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傑榮專欄:兩岸都該設獨立調查委會?

2008/11/27

 中國與台灣均受到不合時宜的憲法規範。在大陸方面,儘管目前保守派當道,改革派仍持續主張在地方選舉、政府透明化及司法自主等方面求進步。而在台灣,雖然過去廿年來政治改革有重大進展,但是諸如總統與行政院間的關係、最高法院與大法官會議間的摩擦,乃至以公民投票作為最佳手段等問題,皆亟待解決。一個在海峽兩岸都鮮少獲得關注的制度性問題則是,關於獨立調查委員會的角色。不過,近來兩地發生的種種事件,可能會讓這個問題被提上議程。

 比方說,上星期,聯合國「反刑求委員會」(CAT)在評估中國對《反刑求公約》的履行情況時,一再強調大陸「欠缺一套根據公約規定而調查刑求指控的有效機制」。該委員會建議中國政府設立一個「獨立監督機制,以確保(針對所有這類指控)進行立即、公正及有效的調查」。

 當然,中國已存在若干現有制度,包括檢察院系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共產黨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等,可調查刑事訴訟中涉及的諸如濫權情事。

 然而,實際上,這些機關對於揭露這個國家廣泛的刑求問題,並未達到公正、獨立及有效的要求。非政府組織亦未獲准對刑事訴訟程序進行有力的調查,而媒體與律師業也未經常被允許支持這類行動。再者,聯合國「反刑求委員會」針對「人權分子遭受騷擾和暴力」表達了關切,認為這些行為「嚴重束縛公民社會監督團體的能力」。當前,要求大陸在政府內或政府外設立獨立的調查機構,可能性很渺茫。

 而有關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時期,台灣發生的公眾抗議、警方控制及刑事起訴等各項爭議,過去兩星期台灣內部針對應否成立一個臨時委員會展開公正調查,已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我在十一月三日發表的上一篇專欄文章中,建議馬英九總統任命一個由專家組成的獨立特別委員會,以檢視一些前任與現任官員在陳水扁政府或馬英九執政時代被以貪瀆罪名起訴,卻遭質疑案件背後可能牽涉政治動機或「選擇性」辦案之爭議。這一建議在公開或私下場合均引起廣泛回響。台灣有些刑事司法專家支持這一主張,認為此舉可提升大眾對檢察體系公正性的了解及信任,並在必要情形下,為改革這個體系營造動力。反對黨「民主進步黨」若干領導人亦對這一提議很感興趣。但是其他民進黨支持者卻指斥這個提議「天真」,所持理由是,由恢復一黨獨大的「國民黨」指派的任何委員會,都絕不可能立場超然獨立。

 十一月廿日,華府很具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敦促「台灣政府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徹底調查中國特使陳雲林歷史性訪問期間,警察與抗議分子之間發生的衝突事件。」它並呼籲檢討台灣的《集會遊行法》。同一天,總部設在巴黎的「國際人權聯盟」發表致台灣領導人的公開信,措辭更為強烈,譴責台灣警方對抗議分子的拘捕和暴力行為,指這是假借國家安全之名,嚴重侵犯和平抗議群眾的人權,並要求台灣的司法院與監察院展開公正調查。

 十一月廿二日,總統府發言人王郁琦表示,提議成立一個公正特別委員會並無必要,指稱這種委員會可能會引發憲法疑義。然而,我們實在很難相信台灣的憲法法庭「大法官會議」會作出裁決,認定行政院或監察院無權任命一個由立場超然之專家組成的臨時委員會,協助其調查警方和檢方的作為。而且,儘管「大法官會議」曾限制立法院就二○○四年三月十九日台灣正副總統遭槍擊案的調查權限,立法院或許也能授權成立一個職權審慎界定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這些大法官很多人都對比較法知之甚詳,當然曉得美國曾在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後設立「華倫委員會」,也有「九一一事件調查委員會」,而英國亦成立過不計其數的皇家委員會,皆對民主制度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無論如何,與大陸的情況不同,在台灣若要設立一個由獨立和公正的刑事司法專家組成的民間調查小組,並不存在任何阻礙。假如有任何政府部門不肯提供這種委員會相關資料,或認真考量其調查結果,必定會遭到台灣的自由媒體和政界大加撻伐。

 十一月廿四日,公民社會團體與許多學者向監察院施壓,要求針對陳雲林訪台期間警方遭指控行為不當之事展開調查。而如果檢察官偵辦貪瀆案的公正性持續受到廣泛質疑,監察院亦可將其調查範圍擴及關於政府廉正的這個重要面向。我們不該臆斷監察院會疏於行使其職責,但是,果真如此,公民社會團體與學者們當然有能力展開他們自己的調查。(本文作者為法學教授孔傑榮,現任美國紐約大學美國與亞洲法律研究所共同主任,並兼任紐約重要智庫「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本報國際新聞組王嘉源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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