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梁文傑「在野黨的執政包袱」一文,剖析了民進黨當前的困局,文中所舉事例,個人多半同意,但對於將執政時未能落實理想,歸因於「少數執政」,「儘量不去得罪任何人」,卻實在難以接受。
八年多前,我們不能否認少數執政在推動改革時所面臨的困難,但正因為這樣的處境,一個改革政黨,尤其應該結合堅定的改革意志、謹慎的策略手段、細緻的溝通說服,有計畫、有步驟地推動改革事業。
但從中央到地方佔據執政優勢的民進黨,擁有大量的行政資源,足以削弱在野力量。然而,八年來看到的卻是一個價值錯亂、淪喪,以及不斷把錯誤失敗歸咎於對手的執政團隊。
有些重大的改革工程,如「建立非核家園」,連在野黨都在紙面上同意此一理念,卻因為政治手段之粗糙,招致重大的反挫,在面臨壓力時又缺乏抗壓突圍的意志與手段,結局就是非核理想的實現被迫無限期擱置。
在中正紀念堂更名等充滿政治爭議,社會嚴重缺乏共識,需要耐心溝通、理性對話、充分討論的議題上,民進黨卻以最粗暴的程序,冒進地推動,結果就是對立的加深,和轉型正義更加難以實現。
民進黨在野時期支持的理念,在執政後也因統治者私利的考量、或是黨派對立的意氣之爭,將當年理想拋諸腦後,文中兩次提及的集遊法便是明證。在野黨曾多次提案修廢集遊法,民進黨卻也多次阻擋,在這個議題上,「少數執政」怎能成為藉口?何況,集遊法絕非梁文所說「過去八年沒有修改」,而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透過修法將禁制區更加擴大!
最後,文中提及因為少數執政,民進黨不願「得罪任何人」,作為基層社運工作者,只有啞然失笑。多年來,民進黨對於爭取工作權的性工作者、在傳統領域上求生存的原住民、關廠失業的公民營企業勞工、和最為弱勢的樂生院民,似乎從不太擔心會「得罪」。
台灣的確需要有力、進步的反對黨,然而若連黨內改革力量的檢討反省,也立足於錯誤或偏差的基礎之上,又怎還能有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