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台灣電影導演

  (本文為顧玉玲《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之序文)

今年三月,聽朱天心說,玉玲剛寫完一本小說非常好看。我打電話給玉玲討看,她寄給我的是A4影印裝訂冊,我迫不及待看了,數度淚湧不得不停下來。玉玲找我替書寫點什麼,我義不容辭,把裝訂冊又看了兩遍。八月初,印刻出版社快遞來此書的二校稿,和編輯的催稿信,這樣我又看一遍,《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共看四遍了,照樣,還是熱淚滿膛。

我下決心一定要把它拍成電影──這句話我曾經說過好幾回。在南洋台灣姐妹會的聚會,在保存樂生療養院的記者會,在工殤協會攝影教室的影展,在基隆倉運聯工人推舉市長競選的運動中,從二○○四年那場「族群平等行動聯盟」認識玉玲和她的師父鄭村棋以來,這句話我熱血說過的次數,讓我成了「狼來了」的老不休。雖然這次,我真的試寫了序場幾場戲想獻給玉玲這本書,但除非用我擅長的影像最後呈現在銀幕上,較之玉玲的執筆直書,我的書面呈現一定只會是獻醜。

玉玲直書,我直拍。

我想到戰地攝影羅勃‧卡帕那句經典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夠好,那是你離火線不夠近。」後來所有了不起的新聞攝影都是卡帕火線理論的無畏追隨者。卡帕死於越戰水稻田,一腳觸踩地雷炸得粉碎,他是死得其所。而攝影的本質是攝影大師布烈松說的,「決定性瞬間」。這瞬間,我很不願陳腔濫調的說它即永恒,那我就說最近我在讀的畫家好友陳丹青的書,有一張跨頁照片雪地裡棉袍孩子們快樂在擲雪玩,丹青註文:「卡帕。一九三八攝於漢口。圖中的孩子若非高壽,今日必均已亡故了。我非常、非常、非常珍愛這幅照片,我凝視它,心中哀痛,有如悼念。」

照片的決定性瞬間,無可辯駁。

但是電影呢?文學呢?

我想來想去,直到看到第四遍玉玲的書,卡爾維諾談「輕」與「重」的那篇演講稿跳進我腦中,那是《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第一講,我從書架取下重讀,發覺竟然像是對玉玲此書所做的一個最高級的稱讚。<輕與重>,講稿引用希臘神話裡,柏修斯靠青銅盾牌斬殺蛇髮女妖梅杜莎的故事來說,我抄錄如下:

「我有時候會覺得整個世界都在硬化成石頭:這是一件緩慢的石化過程,儘管因人因地而有程度差別,但無一生靈得以倖免,就好像沒有人可以躲過蛇髮女妖梅杜莎的冷酷凝視一樣。唯一能夠砍下梅杜莎腦袋的英雄是柏修斯──他憑著長出翅膀的涼鞋,而得以飛行。柏修斯從不直接注視蛇髮女妖的臉,而只去看她映現在青銅盾牌的形像。

為了砍下梅杜莎的腦袋,而不讓自己變成石頭,柏修斯憑藉最輕盈的東西:他靠風,他靠雲,他只盯住間接視覺呈現的東西,也就是鏡面所捕捉的映像。我忍不住要把這個神話視為一個寓言,它喻示詩人與世界的關係,一個寫作時可以遵循的方法上的啟示。」

玉玲的「我們」的世界,是一九九九年成立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是九○年代始政府正式引進外籍勞工迄今已有數百萬人的移動、及數百萬件移動生命的悲歡離合,那個「我們」,對於除了「我們」以外的其他所有人,很殘忍的,都是「他們」(唐諾的序有洞徹的討論),都是如同被梅杜莎冷酷目光變成僵硬石頭的現實。我們跟他們,無從溝通,石頭一樣各自頑固的阻絕著。如果沒有玉玲這本好看的書,我會對「我們」流淚嗎,不會的。玉玲所做的,是一種翻譯工程,把我們翻譯給他們知道。這個翻譯工程,我認為,就是柏修斯所做的。

不過玉玲似乎很看小自己的翻譯天賦。似乎許多從事社會運動「蹲點」跟「培力」的強悍實踐者,因為謙遜,因為時時警覺不要被摸頭、不要被收編而築起的防衛網,都讓實踐者寧可重,而不要輕。求仁得仁,一直重下去,不這樣,又能怎樣。

在玉玲長期所處的環境和氣氛裡,做會飛會捕捉映像的柏修斯,我想是需要勇氣的。玉玲有柏修斯的天賦,我衷心期盼她不要輕言放棄。

二○○八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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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作者:顧玉玲 出版:印刻出版社出版 頁數:344頁 訂價:350元 全書所得獎金、版稅全數回捐TIWA,投入移工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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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導會說話算話嗎?但願。

侯導的序也看得我熱淚盈眶,因為:『在玉玲長期所處的環境和氣氛裡,做會飛會捕捉映像的柏修斯,我想是需要勇氣的。』
我看到妹妹堅決的步伐走在社運的路上二十年,臉上沒有長期抗爭者粗硬的線條,仍是童年時的輕靈與柔美。那是這本書之所以好看的原因之一吧!
從輔大的草原詩社開始,到現在的『我們』玉玲沒有成為專業的詩人,卻把寫詩的能力轉化成更大的力量,在許多部被看見的角落澆灌生命的花朵,我由衷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