確確實實的幸福經驗,若有所發現、有什麼收穫,也應該屬於每一個人而非我獨有才是,以至於我還敢說,顧玉玲就連在這本書作者名字寫上顧玉玲三個字都會猶豫,覺得自己犯了公然搶劫的大罪。

書寫領域裡也有這樣想的人,一樣總是猶豫自己該不該算是作者還只是工作者搜集者的人,是波赫士。我們已引述過他一生的文學信念之語了,這裡值得再聽一次:「我所擁有的,不是因為我創造的,而是因為那是我相信的。」

幾年前,我聽過顧玉玲和她亦師亦友亦同志的鄭村棋一次對話,笑著回憶起鄭村棋當年怎麼教導乃至於壓制她們「你們只是第二等人」,要做該做的事而不是偉大的事。我最終要對顧玉玲說的是,書寫不會讓你變得高貴,變成第一等人,放心,它只是多一個工作,多很多再忙也無法置之腦後的東西,讓你更忙更辛苦罷了。就像聶魯達說的,寫一首詩,其實跟木匠做一張椅子並沒太大不同,若有差別,可能的勞動過程中比較孤單、比較孤立無援、沒有大家一起來的熱鬧風光因此更時時沒有把握,如此而已。

這些,說真的顧玉玲在大家酣睡時刻寫《我們》這本書的過程中,不都發現了嗎?

--

書名: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作者:顧玉玲 出版:印刻出版社出版 頁數:344頁 訂價:350元 全書所得獎金、版稅全數回捐TIWA,投入移工組織工作。

建議標籤: 

臉書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