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將「我們」當作一本書來評，唐諾的附錄已經做到極致。他最精準的觀察是，寫書所需要的準備工作，顧玉玲已於參與社運的過程中完成，所以一個故事的來龍去脈與節奏，彷彿自然地流瀉出來。正因為這樣，把「我們」放在什麼樣的文學傳統裡似乎並不重要，好像怎麼放都可以，也都沒差。「我始終搞不懂為什麼當代的書寫者對自我、對自身的獨特性有如此神經質的焦慮之情，」唐諾寫道；其實我覺得一個人寫自己並沒有什麼不對，從某個角度看，一個人怎麼寫都是他自己，如同費里尼曾經略嫌驕傲地說：「我的電影當然有自傳色彩；珍珠就是貝殼的自傳。」一個故事無可避免地是那個寫故事的人寫出來的，有著他的光澤。如果作品呈現貧弱的樣貌，那個蚌殼大概也有點兒營養不良。
文字所能掩飾者極其有限。我有一日在舊日記裡發現一句話：「一個人不能太想寫作，太想寫作了，寫出來的東西就像中文系學生交作業。」大樂。我與顧玉玲的人生稍有交集，如我沒有誤解的話，對於顧玉玲這只蚌殼來說，寫作應該是很不重要的一件事，除了工具性的意義之外並沒有太了不起的附加價值。是因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對你說，所以寫下來。這事既然這麼重要，那當然要好好寫，因為我寫好一點的話，你讀了會比較了解，感動深一點，記憶久一點。 中文系作業之所以不對勁，並不是藝術天分不足，而是看不出為什麼要寫，彷彿沒話找話講。如果有話可說，就不用裝神弄鬼。如果那件事情夠重要，它就華光四射；寫作者僅僅是坐下來牽成，為作品接生。像米開朗基羅，注視石塊直到看見一個雕像躲在裡頭，於是拿起雕刀將他琢出。
「我們」有幾層意思。第一篇的篇名就是「我們」，是一個菲律賓女人與台灣男人相戀成婚的故事，環境艱困但是兩人決心與命運對賭。此其一。來自他鄉的工作者，與我們的笑淚人生並無不同，惡待外國人是不對的，他們也是我們。此其二。移工運動由一個團隊篳路藍縷地做出來，且與其他工運互相支援扶持走到現在，不是單一個人可以居功，是複數的我們而不是單數的我。此其三。
在描繪移工身影的時候，隱隱約約地，「壞人」現形了。一個人不會平白無故的累到意志崩解，一定是有人折磨他呀，誰？誰？麗亞的故事裡，雇主張老闆一家三個男人裡有兩個對麗亞大有興趣，三個女人裡有兩個認定麗亞是狐狸精；一個暗藏漩渦的家庭，因為麗亞的到來，吹皺一池春水。然而顧玉玲沒有把張家的任何一個人當成「壞人」來寫。剛好相反，每個人的委屈，她都想到了。老爸過得開心舒服，所以雍容大度；老媽責任最多權益最少，所以最吃醋；大哥苦悶一時失足；二姐心疼母親，但至少守住明理的底線，沒有把所有責任推到麗亞身上。
這是「我們」的第四層意思：再也不輕易樹立一個對立面、一個「他者」。書裡有更壞的壞人：口出惡言的主人，矢志榨乾傭人所有力氣的主人，苛扣薪資的仲介。但總還是看得出顧玉玲拿捏了份際，對事不對人。「我們」不是藉著妖魔化某一群人而鞏固起來的；「我們」是對人世保留一點餘地、一點溫柔：也許他也有他的難處，他的故事。我不知道他怎麼會變成這樣一個沒心沒肝的人；如果我知道了，也許，他也是我們。
這第四層意思，顧玉玲未曾言明，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她僅是自然地下意識地就把書寫成這樣了，不是刻意的。在工運現場多年、與各類的「他們」攪和直到通通變成「我們」，這份寬容溫柔應是基本動作，每天每天的例行事務上都是這樣處理的。文字所能掩飾者極其有限。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是一本書，而是多年前做出的一個人生的選擇，在千萬個日夜以後揉成一顆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