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中國政府最困難的問題一直在於應付大約六千位罹難兒童的父母（見圖，美聯社）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發生的悲慘地震，其第一個周年紀念是為評價中國政府在面對此艱鉅挑戰中表現之適當時機。中國政府的作為於許多層面上似乎可圈可點。
中國政府最困難的問題一直在於應付大約六千位罹難兒童的父母；這些兒童在學校倒塌時去世，即使鄰近建物通常仍挺立著。起初，姑且不論以前對學校一直施工低劣的廣泛懷疑，由政府支付短期慰撫金並賠償那些父母因為失去通常是他們獨生子女之損失，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
一開始賠償數額是問題所在，罹難兒童的父母曾進行協商、上訪、抗議、接受媒體記者採訪、與嘗試對政府、官員、及據稱偷工減料建造「豆腐渣」教室與宿舍的建商提出控訴。擔心飯碗與政治責任的地方官員曾亟於試圖強制推行「和諧」，並防止受害人將他們的訴求帶到省會成都或甚至北京。最後，大多數的父母於勸誘下去接受相當於一個小孩大約八千八百美金的賠償，再加上一些退休福利；惟條件是他們同意停止鼓動及法院訴訟。
然而金錢並非這些受害父母主要關心的事。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仍持續要求還給枉死的小孩一個公道－－意味著至少對七千所左右的學校倒塌原因進行公平且完整的調查，以及公布一份死難者名單。政府當局曾承諾此等調查，而一個早期的中央政府報告亦承認了學校建築通常施工不良。
可是官方很快地改變了立場。四川省政府否認曾有任何施工不良的學校工程。一位資深的北京規畫部門官員也報告說沒有證據顯示建築計畫中有任何過失，並宣稱不可能檢驗毀損的建築結構。官員敦促抗議者繼續他們的生活，特別是如同一些人已經做的一般，嘗試去再生一個小孩。
許多父母拒絕被轉移焦點，他們堅持要求一個可信的調查，使政府與人民因此不僅可以從過去的錯誤中學到教訓，也可以追究責任並進行改革。他們相信劣質建物導因於成本削減、腐敗、與地方官員的無能，或甚至是來自中央政府基於經濟利益考量而去低估安全重要性的指示。
許多人懷疑政府刻意掩飾。然而他們突破政府沉默之牆的努力所獲致之唯一進展，僅在於政府遲來的死亡學生人數估計的公布，而該估計亦缺乏細節。迄今沒有任何訴訟已被法院受理，而且公益律師已經被警告不要插手。散布資訊的維權者亦已被以「散播謠言與擾亂社會秩序」、「顛覆國家政權」、與「持有國家機密」的罪名加以監禁。
調查記者一直被壓制。外國記者被當作「外來的煽動者」而被一再地騷擾。罹難學童的父母已經被命令要拒絕採訪，違者將被逮捕。幫助勇敢的藝術家艾未未搜集並發布死亡學生姓名與詳細資料的志願者已被制止。最近一些決心至北京上訪的父母雖突破了旅行的障礙，結果卻被強迫遣回家鄉中為處理新流感而設的醫護監禁機構內監禁。
儘管在地震之後曾有的短暫公開透明，以及有此前公布的中國第一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與官方有關「人民有知的權利」之若干聲明，惟實際上對中國政權而言，要克服政府機密的中國傳統觀念是困難的。如同美國已在包括如甘迺迪總統遇刺、九一一攻擊事件、與卡崔娜颶風等重大災害後進行般之具可信度、公開、並以資回應公眾壓力的政府調查與報告，對中國領導人而言似乎是無法想像的。他們差勁的隱瞞，與台灣政府處理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形成強烈的對比。台灣政府的處理啟動了即時的官方調查，而該等調查顯示了偷工減料的建築與官員的瀆職如何造成了無謂的死亡與毀損，並因此促成安全法規的強化與對應負責任者之民刑事追訴與賠償請求。
此外，在台灣與美國未受壓制的媒體與市民組織補充、有時甚至替代官方調查；兩地獨立法官的司法審判亦揭發違法行為。
中國不允許前揭表達公眾不滿、強化責任制度、與改進公共安全的任何途徑，亦不容許除了一些鄉鎮之外的自由選舉。此舉實非「和諧」之良方，反終將成為政治地震之誘因。該等政治地震於芮氏規模將會有幾級呢？
（孔傑榮Jerome A. Cohen，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共同主任，「外交關係協會」兼任資深研究員/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研究員宋名晰編譯。本文英文版（完整版）請參http://www.usasialaw.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