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三日,恰逢中共解放南京六十周年。令人納悶的是,海基會偏偏選在此時此地舉行第三次江陳會,中國也毫不顧忌國民黨的歷史感受,南京到處都是紀念解放的標語。代表馬政府的海基會還沒上場,氣勢就弱人一截。
談判結果差強人意,共同打擊犯罪如預期通過,直航增班增點略有所獲,最具利害關係的兩岸金融合作,只通過抽象的互設機構,中國並未同意台灣的銀行特准升格。至於馬政府最期待的ECFA,不但無法確定時間表,也未能納入第四次江陳會議題。
在江陳會前,中國總理溫家寶即在博鰲論壇表示,兩岸必須平等互惠,台灣必須開放中國資本與商品進入市場。言下之意,中國不會獨厚台灣。畢竟對中國來說,除非有特別的政治考慮,否則並不可能把兩岸關係孤立於國際情勢之外。以直航增班增點為例,中國即面臨港澳的激烈反彈,港澳航空業表示客貨運業績比去年同期狂降兩成二,員工已經被迫休無薪假。台灣的增班增點訴求,中國最後只能折衷處理。
另以銀行特准升格為例,中國的入世承諾,只限於外資分行必須成立三年且兩年獲利,才能承作人民幣,台灣卻要求立即生效的「超外資待遇」,亦即特准台灣升格分行、同時開放承作人民幣。問題是,台灣想要「超外資待遇」,卻不願在經濟上對中資銀行入台比照辦理,又不願在政治上承認「超外資待遇」等於「國民待遇」。台灣既不願付出經濟或政治代價,中國豈有獨厚之理?
談判結果不如預期,凸顯出馬政府過於樂觀,同時也對照出中國對外談判的實力原則。啟示有二:一是台灣必須營造籌碼,敢於周旋政治條件,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特惠;二是兩岸必須平等互惠,台灣既然敢要,就要敢給,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尊重。
舉例說,台灣的銀行要求「超外資待遇」破例升格,如台灣無法使中國認定有特別政治需要,或台灣敢讓中資銀行比照登台,恐怕並無成功機會。但這兩種成功之路,卻都不是當前赧於大開大闔的馬政府所能為。
江陳會前夕,馬總統指示「先經濟後政治」,把兩岸政治議題排除在外。但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馬總統把厚植國力等同於發展中國市場的治國思維,卻使台灣在兩岸談判上日益陷於被動。台灣經濟不但有求於中國,還愈來愈受制於中國,小從陸客團是否來台,大到未來台灣股市能否上漲、台灣產業能否發展、乃至台灣人民能否就業等等,都愈來愈看中國臉色。
馬政府「先經濟後政治」,實質上等於「不談政治、只談經濟」,但長期來說,隨著台灣經濟愈來愈仰賴中國,這種談判策略無異於逐步投降。如台灣在開放兩岸經貿同時,不能維持經濟領先,不能營造政治籌碼,最後必將喪失自主,在經濟上逐步被中國吸納同化,在政治上逐步被中國和平消化。
面對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馬政府必須另有所圖,否則台灣恐怕只會日益陷於被動,只能寄望中國的善意恩賜。
(作者為民進黨籍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