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瓊玉／特稿】
劉兆玄想藉郭冠英事件催生「族群平等法」，但族群問題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與認同情緒，強要以法律方式規範「族群平等」，極可能落入徒法難以自行的困境。要訴求族群平等，關鍵還是從教育扎根，灌輸下一代健康的人格與族群觀，更重要的是政治人物要以身作則，展現良好的身教與言教給普羅大眾。
「族群平等法」之議非始自於劉揆，過去五年，立法院就至少有四到五部的族群平等法或反族群歧視法草案版本，相關草案一致強調「反族群歧視的言論與行為」，甚至主張甚至族群平等委員會或族群法庭，專責審查「仇恨或歧視言論」，並科以一定的刑罰。
但問題關鍵當然在於什麼是「仇恨或歧視的言論」？哪些人有資格來審議誰犯了「歧視罪」？郭冠英的言論算是已經犯了眾怒，但是當他宣稱所謂「高級外省人」之說是用以自嘲時，能稱這是歧視言論嗎？如果「鬼島」之說是歧視台灣，那坊間報刊用以形容台灣是「沈淪之島」、「賭博之島」之說，能稱不是「歧視」嗎？法律的不明確性，正是當初想立法卻不了了之的關鍵。
如今劉揆想要捲土重來，首先要思考的還是最核心的老問題：法律真能達到族群平等的目的嗎？立法是通往族群平等的好途徑嗎？一旦族群議題進了法庭，透過不斷的言詞辯駁與交互詰問，最後到底是弭平族群衝突，還是激化省籍對立？
台灣內有原漢閩客平埔等多元族群，加上一九四九年後與中國的歷史情仇，以及近一世代的外配潮，讓內部的族群認同問題格外難解。當隱藏在社會底層的族群認同衝突，歷經一兩個世代都無法取得共識之際，要透過一部族群平等法來解決族群問題，豈不天真？
歷史告訴我們，要化解認同衝突問題，只有尊重差異；而尊重差異的唯一方式，就是以同理心瞭解彼此。解決族群問題沒有終南捷徑，理解與尊重才是放下「我執」的唯一手段，這絕非法律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