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2009年，迫遷依然在樂生進行中。
迫遷在樂生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意義：在1930年樂生院成立之初，痲瘋病被日本政府視為受到詛咒的「天刑病」，患者自然沒有任何人權可言，院民被強制隔離、安置、人體實驗，所能表達最強烈的抗議，就是在門前、走廊、樹下上吊，一死了之。沒有什麼事情叫做「迫遷」，只有生存和死亡的抉擇。
十五年過去，在國民政府接管之後，情況並沒有改變，甚至有更駭人聽聞的人體實驗紀錄。院民想家，偷跑，門口有憲兵，開槍。死亡在這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活著面對醫院慘無人道的實驗和管理。事情有所改變，是在痲瘋病特效藥出現之後，政府對痲瘋患者的管制有所鬆綁，但醫院如同軍隊、監獄般高壓的管理並沒有改變。還是沒有人認識「迫遷」這個詞，因為還沒有人認識過何謂「人權」。
實際上，「迫遷」這個概念，是在樂生保留抗爭中創造出來的。一群長期在被邊緣化的痲瘋、肢體殘障的老人，以現實的角度來看，不可能會有「迫遷」的問題；事情會是很簡單：把他們清空、擠進大樓、房舍剷平，事情就結束了。當然，樂生院院民中不乏有骨氣、有智慧的人，他們知道何謂公理、何謂正義，但在資訊壟斷的情況下，只是在樂生院內的抗爭，必然只是被醫院「管理者」視為一場「暴動」處理，只需要出動怪手和警察強制執行，甚至沒必要安撫。
但這場抗爭運動把問題拉高到憲法、人權及歷史來看，從這個角度，我們直接看到了政府政策的荒謬性和非法性，也是樂生能作為全國性議題的主要原因。若我們不認同憲法中的人權和自由，樂生院民自然沒有被「迫遷」過；若我們不曾理解樂生過去恐怖的人權壓迫歷史，樂生院民自然沒有被「迫遷」過；若我們不相信一個人生存應有的基本尊嚴和良心，而只相信政府的權威及捷運的便利，樂生院民自然沒有被「迫遷」過。
院民許阿姨說，當她還年輕的時候，也很想回家，但是回不去。現在都已經這麼老了，被醫院威脅要退院當然很害怕。因為他們已經沒有條件回到外面的社會去了。
一月十四日星期三，監察委員造訪樂生院，調查樂生醫院的弊端。呂德昌阿伯作為樂生院民的意見領袖，想與委員陳述樂生院院民現前生活環境的問題與隱憂，卻被三個退輔會人員和一位樂生院輔導員攔住，威嚇要他搬離樂生院，轉往退輔會之下的退伍軍人之家，呂阿伯只得和這四個官僚周旋，無法和監察委員陳情。最後，監察委員走了，呂阿伯告訴代表樂生院的輔導員和退輔會，要他搬走，除非先殺了他，四個官僚才悻悻然離開。
這就是樂生院管理者的作為，在經歷五年強烈的保留反迫遷公民運動之後、在馬總統承諾保留方案之後、在立法院通過痲瘋人權法案之後，依舊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透過不擇手段的方式想迫遷、剷除院民的意見領袖，以規避來自監察院的調查、營造院區「祥和」的氣氛。如同架設圍籬一樣，一切是為了「方便管理」。這就是台灣政府及醫學界的骨氣和良心？
呂阿伯淡淡的告訴我們：「我不是怕死的人。」死在樂生院確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拋棄自我的尊嚴和人格苟延殘喘。樂生院在2007年有912事件，2008年有123事件，數百名學生捍衛院民人權與數百名警力衝突、對抗。一切我們只是和呂伯伯一樣，相信人權、尊嚴和自由式必須要以生命來捍衛的。若樂生院的管理者不相信，我們會再出來和呂伯伯站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