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思-問題在政治

2009/05/18

 在台灣的任何人,似乎都無法迴避統獨爭議,連遠道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也不免被問到這個問題,他的回答非常符合經濟理性,「台灣沒有理由不與中國這個大國改善貿易關係。」

 但是,任何和兩岸有關的事務,都不能純粹以理性看待,事實上,恐怕多數的人類事務都是如此,克魯曼二○○七年出版的《下一個榮景-政治如何搭救經濟》一書,針對美國愈來愈不平等,克魯曼提出了傳統經濟學所認定的「異端邪說」,政治作為才是經濟不平等的主因。他認為,美國戰後的中產階級社會,並不是戰後經濟起飛的自然產物,而是羅斯福新政大幅提高富人稅、建立社會福利及對工會運動寬容的結果。

 這個看法和歷史學者霍布斯邦「英雄所見略同」,針對二戰後美歐三十年高度經濟發展的「黃金年代」,他認為,這是經濟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政治兩大聯姻的結果。

 克魯曼所大力鼓吹的全民健保政策,同樣也是政治的產物。在《下一個榮景》一書中,他提到一九四六年時,杜魯門曾有意推動加拿大式的全民健保,但功敗垂成,當時並不像後來,美國尚無龐大的保險公司等利益團體反對,之所以失敗,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南方各州的政治人物擔心,醫療保險可能會迫使該地醫院取消種族隔離,因此,即使健保對較貧窮的南方是有利的,但對南方的政治人物來說,「不讓黑人進入白人醫院比提供貧窮白人醫療保險更重要」。

 種族主義打敗經濟理性,真是駭人聽聞!比較不這麼負面的例子是,過去二十幾年發展出來的行為經濟學也認為,人類作決策時,經濟理性並非總是占上風,人類學者在各地進行的一種「最後通牒遊戲」(ultimatum games)顯示,人們認為自己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時,寧願自己損失,也要懲罰對手。

 當經濟理性無法主導一切時,如台灣這樣藍綠對立的社會,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不但「何謂正義」有兩種說法,常常是連事情的真相,也有兩套版本。這也是為什麼,克魯曼一趟台灣行,也不免被找來當「解人」的緣故。

 在民進黨五一七遊行的這一天,對岸的國台辦也適時放出八大利多,但是中國時報民調卻顯示,傾向獨立的民眾已上升到三成三,看來,民進黨不用太擔心,兩岸經濟的密切交流,和兩岸走向統一,未必是同一件事。

建議標籤: 

臉書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