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權不保 刑事人權會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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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2/04

法務部繼先前認陳水扁前總統辯護律師鄭文龍、鄭勝助、前第一夫人吳淑珍辯護律師李勝雄及共同被告杜麗萍辯護律師談虎發言 不當,而由台北地檢署偵辦後,昨又傳出鄭文龍律師赴台北看守所接見陳水扁前總統時,左右各坐一位檢察事務 官,於兩人談話時,不時會出聲警告,提醒鄭律師「你可能要考慮哦!」、「你要注意」等語,介入及干擾律師接 見當事人之情形,甚至於討論案情時,檢察事務官也邊聽邊做記錄,致鄭律師抗議此舉限縮其律師職權。

當前實務上律師至看守所接見羈押中被告,看守所不分情形全面加以監視,禁見被告除記錄內容或錄音外,甚或指 派檢察事務官全程監看的情形,早已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例如聯合國「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拘禁的人之原則」、「囚 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及「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均一致規定所有遭逮捕拘禁之人,應有充分時間、機會及 便利得以與律師會談,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詳見附件一)

基此,根據以上的國際人權準則,由數十個民間團體所組成的刑事人權法案推動聯盟,早已提出包含上述內容在內 的刑事訴訟法第34條、245條等修正案(附件二),希望藉由律師與當事人間祕密接見權的保障,維 護被告最基本的司法人權。

此外,對於法務部在未對檢方疑似涉及洩密案件作出公平之調查以前,反而積極加速發動對於律師的偵查作為,我 們也在此呼籲應謹慎為之,切莫造成律師的寒蟬效應,實質導致國內刑事司法人權的倒退,那將是民主台灣最大的悲哀。

最後,我們要求:
1. 立即取消對律師接見禁見被告時之錄音錄影。
2. 立即取消對律師接見禁見被告時由檢察事務官在場監視之作為。
3. 立即對所有疑似檢方洩密案件發動偵查作為,並將結果公告週知。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刑事人權法案推動聯盟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新聞聯絡人:司改會/林峰正執行長0926-363473


附件一

聯合國「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之原則」(Body of Pricinp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All Persons under any Form of Detention or Imprisonment)第18條:
1. 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應有權與其法律顧問聯絡與磋商。
2. 應允許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有充分的時間和便利與其法律顧問進行磋商。
3. 除司法當局或其他當局為維持安全和良好秩序認為必要,並在法律或合法條 例具體規定的特別情況外,不 得終止或限制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接受其法律顧問來訪,和既不被延擱又不受檢查以及在充分保密的情況下與其法律顧問聯絡的 權利。
4. 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與其法律顧問的會面,可在執法人員視線範圍內但聽力範圍外進行。
5. 本原則所述的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與其法律顧問間的聯絡,不得作為對被拘留人或被監禁人不利的證據,除 非這種聯絡與繼續進行或圖謀進行的犯罪有關。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 (Standard Minimum Ru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第93條:
未經審訊之囚犯可以會見律師,警察或監所官員對於囚犯與律師間之會談,可以用目光監視,但不得在可以聽見談 話的距離以內。

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 (Basic Principles on the Role of Lawyers)第8條:
所有遭逮捕、居留或監禁的人,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無遲延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 的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繫協商。這種協商可在執法人員能看見但聽不見的範圍內進行。

第16條(a)項:各國政府應確保律師⒜能夠履行其所有職責而不受到恫嚇、妨 礙和不適當的干涉。

第22條:各國政府應確認和尊重律師及其委託人間在其專業關係內的所有聯絡及 磋商均屬保密。

 

附 件二

民間版刑事訴訟法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四條

    辯護人得隨時接見受拘提、逮捕、羈押之犯罪嫌疑人或及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及為書類、物品之收授。

對於前項之接見及通信,不得禁止、限制、截收、監聽、錄音、開 拆、檢查、影印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辯護人為蒐集有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辯護資料,得訪談 證人或關係人、依法調閱相關文件,或其他蒐求證據之行為。

第三十四條

    辯護人得接見犯罪嫌疑人及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但有事實足認其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得 限制之。

按刑事訴訟程序中,辯護人與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間,並非 單純私法上之委任關係,更有促成正義實現之功能。故辯護人之辯護權,非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辯護權之延伸,實 係獨立之權利。又為求實質保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律師權之行使,辯護人除得隨時接見受拘捕、羈押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外,由 於相互收授書類物品係有利其與辯護人即時進行防禦之準備,具訴訟上之重要性。目前實務於律師接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相 關公務員多有對談話內容加以錄音或在場監視之情形,不啻預設辯護人均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尚 非妥適。爰參考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增訂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現行法並未賦予辯護人蒐集證據權限,復因偵查中被 告為偵查權行使之對象,致審判程序進行中,多由辯護人就檢察官起訴所憑證據,進行單向反駁,以說服法院為有 利被告之認定,由當事人平等之旨趣觀之,自非所宜。爰增列第三項規定,賦予辯護人為蒐集有利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之證據資料,得訪談證人或關係人、依法調閱相關文件或其他蒐求證據行為之權,以符當事人進行主義精神,並 有助於保障人權及協助法院發現真實。

第二百四十五條 

偵查,不公開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及聽聞訊問之內容,不得予以隔離。

前項訊問時,辯護人得陳述事實上或法律上之意見,聲請證據調查,隨 時對不正訊問表示異議,並請求記明筆錄。

於第二項訊問前或訊問中,辯護人得隨時要求與被告為合 理時間之會談或告知其應有之權利,並適用第三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 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

    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將訊問之日、時及處所通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者,不在此限。

第二百四十五條

偵查,不公開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偽 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 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公 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

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將訊問之日、時及處 所通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行法第二項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 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依其文義本無時間或空間之限 制。惟檢警機關於踐行上開規定時或有誤會,以致採取諸如訊問時以玻璃隔絕辯護人與被告、要 求辯護人於無法聽聞訊問內容之處目視被告、或使辯護人觀看無聲閉路電視等實質剝奪辯護人之在場權之作法。爰 於第二項增訂不得隔離辯護人而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規定,避免偵查機關恣意限制辯護人在場。

三、辯護人在場權之實質意涵非僅要求律師到場後消極「見證」,而 應係於到場後積極行使辯護權以保障被告訴訟上之權益,故為令辯護人之在場發揮實質效用,明文增列第三項,規 定辯護人得於偵查中陳述事實及法律上意見,聲請證據調查並隨時對不正訊問表示異議等辯護行為。

四、為使辯護人在場有效協助被告行使其權利,應賦予辯 護人與被告協商之機會,此即辯護人之諮商權。依聯合國於西元一九六七年第二十一屆大會第2200號決議通過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 三項第二款,任何人於受有罪指控時,均應給予適當之時間及協助以準備防禦,並得與其指定之辯護人從事諮商。 我國當時既為聯合國之會員國,自應遵守公約內容。爰增訂本條第四項,賦予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之辯護人,得於訊問前或訊問中,隨時要求與被告會談或告知被告應有權利,以 符上開公約規定。而辯護人與被告會談之期間,亦應保障雙方談話及諮商內容之隱密性,故於本條後段規定適用第 三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等不得為禁止、限制或錄音等行為。

五、原條文第三、四項規定內容未修正,配合移列為第五、六項。


附件三

羈押人犯辯護人之倫理規範

姜世明(政治大學法學系副教授)

近來因前總統陳水扁先生涉嫌犯罪遭受羈押,其 委任律師鄭文龍先生代為發表聲明,法務部乃引證多項理由,函送台北地檢署及台北律師公會查明是否違反律師倫理規範,為此,鄭 文龍律師更進一步發表聲明反擊,認為法務部之說法已嚴重影響律師執業空間及意見表達自由。就此,已涉及羈押 人犯辯護人之倫理規範之問題,有釐清之必要。

我國關於律師倫理規制之法源,主要係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其中,關於羈押人犯辯護人之倫理規範主要係律師 倫理規範第三七條之規定,該條規定:「律師未得主管機關之許可,不得為受羈押之嫌疑人、被告或受刑人傳遞或 交付任何物品,但與承辦案件之有關書狀,不在此限。」此一規定乃與德國舊律師職業倫理規範第六五條類似,因 而關於該法條之解釋,若能加以理解,或能有助於此一問題之釐清。

德國舊律師倫理規範第六五條乃規定:辯護人應被賦予與羈押人犯會面交往之優先權。因此律師於職業法上亦應負 有遵守關於此一會面交往規則之義務。其於執行辯護工作時,無論在言詞或書面通知,均不得危害羈押或拘禁之目 的。(第一項)辯護人特別無權在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下交付羈押或拘禁人犯任何物品或自其收受之。此規定亦適用 於交付日常用品或零食等。但人犯之前交予辯護人或直接與刑事程序相關之文件,不在此限,例如起訴書或辯護 狀。另被告之未密封文書,或僅係辯護人基於刑事程序原因所為通知,或關於委任關係之事項,例如報酬協議或報 酬之確保等,亦不包括在內。

據此可知,受羈押之嫌疑人因尚未受有罪判決確定,其辯護人之辯護空間不能被不合比例地剝奪,否則,無異於押 人取供,對於遭羈押嫌疑人之人權將造成重大侵害。惟應注意者係,對於遭羈押禁見之嫌疑人,其辯護人即使有為 其委任人謀求合法利益之權利,該辯護人對於刑事訴訟法及羈押法之相關規定,仍均有遵守之義務。而在辯護工作 行為之履行,則不可危害羈押或拘禁之目的。若非屬於辯護工作行為,而係與辯護工作未有直接相關之領域,或該 辯護人同時為該受羈押人之民事案件律師,關於該等非與刑事事件直接相關之法領域,仍有保障該律師維護其委任 人合法權益之權利。甚至個人性通知,例如家庭領域之個人訊息,亦不受限制。律師且應照顧其委託人之個人憂慮 及需求,以求對於委託人能獲得更多理解及強化彼此信賴之基礎。甚至應對於委託人思慮欠周之行為加以阻止,對 於絕望及固執的反抗行為,能加以適度開導。另基於此一規定,未經同意,律師乃不得私自攜帶受羈押人之妻到場、不 可攜帶不明翻譯人員到場、不可交付或收受非許可之物品。其中所謂物品乃包括有體物件、文書、小物品(如瀉藥等)及 小禮物。而關於資訊之收受或給予,即不在此規定適用範圍之內。

我國律師倫理規範第三七條並未規定傳遞或給予與案情無關情事資訊之禁止,則關於該等資訊之散佈,除非另涉及 違反其他偵查程序中守密義務或涉及串證或有助於脫逃之非法行為,而得以其他律師倫理規範懲處,否則以發表若 干不涉案情之聲明,欲以律師倫理規範第三七條懲處,其於法恐有未合。而法務部若欲跳躍地引用美國相關倫理規範,除 面臨法依據不明外,即使求諸部分抽象性倫理規範(如律師法第一條、第二條、律師倫理規範第六條等),亦須適 當論證相關法理及要件,對於本案究竟何等言論可能造成重大偏見或辯護律師之行為是否屬於為維護嫌疑人受公平 審判之反制性行為,亦均應加以考量。

在本案中,較可慮者乃係法務部之處理態度,在辦理前總統陳水扁先生偵查程序中,其應優先處理者乃徹底清查檢 調中違反偵查不公開,依隨案情進度對外放話或未謹言慎行而與嫌疑人私下溝通之檢察官或相關公務員。若未徹查 此一向來與媒體共舞,違反偵查中嫌疑人人權保障之弊端,逕自要求律師「封口」,恐亦有違於武器平等乎。

此外,雖個人於法院組織法講義中亦提醒檢察官辦案,在辦白道貪贓枉法案件時,若不收押,較難具有效性。但個 人亦無法想像,對於個案,乃可作幾近全面性之羈押聲請。此一作法,在法律上固可能有據,但仍宜考量其必要性及相關作用。

檢察官辦理政治人物涉嫌不法案件時,仍宜秉持法律人之正義典範,我心如秤,不應作隨風倒之牆頭草.試問若一 年前檢察官全面性清查台北市及兩黨弊案,將相關人全面羈押,今日天下誰主沉浮,恐未可知。對於政治人物之審 判,猶如在耶穌聖殿中向犯姦淫罪婦丟石頭,其若有既作罪婦者,固應羞慚,實不應再期待國人一般性地疼惜;惟 耶穌亦提醒我等凡人,或可自比如同居玻璃屋中者,其於丟石頭前,似仍應多自省而後為之。試問:當今天下擾擾不安,豈 非均係無明於此所致乎?

爾後值得觀察者乃,特偵組能否不分黨派,且不分目前或過往,不分前八年內或八年前執政高官之貪瀆案,不分黨派,均 能究辦到底,若能如此或可喚回人民對於檢察體系統之些許尊重。尤應呼籲檢察體系,切勿因政黨輪替,而在辦案時呈現選擇性;且 應避免因此案之激越而被認為突顯檢察體系之不中立性及政治偏倚性。法務部對於辯護律師之要求,或已有相煎何太急之疑慮。

借問,在一片肅殺氣氛中,可否留點人性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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