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秀賢的社運筆記之二:揭開農業的「國家委託」本質

2009/05/21

陳秀賢

編按:1991年7月15日在倫敦舉辦的七國高峰會議中,農產品貿易問題是討論主軸之一。當時,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正準備以開放日本國內稻米市場,作為減輕美國壓力的擋箭牌。為此,「全日本農民組合連合會」(全日農)於同年7月2日在日本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總鬥爭大會」,有包括農民、勞工、消費者等組織的近5萬群眾參加。當時,陳秀賢擔任「台灣農民聯盟」秘書長,全日農特邀請陳秀賢與會,並代表台灣農民發表演說。本文即是陳秀賢在大會中發表的演說稿。

近幾年來,包括來自國際與國內的壓力,正廣泛地衝擊著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業部門。

農業遭受蹂躪的歷史過程

以台灣而言,在國際上,持續面對著以美國為主的農產品出口國的壓力,要求取消農業保護與價格補貼的聲音有增無減;在國內,反映出工商業資本集團之利益需求的經濟政策,長期以來持續打壓農產品價格,放任商業資本經由層轉的中間剝削侵蝕農民利益,至於數年來歷次的天災人禍,更使得農村經濟破產的事實表露無遺。

農業部門在台灣總體經濟發展進程中的輸血貢獻,殊少獲得討論與重視,僅有在最近農運團體「台灣農民聯盟」發表的文件中,首度以「歷史性債務」的名稱,將這一輸血貢獻具體地指陳了出來。儘管如此,農民階級的聲音仍是薄弱的,大眾傳播媒體寧可炒作農保每月虧損2億元的新聞,卻不問這種虧損是否有著歷史角度的合理性──這種種,不禁要令人問道:農業,究竟面對著什麼樣的歷史處境,竟須如此地遭受政治、經濟、意識型態等各方面的壓制、扭曲、與顛倒?

事實上,台灣農業的衰敗,體現了多股國內外勢力對農業部門交相蹂躪的歷史過程:

1.二次大戰後,國民黨政權在軍事戒嚴的內戰體制下,視農產品為戰略物資,農業增產,糧價打壓,為全面性社會控制奠立了物質基礎。

2.在以農養工政策下,農業部門成了台灣經濟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榨取對象,經由資金轉移、隱藏稅賦、壓低糧價等手段,農業長期向工業部門與總體經濟發展輸血。

3.在國民黨與壟斷資本集團結合而成的新統治聯盟中,糧價為照顧工業生產成本而持續壓低,農民的農業生產所得未見提高,農產品價格亦無法分潤給生產者,反遭商業資本所霸佔的中間運銷侵蝕瓜分,形成了所謂生產者與消費者兩頭瘦小、中間層肥大的中間剝削現象。

4.美國為了紓緩國內階級矛盾,以其一貫的帝國主義強勢姿態,意圖撞開其他國家的農產市場大門,國民黨政權在這股壓力下,持續讓步,喪權辱國的「中美食米協定」的簽訂與履行,以及其後對台灣稻米生產的打擊,正集中地表現出帝國主義勢力對弱勢國家內部農民階級的欺凌。

農業做為「國家公益產業」而存在

如今,農業在各個國家的政府眼中,普遍被視為維持社會安全與生態平衡的必要產業部門,基於這樣的考慮,必須維持一定的農業生產人口與農地,農業係做為一種「國家公益產業」而存在,國家為了整體利益而需要農民與農地,這也就使得農民的生產活動帶有了社會公益的性質。

換句話說,在國家與農民的農業生產之間,事實上存在著一種「國家委託」的性質,這種國家委託的性質正真真確確地存在於政府官僚的施政規劃中,也存在於諸如限制農地買賣或禁制變更地目等等的政策法令中。只不過,這種委託關係是以一種秘而不宣的隱晦形式表現出來的。這種隱晦的委託關係,既將農民綑綁於農業生產中,又讓農民階級得不到合理的利潤與所得;既將農業視為國家必要產業,卻又讓農民束縛於小生產者的社會位階,讓農民自負天災、人禍、產銷失衡等等的虧損與衝擊。

政府透過隱晦的委託關係,要農民集體從事於公益性的農業生產活動,卻在對待農民經濟收益與福利時,放任農民個別地自生自滅。委託關係中的雙方:政府與農民,正處於極端不平等的位階上;委託關係的隱晦存在形式,使得政府逃脫了在該關係下應負的義務與責任,提供了國家繼續壓榨農業與農民的制度屏障!

揭露這一「國家委託」的本質,及其隱晦形式帶給農民的剝削與壓迫,並進而思索農業改造的方向,是當前台灣農民運動的主要課題。如何讓那實質上存在、形式上卻隱晦的國家委託關係具體化、落實化為法政制度,彰顯農民階級的受委託性質,並讓農民獲得相對等的待遇,則將是下階段農運抗爭的主要目標。(1991年7 月)

陳秀賢畢生致力農民街頭運動,反對帝國以及階級壓迫,並在農民走上街頭時,以行動劇反對西方強權打壓台灣農業。(圖/台灣農民聯盟 文/王靖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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