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日前邀集財經二部首長召開協調會，最後取得共識，促產條例98年底實施屆滿後，仍將保留研發、人才培訓、營運總部、物流中心等四項功能性投資抵減的租稅優惠。至於營所稅率，行政院傾向降至20％，但尚須由賦改會做最後決議。換言之，行政院已確定保留這四項功能性租稅優惠，賦改會未來只能討論營所稅率的調降幅度或其他問題，不能推翻行政院這項既定政策。這件事讓我們再次看到行政院對賦改會的不尊重，賦改會似乎已被做小到等同於「工作小組」的地位了。
促產條例租稅減免主要涉及的是營所稅，目前的稅率雖為25％，但根據93年資料計算，促產造成政府的稅收損失大約為1,500億元，即使將95年開始實施的最低稅負制算進去，大概亦只能補收回約200億元的稅收而已。如果把促產減免稅全面取消且將所增加的稅收用於調降營所稅率，大約可降至17.5％左右。惟這樣做法將擴大營所稅率與綜所稅率(最高40％)的差距，致使企業保留盈餘的誘因增強，藉以規避股東的綜所稅。若為此而調降綜所稅率，則將牽動綜所稅率的結構，減少綜所稅稅收，進而影響綜所稅之所得重分配效果。尤有甚者，自我國實施未分配盈餘加徵10％以來，企業界便不斷抱怨其所造成的困擾而主張廢除，但若真的將之取消，則又會使得營所稅率與綜所稅率差距過大的問題更加複雜而難以解決。由此可知，除非只單純的將促產全面落日而不調降營所稅率，否則在環環相扣的稅制關連下，任何營所稅改革方案的提出皆牽一髮動全身，須要整體性的評估，而賦改會的主要任務即在於此。
根據賦改會的研究，若取消促產減免稅所增加的稅收一定要回饋於相關所得稅制的配套改革上，大體上有三種做法，一為稅收非中立，改革方案不以維持稅收不變為必要條件；二為稅收中立，改革方案的組合皆遵守稅收不變原則；三為預算中立，亦即取消減免稅所增加的稅收全數用於政府支出。其中，有關營所稅的方案包括稅率降至17.5％或20％、全面或部分(即保留四項功能性減免)取消促產，以及兩稅合一或獨立課稅等三大類；綜所稅的方案則以稅率全面或部分調降、兩稅合一採設算扣抵或股利免稅法，以及扣除額的調高等三項為主。賦改會花了很多時間與精力，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將各種可能方案的影響效果，分從經濟成長、固定資本形成、所得分配與稅收等方面評估。但從目前情勢看來，要行政院接受取消促產減免並將此增加稅收用於改善赤字或提升政府支出，似乎並不容易，而在提高綜所稅薪資、教育、殘障、標準扣除額以及調降中低所得稅率的配套下，若同時欲維持稅收中立，則營所稅稅率大約只能降至23％左右，較行政院心目中設定的20％或17.5％相差甚多，自然亦難以被接受，行政院顯然比較傾向在稅收非中立性下做選擇。
根據遺贈稅案的經驗，行政院已決定的必會想盡辦法讓其在賦改會決議中出線，任誰也阻擋不住。賦改會所提各種方案的組合項目具有相互牽制的效果，若減免稅無法全部取消，則營所稅率降幅便應縮小；若兩稅稅率差距擴大，則未分配盈餘加徵便應提高或改採其他補救方法。如今由於行政院先將兩個重要項目鎖死，致使方案組合的彈性受到限縮，為避免所剩項目被不當操控或片斷性扭曲，我們強烈建議賦改會在討論時，將原先考量的方案項目大幅減少，讓促產減免稅的改革僅局限在營所稅稅基與稅率的調整上，不要論及綜所稅，以便改革的進行單純化。
總之，既然行政院對促產落日已有定見，賦改會自不必再不識趣地做螳臂擋車的傻事，但卻也不可鄉愿地提供過多選項，最終反而對稅制造成更大的傷害。目前最佳的做法應該是將促產稅改局限在營所稅內，儘量讓其「反璞歸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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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讓促產條例的稅改「反璞歸真」吧！
新自由主義貪婪霸權逐步走向崩潰地獄之路歷程
近30年的新自由主義史，是經過八個步驟，走向地獄的自我崩潰毀滅史。
第一步，崛起。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經過高峰，前者向資本主義方向發生倒退式蛻變，後者陷入政治獨立之後經濟文化進一步發展的困境。七十年代顯露衰退迹象的國際資本主義，憑藉經濟科技實力和豐富的政治統治經驗，力圖鞏固權力和進行新的全球擴張。英國柴契爾和美雷根新保守派勢力上臺，標誌”新自由主義（&背後的軍國主義霸權）”登上世界舞臺的前沿。
第二步，“兔子先吃窩邊草”，向西方發達國家國內工人階級發起”進攻”：
削弱、瓦解工會、大力縮減用於社會福利的公共開支預算、分裂工人階級和消蝕工人階級的鬥爭精神。
第三步，形成資本”全球（輸出）大擴張”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綱領。
有三項基本原則：
保障國際壟斷資本全球自由縱橫的”國有民營化/私有化”、“貿易自由”、“ 金融自由（改革）”、匯率浮動自由化（改革）、企業併購自由化（改革）之類；
以國際壟斷資本佔有作爲終極目標的『私有化』運動；
削弱或取消第三世界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解構國家政府公權力的）小政府大市場主義”。
這些原則首先集中表述於美國打造的“華盛頓共識 ”。
繼續“兔子先吃窩邊草”，在已”被長期控制”、阻力最小的”後院”拉丁美洲推開，把這裏變成新自由主義的第一塊”試驗場”。
第四步，用“休克震盪療法”演變東歐、解體蘇聯。
特別是蘇聯，共產黨領導集團的”異化”、”轉向”和”叛賣”，自赫魯雪夫時期到戈巴契夫時期漸成尾大不掉之勢，恰與新自由主義全球猖獗”一拍即合”。蘇共領導集團之有今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對蘇聯的滲透政策功不可沒。利用蘇聯的困境，稍加外力，解體即輕而易舉。於是新自由主義以“休克療法”的名稱全面進入，使俄羅斯和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上演一場”國家解體”，經濟社會全面倒退，人民陷入貧困、失業、疾病、死亡的，二十世紀最慘烈的悲劇。
資本主義早期的原始積累再度出現。現在”私有化”的目標，主要不是以個人勞動爲基礎的私有制，而是國家的自然資源和社會主義時代、民族獨立時代創造的屬於全體人民的（國有財產）鉅額財富。
『私有化（or所謂的”民營化”）』改革，到處都不是使這些自然資源和財富形成資本主義性質的民族經濟，而是流向”（美歐跨國）國際壟斷資本（財閥）”。這同時成爲新自由主義和美國霸權巔峰的象徵。
其理論代表，即充分表現在弗朗西斯·福山那篇張狂傲慢的“歷史終結論”宣言。
第五步，新自由主義以“改革”或“經濟結構調整”的名義，肆虐亞洲和非洲。非洲在西方強行輸入的“民主”喧囂中沈沒於戰亂和饑荒的黑暗隧道。亞洲爆發1997年的金融危機。
第六步，2001年“9·11”事件，成爲新自由主義頹勢的開端。
關於這一事件的製造者，目前有兩種說法。一說來“ 基地”組織，一說來自美國當局自己。前者表明，世界對美國統治及其新自由主義的仇恨達到爆炸點。後者則顯示，美國當局不惜以自己人民的生命作爲籌碼，製造發動侵略戰爭，以實現寡頭軍國右翼國際走私販毒搶劫集團利益私欲的藉口。
第七步，所謂“反恐戰爭”，成爲新自由主義之”帝國主義性質”的明證，把美國推向”全球孤立”。
西方話語中的“恐怖主義”和 “反恐戰爭”，本身就是”僞命題”。帝國主義美國是真正的、最大的、對內對外的「（國家）恐怖主義」，”新自由主義（背後的軍國主義）”就是”恐怖主義”。在阿富汗、伊拉克的軍事失敗和鉅額財政開支，大傷美國的元氣。科技泡沫、房地産泡沫相繼破裂，使一個”窮兵黷武”、（信用）消費多於生産、靠別國生産維持自己”超前揮霍”的”寅吃卯糧”的美國，顯示出世界歷史贅物的面貌。
第八步，金融泡沫破裂，手忙腳亂中向歐洲、向全球”轉嫁危機”，至今不是擺脫而是繼續加劇衰退，開啓新自由主義墳墓的大門。
關於美國金融危機的結果，目前有兩種意見。
一種，新自由主義壽終正寢，資本主義浴火重生，産生“新型資本主義”。
另一種，這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幕，在新自由主義廢墟上，將出現社會主義或稱新社會主義。
不論怎樣祈禱“垂而不死”、“死而不僵”，新自由主義已經死亡，世界人民不會允許它死而復生。它是作爲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的一種實現形式。帝國主義仍然可能尋找另外的實現形式。但是任何形式都無助於挽救它的末日。我們只能說，工人階級和人民大衆獲得社會統治地位的日子，不是更遠而是更近了。如果埋葬新自由主義不是直接導致這種統治，也是造成條件使它的實現成爲必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第一個10年，歷史出現兩次驚人相似的現象。
當美國當局和它的西方盟友全副武裝、荷槍實彈，向蘇聯發起衝擊的時候，遭遇的不是稍微像樣的抵抗，而是蘇聯領導集團的告饒、退縮、繳械、乞降和不戰而潰。事情進展如此之快，使進攻者始料所不及。那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徒有“社會主義”外衣、內臟已經資本主義化的一種特定對手的失敗。
不足20年，歷史在別樣的意義上重演了。儘管新自由主義在全球佈滿”仇恨的火種”，反抗和創造新社會的力量，也還沒有積聚到足夠強大。但是新自由主義的死亡和帝國主義美國的衰落，卻仿佛突然地到來。與其說這是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鬥爭的結果，不如說它是資本主義固有矛盾病毒繁衍，同樣在其內臟爆炸的産物。事情進展如此之快，也爲世界始料所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