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翠
我總還記得，阿公那四十三公斤的瘦削身軀，用扁擔挑著水桶澆花，一邊搖搖晃晃的走在田埂上，一邊用他那五音不全的破嗓子，低聲哼唱「農村曲」，曲音律動，音符似乎躍然在他的雙腳上，健步如飛。
如果人間音符是自然音律的挪用與再現，乃至「仿作」，那我是一個見證者。 東海花園是我人生中第一個生活空間。一九六二年，父母帶著剛滿月的我，從賃居的高雄返回台中，祖孫三代一大家子，老老小小擠在十幾坪的竹管草寮裡，開始了荒山墾殖的漫長年月。媽媽把長長的背巾拋向屋頂，懸掛在竹管樑柱兩端，就成了我的搖籃。這樣搖搖晃晃地長大，自然界的音符，幾乎成為安撫我成長的搖籃曲。
我們的草寮奉行極簡主義，以竹片、稻草、紅土塗抹牆面，窗戶則以一片塑膠浪板遮蔽，蟲鳴鳥叫，雨嘶風吼，沒有什麼聲音可以被關在外面。尤其颱風過境時，屋瓦門窗齊聲奏鳴，一起哀號，小時候學到「摧枯拉朽」這句成語，在颱風天裡反覆沉吟，覺得真是貼切。因此，蟲鳥歌吟，摧枯拉朽，種種音符旋律，輕緩悠揚，高昂急切，我都知道。但是，生活在沒有電視機、收音機，也沒有隔壁鄰居的花園裡，關於人間音樂，除了學校的唱遊課以外，我要到很大很大的時候才懂得。
這樣的生活語境深深織入我的生命肌理，自然而然成為我認識體系的核心區塊。稍大以後，第一次聽到「農村曲」，覺得好親切，才知道，我所熟悉的、我一直念記不忘、想要回歸的生活情境，其實就是農民集體的生活語境。而阿公那散落在泥土與花徑之間的音符，也終於得以拼湊起來；原來阿公在種花、除草、澆水時，嘴裡所哼唱的歌曲，其實就是「農村曲」。 透早就出門，天色漸漸光。受苦無人問，行到田中央，行到田中央。為著顧三餐，顧三餐，毋驚田水冷酸酸。炎天赤日頭，悽慘日中午，有時踏水車，有時就搓草，希望好日後，每日巡田頭，巡田頭，不驚嘴邊汗那流。日頭那落山，功課才有煞，有時歸身汗，忍著寒甲熱，希望好年冬，稻仔快快大，快快大，阮的生活就快活。 農村曲，是農民的生活日誌，也是農村集體的生命之歌。陳達儒寫於一九三七年的這首歌，以擬似農民勞動生活節奏的動感旋律，譜寫出農民集體的生活語境與生存姿態。「炎天赤日頭，悽慘日中午」，多麼傳神的生活實感，而那正是阿公的生活寫照。楊逵，這一個苦臥時代寒冰床，無法在禁錮的時代裡找到發言舞台的文字工作者，長年在乾瘠的石礫土上種花營生，笑說自己是「用鐵鍬在大地上寫詩」，而炎日與霜寒，就是他生活的溫度與實感。 赤炎陽光的記憶，有一些很鮮明的片段。小學暑假，有一次，阿公在太陽下工作許久，正午休工，進屋休息。而我一整個上午都在追蝴蝶、抓蝌蚪、捉大肚魚，玩得不亦樂乎，中午玩累了，回到屋裡，對著才剛坐下來打盹的阿公大喊：「好渴啊！我要喝水！」阿公聞聲起身要替我倒水，一陣頭暈踉蹌，昏坐在地上，我嚇壞了，抓著阿公的手用力搖晃，半晌，他睜開眼睛安慰我：「沒關係！阿公被日頭曬昏了，沒什麼！別怕！」然後掙扎起身，喝下我端給他的一杯涼水。 ◆幻想當國語歌星 如此這般，祖孫生活記憶、童年遊戲現場，以及農民生活實境，互織成為我成長記憶圖景中的核心區塊。「炎天赤日頭，悽慘日中午」，「農村曲」確實註寫了阿公的生活。但是，少女時期，我固然體認到，自己的生活語境與「農村曲」中農民生活語境是如此緊密貼合，卻還是禁不住嚮往不同的生命音符，渴望不同的人生韻律。 當年，東海花園幾乎與世隔絕，別說電視機，連一台收音機也沒有，即使如此，我仍然不知從何處學到了很多國語流行歌曲，小小年紀，立志要當歌星，經常把被單或毛巾綁在頭上當頭巾，或者披在身上當披肩，把阿公的通舖大床當舞台，高唱「梨山痴情花」、「不了情」、「梨花淚」，幻想自己的燦麗人生。阿公很縱容我，任由我胡作非為，其實我後來想想，他大概是巴不得遮起耳朵吧。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知道自己終究當不成歌星，也慢慢懂得收回遠眺的眼睛，回視自己的現實人生。我其實並未遺忘阿公的「農村曲」，無論是他嘴裡經常變調哼唱的破碎旋律，或是他那一如「農村曲」中農民的生活語境與生存姿態。 高中時候，他曾興沖沖地拿著一卷泛黃紙頁，翻到一頁寫有歌詞的地方給我看，說是自己改寫過的「農村曲」，而且哼哼唧唧唱了半天，我也聽不出所以然。多年後才知道，那是他的劇本「牛犁分家」，以「農村曲」為劇中主要歌曲，並配合劇本需要，適度改寫了一些歌詞。「牛犁分家」是他在綠島監獄所作，一九五六年曾經在綠島「新生訓導處」演出。其中，第三段改寫為： 做到日落山，不看見田畔，大家還不散，滿身的重汗，為著保生活，保生活，不驚勞苦暝日拖。 末尾還加上一段「大合唱」： 無論風和雨，或是火燒埔，大小都認路，做到滿身土，曝到變人脯，變人脯，只驚債主討錢虎。 與原作相較，楊逵的改寫，更具勞動生活的臨場感，而末尾的「大合唱」則比原作更具社會批判性，點出農民真正痛苦的根源，並不是烈日酷熱、天寒地凍，也不是揮鋤墾殖的艱苦本身，而是「討錢虎」 ──高利貸利用農民的生活困境賺取暴利，讓農民陷入黝暗的愁苦海域。土地極少背棄人、陷害人，看天吃飯，揮汗收成，生活固然艱苦，但享受自己以汗水沃灌而成的果實，卻安然自在；而人類社會人吃人的「文化」，才是農民最難揮棄的痛苦，也是「農村曲」變奏成哭調的根由。 ◆批判性文學風格 陳達儒透過「農村曲」，鏤刻農家生活的苦楚，也寫出他們最簡單素樸的歡喜與滿足──「稻仔快快大，快快大，阮的生活就快活。」農民生活的「快活」，也不過就是企求最起碼的三餐不虞匱乏。「豐腴」與「匱乏」其實是唯心的，而不是唯物的；所求不多，便覺「豐腴」不缺，反之，所求過多，儘管酒足飯飽，仍覺「匱乏」。而楊逵的改寫，更犀利展現出農民生活苦境的根源，延續他一貫的批判性文學風格，為「農村曲」的「安貧」底蘊，增添了抗暴的精神。 一九四八年秋冬，二二八事件的血腥氣味仍然縈繞不去，台大學生組成了「台大麥浪歌詠隊」，該年十二月在中山堂演出，燒熱年輕的理想火苗，希望透過民歌的傳唱，為台灣社會找到新生的活力。在演出手冊裡，他們標榜要「把民間樸實的歌聲帶來」，這些民間樸實的歌聲，是「人民充滿憤怒、憂怨、希望和歡樂的歌聲」，是「在遼闊的田野上，零星的村落裡」，由人民隨興唱出的生活之歌。當夜，「台大麥浪歌詠隊」演出他們集體編寫的三幕歌劇「農村曲」，以抗戰時期黃河南岸的鄉下為時空舞台，也援用了「農村曲」的意象，彰顯農民對抗強權、團結抵抗的生存姿態。 所以，「農村曲」是一則可以一再演繹的農村（庶民）生活文本，它可以寫得艱苦吞忍，也可以寫得堅毅悲壯。一九三六年，陳達儒取用真實農民生活情境，寫成辛勤而安貧的「農村曲」；戰後，「台大麥浪歌詠隊」將「農村曲」的意象提煉成「農民集體抗暴」的精神風骨；而在被幽禁在綠島監獄的楊逵，則將「農村曲」經營成一首既卑微而又莊嚴的生存之歌，他放棄了「集體抗暴」的大敘事，著眼於一個平凡家庭的平凡人生，彰顯出庶民生活本身的豐沛力量。 ◆編織希望的夢田
「農村曲」繼續被演繹中。在九０年代社會運動風湧之際，音樂創作者王明哲也曾將「農村曲」改造成進行曲風格的「台灣美麗島」，將農村生活語境與鄉土意識相扣連，歌詞改寫為「咱兜佇台灣，命運相同款，一關過一關，勇氣代代傳，誰人敢欺阮，為了咱台灣，流汗流血也甘願。」甚至到了二００四年的「1113與農民共生」大遊行中，「農村曲」又被注入不同的政治意涵，歌詞改為「透早就出門，走到總統府，天色漸漸黑，為何心酸酸，為著顧三頓，為著顧三頓，顧三頓，不驚走到汗那流。」
「農村曲」被演繹成諸多不同內涵的文本，不僅成為農村、農民共享的文本，也成為台灣歷史記憶圖景中一則共同的敘事，它的動感節奏，譜寫出許多台灣住民的共同生活語境。而「農村」則成為一個象徵；那是一個庶民揮汗生活的基地，也是庶民書寫自己生命臉譜的場域。農村，這片田土，既是現實中混雜著糞臭稻香的泥土，同時也是人民編織希望的夢田。
我總還記得，阿公那四十三公斤的瘦削身軀，用扁擔挑著水桶澆花，一邊搖搖晃晃的走在田埂上，一邊用他那五音不全的破嗓子，低聲哼唱「農村曲」，曲音律動，音符似乎躍然在他的雙腳上，健步如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