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平台-從常民經驗落實包容

2009/03/25

 蔡英文主席日前在貴報撰文指出,台灣社會必須把「本土」重新詮釋為一個包容性的觀念,讓這個社會新舊移民能不分族群共享「本土」,如此才能以新的本土觀來凝聚台灣。

 回顧歷史,民主進步黨對族群問題從來不乏進步的語彙與善良的意願,但一遇到選舉就會豬羊變色。二○○四年三一九之後,社會對立嚴重,當年民進黨在九月廿七日的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隨後游錫堃內閣並舉行族群與文化發展會議,希望從政策上落實該決議文之精神。

 平心而論,「族群多元、國家一體」決議文具有強調和解、寬容多元的進步色彩,以跨部會層級來推動也可見用心,但這些努力卻逐漸消失在黨內權力競逐之中。遺憾的是,當時的主要推動者陳水扁與游錫堃,卻也是後來使用排他性本土語言來爭取政治支持的主要人物,他們更進一步操控黨內選舉機制與對抗邏輯,影響所及是對於黨內具溫和形象的政治人物(如十一寇)的獵殺與驅逐,並且成為民進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

 民進黨處理族群議題的經驗與紀錄是否可以在蔡英文主席的溫和形象與懇切發言下開始扭轉,令人擔心。就此而言,蔡英文主席其實擁有最有利與最不利的起點。作為一個原本超脫於對抗語言與族群泥淖的民進黨人,蔡主席的誠懇原本可以得到許多民眾的信任與期待,可是蔡主席是否可以有能力與魄力將民進黨拉離族群泥淖呢?以郭冠英事件為例,部分綠營成員在大安區立委補選的助選言論,就有把個案擴大為族群指控的傾向。此時,蔡主席此次的發言或許是民進黨重新開始的契機,希望一個具有包容性的本土觀可以讓民進黨不僅提供公共政策也提出適當的候選人。

 然而省籍情結的消除並不只在於政治與政策的層面。此次郭冠英事件引起如此強烈的社會反應,正因為它觸及了歧視與忠誠這兩條底線。長期以來,在國民黨統治下,外省人的職業有一定的集中特性,某些制度設計也會對不同族群帶來一定程度的壓制性。如今,不同族群之間的社會關係尚稱平和,但是每一涉及選舉衝突、國家認同爭議,卻仍然會引起群體之間的對立與不信任,甚至出現汙名化與刻板印象的攻擊。

 社會和解工程不單只在於政治對立的消除,更希望透過包容與對話,讓我們有機會回到每一個人形成認同根源的經驗與情感。因此我們應該試著採取常民觀點,嘗試納入被國族政治排除的敘事與記憶,呈現人的情感與認同,而不是採取先驗的質疑與道德批判,或是借由媒體與國族力量來壓制其他人。正如目前許多有關一九四九大遷徙六十周年的討論與回憶,如果我們可以連結個人與歷史、結構的關係,進一步反省戰爭與衝突,如此方有助於建立「互為主體性」和更具包容性的公民社會。這些細微悠遠的工作不能只期待個別政治人物的善意發言,而應回到每一位公民身上。

 (作者為外省臺灣人協會祕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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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予回應支持, 但是所謂族群意識的形成, 自有其認同價值, 在台灣生活的價值觀應該有明確化的族群共識, 而非基於統獨而產生不可避免的意識對立, 台灣人民長期擔心的是現在的生活形態, 也就是經濟環境與民主政治的持續健全發展, 不受統獨爭議阻礙, 主權不能申張只是國際交流一時的障礙, 主權的存在確是決定在全民意識, 包容雖不能解決爭議, 但確實可以保護屬於非族群屬性的共同利益與價值, 以免長期社會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