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流、衝突、無法言說
吳音寧、崔愫欣的創作與歸鄉

同樣是法律系畢業、沒有選擇被規劃好的路，而接觸了社會運動，同樣以不同型式的「創作」，作為社運議題的介質，13日下午，「蒙面叢林」、「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等書的作者吳音寧，與紀錄片「貢寮你好嗎」作者崔愫欣，在台北Youth Hub的一場對談，兩人從個人生命史，觸發與社會、運動的反思。綠色公民行動聯盟這一系列「綠色生機、永續社會」講座，跳脫強調「分析」、「批判」的社運座談，具體地呈現出工作者「人」的真實面貌。

有著詩人吳晟的「家學淵源」，吳音寧對走上「文字創作」這條路，並不是沒有懷疑的，「我沒有辦法不注意到文字的『階級性』」吳音寧說，這只是某些人可以運用的工具，早期她並不是那麼願意接受「作家」這樣的稱呼，一直到去了墨西哥，接觸到查巴達民族解放軍，「我問到可以幫他們做什麼，他們說，把我們的事情寫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句話，才使得他走上「寫書」的這條路。2003年，發生「白米炸彈客」事件，抱著想要釐清、把真相告訴別人的心態，吳音寧持續地書寫著。

在創作的過程裡，吳音寧發現自己在文字工作上，特別「耐磨」，願意承受創作過程中的種種挫折，終於慢慢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作家」；而在環保團體工作的崔愫欣坦白，創作是有「目的」的，一直到今天，她仍不習慣「導演」這一個稱呼。1998年，在第一屆紀錄片雙年展裡，她看見「原來紀錄片可以這樣使用」，於是開始了把這個工作放進反核運動裡面的嘗試。崔愫欣與吳音寧一樣，在媒介工具的階級性格上，有著反思，她說，在片子裡，有許多東西因為「策略」而被忽略了，在即便是運動目的那麼明確的創作裡，她仍感到有使用強大傳播工具能力的作者，「那種在『收割』的感覺」，崔愫欣提及了顧玉玲在《我們》一書裡的看法。（顧玉玲「寫在《我們》之後」一文中提及「相較於馬不停蹄的組織、勞教、抗爭等繁瑣工作，運動中的記錄、書寫、論述、研究、文化展演等工作，雖兼有組織教育功能，終究是較具『收割』性質的。」）

兩個人成長背景迥異，卻說出兩段殊途同歸的「歸鄉」故事，出生於彰化溪州的吳音寧，目前回到「鄉下」定居，「阿嬤總是對著外人說很多家裡的故事，但是卻不對著自己的小孩說」，吳音寧說，「老人們都希望年輕人出去」，而自己的「歸鄉」，對於故鄉的人來說，是一件突兀而格格不入的事情，「他們看到我，就反應，啊，你回來啦？看到我一陣子不在家，就覺得我『賺錢』去了」。農村的發展，牽動原鄉對每一個人的期待，不僅如此，吳音寧說「農業和整個台灣息息相關」。

成長在都市外省家庭的崔愫欣沒有這種「原鄉」的記憶，「小時候出國比起接觸台灣的鄉間還多、過年的時候沒有鄉可以回、沒有墳可以掃」，但運動的參與，神奇地使她找到貢寮這個原鄉。在貢寮參與反核運動與地方的組織，使得她感受到走出，去在路邊，有人跟你打招呼那種鄰里的感覺，崔愫欣笑著說，「走上這條路那麼久了，家裡對於成家的事情，都懶得問了，反而是到了貢寮，地方上的長輩關心的不得了，還要幫我相親…」

1999年，交工樂隊唱出「跟著他回來的問題，從莊頭蔓延到莊尾，但是秀仔回來，就是答案」；「歸鄉」是答案，也是問題的開始。

吳音寧談到，「開始寫作的因緣際會是一股衝動，但是背後，卻是你長期去做的那個事情，每一個創作的背後，總是有著一個漫長的伏流的過程…」，吳音寧說，一次翻閱自己以前寫的筆記本，在一堆不相干的雜記裡，忽然看到「1994.1.1墨西哥查巴達農民運動」這一行小字，當時在報紙的一小個角落，看到了這則報導，與之後親身前往墨西哥、2003年，終於寫出了「蒙面叢林」；這種創作的靈光一瞬，同樣出現在圍繞因楊儒門而起的台灣農業的創作裡，「發想的時候，完全不知道自己會寫成什麼；而每個創作的過程，都可以讓自己更深地進去…」

「我還沒有辦法寫出台灣農村的黑暗、封建、喜樂…」吳音寧說，「是不是真的能創作出一個東西，能夠敲擊到這個社會那麼多不可言說的現實」，伏流、衝突、無法言說，或許社運與創作間，除了相互為用的辯證關係之外，還存在者某些神祕的內在連繫與根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