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銘義／北京觀察】
二○○五年四月廿九日，國民黨主席連戰和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舉行「連胡會談」，會後發表《兩岸和平發展五項共同願景》，兩黨首度倡議：在兩岸復談後，將優先討論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世衛組織活動的問題。」
連胡會談的願景，被中共對台部門視為「總書記的承諾」。在連胡會談四周年之日，世衛組織祕書長陳馮富珍證實致函邀請「中華台北」衛生署派員作為觀察員，出席五月十八日至廿七日在日內瓦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
從李登輝總統執政末期，以至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台灣不斷申請加入或參與聯合國，及其相關國際組織。但年年叩關，年年受挫，關鍵障礙正是北京在國際所構築的嚴密外交防線，以及台灣執政者缺乏務實靈活的外交戰略。
從世衛組織港籍祕書長陳馮富珍致函邀請台灣作為觀察員參與世衛大會的操作模式來看，北京可以是台灣參與ＷＨＡ的障礙，但也可以是樂見台灣參與ＷＨＡ的合作夥伴，北京現階段選擇後者，因北京著眼於兩岸大局的考慮。
胡錦濤近年在對台政策所展現的靈活彈性，確是前所未見的。如同意「中華民國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出席博鰲論壇、樂見「中華民國前副總統」連戰出席ＡＰＥＣ利馬領袖峰會、支持「中華台北」作為觀察員參與世衛大會。
然而，這種靈活與彈性，仍是有限度的。如蕭萬長就職副總統之後，就被博鰲論壇列為管制對象；同時，台灣能不能在「中華台北」參與世衛大會之後，繼續挺進，申請「加入」世衛組織，北京那道嚴密的外交防線勢必浮現。
據稱，在「連胡會談」發表五項共同願景後，因胡錦濤對連戰承諾，在兩岸恢復協商後，「優先討論參與世衛組織活動的問題」，北京外交研究機構，近年即積極探索各種可行性方案，但最關鍵的考量是：要有「可控性」。
北京外交圈考量的所謂「可控性」，就是指得以「逐年檢討」、「逐年邀請」，如果兩岸政局出現緊急情況，還得以適時停止現有的運作機制，不至於讓台灣在國際組織和外交領域「得寸近尺」，增加中國外交作為的困擾。
基於現實國際因素，在台灣爭取參與過程，兩岸外交官員在ＡＰＥＣ資深官員會議（ＳＯＭ），及二軌的國安與外交研究智庫對話過程，都曾溝通合理的邀請參與程序，「陳馮富珍致函邀請」正是彼此都可接受的妥協方案。
同時，因「中華台北」是台灣參與ＡＰＥＣ與國際奧會組織的既有名稱，也是美國、日本、歐盟等國際社會可接受的模式，在兩岸當局透過權威管道進行溝通後，就成為北京對台灣參與世衛大會所能承受的「外交底線」。
對中國來說，這道底線是必要的，也絕對堅持，因攸關「兩個中國」的爭議，可能危及中國的國家利益；對台灣而言，台灣不僅想參與世衛大會，更想加入世衛組織，這道底線也難以阻絕台灣社會想參與國際事務的主流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