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方週末 2009-02-05 15:04:10 作者：
■本報記者過年回家記錄 這一次，我們收起行囊，不是奔向異地，而是回家。這一次，我們以記者的眼光，打量著熟悉而又陌生的故鄉，打量著金融海嘯下中國中西部那些平靜的小村莊，小鄉鎮，小城市。
在那些經濟融入了全球化鏈條的地方，這個冬天有點冷。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區，金融海嘯的衝擊波似乎並未到來。
我們深信，在這些閃光燈照耀不到的地方上演的，是或多或少被忽略乃至被遺忘的另一種真實，另一種歷史。沒有這些，金融危機下的中國圖景，或者說現代化進程關鍵節點中的中國圖景，注定殘缺。
陝西渭南：陌生的故鄉 韋黎兵
金融海嘯下的中國中西部
■陝西渭南
我的老家處在關中與秦嶺相鄰的丘陵地帶，平日多數成年男性勞動力都在城裡打工，甚至常常連抬棺材的人都湊不齊，但這幾年家鄉對地縣各級城市化貢獻之大，真讓我驚訝了
脫離工業的城市化
只有四年左右沒有回老家渭南——陝西關中的一個地級小城。
但車從高速下來進入城西開發區後，我還是相當愕然：這個搞了十多年也沒引進什麼企業的工業開發區，如今卻成了城市居住地擴展的熱地，當地最大的新建樓盤聚集地和房價最高的地區，一度高達每平米兩千多元，是這個城市其他地方房價的兩倍左右。
十多年來，渭南的城市人口增加了50%以上，現在已經有30萬左右。人口的迅猛增長，在這裡不是工業化的結果：這個曾經裝備工業發達的城市，自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工業幾近全面破產。
但各下轄縣的人民，奔著這個行政級別更高、商業教育等環境更好、人口更多的地級市，不斷匯聚而來，將這個曾經的「農民城」不斷擴充起來，形成了與工業化過程反向運動的獨特城市化模式。
本地的商業，似乎也脫離了工業基礎，而有些畸形地發展起來。
我的老家處在關中與秦嶺相鄰的丘陵地帶，地貌與黃土高原近似，自然環境較為惡劣，明顯比渭河平原地帶要窮，平日多數成年男性勞動力，甚至很多青壯年婦女幾乎都在城裡打工，喪事甚至連抬棺材的人都湊不齊。但這幾年家鄉對地縣各級城市化貢獻如此之大，真讓我驚訝了。
瞭解之後我才知道，這似乎並不難理解。在老家農村，一層平房和兩層樓房已經普及，而且兩層小樓似乎逐漸更為普及，造價也分別達到四五萬和八萬左右。而在華縣縣城和渭南市城裡買房，房價只有一千多，一套七八十平米的房子，也多在十萬以內，二手房更低。對一個人打工一年收入一到兩萬的農民來說，並非不可企及。
渭南城市化的迅速發展，讓供水成了問題，與之相鄰的鄰縣華縣再次為渭南輸血——華縣與渭南相鄰一條從秦嶺流出的河上游，新建了水庫，水被輸送到了渭南。但是，這條河下游的水量，按當地人的目測估計，至少減少了約2/3。
另一種經濟危機 葛清
■湖南省湘潭縣歇馬鄉湯家村
這裡是湖南省湘潭縣最偏遠最貧窮的一個鄉村，但物價高，人工稀缺，賺錢不易。所以，即使金融危機正盛，也未能阻止人們外出打工的步伐。
高物價
這個鬼農村，物價太高。正月初六我給5公里外的舅舅拜年，來回兩趟租一輛破麵包車花掉128元。
雞蛋7毛5一個，小魚活的15元一斤，烘乾的30元一斤，凡是我喜歡的我需要的都價高得離譜。在自家宅基地建一棟3層樓，去年10萬，今年還是10萬。全世界房地產都在跌，就這個鄉村穩中有升。
不過還有比我罵家鄉罵得更狠的。
正月初六，力群雙手插在藍花棉質睡衣口袋裡，弓腰駝背站在自家門口的地坪裡破口大罵。她30歲出頭，在廣州郊區隨夫做家裝生意四五年了，這次是回鄉過年。
我就站在離她3米遠處看著她唾沫橫飛。去掉髒話，大概就是這些：「豬肉太貴，10元一斤，比我在廣州吃肉還貴。」
「任何日用品都比城裡貴，半升一瓶的可樂都要2.1元。」「人工出奇地貴，隨便請一個工一天就是70元，泥工要100元以上……」
旁邊站著聽的人個個點頭稱是，連歷來跟她關係不和的婆婆都在一邊幫腔：「那是！那是！」
人工稀缺
力群夫婦是臘月二十一回鄉的，回來的前兩個月就運回了數車不銹鋼門窗和廚衛用品。他們交代七十多歲的父母：趕緊請人，年前裝修好8年前建的獨棟3層小洋樓。8年前他們幾乎一無所有，房子雖然建了，但是刷牆的錢都沒有。於是夫妻先後拋家棄子，去了廣州打工，如今終於發財了。
運回高檔的原材料、傢具和大把的票子，原本以為裝修只剩一句話，卻竟然在人工上起了波瀾。父母告訴他們，附近找不到工人！
要知道，這是在農村，湖南省湘潭縣最偏遠最貧窮的一個鄉村——歇馬鄉。這裡是典型的丘陵地帶，人多地薄，人均大概4分耕地，幾乎所有的勞動力都外出務工。
按照力群夫婦的預測，在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城裡很多工廠倒閉，就業機會大大減少，大批民工會返鄉，返鄉後他們必然只能留在家鄉務農。現在應該是家鄉勞動力富余、人工成本下降的時候，此時請人裝修還不是跟喝蛋湯似的。
然而父母卻告訴他們，家鄉沒有一個像樣的勞動力，只有老幼病殘孕。
我正月初二回到這個鄉村的時候，村裡的青壯年也都在家。但是來去匆匆，他們根本無心在家鄉滯留。
力群夫婦之所以著急裝修，是年後火燒火燎地要趕回廣州做生意。雖然廣州的房地產並不太景氣，經濟蕭條，但是力群的家裝店卻生意越做越大。
「我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按道理說，家裝受房地產直接影響，地產不好，我們也應該不好做。」力群夫婦分析，生意更好可能跟他們的經營定位有關，他們定位低檔，經濟形勢不好，人們中高檔的買不起了，也許紛紛轉向低檔了吧。
力群夫婦立志10年之內都不退休返鄉。「再干十年，我們就什麼都有了，就好好回來住自己的洋樓。」力群說。
必須離家
24歲的衛華說他是趁新年回來相親的，正月初八就出遠門。
他高中畢業後隨老鄉去深圳打工，為一家以出口為主的小公司做汽車導航系統。全球經濟危機襲捲而來的時候，他們的訂單戛然而止，衛華的工資從每個月2000元降至1000元。
衛華說深圳他是不會去了，初八改道去浙江的寧波。因為他從仍在寧波做物流配送業務的堂哥那邊得知，寧波的國內快遞業務沒有受到經濟危機的影響，生意照做不誤。衛華的設想是，去寧波做一陣物流以後就回湘潭來創業。「湘潭市內快遞業務基本上還是零，我如果辦一家快遞公司肯定有發展前途。」衛華說。
力群夫婦創業成功的經驗鼓舞了村裡一個又一個像衛華這樣的青壯年。
去年40歲的王文留在村裡種地養豬。一年下來，不賠不賺，等於白忙活了。他承包了25畝地，養了20頭豬，種地掙，養豬賠。
承包25畝地，他比較輕鬆能掙1.15萬元。
而養豬，豬仔、飼料、人工的成本都大漲。一年下來，不僅不賺，反而把種地掙的錢都賠進去了。
即使他今年吸取經驗教訓自己養母豬配種，自己家產豬崽，他說他也看穿了，養豬掙不了幾個錢，何況累死累活。
他上有年邁的父母，下有兩個正在上學的孩子，一年至少需要掙兩萬元才能把這個家玩轉。
「今年再也不呆在家裡了，再怎麼全球經濟危機也要出去找事做。」王文咬牙切齒地跟人說。
全球化邊緣的村莊 王強
■雲南省大理州翔雲縣沙龍鄉白石巖村
"不在河邊走或許是可以不濕鞋，但如果老家總是做時代浪潮的後知後覺者，那麼家鄉人何年何月才能真正擺脫貧窮，過上現代文明意義上的好日子呢？"
鮮有人南下廣州務工
大年初七的清晨，一陣隆隆的拖拉機轟鳴聲將我從睡夢中驚醒。一問我母親才知道，原來是有人忙著蓋新房。中午在村口走了一圈，發現正在施工的住宅工地就有四五個。拉運沙石的拖拉機不停地往返，在泥路上揚起一陣陣塵土。
這就是我的老家白石巖村，村子背靠著山，位於320國道西側，村口百米處就是省城昆明到旅遊勝地大理的鐵路。
我大學畢業後去了廣東，發現在這個製造業中心聚集著來自全國的外來工，遺憾的是，來自我老家的務工人員卻少之又少。我心中頗不是滋味，為何我的家鄉人就不能勇敢南下呢？
我愛人將原因歸結為老家人「老實得有點憨」。客觀來說，老家人沒有及時南下廣東加入全球化浪潮有三大原因，一個是距離遠；二是老家山地多，無生存之虞；三是缺乏廣東當地的外援，不像湖南江西等省人，在廣東有大量的南下幹部和部隊官兵的老鄉作為外援。
直至今日，村裡在廣東務工的人數也是屈指可數。
由此，在去年下半年全國範圍的農民工返鄉潮中，白石巖村卻風平浪靜。
省內務工急增
與南下廣東的涓涓細流形成對照的是，在省內務工的人數卻急劇增加。
總體來說，務工的機會除了建築業之外，還有修路、修水庫、承包退耕還林的種樹項目、打造基石和墓碑等。
我問父親，既然這麼多人都外出務工了，那麼十年之後，我們村是否有可能把土地集中起來，實施機械化耕種呢？
我父親說不可能。原因是土地依然是村民的重要保障，雖然務工的人多了，但是工作和收入依然是不穩定的，一旦丟了工作，畢竟還有一點土地可以用來討生活。我聽後頗覺有理，現實與理想差距真的很大呀。
金融危機的小波瀾
從上面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村子游離在了全球化的邊緣。不過，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還是在這裡留下了細微的波瀾。值得一提的是如下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前些年的招商引資潮中，縣裡也支持興辦了一個較大型的煉鋅廠，吸納了縣裡數千名工人，不過村裡只有少數幾個人在廠裡做工，據他們說，煉鋅廠的產品主要用於出口，目前由於出口量減少，工廠有1/3的車間停工了，村裡也有一個人因此短期賦閒在家。
由於前些年這個廠為縣裡貢獻了數億元的稅收，停工對縣財政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不過這並不會在就業方面引發太大的問題。
第二件事頗有戲劇性。大年三十傍晚，我正在門口燃放煙花，一個老鄰居詢問我母親是否在家，她希望我母親去幫助調解她老公打女婿的糾紛。後來才知道，她女兒女婿拿著家裡的錢去東川開銅礦，去年下半年開始，礦突然賣不出去了，買賣賠了錢，空手歸家，老丈人由此耿耿於懷。
第三件事來自我岳父。他家位於同一個地區的另一個彝族自治縣，當地山多，以出產優質核桃聞名。他告訴我，往年核桃貿易很興隆，當地有做核桃生意的老闆因此發了家。不過今年收上來的核桃卻很難賣出去，縣城裡出現了多年未見的核桃老闆當街甩賣核桃的現象。
或許有人在為老家免受金融危機衝擊而暗自慶幸，我卻還是高興不起來。不在河邊走或許是可以不濕鞋，但如果老家總是做時代浪潮的後知後覺者，那麼家鄉人何年何月才能真正擺脫貧窮，過上現代文明意義上的好日子呢？
藏富於民不容易 李紅兵
■湖北武漢新州
金融危機後，甲方忽然通知我一個做建材生意的朋友：上面來了通知，現在是特殊時期，要求優先考慮本地龍頭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水泥建材。言下之意是，外地和私營企業的建材要靠邊站。
一個河南小康鎮的死掉.
春節期間，多年未見的同學朋友難得聚在了一起。幾杯小酒下肚，一干人便開始了長吁短歎，憂鬱和悲涼旋即代替了剛見面時的興奮和激動。
陳先生的家以前開了兩個副食加工廠，以前每逢過節，都會從老家帶些自製自賣的點心給朋友品嚐，今年陳卻是一臉愁容，不僅自家的店面關張了，老家的鄉親也被迫離開自家的這塊「風水寶地」到外地謀生。
陳的老家在河南周口市新站鎮，緊鄰106國道，便利的交通給他家這個不到1萬人的小鎮帶來了財運。多年來，小鎮的人們依靠煙酒批發和副食品的加工，日子過得算得上小康。然而兩年前106國道的一次改造和加寬卻給小鎮的人們帶來了厄運。
改造完工後不久，小鎮的北邊就多了一座收費站，所有從106國道通往小鎮的車輛，一律收取10元的通行費，一個往返就是20元。鎮上的商販們做的本來就是小本買賣，一次20元的通行費，使得平日從小鎮進貨的人減了大半。不到兩年光景，鎮上的商戶數銳減。
為此，鎮上的村民多次衝擊收費站，強烈要求撤銷，為此差點發生流血衝突。然而一直未果。
雪上加霜的是，由於鄉村購物進貨的人很少索要發票，以前這裡的稅收一直實行的是根據商戶數量按年度核定徵收，現在小鎮的商戶數量已經減少大半，但上頭給小鎮下達的稅收任務卻沒有減，商戶的客源已經減少大半，而頭上分攤的稅收卻翻了倍數，叫苦不迭。昔日一個生機勃勃的小鎮就這樣死掉了。
今年春節前夕，好消息似乎終於來了。國家決定從今年元旦開始出台燃油稅政策，各級公路收費站也將壽終正寢。陳先生大喜過望，馬上告知家人。
陳的三叔在當地也算是頗有名望，得知消息後馬上托人到收費站交涉，然而得到的答覆卻是沒有得到上面通知，收費照常。
三叔心中一片惶惶。1年前，他一人離開小鎮獨闖北京，在北京秀水街的使館區販賣水果，本來生意漸隆，未曾想一場金融危機使得老外們的荷包大幅縮水，他的水果生意也被殃及，原本打算回家鄉重振旗鼓，這下看來回家創業的希望又不知道在哪裡。
私企讓位國企
時運不濟的還有張先生。奧運前夕，形勢一片大好，張先生經不住朋友的勸說，從一家事業單位下海與朋友合夥開了一家建材公司，靠著以前的政府關係，剛簽了幾個工程項目的單子，還來不及分享喜悅的成果，公司就陷入困境。
這幾年張先生老家大搞新農村建設，修路建橋所需的建材水泥他基本能做到「利益均沾」。
可是金融危機後，甲方忽然通知他：上面來了通知，現在是特殊時期，要求優先考慮本地龍頭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水泥建材。言下之意是，外地和私營企業的建材要靠邊站。
現在張先生既已下海，回頭無望，一邊感慨世事變幻無常，一邊只能盼著這「特殊時期」趕緊過去。
生子當考公務員 肖華
■湖南瀏陽
對這個中部小城的公職人員來說，經濟危機只是電視裡遙遠的名詞。
大年初七，我的同學李紅拿到了1000元開門紅包，比去年增加了400元。
在湖南瀏陽，這個煙花絢爛的中部小城，公職人員的生活絲毫覺察不到經濟之冬的寒意，即使是李紅這樣的普通職員。
年前，她不僅從單位扛回了兩條熏魚、兩塊臘肉、十來斤新鮮牛肉，還領到了兩萬多元年終獎，比去年多出2000元。為了慶祝這一年的豐收，李紅特意花了400元做了新的髮型，在春節期間發給部分親戚的紅包也增長了一倍——從往年的200元升級到了400元。
自從十年前在一個事業單位工作以來，李紅每月的工資已從一百多元增長到一千多元，獎金則以每年10%的速度遞增。前年，賣掉單位兩次集資蓋房的兩套房子後，她和父母一起花了70萬買下一棟別墅。
除了李紅，她的父母與先生也都在國家機關或事業單位工作，生病與養老都不用擔心，她惟一需要準備的只是剛滿5歲的兒子的教育費用。
穩定遞增的收入讓他們一家在這個小城過得十分愜意，每一年都能去全國各地旅遊。
在金融海嘯排山倒海的11月，李紅花了將近13萬元買了一輛卡羅拉。儘管從所居住的別墅到單位只需步行十來分鐘，但這個春節走親訪友就可以自力更生而無需像往年那樣勞動其他朋友了——每年都要找人接送，讓她覺得「很沒面子」。
她計劃著，2009年全家駕車遊玩，去鄰省的溫泉山莊過春節。
舒服的日子不僅是李紅，她的同事也大抵如此，有房有車，每年旅遊，有時去省會長沙買上千元的衣服。對他們來說，經濟危機只是電視裡遙遠的名詞，不看新聞的人甚至都沒聽說。
公務員是天底下最好的職業，現在，李紅一家都如此堅信。此前有段時間，她很羨慕自己一個做出口生意每年能賺上百萬的親戚，不過這個春節發生的一件事情，讓她對自己的職業選擇徹底死心塌地。
大年二十九那天，這位親戚從廣東驅車回湖南農村與供應商結算賬款。不料有兩萬元賬對不上，從下午一直算到半夜一點多，雙方還是無法達成和議。即使這位親戚願意以兩萬元現金抵押在當地派出所，年後改日再重新算賬，對方仍是不肯放他們離開。當著派出所民警的面，對方父子三人將這位女性親戚的轎車輪胎放了氣，用鐵鏈鎖上，扔下他們在零下兩度的寒夜農村，揚長而去。
在越小的地方，法制越是蒼白，直到這位親戚數日後找到一位市公安局的朋友，事情才出現轉機。
「賺錢要求人，公務員從來都是被人求，」李紅如此解讀，「即使無權直接管，也有用來跟人交換的面子。」
在新年裡，她更加苦口婆心地勸說自己的妹妹——全家惟一一個非公職人員——去考公務員。
看到新聞說今年將要開始事業單位改革，降低養老金，她一點也不在意。降薪，對她和她的公務員的親戚朋友們來說，實在是一個太陌生的詞語。
李紅的單位，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領導是臨時工，干干就走；中層是合同工，到時就走；普通職員才是正式工，一輩子不走」。她說，「你想想，哪個臨時工敢砍掉正式工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