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對基礎建設與償債能力的影響（The role of trade i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debt）
出口利潤的降低將在許多層面產生間接的作用。在泡沫擴張時期，政府常有過度樂觀地預估趨勢的傾向。基礎建設計畫的風險一般都是依照所得增長的前景來進行評估，而相對於過去，此時的借款成本與條件常常過高、過嚴，計畫被認為是可行的，而泡沫帶來的繁榮總被認為可以持續下去。
在跨國金融機構的鼓勵之下，在為基礎建設進行融資時，私部門的作用愈來愈大，其出資是附有保證的。舉例來說，公私合作的共同投資協定中，經常有保證需求（譯按：保證收益）的條款，以保障投資人的利潤。如果經濟活動不能支撐預期需求，政府必須補回差額，有時連外國投資者的匯損都得吸收。也就是說，一旦貨幣貶值（有些貶值在貨幣與經濟政策中是必要的），國內投資人與大眾都必須承受（對進口品）購買力下降的苦果，獨獨公共建設的投資者不受影響。
理想上的公私共同投資應該可以讓國家在景氣下滑時承擔較少的風險，而由私部門承擔較多。但事實正好相反，國家對私部門的慷慨讓步表現為風險擔保，而非立即性的財政支出，因此預算計畫得以規避嚴格監督。這種不透明性在IMF看來叫做「擔保文化（a guarantee culture）」，與補貼不同，讓私部門不用自己管理風險。因為在景氣看壞時擔保條款就會啟動，這具有加劇景氣波動及負面乘數效應的後果，將惡化政府財政。
如世界銀行所指出，金融危機將使許多現存的計畫面臨財務困境，勢將使國家在處理基礎建設的財政赤字上更手忙腳亂。這些計畫與貿易的關連十分清楚，許多計畫宣稱其目的在於改善貿易競爭力，被視為是在增進貿易自由化。當貿易收入不如預期時，通常在這些計畫中並無任何條款彌補政府的損失；但如果出口獲利高過設定標準，國家分得的成數還是一樣，不會更多。
世界銀行宣布將進一步增加其對各國基礎建設的借款額度，三年內透過IFC的投資將超過三億美元，並將從他處調動15到100億美元。然而更多的借款也有可能使情況更糟。真正的問題在於公私部門之間以及IFC與借款國之間的風險攤分與利潤分配是否合理，以及有否採用正確的方式估計與貿易相關的利潤數額。
對低所得國家而言，外債負擔將更加惡化，其中的關鍵正是貿易。儘管在重債窮國方案（Heavily Indebted Poor Countries Initiative, HIPC）中已有減輕債務的承諾，並在2005年G8提出的多邊債務減輕倡議（Multilateral Debt Relief Initiative, MDRI）中有所擴大，但除去18個已經獲得債務減免的低所得國家之外，其餘低所得國家中有一半以上有可能重新陷入債務困境（debt distress）中，而另一半風險較低的國家也很容易受到出口貿易衰退的衝擊。而在適用HIPC/MDRI的國家中，有三分之一正處在債務困境中，或有可能陷入債務困境。
但要注意，對於債務國的風險與償債能力（debt sustainability）的評估，根據的是2005年通過的償債能力架構（Debt Sustainability Framework）所設定的變數。根據該方法只會有少數的債務國會計入償債困難之列。
過去償債能力的評估是以對借款國的出口與GDP成長率的預期為基礎，被批評為過份樂觀，為了改善後來加入了壓力測試（stress-testing），但過去幾年的泡沫仍然使預估結果太過樂觀。而IMF／世銀的官員仍堅稱非HIPC/MDRI計畫中的國家，過去十年的平均的出口成長率仍有11%。但在危機時這個估計失去意義，相應的債務比例也一樣失準。評估結果為「低」、「中」風險者正面臨重新修正的挑戰。
但持續擴大的債務問題不只限於低所得國家。物價波動已使許多中所得國家（像是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南非、哈薩克）的出口前景惡化，將必須增加對外借款。與此同時，像惠譽（Fitch）這樣的評等機構已經將這些國家陸續降等，這將增加它們的借款成本以及還款金額；而將更多貿易所得用來償債，也將影響這些國家在生產能力上的投資，或排擠必要的社會支出。
◎貿易作為外國投資的動力（Trade as a driver of foreign investment）
在發展中國家催生泡沫「繁榮」的另一個原因，是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的增加。這些投資或直接或間接地與出口成長率相關。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經濟委員會（ECLAC）的報告指出，拉美與加勒比海國家之所以出現空前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原因為全世界對該地區天然資源的需求大增。在這些外國直接投資中，很大一部份是從事天然資源的探勘。不過，同時也有些投資是為了尋找市場，希望能從此地區消費能力的成長中獲利。【註3.】此種消費能力的成長主要來自於天然資源出口的擴張，一旦出口成長停滯，消費能力也就跟著萎縮。而物價的走勢也與一些FDI投入以資源為基礎的製造業有關。非洲與中亞所出現的FDI增長，也與FDI投入到天然資源相關產業有很大關係。
許多公民團體一再疾呼必須對FDI仔細監督，以避免掠奪式（predatory）的投資。但吸引FDI從事出口導向產業的做法，無法確保留住因物價上漲所得的利潤會增進國內資本。至於那些尋找市場式的FDI，當在地的中小企業因承受不了競爭而破產之後，這些找不到消費力的資本就會迅速抽腿走人。
這些趨勢亦表明，FDI難以成為穩定的資金來源。因為正當一國需要資本流入來平衡赤字時，FDI往往會率先離去。
◎貿易與匯率走勢（Trade and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金融危機也突顯了發展中國家因為缺乏有效穩定匯率的機制，因此要自貿易獲利困難重重。進入新市場或取得競爭優勢，都不容易。本國資金對出口的長期投資處處受阻，而資金成本亦節節高升。
雖然IMF提出報告指出匯率波動對貿易的影響有限，並且鼓吹發展中國家多多採用市場對沖工具（market-based hedging instruments）。但批評者指出複雜的對沖工具只有大型公司玩得起，況且對於新興市場的公司無論大小、無論來自公私部門，此種作法是否真能有效保護資產又有效運用資源，很成問題。
像是巴西、墨西哥、南韓等國家的許多公司使用衍生性金融商品對沖美元匯率走勢，卻因為在預測匯率走勢時押錯寶，而導致鉅額虧損。【註4.】巴西政府還必須因此以低於市場利率的代價借款給這些公司。亦有跡象顯示發展中國家的國有資產也面臨同樣問題。
除此之外，國家的貿易情況也對其貨幣幣值變動有所影響。依賴商品出口的經濟體（commodity-dependent economies）的貨幣幣值，會隨著物價的下跌而下跌，將使出口前景黯淡，投資者可能因此撤出資金。那些幣值與出口商品的物價連動者，有些學者以「商品型貨幣」（commodity currencies）稱之，比如產銅的智利、農產品出口為主的澳洲、紐西蘭。【註5.】 即使其間的因果關係還不明朗，但此一現象無疑地說明了這些國家的出口表現將對幣值有重大影響，特別是那些出口結構較單一的國家。
◎金融服務貿易（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
而開發中國家受到危機影響的程度，還得視其服務貿易開放的程度，特別是金融服務。許多國家因應危機所需的資本管制措施，早已在先前的貿易與投資協定中被撤除。WTO主席Lamy聲稱金融服務的開放很有益處，「可以帶來資本活水」。然而事實正好相反，外國銀行在發展中國家的作法，經常是利用既存的本國資本擴大自身可用資本的規模，以之從事跨公司的信用交易或國際資本市場的操作，擴大財務槓桿。
最近一期的IMF《世界經濟瞭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指出，那些開放外國銀行投資的國家（特別是東歐）和開放程度較低的國家相比（比如亞洲），受創更嚴重。的確，在危機爆發時，發展中國家的外國銀行不是減輕、而是製造了更多麻煩。危機從這些以先進國為基地的跨國銀行向外蔓延，他們投資了次級證券、為特殊目的金融工具（special purpose vehicles）進行背書，而且再次包裝它們重新證券化募資。【註6.】而這些銀行甚至不受發展中國家的司法管轄。現在發展中國家正深受信用短缺之苦。即使已開發國家採取措施援助受危機衝擊的銀行，但這些措施緩慢、有限，仍無法解決問題。
但金融自由化造成的傷害不僅於金融部門而已。V. Stichele指出政府若已承諾開放金融服務，在實務上就很難禁止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即使這是許多國家政府認定應立即採取的必要措施。【註7.】正如J. Kategekwa對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的看法，「當前的金融動盪有力地反證了進行管制的重要性」。【註8.】不論是通過新法規或是修改現行法令，似乎都不算過份。
◎貿易作為發展的金融工具（Trade as a development finance tool）
隨著金融危機的展開，愈來愈明顯地，發展中國家是受創最深的，而最主要的衝擊管道就是貿易。過去數十年來這些國家特別強調出口導向的、自由化的發展模式。但事實證明，在沒有健全的內部與外部的金融結構支應下，僅透過貿易是無法消滅貧窮而發展起來。現在是矯正問題的時候了。貿易可以作為發展上所需的金融工具，而不是使國家受制於金融波動。但要達成此目標，就必須以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為中心來思考如何進行國際金融改革。
註釋：
註3：2008.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07.[回去]
註4：Financial Times (Oct. 23, 2008). Mexico attacks ‘unethical’ derivatives selling. Financial Times (Oct. 23, 2008). Brazil assesses Impacts of Currency Crisis.[回去]
註5：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1, 2008). Bad Crop: Commodity Currencies.[回去]
註6：Borio, Claudio (2008). The financial turmoil of 2008-?: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and some policy considerations.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Working Paper No. 251. 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 March. [回去]
註7：Vander Stichele, Myriam (2008). How trade, the WTO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reinforce each other.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GATS will impact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US context, in Public Citizen The WTO’s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Services in the U.S.[回去]
註8：Kategekwa, Joy (2008.) The financial crisis: Lessons for EPA negotiations. In South Bulletin (bulletin of the South Centre), 16 October 2008, Issue 25.[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